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可以是票房保證,也是口碑毒藥。很多粉絲為哥哥而來,也有很多觀眾看到偶像就唾之為爛片。
這是很多流量明星主演電影的“金科玉律”。但在春節檔電影《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下稱《俠之大者》)中,徐克的強烈個人風格致使電影敘事本身的“硬傷”太明顯,而讓人相對忽略了這種粉圈敘事。
其實越是大導演的電影,或者說作者性強的電影,用流量越是無可厚非,因為只有用得好不好的區別,沒有該不該用的問題。
看完《俠之大者》,可以確定的是,這次的郭靖和黃蓉,確實是誰來演都行,但不是因為影片的作者性蓋過了表演,而是徐克在敘事上的潦草,導致了人物變得空心,留給演員的空間,也就有限。
我們對徐克回歸武俠的期待,原本是渴盼看到作者的回歸,看到武俠片大師與武俠小說宗師碰撞的美妙反應。
然而,也許是徐克脫離港片的水土太久已經忘記熟操的語言,也許是他想說的話太多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俠之大者》儘管讓我們片刻看到了作者的現身,最終還是流於空洞生硬。
改編一本家喻戶曉的金庸小說,徐克還是在“能不能假定觀眾都知道《射鵰》講了什麼”上冒了一點險。
江南六怪葬身桃花島導致郭黃誤會這一重要事件,僅在片名出現之前作為前情提要被提及,大部分的情節都是郭靖回到蒙古之後發生的。至於中原武學五大高手,除梁家輝扮演的歐陽鋒,還有只出現在郭靖回憶中的洪七公和一燈大師之外,其餘兩人皆以動畫形式被介紹出來;其他人物如楊康、穆念慈、周伯通,則壓根沒出現在電影的敘事範圍當中。
《俠之大者》改編涉及的原著情節,只摘取了第三十六回的後半段到小說結束的部分,儘管徐克在劇情中已經儘可能地補充了對最後這一部分故事而言比較重要的情節,但還是刪去了大多數角色和前情,以至於給人一種“5分鐘看完一部電影”的快餐感。
其實作為一本通俗小說,《射鵰》最大的魅力是奇人異事、愛恨糾葛,徐克未作此選擇,反而去改編原著“最無聊”的部分,這原本構成我對《俠之大者》最大的期待。
《射鵰》這樣一個敘事單純明朗的“成長小說”,在最後七章裡,主角郭靖已經大體完成中原歷險。島上巨變蒙在黃藥師父女頭頂的冤屈被揭開之後,郭黃二人的個人成長和愛情敘事均已大致定型,兩位少年少女的俠侶修煉課程基本完成,最後七章是他們從少俠成為大俠的路上,最後一個重要轉折和鋪墊。
讓《射鵰》並未完全淪為一個通俗歷險故事的,恰恰就是金庸在最後借助郭靖進行的反思。
小說前半部分,主角打怪升級看起來很 “爽文”——關於郭靖這個人物的“傑克蘇”,各種討論也已累牘。郭靖回到漠北之後,離成為大俠一步之遙,在此之前,他得先弄清楚,“俠”是什麼。
後七章就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原著裡,金庸只進行了提問,而徐克的《俠之大者》,是在給出答案。
回到漠北之後,郭靖心智更為成熟、閱歷更加豐富,他要同時處理兩個困境:尋找黃蓉並與歐陽鋒鬥智鬥勇,這是江湖恩怨;跟隨成吉思汗征戰並對抗蒙軍入宋,這是家國現實。
江湖和戰爭是兩個世界,電影也有黃蓉的一句“戰爭比江湖更可怕”,揭示這一點。
對只願在武俠小說裡尋求快意的人來說,武俠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相遇,並不討人喜歡。
首先是武力值度量衡的問題,武俠世界裡,高手取勝靠的不是量,假若武功絕學遇到千軍萬馬,點與面如何較量?另外則是秩序和價值觀不統一的問題,武俠高手沒有朝廷綱常管束,大多超然世外,所謂“成人童話”,就在於對現實背景有選擇的捨棄。
但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做不到純然的浪漫。他從一開始就為郭靖扣上現實枷鎖,這是發生在靖康之恥背景下的故事,中間的驚奇歷險,起因是報父仇,報父仇也是報國仇。
戲劇衝突,根本上是價值觀的衝突。傻小子勇闖中原,再回到漠北,兩種價值觀在他腦袋裡打架,郭靖在最後七章遭遇了不小的信仰危機。金庸不僅是讓郭靖反思自己的生平,他也在對“武俠”本身進行解構。
報仇固然重要,可害死無辜百姓,還該不該報?武功固然重要,練武卻害人傷人,還該不該練?做好人固然重要,可好人沒有好下場,壞人卻逍遙自在,好人還該不該做?這一生固然受之父母,但降生以來,所遇痛苦煩惱多,快樂悠閒少,那媽媽何必生我?
