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總統拜登宣佈退出2024年總統大選時，副總統卡馬拉·賀錦麗的名字才開始真正進入人們的視線。就像人們戲稱的那樣，美國副總統的價值往往只有在總統無法履行職責時才會顯現。

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中，賀錦麗的形像是一塊可以錦上添花的“招牌”。她是女性，是非裔、南亞裔美國人，她看上去充滿活力。當潛在選民看向賀錦麗時，即便他們不瞭解她，他們也會看到他們想要看到的東西。

拜登也清楚這一切。這也是為什麼即便他在2019年民主黨內初選時被賀錦麗的提問搞得下不來台，仍在成功當選總統後選擇了賀錦麗作為自己的“左膀右臂”。

但在美國，沒有那個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會以成為美國副總統為政治目標。況且對於賀錦麗來說，做副總統這份工作也有些過於拘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她都被拜登排除在關鍵議程之外。

但在成為副總統之前，她是雷厲風行的明星檢察官，是參議院的進步鬥士。以至於在賀錦麗當了副總統後，很多熟悉她的人都在說，那個辯護人“卡馬拉”去那了？那個“愚蠢的反對者”卡馬拉在那裡？

但在賀錦麗眼中，那個“她”，一直沒有變過。只是站在拜登身邊時，她需要“自我收斂”。直到不能看上去真的在為競選總統做準備的她，在最後關頭挺身而出。

現已得到美國參眾兩院民主黨領袖支援的賀錦麗，將要踏上一段新的征程。當她需要獨當一面時，也許不少人會開始在心中犯嘀咕——美國到底有沒有準備好迎來一位有色人種女總統。當然，更讓人好奇的是，她是否能成為那個可以真正向川普發起挑戰的人。

印度教女神

在自家居住的公寓大樓前，13歲的賀錦麗帶領妹妹瑪雅發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示威活動——要求取消禁止孩子在公寓大樓前草坪上玩耍的政策。

通過聯合其他居民，她們最終成功改變了公寓管理層的決定。

這樣勇於抗爭的性格，也許來源於賀錦麗父母的基因，但更可能受益於她母親沙馬拉·戈帕蘭的良好教育。

賀錦麗的父母都是移民。她的母親沙馬拉·戈帕蘭是印度癌症研究員，也是一名民權鬥士；

她的父親則是來自牙買加的經濟學家唐納德·賀錦麗，在斯坦福大學經濟學院擔任榮譽教授。

兩人的結合有著時代的影子。當時，正值美國民權運動的高峰期，他們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研究生。在一次發生正在學校活動室的抗議活動上，正在激情澎湃發表演講的唐納德·賀錦麗吸引了戈帕蘭的注意。

這種激情，也啟蒙了兒時的賀錦麗。那時，他們經常帶著她參與抗議遊行，用賀錦麗自己的話來說，當時的她是“在嬰兒車上觀看民權運動”。

只是，賀錦麗父母的這段婚姻持續得並不長久，他們在賀錦麗七歲的時候決定離婚。在這之後，戈帕蘭便開始獨自一人養育賀錦麗與瑪雅姐妹兩人。

但即便孩子的父親不再陪伴在身邊，戈帕蘭也一直保證賀錦麗和她的妹妹能夠自豪地認同自己的雙重文化身份。作為一位印度裔女性，她接受了賀錦麗出生地奧克蘭的黑人文化，並確保兩個孩子既去黑人浸信會教堂也去印度教寺廟。

“我的母親非常清楚她正在撫養兩個黑人女兒......她知道她的第二故鄉會將瑪雅和我視為黑人女孩，她決心確保我們成長為自信、自豪的黑人女性”， 賀錦麗曾在她的回憶錄《我們所持有的真相：美國之旅》中這樣寫到。

在一個移民國家，與自己血脈根植的文化保持一種密切的連接，是重要的力量來源。也許這也是為何戈帕蘭為賀錦麗取名卡馬拉（Kamala）——意為“蓮花”，也是印度教女神拉克什米（Lakshmi）的另一個名字。“一個崇拜女神的文化會培養出堅強的女性”，這是戈帕蘭賦予自己孩子的美好祝福。

在洶湧的社會思潮剛襲來時，一位單身黑人母親能為自己的孩子提供如此豐沛的精神庇護並不容易。要知道，賀錦麗剛上小學一年級時，她所在的學校千橡樹小學才剛進入種族融合的第二年。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她都要從主要是黑人、工薪階層的社區乘車到位於富裕白人區的學校上學。

