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矽谷科技公司中,Palantir 是一個謎一樣的存在:
它不生產炫目的消費級產品,沒有社交媒體應用,也沒有搜尋引擎廣告,但它的野心更為宏大——它想用資料定生死,影響國家安全、軍事戰略、金融系統、甚至塑造戰爭,重新定義世界秩序。
Palantir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其無與倫比的巨量資料處理和分析能力:
它把全球範圍內海量、混亂的資料流——衛星圖像、無人機偵查資料、電子監聽、社交媒體動態、交易記錄、天氣預報,甚至地面士兵的GPS訊號——統統吸納、分析,並最終把這些看似無關的資訊串聯在一起,形成具有決策價值的智能洞察。
換句話說,它的任務就是在資訊的迷霧中尋找真相,其名字也正是源自托爾金《魔戒》中的“真知晶球”(Palantír)——那顆洞悉世界任何角落髮生之事的水晶球。
於是,Palantir既是一個傳統科技公司,又像一個隱匿於權力中心的情報機構,其客戶群體從CIA到摩根士丹利,從沃爾瑪到AT&T,從美國國防部到空中客車,從烏克蘭戰場上的炮兵部隊到全球最大的製藥公司默克。
它生於長於矽谷,並且由典型的矽谷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和 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 )創立,即使目前它的總部搬到了denvor,但大部分人還是認為它是一家矽谷公司。
不過,它與典型的矽谷公司非常不一樣:
矽谷的大多數企業選擇順應市場趨勢、快速擴張、迎合投資者、快速上市、建立全球化版圖;而Palantir反其道而行之——它拒絕傳統科技公司的金字塔管理模式,它蔑視銷售驅動的增長邏輯,它不迎合市場,而是精挑細選客戶,它無視短期利潤,而是執著於長期價值,它很長一段時間對上市毫無興趣,公司自2003年成立,一直到2020年9月30日才上市,它也甚至公開表達政治立場,拒絕進入某些市場。
那,這家最不像矽谷公司的矽谷公司有什麼神秘之處呢?其管理方式、營運模式、文化與價值觀等方面有有怎麼樣的不同做法?
為了完成這篇文章,我們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以期帶給各位一個沒有濾鏡的Palantir。
在Palantir發展的早期,如果你走進 Palantir 的辦公室,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它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客戶戰場”,你會發現這裡沒有“主管”“副總裁”或者“部門經理”,也沒有矽谷特有的“首席增長官(CGO)”“首席產品官(CPO)”。所有的人都被冠以同一個身份:“前線部署工程師”(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FDE),這裡只有一個個深入戰場、直面問題的工程師。
這不是一個隨意的決定,而是 Palantir 對“頭銜”的徹底反叛。
創始人之一的彼得·蒂爾在他的著作《從0到1》中,就表明自己深受法國哲學家勒內·吉拉德(René Girard) 的影響,尤其是他的“模仿慾望理論”(Mimetic Theory)。吉拉德認為,人類的衝突往往不是因為真正的需求,而是因為對相同目標的模仿和爭奪。而企業內部最容易引發模仿競爭的,正是職位頭銜。傳統企業架構下,頭銜不僅代表權力和資源,更成為員工間競爭的核心目標。一個人可能更在意如何從“高級經理”升職為“副總裁”,而非如何創造更具突破性的產品。這種機制催生了“向上管理”,導致組織內部的政治鬥爭,最終損害創新。
所以,Palantir 選擇了一條極端的路:他們干脆取消所有這些頭銜,把注意力重新拉回“真正重要的事”上。它的目標就是打造一個沒有官僚、沒有權力鬥爭的環境,讓最好的想法,而不是最會討好上級的人,佔據主導地位。
當然,一個沒有“頭銜”的組織,仍然需要決策和管理。
Palantir 採取的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去中心化”或“無政府管理”,而是一種極端扁平化+強大創始人掌控的模式。在公司成立的早期,組織架構只有兩個層級:創始團隊和一線工程師。
公司內部幾乎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中層管理者”——沒有層層審批,沒有匯報鏈條,沒有由高管主導的“戰略規劃會議”。一線工程師可以直接與創始人交流,提出自己的想法。
有人可能會問,這種方式真的可行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另一個歷史案例:拿破崙的“任務指令”體系(Auftragstaktik)。