1957年,金庸開始在《明報》連載《射鵰》,在這個故事上投射了當時香港人的身份焦慮和民族弱勢的文化自卑,最後七章,在形式上,自反了武俠小說,在內容上,力圖喚起民族覺醒。
而徐克作為出生於越南、留學於海外的導演,回到香港的時候,面對振興新武俠的重任,在創立獨樹一幟的美學風格之外,他總是傾向於在不同文化/價值觀之間討論人和民族的位置。
比如《蜀山:新蜀山劍俠》,他首借西方特效(而不是戲曲程式和傳統武打)進行對武俠招式的描摹,讓內功外力與旋轉騰挪更接近於好萊塢的視覺奇觀;《黃飛鴻》系列裡,傳統武術名家面對外敵入侵和西方科技,武人的拳腳仍能贏得機槍,完成對民族自尊的一種鼓振。
江湖和戰爭的相遇,恰恰就是《射鵰》後七章裡最具現實張力的部分,徐克要借此拒絕單純從審美來看待浪漫的武俠世界,他要在現實世界裡找“俠”這個概念的憑依。這個現實,既是郭靖生活的現實,進一步對應,也是我們生活的現實。
人必得在懷疑和搖擺中確定自己的存在,從不動搖的信念只能建構童話而已。當徐克去改編《射鵰》,他在章節上的選擇,跟他在武俠片上的“抱負”有關。
瞭解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俠之大者》的徐克,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才可以進一步討論他為何做得不好。
暫且擱置本片的完成度,單從立意和風格上來說,經歷了幾部獻禮片的洗禮,《俠之大者》回歸了作者電影的範疇,終究是徐克用自己的方式在說自己的話。
徐克的立意,就是要在一個更大的背景裡討論“俠之大者”,他一定要讓浪漫的江湖與沉重的家國相遇,其最終目的,是要給“俠義”的解釋找到一個語境。
在這個立意下,徐克的風格,反而有點水土不服了。
徐克擅長通過影像特效化虛為實。《俠之大者》中,一燈大師為黃蓉療傷,經脈穴位都變得立體,更不必說降龍十八掌的招式和《武穆遺書》《九陰真經》裡的絕學,都被設計出了可見的面貌,對武俠文化的可視可感,徐克一貫下了很多功夫。
至於《俠之大者》褒貶不一的武打戲份,尤其是郭靖和歐陽鋒的對決,使用濃墨重彩的特效將只供想像的內功和掌風具象化,原本就是徐克對武俠與武打進行區分的結果。徐克的美學取向更喜歡讓武俠趨近於仙俠,武功有神怪之魅,武俠對決往往有著近乎超自然的呈現。可惜的是,《俠之大者》的武打戲份,特效並不特別出色,也缺少記憶點。
並且這次,問題也正出在徐老怪的怪上了,他有時會忘記,這個故事發生在交界上。《俠之大者》沒有徹底偏向《東方不敗》和《蜀山傳》那種奇情或者玄幻的武俠風流,這個故事的根本衝突是江湖與家國的正面相遇,是兩種道德秩序和價值觀的對話,人物應該通過在掙扎中作出選擇而立起來,它不得不站在寫意和寫實的邊界上去處理這種衝突。
如果兩個世界發生嚴重割裂以至毫無溝通時,觀眾就會出戲。但偏偏《俠之大者》在兩個重要戲份上,都讓兩個世界分化得簡直就像在兩個圖層。徐克彷彿忘記了他是來搭建兩者之間的對話的,一面沉醉於戰爭大場面和武打戲的特效和美術,一面要求人物憂國憂民關懷眾生。
片中最重頭的一場武打戲發生在郭靖與歐陽鋒之間。彼時歐陽鋒因黃蓉瞎寫的《九陰真經》而走火入魔,原著寫到,東邪北丐見他招式越邪,反而越不知道怎麼破,大意其實就是無招勝有招,瘋子難惹。在電影中,歐陽鋒先是與蒙古軍起衝突,蒙古人對這位大反派的錯愕,一開始還是一種在對“中原武學”的朦朧想像下產生的忌憚,但隨後郭靖出手在蒙古大軍面前與歐陽鋒對打,這段武打戲基本已超脫凡人世界,接近魔仙爭鬥。此時的蒙古大軍退後至背景板,戰爭世界對武俠世界完全插不上手,只有成吉思汗對歐陽鋒射了一箭,勉強打破了這個局面,可惜的是歐陽鋒根本沒把這一箭看在眼裡。
第二個出現嚴重割裂的戲份,是郭靖黃蓉聯手勸阻蒙古軍強行借道大宋攻打金兵。這裡出現了一句非常離譜的台詞,是郭靖對黃蓉說:“我們必須阻止這場戰爭!”
