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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老人，租不到房了？
你是一名房東，吉屋招租中。一對年近八十的夫妻想租你的房子，他們溫和有禮，想是好溝通的房客，但老兩口頭髮花白，步履蹣跚，且難免患有多種慢性病……你願意租給他們嗎？
現實的無奈（或曰驚悚）之處在於，你可能沒有一套待租的房子，但總有老去的一天。
11月中旬以來，以幫家裡老人租房的名義，鳳凰網走訪了位於北京海淀、西城、朝陽的數十家房產中介門店。其中約三成中介提到，“60/65歲以上就很難租房了，房東都怕（老人在家）出事，怕房子貶值”。另據媒體報導，“四十歲以上不能合租，六十歲以上不能獨立承租”的年齡限制，正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租房市場蔓延。
如果將宏大的老齡化命題具象化，人老了、住在那兒，是你我必將面對的問題之一。你可以不對這個空間抱有期待，也許是個房子就好，沒有電梯、管道老化、跑著老鼠的“老破小”也行；你也可以對它有更多“改善性”的要求，有電梯、殘障通道，做過適老化改造，附近有醫院，交通便捷……無論如何，我們這個正在衰老的社會必須直視老有所依的第一個問題：
當你老了，眼眉低垂，你還能租到一間或一套房子嗎？
一、60歲成租房年齡紅線
住在那兒，是79歲的王梅如今最發愁的事。
北京西城，一個上世紀80年代建成的小區，紅白相間的樓宇外牆已斑駁褪色。王梅和老伴在這裡住了整整40年。前三十年裡，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住所——鄰居彼此熟悉，小區一公里內有兩個地鐵站和五個公車站，兩公里內有兩家三甲醫院。
但王梅年過七十以後，房子的無數優勢無法抵消一個劣勢——“老破小”沒有電梯，而她住在五層，於是每次最普通的出行都變成一場對意志的嚴峻考驗。最怕的是上樓。王梅得緊緊抓著乃至扣住樓梯扶手，在無人打掃的欄杆上壓下一排灰色的指印。跋涉至最後一層，她已經抬不動腿，雙腳發軟，只能藉著慣性，一節一節台階地把自己“甩”上去。終於到家，一陣風吹得後背涼颼颼，她才意識到衣服早就被汗打透。
漸漸地，一想到出門，王梅就“心裡發怵”。她維繫了近20年的退休生活——每天清早到家門口的早市買菜，午睡起來到小區附近的街心公園溜躂溜躂，跳跳廣場舞，晚飯後下樓丟垃圾，再和鄰居們聊聊天——開始被迫改變。近幾年，因為爬不動樓，菜市場她逛得少了，只能讓孩子們在周末幫著多買一些菜和肉囤在冰箱；廣場舞更是很少跳了，偶爾去一次，王梅發現跳舞的人已經換了一批，一問發現不少老舞友都和她有類似的困擾。
她曾寄希望於加裝電梯的落地，但最終敗給了居委會的“無為而治”。轉眼八十歲，看著自己和老伴的身體日漸虛弱，王梅決定在附近換租一套有電梯或者低樓層的房子。
但幾家中介都以斬釘截鐵的姿態向她否定了這一可能：您這個年紀很難租到房了。還有中介直言：“我們的房子只租給40歲以下的人。”王梅，這位1960年代的大學生、退休前的企業總工不禁長嘆：人老了，沒用了，連房子都租不到了。
王梅的經歷並非個例。此前有媒體報導，多家中介公司限制老年人合租或獨立承租、限制老人同住，合租的年齡紅線低至四十歲，六十歲以上更是租不到房。11月中旬以來，鳳凰網走訪了位於北京數十家房產中介門店，以幫家裡老人租房的名義詢問。其中約三成中介提到，“60/65歲以上就很難租房了”。
事關高齡老人租房的糾紛事件近年來也時有發生。數月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房東拒絕向租客交房的案件，其原因正是待入住人中有一位94歲、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2019年，濟南一房東在得知租戶和年近九十歲的父親同住後勒令他們搬離，並擅自給房子斷水斷電，甚至在租戶不在家時帶人撬門、換鎖。對於這兩起案件，法院均判定房東違約，但這並不能改變老人租房難這一現實。
