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網友在小紅書平台的互動是近期最令人矚目的文化現象。當跨越地域和語言的限制,由普通民眾呈現的日常生活狀況給彼此帶來了強烈的陌生感。這對一直以來主導國際傳播的傳統媒體議程提出了巨大的拷問。
具體而言,對美國網友而言,小紅書上中國網友的生活景觀明顯與BBC等傳統媒體的敘事不符,“(中國人)他們不窮,照片裡的生活比我們更加精緻”、“他們有雙休和醫保,叫救護車也不會傾家蕩產”,還有更總體印象層面的,“他們並不死板嚴肅,有一種獨特的幽默”。而對中國網友而言,美國民眾的生活細節讓人震驚,例如“定期賣血去支付房租和學貸”、“打兩、三份工比996還累”、“買不起房、房產稅很貴”。區別於宏大議程和景觀化的儀式,從普通人的視點和關切出發,為傳播的敘事邏輯開闢了新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基於生活的“田野現場”展開的傳播實踐,已逐步成為一國之面貌的生動彰顯。
面對此次浩大的“民間”聲浪,我們不妨將其視作一個校準認知的契機。雖然網友的提問帶有一定的獵奇心理,大規模的文化對話也是一個互為奇觀的過程。但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運作機制的碰撞中,重新問題化對局內人而言“習以為常”的底層邏輯和價值預設。在此背景下,本文選取了在小紅書中討論最廣泛、最具代表性的三個話題:美國稅收體系、住房成本及學生貸款,並結合詳實的資料,嘗試還原民眾生活狀況背後的政經原因。
美國的稅收制度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體系之一。它以所得稅為主,輔以多種稅類,分為聯邦稅、州稅和地方稅三個層級。聯邦稅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等,佔全國總稅收的70%;州稅和地方稅則以銷售稅、財產稅等為主要形式,佔30%。通過資料來看,2023年美國的聯邦稅收總額大約可以達到4.8兆美元,佔到了GDP的18個百分點,彰顯了稅收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儘管如此,這種多層次、多稅種的設計也為普通民眾帶來了龐大的經濟負擔。
在小紅書平台上,美國網友常用“貓稅”“狗稅”等新奇表達,來調侃關係“破冰”過程的“成本投入”。這種以稅為軸的認知方式,反映了美國民眾對日常生活開支的稅收形態高度敏感。正因稅收體系直接關係著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成本,川普上台後推動的稅收政策改革,才引發了全美廣泛關注。
儘管川普在競選中展現出為底層民眾發聲的姿態,但正是他在2017年簽署的《減稅與就業法案》,忽視了低收入家庭的降稅需求。該法案使年度財政赤字增加了數千億美元,為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提供了不成比例的稅收優惠,包括將企業稅率永久性降低40%,這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稅收體系在調節社會公平上的作用。
旨在調解社會公平的稅收為何會加劇不平等?
在過去數十年間,美國的經濟增長顯著,但並非所有群體都能從中均衡受惠。從1979年至2024年,美國人均GDP增長了115%。然而,從1979年至2019年,收入最高的前10%人口的稅後收入份額從27%上升至34%,反映出稅收政策的調節偏好。大規模減稅政策尤其是川普的改革傾向,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平等。高收入群體享受的減稅比例遠高於中低收入群體,而名義上針對普通民眾的稅收優惠政策,如“增加標準扣除額”和“兒童稅收抵免”,卻因便利高收入家庭而被稱為“中產階級福利”。
川普政府的稅收改革還削弱了稅制中的“橫向平等”原則,即相同收入者應繳納相同的稅款。例如,若一名汽車經銷商員工、經銷商股東和出售該經銷商權益的投資者收入相同,則他們理應承擔相同的稅率。但資本利得稅和股息稅的較低稅率使得高收入者通過避稅手段減少了稅負,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
此外,川普在競選期間承諾為底層民眾“量身定製”的若干稅收減免政策,卻相當鬆散。例如免除小費收入稅。這一政策旨在為服務員、理髮師等小費收入者減輕稅負,但卻無法惠及如保安、看門人等非小費收入者。這類稅收減免非但不能帶來他承諾的“經濟增長”,反而加劇了底層民眾的分裂。
高調的減稅政策引發了連鎖反應。面對財政赤字的巨大缺口,主打減稅政策的川普自然需要另闢蹊徑“開源”。為此,川普團隊瞄準了進口商品,計畫以徵收高額關稅來彌補減稅的政策成本,稅率預計在10%~20%之間。其後果是,作為消費者的美國民眾將直接為關稅帶來的物價上漲買單,這套組合拳下來,美國普通家庭的年度開支預計增加數千美元。
更為隱形的社會影響是,美國民眾不僅面臨個人生活成本的抬升,政府部門為公共事業提供的財政支援也正在縮水。有分析指出,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雖然致力於削減政府的總體支出,但可能會影響醫療、社保和新生兒、癌症病人等社會關懷項目的實施。美國進步中心指出,從政府效率部的執政計畫看,政府支出的削減將使每個項目的平均預算削減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進一步縮窄。川普在推崇“小政府”的同時,也將政府理應承擔的公共職能縮減了一半以上,普通民眾的抗風險能力將進一步分化。
綜上,美國稅收體系在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撐的同時,也因政策傾向性引發了公平性問題。而稅收政策的調整,及其對政府部門的影響,進一步助推了向普通民眾進行成本轉嫁的過程。
