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氣藝人，都回來了

女人在跳劉畊宏，男人在看王心淩，中年人在看“魔天倫”，年輕人在搶可達鴨。

這是眼下的社會現狀。

這四者都是老黃歷，人們就像從塵封已久的櫃子裡把它們翻出來，擦了擦灰，再次擺上桌面。

背後的推手並非不明顯，劉畊宏的背後是抖音涉足健身區，王心淩的背後是芒果超媒一年一度的浪姐造勢，周杰倫演唱會的重映是微信視頻號在發力，好像只有憨態可掬的鴨鴨是網友們自發的搶購。

不僅如此，前段時間一篇叫《我無比懷念2019年》的文章也引發了大批網友的共情。 雖說復古浪潮總會週期性地襲來，但像今年如此大面積的懷舊風，卻不多見。

是什麼讓人們違背了「喜新厭舊」的天性？

西班牙有一句諺語，當今不如昔，回憶就會光臨。

順勢而為

上一次聽到“今不如昔”四個字，是在TMEA騰訊音樂娛樂盛典上。

典禮中揭曉了“華語十大熱歌榜單”，《雲與海》《踏山河》《白月光與朱砂痣》《浪子閒話》《可哥托海的牧羊人》等短視頻歌曲包攬了全部席位。

榜單一出，「華語樂壇完了」的悲觀論調甚囂塵上。

自此之後，這類討論變得越來越多——“為什麼還是老歌好聽？ “”為什麼華語歌壇再難出周林王陶這樣的歌手？” “為什麼華語音樂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

這些討論並非觀感上的自說自話，不少證據在支撐著這樣的觀點。

比如在Apple Music中國大陸最熱歌曲榜單上，前100首歌曲當中，周杰倫的歌曲佔了56首。 比如在QQ音樂的時事歌手熱度榜單上，前五名是周杰倫、王心淩、陳奕迅、薛之謙和林俊傑。

聽眾們的用腳投票，讓“老歌比新歌好”成為了眼下的事實。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跳著《本草綱目》的劉畊宏和唱著《愛你》的王心淩翻紅變得合理。

但不少人覺得這種潮流背後，商業行銷的痕跡很重，更多的因素是人為的。

比如微博熱搜上那些可疑的詞條，和流量藝人買榜的伎倆如出一轍。 詞條的背後，沒有網友的自主討論支援，只有一些寡淡的視頻片段配套，這顯然是金錢的力量。

知名媒體人“三表”認為，這些所謂的話題性大於話題本身的“潮流”，很可能是短視頻平台強大的議程設置能力造成的。 在奉成功=複製=跟隨為圭臬的短視頻平臺，流量傾斜的方向便是潮流的方向。

但深究這種觀點，很難不產生一個疑惑，既然有資本運作，那麼為何選擇推過氣明星，而非看起來成本更低、潛力更大的新人呢？ 畢竟在很長一段時間，選秀、練習生，找尋民間達人才是“出星”的主要來源。

凡人廣告的創意總監管坤表示，資本擅長造勢，但也更喜歡借勢，花更少的錢，做更大的事。 選擇“老人”， 恐怕有一個與社會情緒相契合的扳機。

當社會景氣下滑，懷舊思潮就會興起。 一個經典的文化符號，往往能勾起人們的美好記憶，娛樂黃金年代的港台藝人就很有代表性。

此外，劉畊宏身材很好，常年的健身愛好者，健身知識豐富甚至出過書，由於和周董關係好，還能「免費」使用他的歌作為BGM;

王心淩多年過去身材仍未走樣，唱跳功力在線，在一群“姐姐”裡，她的歌觀眾熟悉度最高。

這些是營銷活動的基本盤，只有藉助這樣的勢頭，才有可能形成更大範圍的話題。 管坤說，「很多人可能只跳過一次劉畊宏，看過一集浪姐，不過沒關係，成功的行銷活動最後都會轉化為社交活動。 ”

造樂，不再造人

華語樂壇是否真的衰落了呢？

這一點，臺灣的朋友或許更敏銳。

但問詢了身邊多位年齡層各異的臺灣朋友後，我發現持“華語樂壇完了”觀點的人一個都沒有，大家的共識只是“越來越多樣化”。

十年前，臺灣聽眾也是和大陸聽眾一樣，聽五月天、周杰倫、SHE過來的。 但近十年，兩岸聽眾雖然都有在聽民謠，聽說唱，聽樂團，但聽的人卻不盡相同。

歌手方面，大陸是宋冬野，臺灣是落日飛車。 大陸是Jony J，臺灣是蛋堡。 大陸是五條人，臺灣是告五人。 大陸是網易雲，臺灣是streetvoice。

不可否認，眼下即便是在兩岸都很有名氣的茄子蛋、日落飛車、告五人之類的音樂團體，也很難恢復五月天、F4、飛輪海那種“亞洲天團”般的人氣高度。

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樂壇的門檻在下降。

中國科技大學（臺灣）通識中心兼任講師林奕辰說，在以前臺灣的唱片時代，有一套完整的歌手出道體系或是篩選機制。 有才華的藝人被唱片公司發掘，簽約後打造與個人風格相符的專輯，再進行發行、宣傳。