類似現象不只出現在中國。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的調查，在這個全球老齡化水平（老齡化率達29.3%）最高的國家，66%的房東不願意租房給老人。中國也已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租房難或將成為一個普遍的老年困境。
社交平台上，一位90後女生講述了自己為60多歲的父母租房頻頻碰壁的經歷。評論區裡，不少人表示家裡老人遇到過類似的事情；也有年輕網友忍不住吐槽自己遇到的五十多歲的合租室友，“天天外放抖音，不愛乾淨，還沒有邊界感”。一條輕輕的感嘆淹沒在八百多條評論中——“唉，人人都會老的啊”。
二、房東的忌諱：怕老人事多，也怕吉屋變“凶宅”
回到開篇房東視角的靈魂拷問。半年前，38歲的江蘇人嚴佳就面臨這樣的抉擇時刻。
那時她有一套一居室在出租，有天中介帶著一對老人來看房。夫婦倆是退休中學老師，見面時穿著老式襯衫和長褲，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說話不疾不緩，嚴佳心生好感。但一問年紀，65和68，她猶豫了。再問兩人的身體狀況，得知坐在面前的叔叔有心臟病，阿姨有高血壓。嚴佳的笑容僵住了。
“我們看到老年人就知道成不了。”在成都做過半年房產中介的付婷說。她接觸過十多個前來諮詢租房的六十歲以上老人，沒有做成一單。遇到有意租房的老人，有的房東會仔細詢問對方的身體狀況，更多的人則是“一聽到年紀直接就拒絕了”。
據付婷觀察，房東不願意租房給老人的原因約為四類。其中前三類是：覺得老年人事情多，不好溝通；擔心老人記性不好，做飯忘關火，出門忘鎖門；怕老人在屋裡磕了、摔了，自己要擔責任。
一位房東在網上記錄了她拒絕一位帶著七十歲母親同住的租客的事。擔憂之一便是，如果老人在家裡摔倒了，認為是地板磚太滑導致，要求賠償怎麼辦？在評論區，另一位網友寫道，曾將房子租給一位七十歲、體弱多病、子女在國外的老人。入住後，老人整日微信聯絡他，什麼鑰匙丟了，不會網購天然氣，該滅蚊蟲蟑螂了……令他不堪其擾。
如此種種，都抵不過第四類擔心——付婷說，房東最忌諱的還是老人在自己家裡去世，幾百上千萬的房子變“凶宅”。鳳凰網接觸的一位中介說，他所在門店負責的片區就出過這樣的事。七十多歲的老人因心臟病猝死在出租屋裡，原本租五六千元的房子在那之後只能掛牌兩千多。這件事傳開後，那一片的房東紛紛找來，明確提出不租給60歲以上的人，有的房東還謹慎地在合同裡特別附加一條，“如果租戶在居住期間發生意外，一切後果自負，並必須承擔由此給房東帶來的賣房損失”。
嚴佳和老夫婦租客見面的當晚，種種可能的麻煩和後果也在她腦海裡跑馬式地過了幾輪。翌日，她還是通過中介狠心拒絕了這對老夫妻。後來房子空置了兩個月，直到今年七月底迎來了一位二十多歲的獨居女生。
偶爾想起那對和她父母年齡相仿的老夫婦，嚴佳心裡總有些不好受。只是她有著無奈但實際的理由：她家曾有一套位置和裝潢都很好的房子，後來急用錢想賣，但就因為她姥爺住在那裡時因為癌症去世，遲遲找不到買家，最後降價將近一半才賣掉。
“中國人都在意這種事，沒辦法，”嚴佳說，“租房給老人有額外的風險，沒有額外的收益。很現實的問題。”
中國有句老話，“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飯”。讓付婷唏噓的是，對老人的種種歧視和忌諱是如此普遍、如此深，有時甚至來自老人的子女。
去年冬末的一天，一個中年男人推著一位坐輪椅的老人走進她工作的中介門店，稱想要給母親租房。老人八十多歲，看起來非常虛弱，穿著一身黑紅色的棉衣棉褲，更襯得臉色暗淡。付婷問起租房的緣由，中年人支支吾吾，只說希望盡快租到房，錢不是問題。後來有經驗的同事告訴她，可能是老人病重，活不了多久了，兒子不想母親死在自己家裡，就到外面租個房子。付婷聽得咋舌。
毫無意外地，男人推著母親失望離去。偶爾想起來那個暮氣沉沉的奶奶，付婷感慨也焦慮：年輕的時候買不起房，老了以後連租房都租不到，難道只能一個人去住養老院？
