前段時間，一條有關股神沃倫·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的新聞刷遍全網：老股神宣佈撤回要在死後將全部財產捐給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決定，而將自己價值1300多億美元的資產全部留給三個兒女自行分配。

而沃倫·巴菲特上一次做出捐贈全部遺產的決定，正是因為2006年孫女妮可私自接受了一部揭露美國最富有家族的紀錄片《百一家族》的採訪，引起了他的不滿。一氣之下，沃倫·巴菲特不僅公開剝奪了妮可作為巴菲特家族合法後代的繼承權，繼而又做出了捐贈遺產的聲明。

18年過去，在巴菲特家族都發生了什麼？妮可作為世界前首富的孫女，她是如何長大的？在這樣一個聲名顯赫的家族，她是在18歲才被家族正式收養的養女，又會在物質和精神上帶給她怎樣的影響？

沃倫·巴菲特的節儉人盡皆知，而妮可的成長軌跡也算不上是一個典型的“富三代”應有的樣子：她不是血緣上巴菲特家的孩子，她和父母都從事了藝術工作而非金融投資，她既沒有百萬信託基金，也沒有巨額的零用錢。讀藝術學校期間，為了還車貸還要靠兼職給其他（還沒有巴菲特家族富有的）富人家做保姆賺錢……

但她同時又享有身為“巴菲特”的諸多特權，不管是作為藝術家還是作為一個女兒，她都是在這個時代擁有某種可以通行的特殊權利的幸運兒。

本期Green BAZAAR #情感可持續，妮可和我們聊了很多關於家庭、成長和藝術的話題。面對那些關於血統和家族私密、關於特權和社會責任，關於當代藝術的精英特徵等等，妮可都以一種溫和而坦率的姿態一一給予瞭解答。

“無條件的愛”，妮可反覆說到這個詞。我們才意識到，作為巴菲特家族的一員，這才是在一種富足包容的環境下長大的人才能擁有的，最奢侈的東西。

我媽媽在我3歲半的時候遇到了我爸爸——彼得·巴菲特（沃倫·巴菲特最小的兒子）。

當時，我媽媽是一個單親媽媽，剛創辦了阿爾瓦滑板公司。她非常有商業頭腦，創辦過很多公司，還是個歌手。那時，她帶著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住在加利福尼亞的拉古納海灘。巴菲特家也在那兒有一套度假別墅，每年會花很長時間住在這裡。

我媽媽和我爸爸的妹妹是最好的朋友，當我爸爸和媽媽相遇後，他們就墜入了愛河。在我4歲那年，他們有一天回家告訴我，他們剛在市政廳結婚了。

無憂無慮的童年

妮可和家人一起在遊樂園

我小時候的生活和其他孩子並無二致。4歲到11歲期間，幾乎每個聖誕節都會和祖父巴菲特一起度過，春假期間還經常去他位於奧馬哈的家做客。但我也確實慢慢意識到我們家的特殊性，比如我們一家人會去摩洛哥過聖誕節。20世紀80年代，家裡有一個音樂工作室，那時只有我爸爸、當時最火的音樂人霍華德·瓊斯（Howard Jones）和史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一樣擁有非常專業的混音裝置。

大概10歲的時候，我在雜貨店看到祖父上了《福布斯》雜誌。但當時沒有人告訴我“你祖父是個百萬富翁”。我的祖母每年會有一天帶我們去購物，在那一天，我們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東西，那感覺就像是中了彩票一樣。但一年只有一天，就在那一刻能很細微地感受到我們家庭的特殊性。

我和我的祖母蘇珊·湯普森（Susan Thompson Buffett）關係非常親密，即使我們沒有血緣關係。她是我藝術創作的最大支持者。

我很幸運，從7歲起，我就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名藝術家。我爸爸給了我一台唱片機。我一邊聽唱片，一邊臨摹唱片封面，就這樣學會了畫畫。雖然我普通科目成績一般，但藝術課是最好的學生。

大學期間，我去了舊金山藝術學院學藝術。我以前的繪畫都偏具象。但是本科的時候（1999年），我自己發起了一項獨立研究，去印度研究快瀕臨滅絕的印花紡織工藝。我的祖母很支援我，她贊助了這個項目。

我當時主要在印度齋浦爾，我原以為我會畫具象畫。但是那裡城市的質地、色彩和氣味給了我非同尋常的感受。我決定嘗試把它轉換成一種能量、一種感覺，而不是一幅畫。我把自己從三維空間中抽離出來，畫非常平面、二維的設計，非常精細的線條。我把整個過程當作冥想和精神體驗。我也把當地的元素帶入了我的作品，例如香料、肉桂甚至是泥土和花。

自然元素的提取也一直延續到我現在的創作中。我的作品中會有原始森林中經雨水滋潤的草葉、加州海岸邊被海浪衝洗的泥沙，這些自然的肌理能更直接地表達我的生命體會。

2004年，我的祖母因病去世了。我很難過，我當時就做了一件作品《她的骨頭是我的骨頭》 (Her Bones Are My Bones) 。我將自己的悲痛完全轉換到了創作中。當她不在了，我該如何懷戀她？在創作過程中，我也慢慢釋懷。

