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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口經濟學論壇演講 主講人:達利歐 黃奇帆
論壇最新演講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我分析了過去500年的歷史，總結出三大規律
摘要：
1、縱觀過去500年的歷史，總結出三條規律：第一，非常巨大的債務伴隨巨大規模的債務貨幣化；第二，巨大的內部衝突；第三，大國的崛起。隨著大國力量的加劇和增長，大國之間彼此無法認同彼此，有了不同的觀點，就會產生衝突。在競爭過程中會發現如果衝突沒有得以自我化解，則會有更多的衝突產生。
2、有很多的錢被印超了，這是一個標誌，不斷印鈔表明這個國家存在不平衡，不平衡一方面體現在它花的錢，另外一方面是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花，只能靠印鈔花錢。
3、我們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環境，全球經濟過程中會發現經濟資源在全球進行分配，如果你在一個國家生產東西成本更低，那就在那個國家生產，生產完再運到其他國家，而在全球經濟活動過程中經濟資源的分配實際上就是全球資源的分配。
正文：
在我的人生經歷當中，我遇到了很多讓我很驚訝的時刻，或者說，讓我感到驚訝的事件，因為之前沒遇到過，但是後來發現在歷史當中曾經發生過。
一開始是在1971年的時候，那個時候美國有這樣一個承諾，要償還黃金的債務，尼克森總統說沒有辦法用黃金支付了，他們就開始了貨幣系統的支付方式。我以為市場會有反應，我回顧歷史發現，在1933年3月份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我通過追踪歷史的方式學到很多並且看到很多讓我驚訝的事件，於是，我深入了解了這段歷史、學習了這段歷史。
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三大趨勢和規律，我縱觀了過去500年的歷史，總結了這三條規律。這個研究是我親自做的，之所以做這個研究是因為我必須了解今天發生了什麼，以及在當今和未來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視角進行預測。
我總結出來三大問題，接下來我將逐一簡單跟大家分享。
第一，非常巨大的債務伴隨巨大規模的債務貨幣化。
什麼叫做債務貨幣化？中央銀行印鈔票來購買債務，在全球三大主流貨幣當中尤為嚴重。
第二，巨大的內部衝突。我們發現上一次發生這樣的情況在1930、1945年，當時美國產生了財富和價值觀的差異。而且在西方世界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內部的這些衝突帶來的是左翼、右翼的民粹主義，他們在人群當中代表一部分人，他們希望進行鬥爭，他希望和其他的人群進行對立，他們對立的點是希望能夠把自己讓步降低到最低點，這樣的鬥爭對民族有影響，所以在尤其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有極嚴重的內部衝突，除了這個之外我們大家可以看到1930-1945年的歷史形成這樣的規律。
第三，大國的崛起。比如中國的大國崛起，由於中國的崛起會挑戰已經存在的大國，比如說美國，已有的世界秩序被大國挑戰了，使得外部產生很多衝突，不一定是有衝突，但是水到渠成地會有外部衝突的產生，原因是隨著大國力量的加劇和增長，大國之間彼此無法認同彼此，有了不同的觀點，就會產生衝突。在競爭過程中會發現如果衝突沒有得以自我化解，則會有更多的衝突產生。
歷史告訴我們當這三大力量齊頭並進的時候會有非常高風險的環境，這是當今所處的社會現實和環境所面臨的情況。所以我必須要研究儲備貨幣的興衰還有包括儲備貨幣所代表的國家的興衰，回顧過往500年曆史我總結出以上三點。並且我對中國各個王朝的興衰進行了研究，從唐朝600年左右開始。這種研究有助於我們對於大國的興衰進行研究。
另外，兩個特別的因素也吸引了我的研究視野，他們也是非常顯著的因素。
首先，自然之力。包括全球流行疾病，包括乾旱、洪澇災害，它們實際上是不頻繁的，但是一旦來襲影響非常大，它們造成非常多的死亡並且會顛覆很多的文明，比前三個因素還要更大，所以我們不能忽視自然之力。
其次，隨著知識積累、技術進步，人們的能力進行適應化的變化，逐漸適應環境和突發事件。所以我縱觀歷史會發現實際上同樣的事一再重演、不斷地重複、循環往復，其中唯一一個變化就是大家用什麼樣的技術，這是人之常情，人的本質不會變，人的本質是推動歷史往復前進的基石。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藉的債務拿什麼錢還？如何償還？用硬貨幣償還，如果是這樣就會產生很多的痛苦，因此事實是怎樣的？事實在於說有很多的錢被印超了，這是一個標誌，不斷印鈔表明國家存在不平衡，不平衡一方面體現在它花的錢，另外一方面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花只能靠印鈔花錢。
這裡有兩個不同的圖（▲上圖），藍色是短期的利率水平，當它達到了零的時候，如果此時債務水平又特別高，這相當於要印很多錢才能償還這個債。紅線產生了它的結果。所以在1930年到1945年期間發生的情況不言自明，通過這樣的研究能夠更好觀察並且預測2008年經濟走勢，當時債務佔GDP的水平特別高，而我們的利率水平接近零的水平，並且我們也觀察到央行印了很多錢希望能夠渡過週期，歷史往往循環往復。
前面講的是印鈔，這一頁（▲上圖）代表的是1900年以來的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是要提醒各位注意，你會發現美國自從1930年以來經歷了最大的收入差距，相當於財富和收入的分佈有特別大的差距，尤其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會加劇。