傳統的軍事指揮體系是“命令式”——上級詳細指揮每一個行動,而拿破崙創造了一種新方法:給士兵提供“目標”,但不規定“執行細節”。士兵被賦予高度的自由,可以根據戰場情況自行調整策略。這種方法大大提高了決策速度,使得拿破崙的軍隊在戰場上具有極強的適應性。
Palantir採取的正是類似的策略:
不設“管理者”,而是讓工程師承擔決策責任。
員工在面對問題時,不需要向上級請示,而是自己判斷、自己決定、自己執行。結果是,Palantir 的反應速度遠遠快於那些依賴繁瑣匯報流程的傳統科技公司。工程師可以立刻投入解決問題,而不是被拖入無休止的審批流程。
這也意味著,Palantir 的創新幾乎全部來自一線,而不是“高層戰略規劃”。例如,企業資料整合平台Foundry、資料匯入工具 Magritte、可視化工具 Contour,以及快速建構應用的 Workshop——這些工具最初都是某個 FDE 在客戶現場為瞭解決具體需求而開發的,後來被標準化,成為 Palantir 核心技術的一部分。
後來,隨著業務的擴展與規模化的需求,最初的工程體系從前線部署工程師”(FDE)已經演化出更細緻的區分,即 Dev(開發人員) 和 Delta(前線部署軟體工程師),分別代表Palantir 公司內部的兩種核心技術崗位:Dev負責建構核心軟體平台(如 Foundry、AIP等),專注於架構、模組化設計和可擴展性,以服務多個客戶;而Delta則專注於客戶現場部署和定製化實現,確保Palantir的軟體能夠真正落地,並最佳化客戶的業務流程。
可以看到:組織架構依然非常扁平,公司裡大部分人都是Dev或者Delta,下圖反映了Palantir成功的核心秘訣:
更有趣的是, Palantir工程師也是銷售人員:
在典型的科技公司裡,銷售團隊負責聯絡客戶、展示產品、談判價格,而工程師則專注於開發技術。但Palantir幾乎沒有專職銷售人員,所有客戶交流都是由工程師直接負責,這種模式帶來了幾個獨特的優勢:
首先,客戶的信任度更高了,因為客戶面對的不是“銷售員”,而是真正的技術專家。這讓他們更容易相信 Palantir 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其二,工程師直接瞭解客戶需求,可以立即調整和最佳化產品;資訊的傳遞是即時、直接的。
正如亞歷克斯·卡普所說:“如果你不能自己說服客戶,那麼你的產品還不夠好。”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 Palantir 是一個完全民主化的烏托邦。
在所有的扁平化表象之下,通過特殊投票權股份Class F,公司仍然牢牢掌握在彼得·蒂爾、亞歷克斯·卡普和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 這三位創始人手中——他們雖然股份不多,但不論股本如何攤薄,都能掌控著近 50% 的投票權,確保公司始終按照他們設定的方向前進。這種治理方式被戲稱為“創始人共和國”——扁平化並不削弱組織的凝聚力,而是讓它變得更靈活高效,同時保留了一個穩定的決策核心。
“先訂機票,細節路上再說。”
這句在 Palantir 內部廣為流傳,它精準概括了其營運哲學:行動優先。在面對複雜問題時,最好的方法不是冥思苦想,而是親自深入前線,把手伸進資料的泥潭,感受真實的問題。
在這個公司,沒有人會因為等待流程審批而錯失戰機,也沒有人會因為畏手畏腳而推遲解決方案的落地。Palantir 的營運模式,正是建立在這種高度響應性、工程師主導、長遠佈局的基礎之上。
這種模式聽起來簡單,執行起來卻顛覆了傳統企業的決策邏輯:
在一般企業裡,一個客戶需求通常會經歷多個層級的傳遞——市場團隊收集需求,產品經理整理成文件,研發團隊再進行評估,最後才排上優先順序。而 Palantir選擇完全繞過這些繁瑣流程,把最懂技術的人以最快的方式送到最需要的地方。雖然由此帶來了一段時期內“無法控制的高額差旅支出”,許多員工因頻繁飛行而很快成為航空公司的高級會員,但Palantir相信這樣的投入帶來了深度學習和客戶關係的累積回報。
如果把科技公司比作軍隊,那麼 Palantir更像是一支特種部隊,將技術人員直升機降落到客戶的“戰場”中,深入敵後作戰。他們的目標不是銷售一個通用的軟體,而是解決一個個棘手的特定問題——有時候,甚至連客戶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這種模式使得 Palantir 在許多關鍵場景中擁有無可匹敵的競爭力。
例如,在俄烏戰爭爆發的早期,Palantir 迅速派遣團隊前往歐洲,直接與烏軍方合作,幫助他們利用巨量資料最佳化戰場決策。這種響應速度和技術交付能力,遠非傳統的國防承包商或政府機構能夠企及。
在商業領域,他們同樣採取類似的戰術。例如,某家金融機構遭遇資料欺詐問題時,Palantir 工程師直接進駐,與分析師並肩作戰,而不是等待簽署一份漫長的諮詢合同。