我最近在做的大型裝置是“守護者”，我用泥土捏成了333個圓球。我觸摸泥土，慢慢將它們捏製成形，我完全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與泥土接觸的過程中，我也在尋找自己。這件作品這次也蘇州的嘉德·宥愛藝術中心展覽“妮可·巴菲特：療傷一代”中展出。

我與巴菲特家族的關係的轉變都源於紀錄片《百一家族》（The One Percent）（2006）。

2006年，我在洛杉磯的聚會上認識了紀錄片導演Jamie Johnson，他是美國強生家族（Johnson&Johnson）億萬財產的繼承人。他跟我說起他拍過一部紀錄片《生為富人》（Born Rich）（2003）。我知道我祖父非常喜歡那部電影。所以，當時Jamie Johnson問了我很多問題，我並沒有拒絕。

他問我：“你有信託基金嗎？你肯定有好幾百萬。”我說：“不，我沒有信託基金。”他仍然不相信我，以為我在撒謊。我說：“不，我真的沒有。”

他接著問：“那你怎麼還能這麼開心？”我回答說：“當然開心啦，我是個藝術家，生活得很好，還有很多朋友，有什麼可不開心的呢？”

這在他看來簡直不可思議，這也成了他想在紀錄片裡採訪我的初衷。這次採訪很順利，我完全沒有想到它會引來這麼大的波折。

電影發佈後，我祖父的反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公開和我斷絕了關係。

恰恰在那個時候，我們家裡也發生了大的變動：我的祖母大約在我接受紀錄片採訪的前一年半去世了。她是維繫我們家庭成員的紐帶，能將大家庭凝聚起來，她的離世讓我們當時的家庭變得有些疏離。沒有她，大家不知道如何重新聚在一起。

這個事情也一度讓我很迷失。

我祖父沃倫·巴菲特是一個非常注重隱私的人，所以我當時在紀錄片中公開自己的生活，讓他很難理解。事情發生後，我和我的家人，還有祖父對話過，告訴他們我想分享自己的故事，請求他們的原諒。

現在我們的關係已經緩和了。最近，我的祖父讓他的助理給我發了一封郵件，說他為我的成就感到驕傲，因為我一直堅持我的藝術家道路。

紀錄片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它打破了一些未曾明說的禁忌。現在我的父親、家人都在公開場合出現，這在我家已經不再是那麼大的禁忌。我認為我的家庭，包括我的祖父，都開始意識到我們有義務出現在公眾面前。因為人們總會問我，成為巴菲特是一種什麼感覺？作為你自己是什麼感覺？

我一直被定義為“我是一個被收養的孩子”。但是沒有血緣關係並沒有困擾我們的家庭關係。我的父母在我16歲的時候就離婚了。我的父親在我18歲時還是收養了我。因為他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方式將我們的父女關係正式化，向世界宣佈：這兩個是我的女兒，她們是合法的，她們是真實的。

也許我和家人的這種紐帶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的。但重要的是，這種力量給予了我自信，即使在我經歷過這一系列事情後，我也一直清楚地知道我是誰，我來自那裡，我愛我自己，我愛我自己的身份。

這是愛和關心的力量。

很多人問我是不是因為沒有金錢壓力，我才可以學藝術、當藝術家。

我的祖父很大方地為家裡的孩子們支付了學費，但除此之外我們都要靠自己。我記得有一次，我搬到校外公寓時，想請祖父幫我買套被縟，我打電話到他辦公室，他的秘書跟我說：“你知道規定是什麼：只能用於學校開支。”

我20多歲的時候，我就是一名年輕的藝術家，負擔不起有線電視和醫療保險，自己付房租、付車費、付電話費、買食物，自己負責所有事情。

一旦你成為一名藝術家，你就永遠是一名藝術家。

拍攝紀錄片期間，我住在伯克利，我當時想買一輛本田的車，但每個月要還車貸。為此，我開始了每周3-4天的兼職工作。那時我和另一個搞藝術的朋友住在一個很棒的倉庫裡，也一直在創作、賣畫和辦展覽，但這個過程中有很多的不穩定性。有些月份我可能會賺8000美元，但不是每個月都這樣。

除此之外，我還會當保姆，這是一份穩定的收入。當時，我真的很喜歡這份職業，這種工作不干擾我的創作過程，沒有壓力，我也喜歡和孩子在一起。我的僱主家庭是非常專業的收藏家，他們尊重我作為藝術家的身份，也理解我去做保姆的選擇。

有人會問我為什麼不在畫廊工作，因為我不想做圍繞別人的藝術所展開的工作，我只想專注於我自己的藝術。

我喜歡將掙錢的需求與賣自己的作品分開，並擁有穩定的收入。我覺得藝術家的價值並不能和是否賣出作品掛鉤。

我現在做的藝術很多和“療愈藝術”主題相關。“心靈療愈”的概念在西方的富人和中產階層很流行，也有人問我“心靈療愈”的創作是不是只存在於某些特定階層。但我覺得每一天都是一種藝術實踐：你早上做什麼？你的早晨是什麼樣的？你會泡茶嗎？你會靜坐冥想嗎？你會散步嗎？我認為生命力有一種（超越藝術的）美德。

我希望人們用直接的體驗去感受藝術。不需要引用歷史，只要告訴我你的感覺。 (Green BAZAAR芭莎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