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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World Bank）：中國經濟簡報：超越房地產的增長：週期性上升與結構性挑戰（中）
從中期來看，生產率增長放緩、高債務水平和人口老齡化將拖累中國GDP增長。預計2025-26年GDP增速將放緩至平均4.1%。造成增長下降的因素包括生產率增長放緩、投資效率下降以及公共和私人債務增加（2024年3月，非金融部門債務達到中國生產總值的309%）。隨著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上升和生育率持續下降，來自人口結構的逆風將會加劇，進一步削弱潛在增長率（詳情參見本期簡報的專題章節）。
減貧步伐——按世界銀行中等偏高收入國家每人每天6.85美元（2017年購買力平價）貧困線標準評定——在2023年加快，但隨後幾年將會放緩。按照中國的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美元（2017年購買力平價），中國已基本消除了農村極端貧困，但2023年估計還有17%的人口（2.43億人）消費水平低於每人每天6.85美元（2017年購買力平價）——即世界銀行跨國比較進展時作為參考的較高生活標準（圖10A）。按照這一較高標準，2023年有3000萬人脫貧，高於2022年的2100萬人（圖10B）。減貧步伐在這一更高標準下預計將放緩至2024年的2800萬人，2025和2026年的2200萬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年經濟增速預計將放緩。
風險
中國增長前景存在的上行和下行風險大致平衡。就上行風險而言，如果加大現有措施的力度並且有效地實施這些措施，配合果斷的政策行動促進房地產業重組，可能有助於恢復居民信心，並比預期更早地穩定房地產業。由中央提供資金的超預期財政支出有可能推動公共投資超過基準預期。如果結構性改革——特別是私營部門的結構性改革——取得進一步實質性進展，將提振投資者情緒，促進生產率增長，提高潛在增長率（見下文）。就下行風險而言，如果房地產業的復甦進一步推遲到2024年以後，可能會拖累投資，並給開發商、其債權人和供應商帶來巨大的財務壓力。房地產業的財務壓力可能會蔓延到更廣泛的金融領域。這會進一步擠壓地方政府的收入，抑制公共投資。房價下跌的時間超過預期，會對家庭產生負面財富效應，再加上勞動力市場不如預期，可能會導致信心和支出更加持續疲軟。
雖然出口復甦為短期經濟增長提供了支撐，但中國經濟仍可能受到全球增長放緩、金融條件緊縮持續時間更長和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的影響。如果發達經濟體通膨回歸目標水平的處理程序放緩，其貨幣政策的寬鬆可能進一步延後。這導致全球增長速度低於預期，進一步壓低對中國出口的需求，進一步抑制了出口導向型行業的投資和就業。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帶來了額外風險，特別是在它們限制中國的關鍵技術進口、減緩有助於提高生產率的創新轉移並導致高科技供應鏈脫鉤的情況下。另一方面，如果外部需求強於預期，尤其是如果美國經濟增長快於預期，可能會推動中國的短期增長高於基線水平。
政策考慮
如果下行風險成為現實，政府可以加大宏觀經濟政策支援力度。如果經濟失去增長勢頭，貨幣政策可以進一步放鬆。在財政政策方面，鑑於地方層面財力有限，將借款責任更多地轉移到中央將助於消減預算執行不足的風險。最近中央政府決定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並將資金轉給地方政府使用，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受歡迎的舉措。
管理房地產業的下滑和恢復居民信心不能僅靠短期的監管放鬆和流動性支援，還需要採取結構性方法。儘管政府已經採取了從需求側啟動市場的措施——包括放寬購房限制、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貸利率等，但未能打破房地產業的低迷局面。房地產融資“白名單”計畫和其他流動性支援措施已為有存續能力的開發商提供了部分融資。最近宣佈的支援庫存去化的措施將增加經濟適用房供給，並有助於重新平衡房地產業的供求關係。然而，居民信心的持續低迷和流動性支援措施執行不力凸顯了實施供給側舉措的迫切必要。例如加快陷入困境的房地產企業的重組，將資源重新分配到更具生產力的用途上，允許更大的價格靈活性以刺激住房需求，並加強對住房預售制度的監管以提振購房者信心。
市場導向的改革對將資源分配給生產率更高的用途、避免某些行業的供需不平衡風險至關重要。投資的快速增長給需求增長趕不上供給擴張的工業部門帶來了產能與需求失衡的風險。汽車和機電製造等行業已經出現了市場根據需求變化做出調整的情況，但更積極地利用企業破產框架仍將促進難以為繼的企業有序退出、拯救有生存能力但暫時陷入困境的企業。[1][7]完善法律和制度框架、簡化重組程序、加強破產從業人員的能力等措施有助於完善破產程序，從而提高資源組態效率。
加快向碳中和過渡的政策可以促進對綠色技術的需求。通過擴大可再生能源投資和大力發展其他低碳技術，中國不僅可以朝著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雙碳目標邁進，還可以拉動內需，消化不斷增長的綠色技術產品供給。通過能源市場改革促進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整合、提高能效要求以及加強綠色政府採購也可為這方面的努力提供進一步支援（World Bank 2022）。