不過,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Palantir的產品並不是一開始就標準化的,如果每一個產品都是定製的,那麼每次都得“從0到1”,顯然這並不是一個好生意。事實上,在公司成立的最初十年裡,他們的商業模式幾乎是一家高級諮詢公司的翻版——大量工程師駐場,為客戶手工打造定製化解決方案。
這種做法跟矽谷的“規模化、全球化”完全相反,矽谷軟體行業的核心邏輯是規模化,而定製化意味著難以擴張。
但好在,隨著定製項目越做越多,Palantir在其中找到了一個獨特的模式:
從定製,到模組化,再到平台化。
這個過程的本質,是把一個個“戰場上的成功案例”變成“可重複的武器庫”。Palantir 發現,雖然客戶的需求各不相同,但問題的本質往往相似:如何整合海量資料?如何在資料之間建立聯絡?如何把這些資料轉化為可視化的洞察?於是,公司開始有意識地將特定客戶的解決方案轉化為可以復用的元件。
這種做法不僅提高了交付效率,也讓 Palantir 的產品從諮詢式的定製工具,演變成如今的Gotham、Foundry、Apollo 、AIP這四大核心平台。
一個經典的例子是Foundry平台的誕生:
最初,Palantir 工程師在為不同客戶整合資料時,需要手動編寫大量 ETL(資料提取、轉換、載入)指令碼。某個工程師意識到,這些工作其實可以抽象成一套通用工具,於是開發了內部工具 Magritte,用於自動處理資料匯入。後來,類似的工具不斷累積,最終匯聚成了如今強大的 Foundry 資料平台。
可以說,Foundry 不是一個從零設計的產品,而是無數次“戰地作戰經驗”的結晶。
如果你問一個 Palantir工程師:
“你們是否是一家 SaaS 企業?”
他們很可能會露出一絲不屑的笑容。
因為 SaaS 的本質,是希望客戶儘可能少地與供應商互動——你付費訂閱,供應商提供軟體,剩下的事情自己搞定。
而 Palantir 的邏輯恰恰相反,他們的產品交付模式,更像是一場“聯合行動”:工程師不僅賣軟體,還要參與軟體的實施、調優、甚至共同設計解決方案。
從商業角度來看,這種模式初期的確不易擴展。
如果換做是另一家公司,可能早已在投資人的壓力下轉向更容易變現的 SaaS 模式,但 Palantir因為有大佬坐鎮,堅持了自己的路線,在成立後的十多年裡一直不追求盈利,而是建立一個不可替代的商業帝國。
在這個過程中,Palantir 找到了一個巧妙的方式來突破這個困境:
用高品質的定製化服務,鎖定大客戶,並逐步降低對人力投入的依賴——這又與傳統 SaaS 企業爭取中小企業市場的策略截然不同。Palantir不在乎擁有成千上萬個小客戶,而是專注於少量高價值、高復購率、深度繫結的戰略客戶,例如政府、軍方、金融機構和大型製造商。
這帶來了一個有趣的市場效應:在企業軟體領域,客戶通常不願意輕易更換供應商,尤其是涉及關鍵資料和核心業務的系統。而 Palantir 通過早期的深度嵌入,成功形成了極強的“客戶鎖定效應”。一旦 Foundry、Gotham 或 Apollo、AIP被部署到客戶系統中,它們就像“作業系統”一樣,逐漸成為該機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種模式,使得Palantir不必像一般 SaaS 公司那樣不斷投放巨額行銷預算來爭奪客戶,而是通過技術深度繫結,獲得長期穩定的收入來源;而且客戶的上下游,客戶的整個產業生態,都有機會成為Palantir的潛在客戶:
TOP通過查閱Palantir的最新年報看到:2024財年的毛利率(Gross Margin)高達 80%,調整後的毛利率為 83%,這意味著,它的軟體業務已經實現了規模化效應,公司已經從“工程師驅動”轉型為更依賴標準化軟體產品的企業。
同時,Palantir的客戶總數在過去一年增長了43%,從 497 個客戶增長到 711 個客戶;而且從90%的政府客戶拓展到了一半以上都是商業客戶,這也預示著未來的發展會更加穩健。
這種長期主義的策略,和另一位傳奇人物 Jeff Bezos(傑夫·貝索斯)提出的理念異曲同工——“你的利潤,就是我的機會。” 在 AWS(亞馬遜雲端運算)發展的早期,貝索斯曾拒絕盈利,以低價策略佔領市場,最終建立了如今的雲端運算霸主地位。
Palantir 採用的是類似的思維:在早期,他們願意以高成本投入客戶項目,甚至賠本賺吆喝,只為積累資料、最佳化產品,並逐步建立無法替代的市場壁壘。
這種策略如今已經展現出了效果。Palantir 2024 年股價暴漲 340%,市值一度接近3000億美元,已超過RTX和洛克希德馬丁等國防巨頭,證明了當年的耐心決策是正確的。
從公司創立的第一天起,Palantir就選擇了一條與矽谷主流科技公司完全不同的道路。它不追求最大化商業利益,而是將自己定位為“西方世界的防禦者”。