從確定音樂風格，到進行詞曲創作，再到最後藝人形象的包裝，唱片的外觀設計...... 為了呈現一個相對完整的音樂商品，專輯打磨花費的週期按年計算。

這種唱片製作的背後，其成本是巨大的。 盈利管道多來自於唱片的售賣，藝人的演出費用以及演唱會的舉辦。 所以在後期推廣會花巨額成本，努力提升知名度。

隨著一張張唱片的誕生，在積年累月的宣傳中，歌手容易成為“Superstar”。

但近年隨著音樂製作軟體的興起，音樂製作的門檻大大降低，普通人只要有才華，不用與傳統唱片公司簽約也可以製作發行歌曲，這帶來了音樂行業的巨大變革。

新的數位音樂時代，藝人的重要性讓渡於歌，歌帶來的收益要大於人的收益，製作一首歌的成本也遠遠小於打造歌手的成本，這使得更多的人專注於如何讓聽眾喜愛旋律、記住旋律上。

在唱片時代，歌手是一個產品，他的專輯往往是由8~12首歌組成，各有特色，共同形成歌手的音樂理念。

而在數位音樂時代，則只要一首抓耳的歌曲，“狂浪是一種態度”，“他會魔法嗎”，“聽我說謝謝你”，歌者不重要，記住才重要。

種種變化下，數位音樂時代的產品就顯得簡單粗暴很多了。

為了抓住更多聽眾，曲風只能試探到更加下里巴人——最廣大人民喜歡的，才是最有“錢”途的。 至於有格調的音樂，只能屬於小眾圈層。

而缺乏資本支持和長期運作，唱片時代所造的那種巨星，只能越來越少。

困難時期的信心

“懷舊風”盛行的大環境，也與當前的經濟形勢有關。

受新冠疫情和國際地緣政治緊張衝擊全球經濟等因素影響，當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面臨多重挑戰和考驗。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當大範圍出現投資信心不足時，文化產業也必然受到影響。 與其推陳出新，更保守的防守戰略才是明智的做法。

文娛公司僅有的資源，會更傾向用於已有藝人身上，而非新藝人。

比如最近芒果超媒推出的，由6位15年前參加選秀出道，自稱為「糊咖」的30+男藝人參加的號稱史上最窮節目——《歡迎來到蘑菇屋》。

這些07年快男的再就業，背後是綜藝方面的投資減少，即便對頭號玩家芒果來說也是一樣的。

文娛公司在投資上的萎縮，也會反映在作品上。

影視公司減少甚至不再拍新電影和新電視劇，音樂公司不再製作新專輯和單曲。

所以你會看到，最近一些電影院開始放老電影，某些歌手遲遲不出新專輯，綜藝平臺不再推出綜藝。

一位綜藝行業資深人士曾透露道，“以前騰訊一季度可能出4~5個專案，現在只能出1個專案，員工無法創造價值，只能流失，目前騰訊的綜藝工作室、製片人等大概減少了20~30%，愛奇藝的情況也差不多。 ”

僅有的新作品在受到投資減少影響下，品質也變得難以保障。 這讓其與過往作品比起來，質量的優劣更加顯眼。 於是，感歎今不如昔的觀眾變得更多。

但在困難時期，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這一點特別適用於文娛產業。

從很多國家的歷史經驗都能證明，經濟震蕩時期，往往正是文化產業得以發展與繁榮的機遇期。

文化娛樂可以給經濟震蕩中的人們一種精神的安頓、慰藉與希望。 基於經濟前景的預期，人們大宗固定資產支出會被壓縮，而文化娛樂方面的消費與投入會增加。

比如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百老匯和好萊塢的雙星輝映，創造了美國娛樂業的巨大繁榮;

日本在「失去的二十年」里，轉型Cool Japan的文化軟實力層面，創造了大批優秀的動漫遊戲產品;

韓國在金融危機期間，大力加強文化投入，在電影和遊戲產業上取得巨大成功。

每一場危機里都有機遇。

做不了唱片時代的周杰倫，還有機會成為短視頻時代的劉畊宏。（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