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物理學之外，天才的責任

李政道半側著身子，站在講台一邊，臉微微上仰，略顯傲慢和自負。1979 年北京，一位上過李政道物理課程的學生如此回憶。

李政道當時在北京友誼賓館介紹國際學術前沿，講了足足 7 周的課程，但國內學術界脫節已久，大多數人聽不懂他在講什麼。但他們記得李政道講物理時炯炯發光的雙眼，也記得他說，“科學中最重要的東西都是簡單的，複雜的東西都是枝節問題”。

李政道是毫無爭議的天才，他曾總結，自己一生從事物理研究，生命的活力來自 “物理的挑戰”。

他每天三四點鐘起床工作，物理成為了他的生活方式，不以為奇，更不以為苦。2011 年，85 歲的李政道正式從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榮休。他經常重讀自己年輕時代的論文以作消遣，但後來年事已高，逐漸看不懂自己的舊作了，就讀大學物理教科書，還是以解題為樂。

由於身體問題，他退休後沒再回過中國。2014 年，李政道搬離待了 61 年的紐約，去舊金山與兒孫相鄰。李政道有兩個兒子、七個孫子和一個曾孫。他常沐浴在加州的陽光下，獨自在金門大橋海邊漫步。

當地時間 2024 年 8 月 4 日凌晨，李政道在美國舊金山家中逝世，享年 98 歲。

他出生在上海富商家庭，但遭遇戰爭，過上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沒有一張文憑，但靠著天賦，被芝加哥大學破格錄取為研究生。1957 年，31 歲的李政道和楊振寧因發現 “宇稱不守恆” 現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也隨之成為首位來自中國、史上第四年輕的諾獎得主。

李政道不僅充分施展了其天賦，也熱心讓更多中國人的天賦有機會施展。因為憂慮中國教育和科學人才匱乏難題，他建議設立 “少年班”、“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畫”（CUSPEA）、博士後製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這些項目、機制培養了無數科學、技術和商業等人才。

他還幫助中國更快進入網際網路時代。《天語物道：李政道評傳》一書稱，1990 年代初，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實驗迫切需要與世界各高能物理實驗室通過網際網路合作研究。萬事開頭難，李政道努力協調中美雙方政府上層和科技人員，於 1993 年 3 月建立了中國第一條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協議的國際網際網路服務系統。主持這一項目的高能物理所許榕生研究員著文說，如果沒有李政道的努力，中國網際網路時代的起始，必定要推遲一些年。

1950 年，李政道與妻子秦惠䇹結婚。46 年後，秦惠䇹逝世。為紀念亡妻，他在 1998 年捐贈設立 “䇹政基金”，資助中國學生科研見習，讓數千名年輕學者受益。

晚年，李政道思考、倡導科學與藝術結合，認為 “藝術和科學就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源於人類活動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著深刻性、普遍性，永恆而富有意義”。他創作了很多詩畫悼念亡妻，也鼓勵研究者應該儘可能地拓寬自己的知識面，“雜七雜八的書多看一些，頭腦就能比較靈活”。

他常將人生與科學結合，說 “對稱展示宇宙之美，不對稱生成宇宙之實”，“人生無幾何，性命無代數。我們要珍惜人生，珍惜性命，努力工作，多作貢獻”。

“我可以瞭解這個宇宙是怎麼演變的，世界萬物遵循什麼規律，而螞蟻不能”

1926 年 11 月 24 日，李政道出生於上海的一個化肥商人家庭。他小學就讀於私立的清心中學（今為市南中學），接受中英文並重的現代教育，每天都有車伕接送上下學。

戰爭中斷了李政道的幸福童年。1937 年 8 月，淞滬會戰打響，李政道陷入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先跟隨家人逃到上海的英國租界，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政道和二哥與其他家人分散。幾百公里的流亡後，兄弟倆經福建來到江西贛州，被當地救助難民的機構收留。

但贛州也非和平之地，日軍常來轟炸，市民不得不逃出城去防空洞避難。為了生存，16 歲的李政道冒險留守城裡，在日軍轟炸時照看茶館，茶館客人的剩菜則是他的報酬。一次，他甚至目睹戴著頭盔和眼鏡的日本飛行員，幸虧躲藏得好，逃過一劫。

李政道戰時沒有放棄學習，靠努力進入了贛州聯中。由於當時高考主要根據地理劃分考區，他計畫跋涉幾百公里，報考那時遷到貴州貴陽的浙江大學。為了湊足路費，李政道當了一段時間中學物理和數學老師。在贛州，他在圖書館發現了由廈門大學原校長薩本棟撰寫的教科書《普通物理學》。李政道也第一次系統自學了物理。

“自學” 是李政道學習和研究的特點。這種特質和他早年教育的碎片化有關，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李政道幾乎沒能完整地上課，只能靠自學。自學也成為支撐他在戰時活下來、後來在研究中獲得樂趣的意義源泉。

李政道曾回憶：“在戰亂和饑荒中，到處都在死人，死跟生是很近的，總要有一個動力讓你覺得要活下去。對我來說是什麼動力呢？我看了那套商務印書館的大學教科書，知道了自然界居然是有定律的！所以覺得人生研究這個，很有意思。”