這已經不是武林中人的邏輯,更不是古人的邏輯,這是超英的邏輯。這句話把朝廷和軍隊降格到了災難片裡無辜地球居民的位置,簡直等同於超級英雄總攬全域,要阻止災難降臨。因此,緊隨其後,郭靖勸說成吉思汗的情節,就顯得有點兒戲,甚至聖母。按理說,勸退蒙古大軍,應該是本片中郭靖最重要的一個任務,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又該怎麼做,對人物是否成立至關重要。原著中,郭靖第一次意識到成吉思汗是不是英雄有待商榷,是他見證了撒馬爾罕屠城的慘狀,見到這麼多無辜百姓因自己報仇和大汗征戰而喪命,郭靖的世界觀有了裂縫。
然而《俠之大者》捨去了這個令郭靖陷入反思的情節。人物沒有掙扎,困境也就沒有意義,表達也失去力量,故事中的“人”也就不存在了。
我們還是可以從徐克的角度看一看他的改編。
原著中,蒙軍撤兵,因大汗病重。郭靖可能沒有左右一個首領的能力,但他還是做到了讓成吉思汗在反思和懷疑中死去:“我一生縱橫天下,滅國無數,依你說竟算不得英雄?”
小說結尾也提示了這次退兵只是歷史的一次喘息:“世人苦難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
在電影中,郭靖勸說大汗退兵,對於原著裡成吉思汗思索未得的問題,給出了一個來自徐克的答案:“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憂國憂民,永懷憐憫之心,那才是真正的俠之大者。”
這個回答,實在是有點偷懶。我們沒能看到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只有一句像春節祝福一樣皆大歡喜但又不涉要害的場面話。
接下來,我們會意識到徐克是在借武俠的殼來說反戰的核:“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要保護的人。草原人和中原人沒有區別,在這片大地上他們的性命都很重要。”
也是在這裡,徐克增加了一句原著沒有的台詞。大汗半是後悔半是惋惜地對郭靖說,沒給你起一個蒙語名字。而郭靖說,即便有蒙語名字,他也不會忘記自己本名叫郭靖。這也成為全片最明顯的一處現實對應。
但很可惜的是,受限於篇幅,故事開始的時候郭靖就回到漠北,自然而然操起蒙語,他作為漢人在蒙古長大的文化焦慮並未得到呈現。片中的蒙語對白和配樂,在大多數篇幅裡似乎只起到了烘托氣氛的作用,它對主人公思想和文化的動搖,以至於危及主角身份認同,並未有對應的力度。
至於今後與蒙古好友約定不在戰場相見,又因為缺少對郭靖成長環境的描寫,我們看不到他們近乎手足的感情,民族立場與個人感情之間的衝突也難以動人。
徐克只得到了郭靖這個供他回答金庸之問的傀儡,反戰核心和民族氣節只存在於台詞裡,沒有足夠的情節予以支撐,完全淪為了說教。
實際上,電影全片都存在敘事的問題。
金庸小說的影視化改編向來是更適宜改劇,因為人物眾多,情節豐富,很難合理塞進篇幅有限的電影裡。偶有好的改編電影,都要大動,取神不取形,在某個具有強烈張力的點上大張旗鼓大肆發揮,《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和《東邪西毒》是其中翹楚。
《俠之大者》在片名出現之前,以郭靖的回憶視角,簡單帶過原著前大半部分的故事,節奏已經非常不舒適,旁白加閃回,上氣不接下氣地要在短短的片頭裡把前三十四章的前情提要概括出來。到正片部分問題更加明顯,敘事幾乎沒有重點,觀感上,只是趕著讓重要情節挨個發生,只有場與場的接替,幾乎沒有起承轉合。
黃蓉被華箏公主救走是一個不錯的改編,片中兩個女性角色的對手戲,在全片文戲裡相對值得一看,敢愛敢恨的華箏公主被觀眾憐惜了幾十年,在徐克的版本裡,仍然討人喜歡。處理女性情誼甚至是曖昧,一直是徐克在文戲上的強項,相比之下,男女主角的戀愛情節則過於生硬和尷尬,尤其是黃蓉跟郭靖在雨夜相認,策馬相對而馳的片段,既不動人,也無美感。
這就說回到選角上,選肖戰和莊達菲兩位流量演員確實冒險,但也無太大指摘。早在拍《蜀山傳》時,為了有保障地試驗新奇的敘事和大膽的特效,徐克已經有全員大明星的策略,用明星效應保證票房從而保障投資。何況肖戰和莊達菲兩位演員在演技上的名聲尚可,有徐克調教,不至於出太大差錯。
然而《俠之大者》的兩位演員,問題是女孩英氣,男孩秀氣,假若徐克在這種氣質的倒錯上做一點文章,也許會有看頭,他畢竟也很擅長性別敘事。但顯然他這次並未在這方面有所著力,最後呈現出來,角色之間就毫無張力,甚至游離。
當然,這些相比這部電影在“俠”這個立意上的解題失敗,都是小問題了。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