也許這個假設還是太樂觀了：如果連養老院也負擔不起呢？
三、租房老人是誰：“老漂”“漂老”“人老房也老”
要不要租房給老人，不僅是道德困境，法律如何界定同樣是難題。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告訴鳳凰網，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禁止房東或租賃平台根據年齡選擇承租對象。但這種年齡限制對特定年齡段人群構成歧視，侵犯了他們在租房市場中依法應享有的平等參與、平等選擇的權利。
澎湃新聞的一篇評論提到，在這類問題上，司法判決堅決不能“和稀泥”——“否則，看似在一起司法判決當中照顧了所謂‘弱勢群體’，實則是不合理地加重了房東的負擔，結果會導致租賃的大門對更多的老年人關閉”。
那麼，人到老年，為何租房？有這樣需求的老人有多少？就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的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老年人中獨居和僅與配偶居住的佔59.7%；另有29.9%的老年人沒有產權屬於自己或者配偶的住房。也就是說，在我們目力所及的範圍裡，近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沒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可用來安度晚年的物理空間意義上的家。
孫鵑娟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在和鳳凰網的對話中，她勾勒出了租房老人的畫像。
一類是流動老人。孫鵑娟將其分為“老漂”和“漂老”兩種。
前者指那些為支援子女事業、照顧孫輩或治病養老而遷居到子女所在城市的老人。當他們逐漸適應了大城市的生活，反觀家鄉的養老條件顯得落後而無法滿足需要，這些老人會想要留下，但出於不願意跟子女長期住在一起或是住房空間不夠等原因，他們就會考慮租房。
後者則指那些“在地變老”的人。他們在中青年時期來到大城市務工，但無力負擔大城市的房價，到了一定年齡還在租房，不斷搬家，“漂著漂著就老了”。
65後唐磊就是一名典型的“漂老”。1994年，他和妻子從老家安徽來到北京打工，經營著一個修鞋配鑰匙的小攤，一漂三十年。北漂生活的圓心是出租屋。這些年裡他搬過四次家，到現在仍住在一間10平米的開間。“我們白天都在外面，就是晚上回來睡一宿，差不多就行，條件好了也貴，不實際。”
孩子是唐磊節儉的重要原因。大兒子的孩子今年剛出生，小女兒還在讀大學，未來家裡需要用錢的地方數不清。當年一起來北京的老鄉們，這些年在北京認識的老夥計們，一大半都已經回了老家，但唐磊還想再多漂幾年，“能掙就多掙點，好留給孩子們”。快要60歲的他，目前還沒有因為年齡被房東拒絕過。“真到了那一天，我也只能回老家，”唐磊頓了一下，又說，“在北京這麼久，其實比在老家還熟悉了，真不願意走啊。”
人口的遷移流動疊加老齡化之下，流動老人的數量正快速增長。《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顯示，2000年以來，中國老年流動人口數量從503萬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萬人，年均增長6.6%；同時期內，老年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的佔比也從4.9%增長至5.3%。這一群體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尤為突出。根據2018年城市統計年鑑的資料，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西安六個城市的老年流動人口平均佔總流動人口的12.8%。
