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匯市場開始警惕一個風險場景:廣場協議2.0。
這一場景來源於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於2024年11月撰寫的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
由於存在外匯儲備需求,美元長期被高估;為了加強本國貨幣,持有美元外匯的國家必定大量拋出美元。
為此,美國必須提高關稅作為懲罰手段,歐洲和亞洲的貿易夥伴或許會接受某種貨幣協議,換取關稅下調。
這兩句話的前一句已經成為現實。
僅今年1月,日本增持195億美元美債,總額突破兆,打到10793億美元;英國新增175億美元,持倉額為7402億美元;中國大陸+香港新增27億美元……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是上面說的原因。
怎麼才能大量消耗美元?
最優選當然是購買黃金,但黃金不是想買多少就能買的,不僅量少、而且各國都在搶。
至於換其他貨幣外匯,還不如增持美債,至少有穩定的收益。更何況,目前美國利率確實處於高位水平。
……
但這對想要重振美國製造業的川普而言,非常不利。
所以在3月3日,他公開發表擔憂:
無論是日元還是人民幣,如果使之兌美元貶值,會給美國帶來非常不公平的局面。
到底有多不公平?
目前,美元的名義匯率約比廣場協議前的最高點低24%左右。
但按照BIS評估的實際匯率,從購買力而言,美元匯率實際上已經達到廣場協議前的高位。
當時是怎麼解決美元過熱問題的?
現在大家都能脫口而出,美日英德法簽訂協議:日元、德國馬克“有秩序”地大幅升值,人為讓美元貶值。
而現在,似乎又到了相似情節。
米蘭對未來的預測,前半段即將實現,高關稅確實成了懸在各國頭上的利劍。
後半段,是否會真的如其所料,各國為了換取關稅下調,將簽署協議提高本幣、成全美元貶值?
如果確實如此,那是不是翻版的廣場協議?
只不過這一次,參與交易者將遠不止美日英德法五國,規模必然遠比30年的那一次大。
早在上個月,市場就傳聞川普政府正在策劃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具體措施。
大體方向是:重塑全球金融、貿易和安全體系,維持美元的地位。
外界稱之為“海湖莊園協議”,並附會為廣場協議2.0。
構想源於“特裡芬兩難”的擔憂,其實也是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說法。
美元要維持世界貨幣的地位,就必須要不斷往外輸出美元。
怎麼流通?當然是鼓勵進口,讓各國把商品賣給美國,賺到足夠多的美元。
所以在經常項目上,就必然要保持逆差。
但長期的貿易逆差會影響美元幣值穩定,維持世界貨幣地位又必須維持逆差……信心與清償力陷入兩難。
但也並非完全無解,最著名的一次便是80年代的廣場協議。
70-80年代初,美軍先是在越南戰場被坑得死去活來,中東火藥桶又接著連環爆,石油危機引發慘烈的滯脹危機,失業率一度飆到10%。
在此背景中,背鍋實行供給學派政策:1.減稅刺激經濟;2.加息壓制通膨。
即“緊貨幣、松財政”的組合策略,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滯漲。
但後遺症也是顯而易見的:1.高額的財政赤字;2.美元大幅升值,導致持續貿易逆差。
1980年,美國財政赤字還僅佔GDP比重的2.9%;到1985年,就飆升至5.2%。
1980-1985年,美元強得不合常理,升值73%;後果則是,到1985年,經常項目逆差擴大至1245億美元,佔GDP比重達到3%。
之所以如此誇張,並非只是政策的原因,還有另一個因素:日本和西德崛起。
尤其是日本。
整個80年代,美國貿易赤字的三分之一都來自日本,存在巨大的逆差。
1983年,卡特皮勒時任總裁李·摩根發佈《美元與日元不匹配問題原因及解決方案》,指責日本利用匯率優勢佔美國便宜,導致美國人收入降低。
此觀點,與如今川普常說的美國被佔便宜,有相通之處。
客觀來說,日本商品彼時能席捲世界,確實得益於重工業崛起,但也離不開美元升值的大環境……
該報告經由各方媒體發酵,迅速引起全美反日高潮。
大量因失業而無所事事的美國工人湧上街頭,爆錘日本車。
甚至,還有官員帶頭,在白宮前當中砸日本進口收音機。
經過多番“友好”磋商,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英法在紐約廣場大廈簽訂《廣場協議》。
主要內容是扭轉當時的形式,讓美元貶值,日元、德國人為干預匯市、大幅升值,增加出口,減少貿易赤字。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1985年9月-1986年8月,聯準會連續4次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7.5%降至5.5%。
而同期的日本利率,也是5.5%,雙方的利差幾乎消失。
以當時的眼光看,取得的效果很不錯。
還是以日元為例,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為1:237;1985年底,貶至1:200;到1986年夏天,就已經達到1:150。
短短半年,貶值幅度高達36.7%。
更關鍵的是,看下圖,80年代末-90年代初,貿易逆差也確實持續縮小。
時間再回到現在。
川普要重振美國製造業,本質上也是要扭轉逆差加速擴大的局面。
大家雖然猜測可能會有第二次“廣場協議”出現,但今時今日的情況明顯與過去不同。
首先,截至2024年底的資料,對美順差最大的三大經濟體分別是中國、墨西哥、越南,早就不是日本。
也就是說,要實現類似廣場協議的手段,必須要新興的經濟體配合美國主導的貨幣政策,尤其是排在首位的中國。
得益於近幾十年的全球化,遠不再是拉幾個盟友協商就能擺明的。
其次,1985年,全球進入浮動匯率制不到10年,政府干預匯市比現在簡單得多。
同時,過去幾十年,全球外匯市場整體的交易額急劇膨脹,個人交易者也遠比曾經自由,不論在規模上還是調控難度上,都大大增加。
……
但即便有這麼多不同,大的方向走勢,或許依然能猜測一二。
現在大多數人都習慣於一個說法:日本是廣場協議的受害者,代價是失去了二十年。
但是當時參與的還有英法德三國,其中德國馬克的升值幅度並不亞於日元。
為什麼只有日本失去了20年?
