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3月18日，美俄元首再次通話，雙方達成包括「俄烏30天內不攻擊對方能源基礎設施」在內的多項共識。隔日，美國總統川普又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話，就實施「部分停火」達成一致。就目前而言，俄烏衝突離全面停火似乎又近了一步，但涉及烏克蘭土地劃分等關鍵議題的談判尚未展開，各方角力仍處膠著狀態。

此前，川普曾表示，俄烏衝突永久和平協議可能包括基輔就領土問題做出讓步，以及俄方擁有對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的控制權，還曾稱將進一步討論俄烏「分割特定資產」。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近日則以「餐廳隱喻」形容當下局勢，「餐廳裡只有俄羅斯和美國，烏克蘭和歐洲在菜單上」。這不禁讓外界聯想到1945年雅爾達會議中，美蘇瓜分歐亞勢力範圍的歷史。

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政治教授兼學術院長Monica Duffy Toft近日在《外交事務》上發文指出，儘管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端倪尚未顯現，但當今地緣政治格局與二戰時有著驚人的相似：主要大國正試圖通過彼此協商重構全球秩序，盟1945年雅爾達上1945年領袖恰圖。大國正重新以硬實力劃定勢力範圍，這或將使全球秩序經歷動盪。

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延宕至今，已不只是一場區域衝突。

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以來，俄羅斯開始全面試探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不斷測試西方捍衛這一秩序的底線。這場戰爭不僅迫使歐洲重新審視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也促使美國決策層重新評估對外承諾的意願。此外還有並非戰爭當事方的中國，被塑造成了俄羅斯的「支持者」。

其餘國家也不得不思考一連串問題：如何平衡與強國、交戰國的關係？當下出於實際利益的考量與道義、立場，站在未來數十年後來看，到底還是不是明智之舉？

冷戰後二十年間，上述的問題似乎退居次要。蘇聯解體極大緩解了西方對世界大戰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曾讓西方容忍蘇聯在中東歐的勢力範圍。許多政治領袖與戰略分析家都寄望多邊主義與新型集體安全機制，期待零和式地緣政治博弈就此退出歷史舞台。

然而，國際局勢的演變打破了這種幻想：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重創西方經濟體；普丁不斷鞏固權力；中國加速拓展全球影響力。國際政治迅速回歸傳統的強權邏輯，大國再度倚仗軍事威懾、經濟制衡與外交脅迫來劃分勢力範圍——即便並不對某地區行使主權，但仍舊可以透過各種手段施加經濟、軍事和政治影響。

就目前而言，儘管還沒有世界大戰的端倪，但地緣政治格局與二戰時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主要大國正試圖通過彼此協商重構全球秩序，恰似1945年雅爾達會議上盟國領袖重塑世界版圖，彼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會面，並協商劃分歐洲勢力劃範圍。

這類談判甚至不需要出現在一場正式會議上。就例如在俄烏衝突的和平談判中，如果中、美、俄三方都達成共識，即權力比意識形態分歧更重要，那麼他們實際上就是在重演雅爾達會議，決定周邊國家的主權與未來。

與雅爾達會議上兩個民主國家（美國、英國）與一個專制政權（蘇聯）博弈的局面不同，在當今世界，政體差異已不再構成共同利益認知的藩籬。換句話說，實力就是硬道理，這實質上就跟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描繪的一樣：

「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在這類世界格局下，北約、歐盟等多邊機制都會被邊緣化，而小國的自主權也可能遭受擠壓。

在過去二十年裡，推動權力政治回歸的國家——包括俄羅斯和美國——無一例外地由推崇「讓國家再次偉大」的政治強人掌舵。這並非歷史巧合。此類領導人一面渲染國家當下國家的處境受制於內外敵對勢力的“屈辱現狀”，一面虛構出輝煌的往昔圖景，並由此激發屈辱感，進一步強化了一種信念，那就是國家的復興只能依靠硬實力來實現，而掌控與拓展勢力範圍就能恢復日漸消逝的強國榮光。

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遠遠不足以實現普丁對俄羅斯應有地位的構想；而對美國而言，甚至開始設想吞併加拿大。

另一種情況也是可能的，即歐盟和北約在大國擴張、博弈中不斷適應新的環境，並在其中充當制衡力量，阻礙美國、俄羅斯等強權國家利用硬實力實現自身狹隘的國家利益。然而這些潛在的制衡力量必須積極爭取支援，同時利用全球化對大國分割世界的擴張企圖形成天然障礙。

「勢力範圍」回歸國際舞台

「勢力範圍」一詞最早出現在1884-85年的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上，當時歐洲列強制定了瓜分非洲的規則。但其實這個概念起源更早，早已在影響多國的國際戰略了。