孫鵑娟認為，還有一類老人的租房需求與住宅、社區的老化相伴相生。《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顯示，35%的中國家庭住房建於2000年以前。在工業化和城鎮化處理程序較早的城市，“人老房也老”的問題尤其凸顯，無論是居住條件還是配套設施，都難以滿足養老的需要。
以北京為例。根據《2023年北京老年居住需求洞察報告》，目前北京老舊樓房配備電梯比例不足25%，而一半的北京市老年群體居住在無電梯住房中，其中七成以上居住在中高樓層。王梅和老伴就是這樣，日常生活被爬樓嚴重阻礙，沒有電梯的五樓是他們住了四十年的家，也是如今的束縛。
“對於這些老人來說，租房不是為了追求多優越的居住環境，而是一種生活上的剛需。”孫鵑娟說。
養老觀念的變化也催生了大量租房老人。孫鵑娟談到，隨著60後退休潮的到來，新一代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自我意識和經濟獨立能力都更高、更強，會追求更為獨立的養老方式，而不一定只依靠子女。另外，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普遍更高，存在更多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擠在一兩千萬人的特大城市裡，租房老人很少被看見，他們困在老化的住宅裡，困在異地養老的難題裡，想為晚年尋得一處更便利生活的住所，卻被租房的年齡紅線卡住。這樣的老人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拒絕了老人的嚴佳就在歉疚之餘隱隱後怕：
如果早些年她沒有攢錢買下這處小房子，老年流離失所的，會不會就是自己的爸爸媽媽，甚至是未來的她自己？
四、為父母租房的獨生子女，正經歷“地獄難度”
還有很多時候，直面租房年齡歧視的不是老年人自己，而是他們的子女。當下，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然拿起了為父母養老的接力棒。
今年43歲的鄭靜生活在一個“雙獨家庭”——她和丈夫同齡，都是獨生子女。他們是大學同學，畢業後一起成為滬漂，奮鬥多年後終於在30歲時買下了一套上海的老破小，次年還生了女兒。生活的拐點來得突然。五年前，鄭靜父親中風後半邊癱瘓，餘生都要在輪椅上度過。她不忍有嚴重頸椎病的母親一人承擔照護的辛勞，計畫著把父母接到上海。
但父母住在那兒成了難題。住自己家？老舊小區沒有電梯，沒有無障礙通道，父親住進來等同於坐牢。住養老院？她提起過一次，父親用囫圇不清但高亢的聲音激烈地表達不滿，加上她也不信任養老機構的照護質量，這個選項就此作罷。鄭靜和丈夫一盤算，發現租房竟成為僅剩的一條路。
對於老人租房的不容易她之前有過預想，但沒料到會是這樣的“地獄難度”。在這場長達三個月的戰役裡，她加了十幾個中介的微信，每天下班後除了給孩子做飯、陪孩子做作業，就是轉遍上海看房。為了減少房東的顧慮，她提前聯絡好了保姆，後來還主動提出可以押一付六，即便周全到此種地步，仍然被大部分房東“一眼拒”。最後她終於找到一套樓道口有殘疾人坡道的房子，雖然比預期中離她家要遠，好歹父母有了可以滿足日常生活的落腳之處。
生活還在繼續。疫情之後，鄭靜這個“雙獨家庭”裡四個老人的身體都每況愈下。每次聊起未來給雙方父母養老的方案，鄭靜和丈夫都覺得烏雲蓋頂。
為期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在2015年正式宣告終結，但留下了超過2億人的獨生子女群體。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曾推算，像鄭靜這樣的城鎮“雙獨家庭”將在2030年達到34.2%的最高比例，“單獨家庭”則更多，將持續保持在近50%左右的高位上。父親生病後，鄭靜實打實地羨慕起姑姑家的兩個表姐——姑姑住院的時候姐妹倆能輪流陪床，彼此安慰；家裡有什麼事兩人都可以商量，有需要用錢的地方也可以一起分擔。