但這種根植於自己種族與文化中的成長經歷，也讓賀錦麗更明白自己前進的方向——為社區中的弱勢群體和被忽視的受害者發聲。

在加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成功獲得法律學位後，賀錦麗在阿拉米達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開始了她的職業生涯。在那裡，她專注於起訴兒童性侵犯案件。

在美國做檢察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家人們在最開始也不太看好她的職業選擇——在美國，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在刑事司法系統中往往遭受更嚴苛的對待。

但賀錦麗有著自己的想法——系統性的改變必須要從內部開始。只是，當人順著權力的階梯往上走時，這段旅程的底色從來不僅僅是黑白兩種顏色。

“進步的檢察官”

在賀錦麗成為美國副總統之前，她當了28年的檢察官，4年的參議員。從縣級、市級檢察官，到州級檢察總長，再到參議院議員，關於她的爭議與討論，遠比坐在拜登旁邊的位置上的來得多。

一方面，是她不斷打破的新紀錄。2003年，她當選為舊金山市地方檢察官成為舊金山市歷史上首位女性和非裔美國地方檢察官；2010年，賀錦麗當選為加利福尼亞州總檢察長，成為首位擔任這一職位的非裔美國人和女性；2016年，她當選為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位當選參議員的非裔美國女性。

在相當程度上講，她一直是一位開拓者。

另一方面，是她難以被定義的行事風格。在更多時候，賀錦麗看上去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自由派和進步派，但她的檢察官記錄卻夾雜了不少其他成分。

“與其說是檢察官，其實更像一名警察”，對賀錦麗檢察官生涯持批評態度的人，往往會這樣說。

說到警察的社會聲譽，往往比檢察官好不到那裡去。因此，當人們把“更像警察”作為一種批評時，他們更多地是講這些人對權威的不容置喙，對權力邊界的曖昧態度。

這一點，在賀錦麗在舊金山擔任檢察官時尤為明顯。在她擔任地區檢察官的前三年裡，舊金山的定罪率從52%上升到67%。

她不光加大了對公共飲酒、乞討和塗鴉等輕罪的打擊力度，還在2010年公開支援一項備受爭議的法律——該法案規定如果父母的孩子一年內無正當理由缺課超過10%，父母將被定為輕罪，可被處以最高2000美元罰款，或最多一年監禁，或兩者兼施。

不用多費心，人們便能猜到這些舉措對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家庭造成了多麼不成比例的影響。

更大的醜聞是，當一名技術員從檢察官的犯罪實驗室偷走了可卡因並處理不當證據時，賀錦麗試圖對此保密且未能通知辯護律師。在法庭，她沒有承認實驗室的腐敗，而是回擊並指責法官有偏見，這導致約一千個毒品相關案件被撤銷。

這些舉措確實和“進步”二字扯不上聯絡，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賀錦麗在做這些事的同時也在努力踐行她最初的承諾。

在擔任舊金山市地方檢察官期間，賀錦麗重新定位了針對青少年賣淫的執法方式——將女孩視為受害者而非賣淫罪犯。她還主張通過提供康復和支援服務，幫助這些女孩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此外，她公開支援同性婚姻，並在2013年加州恢復同性婚姻合法化後，親自主持了同性婚姻的儀式。在後來進入參議院後，推進LGBTQ+ 社區的權益也一直是她努力的方向。

在她擔任總檢察長期間，她建立了“開放司法” （Open Justice）線上平台，使刑事司法資料向公眾開放。該資料庫通過收集警方拘留期間的死亡和受傷人數資訊，有效提高了警方的問責性。

可以說，賀錦麗這二十多年的檢察官生涯，難以用“左還是右”“好還是壞”來評判。當作為地方檢察官的賀錦麗身為這個系統中的一部分時，是更多的追求社會正義，還是在上級壓力下專注於提高案子的定罪率，對她來說，永遠是走一塊蹺蹺板。

當然，當她希望成為這個系統最高層級的管理者時，這一難度係數更會直線上升，因為每位總檢察長都要為國家權力和警察特權而戰，這是工作的一部分。

人們也許可以理解賀錦麗的難處。但這種理解不是一種不講究原則的諒解或是寬容。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當賀錦麗有機會走到更高的位置上時，她將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如何向公眾闡明自己個人價值觀與日常工作之間的衝突。

在進入參議院，乃至後來參與民主黨內總統候選人競選，賀錦麗一直試圖讓選民看到自己的“身不由己”，或是儘量降低過去具體工作經歷的存在感，但這種避重就輕，嘗試讓所有人滿意的態度，其實是一種失責。將要衝擊總統之位的賀錦麗，也許需要盡快找到那個闡釋自己故事的新方式。