現在所存在的政治方面的差距，回溯到1900年開始，（▲上圖）紅色線所代表的是共和黨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投票記錄包括，藍色線代表的是民主黨投票的記錄，對應參議院、眾議院。大家可以觀察到線越來越高它變得更保守，所以相當於是政治的右翼向右傾斜，我們可以發現藍線往左往下面走，大家可以看有一個差值，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自從1900年開始意識形態的差距是巨大的，是自從1900年以來前所未見最大的意識形態的差距。
所以我發現投票差距最小的地方是大家最不願意妥協的地方，這表明是一個政治方面的挑戰，而這樣的一個政治方面的挑戰非常嚴重，嚴重到以至於我們可以感覺到在下一屆總統選舉過程當中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願意接受他們的失敗，如果是這樣，系統會受到顛覆和破壞，這是歷史一再告誡我們的。
這是我專門匯總的圖表（▲上圖），我希望把不同力量的強度進行對比、實力進行對比，這邊的實力表明的是國家相對實力，比如說從1500年開始進行對比。我必須研究足夠長的歷史才能了解大國它的起伏和興衰以及儲備貨幣國家的興衰，大家可以看到有8個實力方面的指標，之後跟大家講這都是什麼，整體來講的是綜合實力的對比和指數。
紅色的線是中國，最開始中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之後有所下降。我們發現荷蘭人和英國超過中國了實力，1880年以來慢慢下降，會發現是屈辱的100年，後面繼續下降一直到1949年，會發現後面的圖表表明中國從1949年以來不斷上揚、有所進步，見證了中國包括在全球歷史當中最偉大的經濟增長和發展。
幻燈片（▲上圖）中左邊圖片向各位展示的是死亡率的數據，衡量剛才說的大國衝突包括戰爭所造成的死亡率，右手邊給大家展現的也是全球死亡率，這個數據也是不斷上升，是自然之力造成的全球死亡。這就是為什麼基於這些點剛才講到縱觀歷史我們不能忽略自然之力，比如全球氣候變化就是其中的典範，我們必須要注重自然之力。
這張幻燈片（▲上圖）左邊圖片代表的是全球人均GDP水平，已經剔除通脹，右邊是每個人的預期平均壽命，這兩個指標都展現了人們的生活水平，這兩個圖非常有意思，兩個圖有意思之處在於剛才和各位分享的所有周期，從長期來講相對比較緩和，指的是相對於人們的適應力來講比較緩和，人類具有強的適應力，在周期過程中能夠保護自己，能夠通過創造發明不斷地適應變化的環境。
我想讓大家了解這個信息，就是我們的現狀，我們覺得了解了歷史的大周期的循環往復的規律就能夠去洞悉未來，我不會花很長時間講每個國家週期是怎樣，但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衝突不斷地上升，接下來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下一個主導的國家的出現肯定會引起自然的衝突，所以通常根據歷史規律會有金融戰爭、經濟戰爭，我們覺得有五種類型的戰爭，有的時候有貿易戰爭、技術戰爭（還包括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戰爭）、資本戰爭、經濟戰爭、軍事戰爭等五種。
它們開啟之後會不斷地加劇升級，現在我們會觀察這樣一個環境，會有很多經濟和資本方面的戰爭，換言之，這個環境過程中大家希望通過戰爭控制一下對資源進行分配，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環境，全球經濟過程中會發現經濟資源在全球進行分配，如果你在一個國家生產東西成本更低，那我就在那個國家生產，生產完再運到其他國家，而在全球經濟活動過程中經濟資源的分配實際上就是全球資源的分配。
有一些由政治決定的資源分配，比如製裁之下的資本流動，這也和二戰之前的情況非常相似，當時美國對日本有製裁，阻止石油運進日本，以及對日本資產的製裁這都是二戰的結果。
我們也不應該去認為因為這個事情在過去發生了，很有可能未來就一定會發生，但是可以去了解一些經驗，我們需要理解這種因果關係，學習這類經驗能夠讓我們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刻意識到它，並能夠防止它的發生。
（整理自瑞·達利歐於2022年5月14日在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的發言，主題為《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未經本人確認。）
當帝國不堪重擾去解決內部矛盾時，力量相對來說就會下降，所以新的正在冉冉升起的大國能夠去競爭，因為大國內部衝突正在解決，外部的衝突中會有新的贏家和輸家，贏得全盤皆贏，建立了全新的世界秩序，這樣自我更新的周期重新開啟。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奇帆：下大力氣搞好金融，這五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下大力氣搞好金融，是下一階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創新的關鍵火種、也是擴大開放的重點領域。”5月14日。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在其看來，金融領域有五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適時建立人民幣之錨。黃奇帆認為，人民幣發行錨定美元絕非長久之計，應該錨定自己的GDP含稅量上、自己的國債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鑄幣稅，“只有有了自己獨立的貨幣錨，有了自己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才有真正自主的貨幣政策，國內一切金融資產的定價才有了基準。”黃奇帆表示。