鄭靜為父母奔走租房的艱難，是獨生子女養老壓力的冰山一角。對於更多的第一代獨生子女來說，真正的考驗即將到來。在《2023-2032：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養老困境真正來臨》一文中，南京大學特聘教授風笑天分析認為：在2023-2032年，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主體（80%左右）的年齡範圍將處於75-84歲，這意味著他們將跨過75歲的“失能拐點”，進入生活自理能力明顯下降、他人照料需求明顯上升的時期——這是中國社會在下一個十年將面臨的現實。
如何讓有租房需求的老人們有一處容身之地，邁過老有所依的第一步？
老年公租房是措施之一。10月11日，民政部、全國老齡辦發佈《2023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提出，指導各地在公租房保障中對符合條件的老年人予以優先配租。
已經邁入中度老齡化的北京，從2017年開始推出老年公租房，室內設定有無障礙設施和緊急求助按鈕，還有管理員和獨居高齡老人“一對一結對子”；杭州公租房為70歲以上老人提供了優先選房的福利；重慶在一些公租房社區裡建立了養老服務中心、社區食堂等；接近中度老齡化的廣州，則在今年八月發佈的公租房新政中明確提出，對於所有成員均年滿60周歲的申請家庭，其家庭收入和財產標準將放寬至政府公佈標準的130%。
不過，這類保障房意在解決部分困難人群最基本的居住需求問題，因此對老人的年齡、戶籍、經濟條件都有著嚴格限制，且在就醫、便民等配套設施上仍相對薄弱。
身為亞洲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日本的做法或可作為參考。假如你是一個日本老人，面臨租不到房的窘境，“附帶服務型高齡者住宅”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這是日本政府從2011年起推出的一種專供高齡老人居住的市場化租賃型住宅。居住期間，你可以享受到看護人員的全天候輪班值守，出門看病也有護理人員陪同。截至2023年1月，日本已有超過8000棟、總計28萬戶的附帶服務型高齡者住宅，平均入住率達89%。
不過這種住宅的“入場券”，是繳納幾十萬日元的保證金加上平均十幾萬日元的月費，在人均年收入四百多萬日元的日本，這是一筆不低的費用。
回到中國。在孫鵑娟看來，要想真正解決老人租房難的問題，並非單單規範租房市場就可以實現，根本在於打消房東對於風險的顧慮，而這需要完善養老服務和保障體系，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
這恰恰是最無奈之處：對每一個正在衰老的個體來說，最有限的恐怕就是時間。
在廣州經營著一個家政團隊的余霞，偶爾會想起一位未曾謀面的老人。去年年初，老人的孫女找到她，表示想要給九十多歲的奶奶雇一個住家阿姨，不過因為自己家裡空間有限，打算在家附近給奶奶和阿姨租個房子住。余霞也幫忙詢問了幾個中介，但他們一聽到老人的年紀就都拒絕了。老人的家人甚至提出，如果老人真的在出租屋裡去世了，他們願意賠付幾個月的租金，但仍然找不到房子。
後來老人被送去了康養中心，這個家政訂單自然也無疾而終。時間一長，余霞也就慢慢忘了這件事，直到今年年中，她刷到老人孫女發的朋友圈：奶奶去世了，我很想她。
在問題得到系統性地改善之前，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和同理心或許是為數不多的解法之一。在鄭靜連續碰壁近三個月後，最後租房給她父母的是一個五十多歲、一直獨身的姐姐。熟識以後鄭靜曾問過對方為什麼願意接受老人做房客，她至今記得那個姐姐的回答：“每個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我希望等我老了也能得到這樣的幫助。”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