例如1803-1815年的拿破崙戰爭時期，法國試圖以武力佔領周邊國家、並扶植忠誠的傀儡政權來擴大其影響力。再例如英國和沙俄為了爭搶中亞（尤其是阿富汗）的控制權，也經歷了長期的鬥爭。美國1823年的「門羅主義」更為直接，直接宣佈歐洲國家不許插手美洲事務，相當於把整個拉丁美洲劃為美國的勢力範圍。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列強建構勢力範圍的角逐催生出新型同盟體系，最終誘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戰時為削弱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合法性，將殖民主義稱作是“對民族自決的暴行”，動搖了其道義基礎。此舉也使美國盟友——尤其是法國和英國遭受損失，面對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兩國愈發難以維持海外殖民地。

到二戰結束時，因為「勢力範圍」與「殖民主義」有緊密關聯，兩個概念已被國際社會視為落後且容易引發衝突的政治遺產。

但雅爾達會議卻讓「勢力範圍」這個概念回歸國際舞台。雖然雅爾達體系本質上是所謂民主國家陣營的妥協，被認為是阻止另一世界大戰的權宜之計。彼時英美兩國均已深陷厭戰情緒，難以繼續維持軍事動員。在缺乏有效威懾手段的情況下，阻止蘇聯紅軍西進的唯一途徑就是滿足其地緣政治訴求。

在十九世紀，強權競爭聚焦軍事與經濟硬實力；而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冷戰催生了新的大國博弈維度：美國透過好萊塢文化、對外經濟援助、頂尖高等教育吸引力、海外投資以及其他海外項目（推行美式民主以及創立「和平隊」等組織）建構了全方位的「軟實力」影響力網絡；

蘇聯則在全球範圍展開共產主義宣傳，更以「積極措施」（Active Measures）為綱領開展針對民主國家的認知戰，長期散佈虛假資訊分化西方社會。

隨著1991年後意識形態對抗讓位於市場化改革、民主化處理程序與全球化浪潮，勢力範圍這一概念看似失去現實意義。在冷戰時期涇渭分明的意識形態鴻溝消解後，國際政治學者普遍認為，世界政治將轉向經濟相互依存的模式。另外，透過協作解決全球性難題的實踐也體現了多邊主義的優勢。

民主原則在全球範圍的傳播，以及前蘇聯及東歐集團國家快速融入國際制度體系，更強化了「權力應當（且能夠）透過多邊合作機制實現分散化」的觀念。

1997年《北約-俄羅斯基本法案》（NATO-Russia Founding Act）作為冷戰結束後確立北約與俄羅斯關係框架的關鍵，被視為典型案例。它明確規定締約方承諾避免建構勢力範圍，要求北約與俄羅斯致力於在歐洲建立「不存在割裂界限或限制任何國家主權的勢力範圍的共同安全空間」。

強權政治的強勢回歸

事實上，強權政治在俄烏衝突前就已經死灰復燃。 1999年北約在美國主導下對科索沃進行軍事介入；2003年美國不顧盟友反對發動伊拉克戰爭。這些都顯示領導者仍篤信軍事升級可作為鞏固強國地位的可行選項。

近年來，中美圍繞全球科技經濟主導權的博弈愈演愈烈——美國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實施制裁，而中國則投入重金構建替代性供應鏈，並推進規模空前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此同時，美國及其盟友正將金融制裁武器化，作為遏制戰略對手的重要工具。

俄羅斯的戰略選擇則始終體現著「以弱制強」的博弈智慧。面對物質實力差距，其運用混合戰爭手段持續削弱西方：透過網路攻擊（如干預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大選）、系統性資訊操控等非對稱戰術，成功穿透傳統防禦體系。

從普丁近年來的多次演說可見，其地緣政治觀念始終植根於勢力範圍邏輯——他始終無法理解北約在蘇聯解體後繼續存續的合理性，更難以接受北約東擴將整個歐洲轉化為美國勢力範圍的事實。這種認知分歧最終演化為行動：自2008年喬治亞戰爭起，俄羅斯逐步升級混合戰爭策略（包括利用代理人武裝力量），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標誌著戰術轉折，最終在2022年以全面戰爭形式攤牌。

如今，正在浮出水面的烏克蘭危機解決方案，更加標誌著19世紀式地緣政治的強勢回歸——即大國對弱勢國家單方面強加規則。俄羅斯與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聯合施壓，要求烏克蘭接受領土割讓並承諾不加入西方軍事聯盟，這種安排幾乎將使烏淪為俄戰略附庸。

美國媒體10日報導，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當天稱，烏克蘭在未來達成的任何俄烏和平協議中都必須做出領土讓步。圖源：Wikimedia Commons