二是推動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黃奇帆表示，前幾年房地產一業獨大，房價高企綁架中國經濟，大量資本裹挾著銀行貸款無序湧入房地產業，現在出了不少問題，這就要我們思考“房住不炒”背後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金融體係來支撐。
三是結合中國國情發展綠色金融。黃奇帆表示，雙碳目標下綠色金融業務發展很快，但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即使將來實現了“30·60”目標了，煤電仍是一個重要補充，“所以在這個的過程中，金融部門不能談煤色變，而是要立足國情發展服務綠色轉型的融資體系。”黃奇帆稱。
四是加快發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科技金融。黃奇帆認為，近年來，中國湧現了不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但很多機構對真正的先進技術、創新的獨角獸缺乏鑑別力，上一輪消費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的這些巨頭，都被外國資本投了重倉。這一輪，在數字經濟、生物經濟和綠色經濟等前沿領域，我們國內的這些機構們能否抓住機遇呢？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務共同富裕。黃奇帆表示，應該創造條件讓普通職工在正常的工資收入之外有投資性收益的渠道，比如發展年金，把年金建設成養老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許企業年金通過市場化方式投資於資本市場，這既為職工分享資本增值收益創造了條件，也為資本市場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長期資本，一舉多得。”黃奇帆認為。
以下為黃奇帆發言全文：
各位專家，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受邀參加今天的圓桌論壇。就今天的話題我談一點體會。我認為，當前和今後我們至少面臨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第一是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深度衝擊世界經濟，主要發達國家貨幣超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全球性通貨膨脹漸行漸近。國際經貿秩序深度調整，反全球化逆流時有回潮，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面臨更多挑戰。國際衝突持續升級，局勢走向撲朔迷離，不確定性不可預見性越來越大。“灰犀牛”“黑天鵝”層出不窮，對我宏觀經濟穩定構成壓力。
第二是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偏低。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趨於下降。目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只有美國的40%、德國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時要達到美國的60%的水平，那就是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必須達到2.7%。如果未來15年中國GDP增速達到5%左右，2.7%就意味著它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要達到54%，做到這個很難。
第三是資源環境約束偏緊。毋庸諱言，中國在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同時，也成為資源能源消耗大國，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重要資源進口依賴度過高。長期以來形成的大進大出、粗放發展的經濟模式在日益偏緊的資源環境約束面前難以為繼，迫切需要向綠色發展、低碳發展轉型。特別是我們宣布了3060目標，要實現它們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產業革命日新月異。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為核心內容的數字經濟、以細胞免疫、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等技術突破和應用為代表的生物經濟、以零碳低碳技術開發和推廣等為代表的綠色經濟正在重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鍊和創新鏈。加上不斷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測，腦機協同、人機互動、虛擬和增強現實等，未來產業在不斷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機會，參與甚至是引領這些科技革命，是中國作為全球重要經濟體應當承擔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會層發展任務繁重。比如，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凸顯。根據七普的結果，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佔總人口18.70%，比六普上升了5.44個百分點。預計到2035年前後，我國將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再比如，我們雖然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還有大量人群的相對貧困問題，而且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要比解決絕對貧困更加複雜、困難，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領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進實現共同富裕任重而道遠。