要更持續地提振家庭消費，需要在短期刺激措施以外進行改革，例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政府最近推出的汽車、家電“以舊換新”計畫可能會在近期為消費提供一些支撐，但短期的刺激措施不足以解決中國消費水平的結構性低下。可以在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和提高保障水平、採用更具累進性的稅制、將財政支出從基礎設施轉向人力資本投資、減少優質醫療和教育服務獲取的不平等等方面進行改革，這有助於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並推動經濟在長期走上更加持久和平衡的增長道路（World Bank 2023）。
III.專題：老齡化的中國——對經濟增長和不平等的影響
本專題初步探討了人口老齡化對長期增長和不平等的影響。以下部分通過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主要增長來源的影響，探討其潛在影響。下一節探討人口結構在不同維度上對福祉和不平等的影響，因為這兩方面對實現中國的共同富裕目標至關重要。最後一節提出對未來政策方向的一些考慮。
中國已成為老齡社會
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導致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中國的預期壽命從1974年的60.2歲提高到2021年的78.2歲。這是一個重大的成就。然而，生育率的下降也加速了人口老齡化。生育率從1974年每名婦女生育子女4.2個下降到2022年的1.1個。儘管出台了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的措施，包括在2021年從獨生子女政策轉變為三孩生育政策的政策改革，和財政激勵措施，但這些措施迄今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023年，中國成為一個老齡社會，定義為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佔總人口的15%-20%（圖11A）。在未來二十年裡，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上升到28%左右，而總人口預計將下降到13.5億人。
與其他發展水平較高的老齡經濟體相比，中國的人口轉型速度相對較快。計畫生育政策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導致1970年代生育率下降，從1968年的6.5下降到1980年的2.7。自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隨著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程度的不斷改善（特別是對女性），中國的生育率持續下降，1980-2022年間每名婦女的生育率減少了1.6個子女，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於日本的0.6，但慢於韓國的2.0。日本和韓國進入老齡社會時已達到高收入水平，擁有滿足老年人口需求的資源。而中國仍然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尚有一步之遙，但生育率已經低於日本（圖11B）。
在中國，上升的育兒成本可以說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驅動因素。據估計，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可能高達人均GDP的七倍，僅次於韓國（Liang et al.2024）。除了生育和撫養子女的直接經濟成本外，家庭還面臨產假、照看孩子、上下學接送、課後輔導、家務等時間成本，以及“母職懲罰”等機會成本——工作技能下降、錯過晉陞機會和工資水平下降。
中國各地區的人口結構存在差異。江蘇和上海等富裕省市的老年人口撫養比較高（圖11C）。而其他一些富裕省份，由於外省農民工的存在而使得人口結構較為年輕，比如廣東和福建（Glinskaya et al.2022）。雖然較貧困省份由於預期壽命較短和生育率較高而往往擁有比較年輕的人口結構，但一些較貧困省份，比如甘肅和四川，由於勞動年齡人口外流，也導致老年人口比例較高。從地理來看，東北地區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老齡化程度最高，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青海等自治區的人口則最年輕。
老年人口撫養比持續上升提高了總撫養比。隨著生育率急劇下滑，少年兒童撫養比也隨之下降，中國的總撫養比從1974年的79下降到2000年代中期的37左右（圖11D）。然而，雖然少年兒童撫養比在2020年代繼續下降，但老年人口撫養比穩步上升，2022年達到19.9，在老年人口撫養比的拉動下，總撫養比開始回升，2022年達到近45。由於這些動態變化，人口機會窗口——即由於工作適齡人口多、撫養人口少，從而最大化其勞動力的機會窗口——在持續了大約15年後已經結束。[1][8]
