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東京同日本外相岩屋毅、韓國外長趙兌烈共同出席第11次中日韓外長會。在國際形勢動盪加劇的背景下，此次會議不僅釋放出三國合作加速回暖的明確訊號，更凸顯出東亞國家在大變局中尋求團結自強、築牢區域“防波堤”的戰略選擇。

如果說去年5月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隔4年多召開，標誌著中日韓合作的“艱難重啟”，那麼這次中日韓外長會的舉行，則顯示三國合作正在“加速回暖”。這次會議肩負著兩大任務，一是為今年的中日韓合作“定基調”“做規劃”，二是為三國領導人會議作準備。三國外長重申了去年三國領導人會議的共識，一致同意要繼續落實2019年發表的《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檔案，推動經貿、人文、可持續發展、科技、公共衛生、救災等“六大關鍵領域”合作，三方就年內在日本舉行第十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達成共識。

在外界關注的議題上，三國外長重申將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並確認要辦好中日韓文化交流年，努力實現2030年4000萬人次人員往來目標，夯實三國合作的民意基礎。三方還提及堅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更加普惠包容方向發展。

回顧歷史，東亞區域合作素有“危機驅動”的特點。中日韓合作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的寒流中開啟，三國領導人會議機制則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應運而生。當前，國際形勢似乎又一次來到了“危急時刻”。川普政府上台後，揮舞關稅“大棒”，大肆推行保護主義政策，嚴重衝擊國際經貿秩序。中日韓三國經濟總量約佔全球的24％，貨物貿易在全球佔比近20％，同為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外向型經濟體，面對保護主義逆流，有著共同的危機意識。日本《朝日新聞》發表社論指出：“烏克蘭和中東戰事延宕，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危及世界自由貿易體系。面對國際秩序大動盪時代，日中韓三國有必要切實深化合作。”路透社的報導則直接以“三國外長在地緣政治的‘歷史轉折點’會晤”為題。

不過，應該看到，三國合作的回暖更多來自內生動力。中日韓互為近鄰和主要經貿夥伴，利益深度交融，2024年三國經貿額超過7000億美元，人員往來近2500萬，彼此關係的重要性如何強調都不為過。長期以來，儘管三國關係深受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的困擾，雙邊關係波折不斷，但中日韓合作實現了長足發展，已經形成由21個部長級會議、70個對話交流機制和一個常設秘書處構成的多層級、寬領域、高水平合作架構，成為東亞地區機制化程度最高的政府間多邊合作平台之一。

從此次外長會後的反應看，日韓輿論總體評價較為積極正面，但日韓一些保守派媒體在評論中直指中國可能藉機在韓美、日美同盟間“打楔子”。顯然，日韓尚未擺脫在中美之間如何抉擇的戰略徬徨。

展望未來，中日韓合作要行穩致遠，仍需要下大力氣解決政治互信不足、民意感情脆弱、合作動能減弱這三大挑戰。首先，三方要維護好年度領導人會議機制，為各層級各領域交流合作發揮政治引領作用，同時應加強危機管控，確保出現分歧摩擦時能夠及時溝通、冷靜處理。其次，三方要完善經貿合作的制度化保障，爭取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中日韓自貿區，提升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並通過產供鏈合作，穩定經貿基本盤，通過深挖合作潛力，做大合作蛋糕，強化利益紐帶。再次，三方要通過擴大教育、旅遊、地方、媒體、智庫等各領域交流，增進民眾間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逐步扭轉彼此“近而不親”的局面。

在2023年11月舉行的上一次中日韓外長會上，王毅曾用三個關鍵詞為中日韓合作進行了“新定調”：要當好東亞合作的“領頭羊”，維護地區和平安全的“穩定器”，解決熱點問題的“減壓閥”。這正可謂是三國合作的“初心與使命”。站在新起點上的中日韓合作方興未艾，選擇相互信任，大膽攜手前行，方為符合各自利益的明智選擇。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