一定程度上,還是自己的問題。
不必以現在的眼光去評判當時的形勢。
至少在當時,達成協議是你情我願的事。
首先,和美元成為世界貨幣的邏輯一樣:日元升值雖然會損害出口,但也能促進日元國際化。
其次,日本民眾和全球投資者都很爽。
人為拉動日元升值,就等於昭告全世界:速來,撿錢!
所有人只需要買入日元,坐等升值後拋掉,即可躺賺。
還炒什麼股,炒匯不香嗎?
更關鍵的是,全世界的熱錢湧進日本,等著升值的這段時間,總不能幹放著吧?
買房!買股票!所有人一起推高日本市場!
其餘的英法德三國,雖然不如日本市場那麼火熱,不過形式大同小異。
但凡事都有個度。
隨著扎堆來的熱錢越來越多,日元蹭蹭蹭上漲,1年內升了80%,很快就超出了20%的預計幅度。
為了避免日元過熱,1986年1月-1987年初,日本央行連續5次降息,將利率從5%遽降到2.5%。
與之相對應的,美元貶值的幅度也超過了預計。
若繼續下去,弊大於利,不僅會使得市場對美元信心下降,還會導致資金加速外流。
怎麼解決?
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美元進入加息周期,吸引資金回流;同時,日英法德降息,刺激出口。
但美國當時並不願意這麼做。
因為貨幣貶值存在“J曲線”效應,對改善貿易逆差存在滯後性。
彼時,貿易逆差並沒有明顯改善,貿然加息極可能引發國內經濟蕭條。
所以1987年2月,G7在巴黎簽署盧浮宮協議,聯手干預匯市,確保美元兌日元、馬克的波動不超過5%。
美國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都應聲而降。
而此時,日本和西德的選擇卻出現了差異。
盧浮宮會議之前,德國與日本一樣,為了避免馬克過熱,多次降息。
但1987年2月後,德意志聯邦銀行立刻將基礎利率從3%開始上調,到1989年達到6%。
等於是主動給過熱的經濟潑冷水。
而日本,選擇了繼續貪,將盧浮宮會議之前2.5%的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維持了27個月之久。
導致1987—1989三年日本貨幣供應量增速都是雙位數,達到了驚人的10.8%、10.2%和12%。
而同期,日本經濟增速只有6%、4.4%、5.5%,三年平均貨幣供應量超過經濟平均增速的兩倍!
大量過剩資金湧進了社會,使得資產價格暴漲。
兩種選擇,造就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後果。
以土地價格指數為例,1985-1989年,西德的住宅用土地價格上漲了29%。
反觀日本,僅1987-1989年,城市土地價格就平均上漲103%。
而同期,日本股票價格平均上漲94%,日本消費物價指數平均僅上漲3.1%。
你完全能想像到當時的日本人是什麼心情。
自己手中的錢不僅莫名其妙更值錢了,名下的資產也被炒到天上,突然變得空前富裕。
舉國上下,都在享受這種財富大幅增長,而基本物價很穩定的泡沫狀態。
那怕在聯準會在1988年3月-1989年5月連續加息,將利率從6.5%調高到了9.8%,日本依然將利率死死壓在2.5%的低水平。
直接導致1989年,日本進入全面泡沫狀態。
1989年5月-1990年8月,日本央行連續5次加息,將利率從2.5%直接拉倒了6%。
主動刺破泡沫的時間,比德國晚2年;所用的時間,大大縮短。
極端的冷熱變化導致更多事態失控,股市最多下跌了80%,樓市下跌了60%……
再之後,就不必贅述了。
以後,日本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越來越少,進入漫長的自我修復,直到2010年後才重拾升勢。
回顧完日德曾經的經歷,再回到現在。
歷史當然不會簡單的復刻。
正如上文所述,經過幾十年全球化合作,此時的國際環境與80年代有很大不同。
但這些不同,並不能否定川普追求美元貶值或其他貨幣升值的可能性。
假定開頭米蘭的預測真的實現。
在關稅的威脅下,各大經濟體可能會在貨幣政策上做出妥協,幫助美元安全貶值,本幣升值。
作為回報,曾經在日本和西德上演的經濟過熱期,將再度上演。
此時,所有人都將變得更富裕,外資大量湧入也使得生意更好做。
但等到多方再度達成協議,選擇權又回到自己手上。
是學日本再貪兩年?還是走西德的路子?亦或者還有更好的辦法?
若是前者,這一代人可能將在短時間內變得空前富裕,但代價也有前者之鑑,不可能完全復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