人口老齡化會抑制長期經濟增長嗎？
中國成功收穫了人口紅利。過去人口結構的變化，特別是總撫養比下降和勞動年齡人口增加，為中國帶來了人口紅利，推動了經濟增長。對人口紅利的估算存在差異，但在不同時期，其對GDP增長的貢獻在15%至25%之間（Cai and Wang 2005；Feng and Mason 2008；Wei and Hao 2010）。[1][9]然而，最近的分析顯示，1980年代至2010年代，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降低了人口紅利（Meng 2023）。
在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之時，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重要起來。如果不採取緩解措施，人口老齡化會導致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中國的經濟增速已經從2003-2012年的平均10.5%放慢到2013-2022年的6.2%。過去的增長動力——物質和人力資本積累、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近年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少（圖12）。人口老齡化將通過這些勞動力、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生產率管道影響經濟增長。如果不採取緩解政策和行為調整，老齡化會進一步縮小勞動力規模，降低居民儲蓄（這會減少可用於投資的資源，有助於經濟再平衡），給財政造成壓力，並對生產率產生不利影響。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勞動參與率降低，將減少勞動力供給。此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確保了勞動力成本優勢，加上自1980年代以來的城鄉遷移，將農村剩餘勞動力釋放到城市。然而，隨著剩餘農村勞動力被吸收，大部分成本優勢已然耗盡（Li et al.2012）。隨著工作年齡人口的減少，勞動力可能會減少。除非勞動參與率增加，否則根據估計，勞動力平均增長率可能會從2000-20年的0.3%下降到2025-45年的-1.1%到-1.4%。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從1991年的73%下降到2023年的61%，加劇了人口老齡化的影響。[1][10]
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力構成從青年人轉變為中老年人。一些研究顯示，與青年人相比，中老年勞動者的生產率較低，參與創業活動較少。因此，如果經驗的積累不能彌補中老年勞動者的知識貶值和體力腦力下降，那麼中老年勞動者的比重上升可能就會導致總體勞動生產率下降，並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率（IMF 2019）。然而，在中國，這一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力資本的增加所抵消。中國過去幾十年持續擴大的教育意味著年輕一代比即將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老年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Cao et al.2020）。2018-2022年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於此前幾十年。
中國的退休年齡與國際標準相比偏低，加劇了老齡化對勞動力規模的負面影響。按照1951年頒布的條例，中國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為55歲（職員）和50歲（工人），主要適用於城市居民，與國際相比偏低（Giles et al.2023）。在經合組織國家，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齡為64.4歲，女性為63.6歲。[1][11]退休年齡低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低於韓國和新加坡等其他東亞國家（圖13）。
除了對勞動力的影響外，老齡化還通過居民儲蓄和資本管道影響經濟增長。關於老齡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有多種理論解釋。一方面，在中國等處於人口轉型後期的經濟體，老齡化可能導致總儲蓄水平降低，這符合生命周期假說，即居民在工作期間進行儲蓄，退休後使用儲蓄，力求實現一生消費的平滑（結構效應）。[1][12]另一方面，老齡化也可能由於預期壽命延長，以及出於對下一代的利他遺贈動機，在整個一生中增加儲蓄（行為效應）。2014年、2018年和2022年三個時間段的居民調查資料顯示，中國的老年人群仍在進行儲蓄（也就是說至少70歲以上人群並沒有像生命周期假說所預期的那樣使用儲蓄），但低於處於職業生涯黃金期的中年人群（圖14）。在此基礎上，目前尚不清楚隨著人口繼續老齡化，結構效應還是行為效應會在總體上佔上風。