“在贛州那段孤獨無助的歲月，在敵機轟炸之下的逃難路上，環境再危險再艱苦，還是想辦法要鼓勵自己生存下去。怎麼鼓勵自己呢？每一個個人都有生存意義。（雖然）都是生命，可我跟螞蟻不一樣。我可以瞭解這個宇宙是怎麼演變的，世界萬物遵循什麼規律，而螞蟻不能。”

尋找自然界定律，或者說計算、破解難題變成了李政道從戰時培養起來的一生愛好。比如他回憶，自己經常到吳大猷老師家求有難度的物理問題。後來，吳大猷乾脆給他一本美國大學物理系高年級用的物理學教科書，要他把全書的習題都做出來。結果不到兩個星期，李政道就解完了。吳大猷看了頗為驚訝，發現他解題思路獨特、步驟簡單，“思維敏捷的程度大大異乎常人”。

“他問我：‘你才學了一年的物理，這本書上好多習題要用許多你沒有學過的知識來求解，你從那裡學的？’ 我告訴吳老師，我腦子裡整天裝著物理方面的問題，自己琢磨不出來，就去找書本看。我在做習題、研究問題時，從不向人請教我怎樣解題，不套用別人的解題方法，總是自己解問求答。” 李政道說。

李政道的學生諾曼·克里斯特（Norman Christ）向《三聯生活周刊》回憶：“他真的想通過自己去理解一切。他不讀別人的論文。如果他聽說了一些問題，他會嘗試著自己解決。他認為沒有什麼是表面上的，一切都需要從頭開始，達到完全理解。所以他經常會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

李政道的兒子李中清回憶，有次父親突然問他：“你通常會做夢嗎？” 李中清說，自己有時會做噩夢。李政道說，自己一生中從未做過有情節的夢，只會在夢境中看到不同形狀的幾何圖形。

天才、勤奮以及機遇——“機遇也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駕馭的”

1957 年，31 歲的李政道和大他 4 歲的楊振寧，因發現 “宇稱不守恆” 現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由於兩人當時都是中國國籍，亦成為首位中國諾獎得主。從年紀維度，李政道則是史上第四年輕的諾獎得主，比他更年輕的是馬拉拉（17 歲）、勞倫斯·布拉格（25 歲）和海森堡（30 歲）。

這樣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李政道自己說：“天才和勤奮是獲得優異成績和突出成就起主導作用的兩大因素。” 此外，機遇也很重要——“也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駕馭的。”

“我一生最重要的機遇，是在很年輕時能極幸運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師，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幫助。束星北老師的啟蒙，吳大猷老師的教育和栽培，以及費米老師的正規專業鍛鍊都直接地影響和作用於我以後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們對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在貴州考入浙大後，李政道遇到了老師束星北，稱這是他物理學的 “啟蒙光源”。在束星北的建議下，李政道轉入西南聯大，跟隨吳大猷學習。當時在西南聯大，還有饒毓泰和葉企孫。他們和束星北、吳大猷一樣，都是在西方名校（如哈佛、普林斯頓）接受訓練後歸國的物理學家。雖然戰火連連，但少年天才受到了當時中國最具國際視野學者的精心栽培。

沒有浪費李政道天賦的還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芝加哥大學。1945 年，中華民國政府派遣吳大猷、華羅庚、曾昭掄三位科學家去美國學習製造原子彈的技術。每位科學家可帶兩名助手，吳大猷選擇了 19 歲的李政道和已經任教的朱光亞（後獲得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但美國不向中國人開放原子彈技術，他們只好變成各自留學。

因為沒有完整唸書，李政道沒有文憑，被許多大學拒收，只有芝加哥大學向他開放了試讀生資格。在 “氫彈之父” 愛德華·泰勒的量子力學課上，李政道解出了一道難題，讓泰勒印象深刻。泰勒向恩利克·費米（193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推薦了李政道。費米也驚訝於他的天賦，成功遊說學校讓李政道成為他正式的研究生。1950 年，李政道拿到了博士畢業文憑，這是他的第一張文憑。

歷史學家王汎森寫過一篇文章《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稱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 “撥” 而來。這一 “撥” 來自於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 “頂” 上去，例子有 19 世紀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的咖啡館，19 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與別林斯基為中心的文藝圈子等等。

相比畢業後歸國的師友（如朱光亞、巫寧坤），李政道選擇繼續在美國做科研。他的成就也與他當時所處群星璀璨的學術圈子密不可分。當時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是 “原子彈之父” 羅伯特·奧本海默。奧本海默和費米是好友，在費米的推薦下，李政道 1951 年加入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正是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李政道開始與早來兩年的楊振寧合作。李政道的論文還吸引了在高研院的 “電腦之父”、“博弈論之父” 馮·諾依曼、眾物理學家的偶像愛因斯坦等人的關注。愛因斯坦甚至邀請了李政道和楊振寧來自己家裡討論。