應對這些挑戰，唯有改革、開放和創新。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激勵創新，最大限度把中國這個最大規模單一市場的活力激發出來，進而打造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以自身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一切未來和外部的不確定性。
我認為，下大力氣搞好金融，是下一階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創新的關鍵火種、也是擴大開放的重點領域。對應於上述五個方面的挑戰，金融領域有五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適時建立人民幣之錨。目前，人民幣發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錨定美元的，這固然有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原因，但從中國未來的國際地位和發展需要來說，這種現狀絕非長久之計。一國的貨幣應該錨定在自身GDP的含稅量上，錨定在自己的國債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鑄幣稅。只有有了自己獨立的貨幣錨，有了自己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才有真正自主的貨幣政策，國內一切金融資產的定價才有了基準。這個問題在當前日益複雜的國際博弈中顯得越發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動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低、對GDP貢獻低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要素錯配，特別是金融錯配。前幾年房地產一業獨大，房價高企綁架中國經濟，大量資本裹挾著銀行貸款無序湧入房地產業，現在出了不少問題，這就要我們思考“房住不炒”背後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金融體係來支撐？再比如，目前金融業的平均收入水平是製造業的好幾倍，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利潤佔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中央明確要求保持製造業一定的比重，那麼我們就要思考服務製造業高質量發展需要什麼樣的金融？
三是結合中國國情發展綠色金融。目前，一方面，雙碳目標下我國綠色金融業務發展很快，但作為綠色融資的基礎，有關減排和綠色的認證標準和體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國以煤為主的資源禀賦決定了中國不可能一夜之間把煤電機組全淘汰掉。這個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即使將來實現了“30·60”目標了，煤電仍是一個重要補充。所以在這個的過程中，金融部門不能“談煤色變”，而是要立足國情發展服務綠色轉型的融資體系，即“轉型融資”。這不僅是中國的需要，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發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科技金融。這些年來，中國也湧現了不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但很多機構對真正的先進技術、創新的獨角獸缺乏鑑別力，往往是國外主力機構投了，國內機構才跟進，甚至一窩蜂，在一些領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複建設、低水平競爭。上一輪消費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的這些巨頭，都被外國資本投了重倉。這一輪，在數字經濟、生物經濟和綠色經濟等前沿領域，我們國內的這些機構們能否抓住機遇呢？我們既十分期待，又同樣擔憂。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務共同富裕。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一個重要的渠道就是讓老百姓更好的獲得財產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職工，在正常的工資收入之外，我們也應該創造條件讓其有投資性收益的渠道。比如發展年金，把年金建設成養老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許企業年金通過市場化方式投資於資本市場，這既為職工分享資本增值收益創造了條件，也為資本市場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長期資本，一舉多得。這是金融服務共同富裕的一種方式，類似的還有很多，需要系統研究。（諾亞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