在各省份觀察到的儲蓄模式顯示，居民儲蓄率可能會隨著老年人口撫養比上升而下降。使用省級資料的面板回歸模型顯示，居民收入、老年人口撫養比以及養老和醫療保險是居民儲蓄率的重要決定因素（圖15）。高收入居民往往具有較高的儲蓄傾向，說明儲蓄率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居民總儲蓄下降與老年人口撫養比上升有關。在控制人口總數的情況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越多，居民儲蓄率就越低。這表明社會保障有助於降低家庭的預防性儲蓄。
居民儲蓄率下降可能減少可用於投資的資源，有助於經濟再平衡。由於已有的高額資本存量，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領域的資本投資已經出現了收益遞減（World Bank 2023）。因此，投資率的合理下降符合減少宏觀經濟失衡和提升效率的目標。促進經濟再平衡，從出口和投資驅動模式轉變為消費驅動模式，未必能帶來比疫情前更快的GDP增長，但會帶來更可持續的增長並減少金融風險。
老年人口撫養比上升與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相關聯。文獻中討論的各種原因包括：老年人往往創業精神較差，風險偏好較低，投資參與培訓的積極性較小，原因是他們從此類投資中獲益的時間跨度較短（IMF2019；Yao et al.2017）。Dou（2019）發現，人口老齡化與專利申請數量（衡量創新能力的有力指標）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在不同年齡組之間生產率存在倒U型模式，50-59歲年齡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通常在機構內擔任領導和指導角色，在中國生產率最高（圖16）。[1][13]
抵消人口老齡化對生產率負面影響的一種方法是利用創新和技術。Acemoglu and Restrepo（2022）使用美國的資料表明，老齡化與更大程度地使用和開發機器人相關。Deng et al.（2018）使用中國省級面板資料發現了類似的效應。中國已經在利用技術促進生產率增長。2022年，中國的工業機器人安裝量佔全球總安裝量的一半以上（圖17）。
個人偏好和需求隨著年齡增長而不斷變化，導致各行各業的需求變化和經濟的結構轉型。資料顯示，中國的醫療保健費用支出佔居民支出的比重從年輕人群的3.3%上升到老年人群的15.1%，而教育、交通和通訊費用支出的比重則大幅下降（圖18）。因此，人口老齡化營造了一種越來越青睞有利健康和舒適生活的產品和服務的市場環境，包括醫療保健服務、退休規劃和休閒活動，以及助行器和膳食補充劑等專業產品。這種人口結構的轉變也對住房市場、交通和休閒設施具有更廣泛的影響，以適應人口老齡化的需求。不斷變化的需求推動了新的“銀發經濟”產業的出現（專欄2）。
專欄2.中國政府對銀發經濟的指導
2024年1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意見》將銀發經濟定義為向老年人提供產品或服務，以及為老齡階段做準備等一系列經濟活動的總和，是旨在應對老齡化挑戰的國家戰略，要求政府、產業和民間社會在四個領域加強協作：
• 發展民生事業，解決急難愁盼。政策措施包括開展老年助餐服務、拓展居家助老服務，發展社區便民服務，最佳化老年健康服務，完善養老照護服務，提升農村養老服務，豐富老年文體服務。
• 擴大產業供給，提升質量水平。政府在中國規劃佈局10個左右高水平銀發經濟產業園區，利用自貿區、電商平台、購物節等平台，促進老年人消費，推動品牌化發展，開展高標準領航行動。
• 聚焦多樣化需求，培育潛力產業。措施將支援開發和利用資訊技術以及移動終端、可穿戴裝置、服務機器人等智能裝置，發展抗衰老產品、延緩老年病的生物技術以及便於無障礙環境建設的技術。
• 強化要素保障，最佳化發展環境。政策措施包括加強科技創新應用、完善用地用房保障、強化財政金融支援、推進人才隊伍建設、健全資料要素支撐以及打擊涉老詐騙行為。
《意見》旨在支援中國老年人口的福祉與生活質量，撬動老年人口的經濟潛力。最近一項研究預測，到2030年，老年人口總消費額將達到人民幣12-15.5兆元（Dang et al.2021）。另一項研究估計，2023年中國銀發經濟的規模約為人民幣7兆元（佔GDP的6%），到2035年將上升到30兆元（佔GDP的10%）（Ageing Research Institute 2024）。
老齡化也會給財政支出造成壓力。對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企業職工及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險的財政補貼水平已經很高。2023年，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的22.3%來自政府補貼，補貼額已達到2.5兆元人民幣（佔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9.1%，佔GDP的2.0%）（圖19和圖20）。預計隨著人口老齡化，這些支出還會進一步上升。