李政道回憶，他看到愛因斯坦的辦公桌上攤開一本《物理評論》，旁邊的稿紙上寫滿驗算他們論文的計算結果。愛因斯坦說話帶有德國口音，問了一些統計力學的問題。談話尾聲，75 歲的愛因斯坦和他們握手，“祝你們未來在物理學中取得成功”。

愛因斯坦於 1955 年逝世，沒有看到兩人在兩年後拿諾獎，但他的祝願實現了。

“難得的機會改變了我的一生……希望更多類似的機遇能夠光顧年輕人”

李政道表達過，從某些方面講，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畫（CUSPEA）比他做獲得諾獎的 “宇稱不守恆” 更有意義。

從 1979 年到 1989 年，900 多名中國學生通過 CUSPEA 拿到美國高校的全額獎學金，學習物理。因為 1980 年代早期中國沒有 TOEFL 和 GRE 考試，CUSPEA 幾乎是為數不多的留學方式。這個項目培養了無數物理、技術、金融等人才，其中 15 位科學家成為中、美、加、歐洲等地的院士，有 400 多位成功的高科技發明家和企業家。比如，為大眾所知的如豆瓣創始人楊勃（網名 “阿北”）就是受益於此。

李政道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諾獎物理學家，但在這十年裡，他願意投入三分之一的時間在 CUSPEA 上，幫助中國學生與志願院校溝通。從每年三輪向中美各大學發信、每一輪學生申請入學的材料，到每位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瑣事，都是李政道和夫人、秘書要操心的事。

很多人不能理解李政道為何花如此之大的精力在 CUSPEA 上。他曾解釋說：“經吳大猷教授的推薦，我獲取了中國政府的一筆獎學金赴美留學，在物理學方面繼續深造。這一難得的機會改變了我的一生。一個人的成功有著各種各樣的因素，其中 ‘機遇’ 也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駕馭的。儘管成功的機遇不可預定，但它的機率卻可以大大增加。通過吳教授，我方能得到這一機遇。我對這一機遇的珍視，是促使我近年來組織 CUSPEA 考試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類似的機遇能夠光顧年輕人。”

另一原因則是出於責任。1972 年，離開中國 26 年的李政道被允許回國參觀科研院所。當時中國的科研狀況令他憂慮，他決定回國授課，介紹國外物理學前沿。1979 年 5 月到 7 月，李政道每天凌晨 3 點起來備課，在北京友誼賓館講了足足 7 周的課程。講完後，他意識到，只在國內舉辦講座補課遠遠不夠。

“我從自己成長的經歷中深切感到，必須盡快為祖國的一批年輕人創造系統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特別是讓他們能到美國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學去系統學習，這才是培養人才的一個長遠之計，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李政道在文章中寫道。

CUSPEA 只是李政道解決中國教育和科學人才匱乏的創造性辦法之一。除此以外，他在 1970 年代還建議領導人開設 “少年班”。1978 年，中國科技大學設立了第一期 “少年班”，後來復旦等高校也先後設立。幾十年間，“少年班” 培養了不少科研和企業界人才，例如攜程創始人梁建章。

但少年班也面臨拔苗助長等爭議。李政道稱，自己提出少年班是權宜之計。他認為那時 “教育體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要恢復起來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過從中小學開始恢復或許是個可行的辦法”。CUSPEA 這種單獨的選撥考試，也是類似的特殊時期辦法。

後來，李政道在培養人才方面的建議也更常規和制度化。比如他建言中國設定博士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制度，設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推動中國基礎研究聚焦根本性科學問題等。

回頭來看，李政道能作出這些貢獻也得益於中美關係的 “蜜月期”。他的項目和建議受到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支援，海外華人學者共同體促成項目順利推進，美國最高領導人也樂意接收中國學生。這方面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 1978 年，中方問美方，能否派 5000 人留學。美國原總統卡特對自己的科學顧問說：“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 10 萬人。”

許多人也認為，李政道懂得如何施展自己的影響力，擅於處理人際關係和說服他人，是他能做成事的原因之一。例如他幫過美國學生獲得總計 1500 萬美元的項目資助。

不過，李政道是那種擅長髮揮影響力但又不喜歡出風頭，想成事但又不願締結門派，想保持名譽但又不樂意多說話的低調、寬厚學者。

李中清回憶，“父親很少主動地與 CUSPEA 的學生保持密切聯絡。在處理和學生的關係上，他有種非常純粹的責任感 “。就像上海交通大學在紀念李政道的訃告中，引用杜甫的那句詩，“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坊間熱衷討論李政道和楊振寧的恩怨，雙方都說過比較重的話。兒子李中清曾對《三聯生活周刊》說，父親晚年身體衰弱，很少會見外人。當他偶然聽見 “楊振寧” 三個字，常常沉默片刻，然後說：“那是個非常出色的物理學家。” 楊振寧則多次說，兩人關係的破裂是一生最大遺憾。

對兩位物理學天才、巨星來說，這分歧究竟如何評判最終是科學史的任務。如奧本海默所回憶的，年輕的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研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曾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緻。 (晚點Late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