在美國,土地私有制和較大的居住用地面積為居民提供了舒適的生活條件。然而,由於土地用途管制,住房的供給結構與家庭需求出現明顯錯配,尤其是面向年輕人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給嚴重不足。此外,2025年美國房地產市場面臨高利率和住房供應短缺等多重挑戰,導致購房成本顯著攀升。
沉重的住房負擔給美國民眾帶來了顯著的生存危機,這是各級政府多年來政策缺位的結果。在全美範圍內,租房家庭的數量略多於4500萬戶。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資料,其中的2180萬戶家庭至少將收入的30%用於房租,1120萬戶家庭至少將50%的收入用於房租,房租成本畸高。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HUD) 普遍採用的衡量標準是,如果一個家庭的住房支出佔其總收入的30%以上,則被視為“住房成本負擔過重”。哈佛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擁有一套中等價位的房屋,每月的成本(包括房產稅和保險)現在為3,000 美元。住房成本的持續增長使得低收入群體難以獲得穩定的居所,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住房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在於房屋供應不足。過去15年,新建住房的數量遠低於人口增長的需求,並逐步從經濟適用房轉向面積更大的獨棟住宅和高端公寓,入門級住宅和出租房供應持續短缺。住房成本的增加直接降低了民眾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安全感,並削弱了經濟活力。2024年的一項Redfin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住房成本過高削弱了對整體經濟的信心。
此外,川普政府的稅收政策導致財政赤字增加,抬高了市場利率,使得地產商更傾向於開發高利潤的商用樓房,而非滿足民生需求的住宅項目。這進一步提升了住房成本,加劇了普通民眾的住房困境。
美國住房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削弱了經濟穩定性,高昂的住房成本擠壓了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例如支付帳單和為退休儲蓄。如果生活出現危機,普通人將難有財務緩衝的空間,一旦應急資金的額度不足,將會面臨“財房兩空”的窘境。
學生貸款已成為美國社會中極具爭議的經濟議題之一。過去二十年,學生債務的總額增加了一倍多,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債務人。資料顯示,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背負學生貸款債務,債務的起始數額平均達3萬美元。截至2023年9月,4300萬美國借款人共欠聯邦學生貸款超過1.6兆美元,再加上私人貸款,這一數額超過1.7兆美元。學生債務的總額已超過了汽車和信用卡貸款,僅次於住房貸款(超過12兆美元)。沉重的債務負擔不僅限制了年輕人的經濟自由,也引發了關於教育公平性的廣泛討論。
學生貸款由聯邦政府參與發放,宣稱是為培養美國高素質勞動力的“合理投資”,以保持美國的競爭優勢。但對於這一說法,美國民眾持懷疑態度。事實上,聯邦學生貸款的年利率高達5.50%至8.05%,而私人貸款利率甚至可達17%。對經濟基礎薄弱的年輕人而言,還款期限平均長達20年,經濟負擔長期相伴。
除了高利率帶來的債務積累,學生貸款的需求額度也在上調。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消息,從2008年至2022年,借款人的債務平均增長了39%,這主要與學費上漲有關。與其他發達國家普遍實行免費或補貼高等教育的政策相比,美國高校的學費增長甚至遠高於居民收入增長。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削減了對公立大學的資助,這進一步加劇了學生的財務負擔。
許多專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認為,大學的學費上漲和現有貸款數量增加的問題已相當嚴峻:不斷飆升的學生債務正損害年輕一代學生的利益,阻礙他們實現財務目標,同時加劇種族不平等。人們承認,雖然老一輩通常能夠支付學費,或者能找到工作償還債務,但對於最近的一代人來說,情況已大不相同。儘管歷屆政府和專家都在討論大規模債務免除的可行性,但問題的核心在於需要找“誰”來承擔成本,畢竟債務高達數千億至數兆美元。
綜上所述,通過對稅收、住房、學生貸款等維度的剖析,我們從中窺見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調整中,美國普通人正面臨的系統性風險。複雜的稅收體系及其成本轉嫁、住房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以及沉重的學生貸款負擔,共同構成了美國社會的現實圖景。這些實情不僅反映了美國的經濟特徵,也揭示了群體不平等背後的深層機制。
美國普通人在中文世界的出場,雖然是褪去政治身份、去意識形態化的,但他們所表露的日常細節,卻體現出某種“政治色彩”,生活在一種政治現實的表層。更進一步,普通人的生存狀況與其國體的政經動態及全球輻射能力互為表裡。這既是我們洞察全球變局的有效抓手,也提示出未來的嚴峻挑戰。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