如果沒有財政支援，社會保障基金將會不斷出現赤字。如果各個年齡組的社會保障支出保持在目前水平，人口老齡化將會在長期內使社會保障基金的可持續性面臨風險。預計僅支付養老金一項佔GDP的比重就將從2017年的5.0%上升到2050年的13.5%-17.0%，具體取決於未來中國的待遇水平向經合組織水平靠攏的程度（Cai et al.2018；Glinskaya et al.2022）。中國社會科學院警告說，按照目前的趨勢，中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於2035年耗盡（Zheng 2019）。
老齡化會加劇不平等嗎？
除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外，中國的老齡化還可能加劇收入、消費以及更廣泛的福祉方面的不平等。就其發展水平而言，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對偏高。根據最新的官方統計資料，2022年中國的收入基尼係數為47.6，略高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比高收入經濟體高出幾個百分點。
來自中國的證據表明，在沒有其他變化的情況下，快速老齡化可能會加劇收入不平等。實證研究文獻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同齡群體內的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原因是在生命周期中積累的社會經濟劣勢，這與永久性收入假說相一致。[1][14]就中國而言，老年人口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於勞動年齡人口（圖21）。Hanewald et al.（2021）發現，老年人口收入不平等是由教育不平等（主要由出生地決定）和城鄉差距所導致的，這些因素決定了勞動年齡期間的工資水平和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這是至少有一人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居民家庭收入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圖22）。同樣，Chen et al.（2018）使用中國的代際重疊模型發現，老齡化會加劇收入和消費的不平等。[1][15]
[1][7]研究發現，運作良好的破產框架可以：（i）降低信貸成本，增加可用的信貸資源；（ii）提高債權人的回報；（iii）通過有效的重組工具幫助保留就業崗位；（iv）鼓勵創業（World Bank 2014）。
[1][8]撫養比根據聯合國人口資料進行計算。人口機會窗口按照聯合國的定義為：當“15歲以下兒童和少年佔總人口的比例低於30%，65歲及以上佔總人口的比例仍低於15%”時，人口機會窗口就是敞開的（United Nations 2004）。
[1][9]在一些亞洲國家，人口紅利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期間貢獻了高達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Bloom，Caning and Finlay 2010；Bloom and Williamson 1998）。
[1][10]這一下降的部分原因可能與結構轉型過程有關，工業化有利於男性就業，而收入增加使婦女不再為維持生計而工作。然而，儘管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並向服務型經濟轉變（女性在服務型經濟中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但就業和工資方面的性別差距仍在繼續擴大（Brussevich and Dabla-Norris 2021）。
[1][11]基於經合組織網站。請注意，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規定不適用於農村和非正式勞動者，他們的工作年限往往更長，這意味著老年人口中可能生產率較低的一部分人工作年限更長。
[1][12]處於人口轉型後期的國家是指勞動年齡人口即將下降或已經下降的國家。處於人口轉型高級階段的國家包括人口紅利已經結束或即將結束的國家。處於人口轉型早期階段的國家包括生育率正在下降但仍處於相對較高水平的國家，預計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將在未來幾十年內達到峰值（IMF 2019）。處於轉型早期階段的居民可能會增加儲蓄。
[1][13]倒U形模式與Feyrer（2007）對87個非石油國家以及Liu and Westelius（2016）對日本的研究結果相似，但40-49歲年齡組的生產率最高。
[1][14]美國和英國相關研究見Deaton and Paxton（1994），德國相關研究見Bonke，Shrode and Schulte（2010）。
[1][15]要想更全面地評估老齡化對總體不平等的影響，就需要考慮人口變化對工資（及其不平等）的影響以及勞動人口與老年人口之間的不平等。Chen et al.（2022）從宏觀經濟角度考慮了其中一些方面。可通過微觀資料分析來確認這些結果。
（未完待續 三之二）
世界銀行（World Bank）2024年6月 (投資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