若施壓成功，戰爭的結局將使動用武力推進國家利益的行為成為常態，這種轉變是前所未有的。儘管過去數十年間大國屢屢試圖透過武力實現訴求，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案例均證明軍事干預代價高昂且適得其反。俄在敘利亞支援阿薩德政權的軍事行動未達預期，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更是陷入泥淖。諷刺的是，美國自二戰以來最大外交政策轉向（指戰略收縮），卻在此刻給了俄羅斯戰略優勢。

一種較古老的權力政治模式正迅速回歸。

確立勢力範圍意味著主導大國削弱地理上鄰近國家的主權，就例如現在川普正試圖對加拿大、格陵蘭和墨西哥所做的那樣。基於勢力範圍的政治秩序還依賴其他大國的默認共識，即不干涉彼此的勢力範圍。

多方博弈的未來

以經濟和軍事實力衡量，俄羅斯已不再是一個大國。然而，今天的俄羅斯經常被與蘇聯混同，這使其擁有超出實際能力的「光環」——它仍然是不容忽視的核武力量。在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都認同避免核戰的情境下，互相承認各自的勢力範圍可以作為遏制衝突升級的機制。

結束烏克蘭戰爭的談判可能類似於一場新的雅爾達會議，而中國的角色或許會類似於1945年英國的角色。在雅爾達會議上，英國雖然因二戰而削弱，但憑藉其帝國遺產仍被視為大國，在平衡美蘇利益的同時，也維護了自身的地緣政治關切。

但跟當年雅爾達會議那樣清楚劃分勢力範圍不同，現在要劃分勢力範圍比較棘手。在一個全球化程度不高、大國都依賴鋼鐵和石油的世界裡，劃定並尊重地理上連貫的勢力範圍要容易得多。但在今天，大國所需的關鍵資源遍佈全球，使勢力範圍的劃分更加複雜。

例如，台灣地區就是一個敏感點，因為其生產的晶片對各國的經濟成長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美國斷然無法接受中國在晶片供應鏈上的主導地位，同時也不希望俄羅斯獨佔烏克蘭的稀土資源。

此外，國家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如今，儘管日本和台灣地區在地理上靠近中國大陸，卻更有可能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正因如此，中國正努力發展為海洋大國，並竭力破壞美國的海上影響力。

即便未來，中美俄三方走向更具合作性的關係，歐洲國家也不得不自謀生路。德國和法國等國可能會制定獨立的安全戰略。而東歐國家，尤其是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很可能會要求歐洲盟友提供更多防務承諾，但對於這些承諾，歐盟國家可能既沒有能力也不願兌現。這種局面不僅會削弱美國在亞洲對盟友的戰略地位，迫使這些國家尋求其他防務合作，甚至走上擁核道路。而歐盟或許會因此加速轉型，變成一個更接近美國體制的聯邦國家。儘管法國、德國和英國仍具備一定實力（其中法英還擁有核武），但只有歐洲真正實現聯合，才能在軍事和經濟上有效應對來自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多重壓力。

如果美國與俄羅斯聯合對抗中國，那麼日本和韓國可能會在中美採取平衡策略，推動更獨立的外交政策，增強軍事自給能力，並努力實現其安全和經濟協議得多元化。日本可能加速軍事擴張，並尋求與澳洲和印度等地區夥伴建立更緊密的聯絡，而韓國可能透過深化與中國的關係來避險其地緣政治風險。

如果俄羅斯進一步靠攏中國，歐洲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這種格局將強化類似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但如果俄羅斯和歐洲國家尋求更獨立的外交路線，這可能促成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使它們成為“搖擺力量”，在中美之間施加影響，獲取戰略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地緣政治將呈現19世紀大國博弈與21世紀戰略集團競爭的混合模式。

澳洲將在經濟與安全戰略上面臨艱難選擇。它可以加強與美國的防務合作，深化與印度和日本的關係，並增加軍事開支以增強威懾力。但如果中國成功在亞洲建立其理想的勢力範圍，澳洲可能會選擇作為地區穩定力量崛起，強化自主性，而不是繼續作為美國主導集團中的附庸角色。

整體來看，勢力範圍很少是靜態的，而是不斷受到各方爭奪。勢力範圍這一概念的重新浮現也顯示全球秩序正在經受考驗。這可能導致全球政治回歸到早期的權力政治模式。

但另一種可能性正在浮現：經曆數次動盪危機的洗禮後，國際體系可能重拾以多邊合作、經濟全球化，以及美國主導（或集體協作）的安全機製為核心的規則秩序。

然而現實是，美國已不再是穩定力量。儘管不久前，美國還被視為遏制地區擴張主義的主要力量，如今卻似乎正在助長甚至效仿這類行徑。未來格局究竟會回歸可控的均勢平衡，還是陷入長期動盪與對抗，取決於各方在勢力範圍爭奪中的博弈烈度——尤其是中、印、伊、俄、美等國為實現自身戰略訴求所願付出的代價。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