畢竟，做總統要面對的身不由己，比當檢察官要多得多。

一直如此

對於賀錦麗來說，當副總統的經歷也許是一次重要轉折——這一職位讓她卡在了一個尷尬的位置，但它帶來了看問題的新角度。

儘管賀錦麗在多個政策領域表現出積極參與的意願，但她在任期內未能實現任何顯著成果。這一表現讓她備受批評，但就像佩洛西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的那樣，“人們總問為什麼賀錦麗不做這個，或不做那個，因為她是副總統，就像這個頭銜表明的那樣——不需要做這麼多”。

雖然這讓人感到無奈，但卻是一種職責。很多人並不明白這一點，但這些聲音讓賀錦麗有所改變。

“我看到的是一個厭倦了試圖取悅所有人的黑人女性，她只是說，‘去他的，我不會讓每個人都滿意，我只需要做我自己’。當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拉蓬扎·巴特勒分享自己在老朋友賀錦麗身上看到的新變化時，她這樣說道。

什麼是做自己，也許是在這個有些透明的位置上專心做熱愛的事情。作為拜登的副手，賀錦麗被安排負責與女性選民、有色人種選民、年輕選民以及關心槍支改革的選民進行充分接觸，這是她的拿手好戲。

在這其中，賀錦麗又最為擅長捍衛女性的生育權。這也讓她在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直接成為拜登政府在生殖公正問題上的首席大使。而拜登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甚至不願意提及“墮胎”這個詞。

在這一案件判決草案洩露的第二天晚上，賀錦麗在艾米麗名單組織的晚會上發表了主題演講。“他們怎麼敢這樣做？” 賀錦麗帶著無法抑制的憤怒望向在場的人，“他們怎麼敢對一個女人的身體指手畫腳？”

這一場景，也許會讓一些人想到2018年賀錦麗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佈雷特·卡瓦諾確認聽證會上的表現。“你是否認為有任何法律可以賦予政府權力決定一個男人做什麼是合適的，關於他的身體”，在整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面前，賀錦麗將這一問題拋向了這個在諸多涉及個人自由和生殖權利的案件中持保守態度的法官。

而卡瓦諾對此問題含糊其辭的回答，也進一步引發了公眾對他在這些關鍵問題上所持立場的質疑。

可以說這樣雷厲風行的檢察官性格，成就了賀錦麗的高光時刻。

與此同時，當賀錦麗有機會走出華盛頓時，她也越來越感受到了一種自在。“我想和人們在一起，我想傾聽他們的聲音，我正在做更多這樣的事情，我很享受這樣的生活”，在2024年開啟多布斯案周年紀念之旅後，賀錦麗可以說是風光無限。

“真實性對選民來說非常重要，人們必須知道他們看到的是真正的你”，美國智庫“美國進步研究中心”主席帕特里克·加斯帕德這樣說道。他一直是賀錦麗堅定的支持者，兩人在為歐巴馬工作時結識。

在今天，真實是一種可貴的品質。成為總統，不需要討好所有人，只需要給出明確的競選理由與完整的競選綱領。對於賀錦麗來說，如果她能以更坦蕩的態度面對自己做檢察官時的經歷，也許會成為她迎戰川普的重要資產，特別是考慮到川普並不光彩的諸多記錄。

更為重要的是，川普是一個殘忍的敵人。自拜登在全國辯論表現不佳後，川普便一直在抨擊賀錦麗，還將賀錦麗稱為“大笑卡瑪拉”（Laffin' Kamala）。

給競爭對手起外號，是他特有的一種羞辱方式，他也一直懂如何穩准狠地攻擊一位女性的公眾形象。

關於賀錦麗的大笑，早在多年前就被剪輯進各類惡搞視訊，並得到快速傳播。在一定語境下，一個女人如果在公共場合笑的太“誇張”，代表著她不懂如何做好她的工作，而川普並不介意對這種偏見再推波助瀾一把。

但很可能會讓川普感到遺憾的是，賀錦麗並不是他口中可以隨意捏造的一個“神經質黑人女人”。她確實需要盡快敲定合適的競選搭檔來平衡自己的劣勢，需要有更明確和一致的政策立場，但目前來看，她的勢頭不錯。

根據7月24日路透社和市場諮詢公司益普索發佈的聯合民意調查，賀錦麗還領先了川普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雖然其他機構的民調結果顯示川普在支援率上領先於賀錦麗，但這種領先也在逐漸縮小。

這或許像很多專業分析說的那樣，很可能只是一種短期效應，但人們無法否認，時代的風已轉向賀錦麗。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