CEO亞歷克斯·卡普曾公開表示:“我們是為那些保衛自由的人而存在的。” 雖然我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會有很多疑問(特別是在當下),但不可否認,這句話不僅是市場宣傳,更是Palantir自己的定位以及價值觀。
從這條價值觀出發:
一方面Palantir嚴格挑選客戶
它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情報分析,卻堅決不進入俄羅斯或其他潛在對手的市場,所以我們國內對這家公司的認知也非常有限。
這種堅定的政治立場,讓Palantir與許多典型的矽谷科技公司形成鮮明對比。Meta、Google、Amazon這些巨頭,都在全球化的商業戰略下儘可能擴展自己的市場邊界,甚至在資料合規問題上“左右逢源”,以便滿足不同國家的監管要求。但Palantir對此嗤之以鼻,它的生存法則不是市場中立,而是價值觀站隊。
從這種意義上,Palantir更像是一家美國軍工企業。
但我們退一步來看,這種價值觀真的如此“純粹”嗎?
Palantir的“使命”,究竟是科技理想主義,還是對全球權力格局的精準計算?
在我們看來,這種“站隊策略”本質上是一種精妙的商業護城河:通過深度繫結美國政府及其盟友,Palantir不僅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國防和情報合同,還建立了一種難以撼動的市場壁壘——在政府安全項目的世界裡,信任比技術更重要。而Palantir,顯然選擇了在信任鏈條中佔據最核心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
這種站隊的核心價值觀更容易“統一員工思想”。
Palantir的工作環境與工作強度都很極端:這裡沒有舒適的辦公文化,沒有精緻的KPI管理,也沒有可以輕鬆換工作的“打工人”心態——與矽谷那些強調員工幸福感、提供免費午餐和健身房的公司不同,Palantir的文化是硬核的、嚴肅的,甚至是冷峻的,有的只是使命、紀律、奉獻,“在這裡,你不是在工作,你是在作戰。”
CEO亞歷克斯·卡普曾直言:
“如果你想要一個‘舒服的’工作環境,那Palantir不適合你。”
在一份匿名員工回憶錄中,曾有人這樣形容:“我們早上五點起床,飛往某個戰區,在那裡與軍方對接,搭建情報分析系統。晚上十點,我們還在討論資料模型如何最佳化攻擊目標。然後凌晨,我們回到酒店,睡兩小時,再次上戰場。”
這種高壓高強度的工作模式,被稱為“科技界的海軍陸戰隊”。
那你可能會想,這裡的工作時間,比傳統科技公司更長;這裡的任務,經常需要全球出差,與政府和軍方直接打交道。能滿足並夠接受這些條件的人,並不多,所以他們的薪資也會更高吧?
那你天真了。
這裡的薪資,比Google或Facebook要低一大截。
但Palantir需要的,也不是普通的科技從業者,
而是那些願意為信念奉獻的“科技戰士”。
Palantir獨特的企業文化,更像是一種篩選機制。只有那些真正認同Palantir使命,並願意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的人,才能在這裡生存下來。這不是科技界的“精英文化”,也並非並非簡單的“996”或“狼性文化”,而是某種極端篩選後的“軍團文化”——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這裡,但留下的人,都是信仰堅定的戰士,他們往往已經被“精神改造”了,帶著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他們自稱自己在“拯救夏爾(save the shire)”,而這個夏爾,指代的是整個西方世界的秩序與安全。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 Palantir,它就是“異類”——Heterodox。
它拒絕主流商業規則,不迎合資本市場,不追求使用者規模,而是依靠極端的組織架構和戰略定向,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企業形態。
或許,這正是 Palantir 給商業世界帶來的最大衝擊:它表明,傳統的“規模至上”邏輯並非唯一的成功路徑,一個企業完全可以通過“深度繫結高價值客戶”來建立自己的護城河。而這也為我們未來的企業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在 AI 和巨量資料時代,是否會有更多的公司選擇 Palantir 的模式,成為某個關鍵領域裡的“幕後操盤手”,而非大眾市場的參與者?
畢竟蕭伯納曾說過:
“所有偉大的真理都始於褻瀆。”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