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97歲的李兆基去世。一代地產大亨的傳奇，以相對完滿的方式落了幕。至此，香港商界“四大天王”，已經離世三人。唯有李嘉誠，還深陷輿論的漩渦。

這一次，依然是有關“大撤退”。3月4日，李嘉誠再度悄然出手，將其遍佈全球的43個港口，打包賣給了與美國政府密切共生的資管集團——貝萊德。時值川普宣佈想要奪取巴拿馬運河，號稱“不能讓中國染指這條戰略水道”，作為焦點的兩個巴拿馬港口，自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爭議。

巴拿馬人曾調侃說，巴拿馬沒有國家利益，只有個人利益。李嘉誠方面也在傳遞這個訊號：在商言商，讓生意歸生意，讓政治歸政治。長江和記實業（下稱長和）的新聞稿也談到，這項交易是純商業性質，與政治新聞無關。但川普顯然不這麼看，長和公佈消息十小時後，川普就宣佈了“勝利”，“美國政府將收回巴拿馬運河”。

拋開賣港口影響幾何不談，幾十年來，李嘉誠不斷抄底又賣出，無不與政治局勢的風起雲湧息息相關。在國際博弈修羅場的巴拿馬，說與政治新聞無關，那多少有點揣著明白裝糊塗。

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評價香港和李嘉誠：“你看香港有什麼？地產商和投資者。李嘉誠有什麼暢銷全球的產品麼？沒有，他只是收購地產、港口、零售業、通訊公司。”

對於李嘉誠這一代香港富商來說，時勢，即是生意，那裡有局勢波動和突變，那裡就是他們做生意的地方。不少媒體對比他與霍英東多麼不同，的確，兩人有相似的發跡之路，但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切皆因歷史大勢中的不同選擇。

從這個角度講，時勢，即是命運。

01 港商崛起

李嘉誠這一代香港富商，故事大多是相似的，卻又因個人抉擇，走向截然不同的境地。

他們生於動亂時代，發跡前有著相似的人生際遇：亂世漂泊，親人離世，艱難求學，在父輩言傳身教中培養了商業嗅覺。英商集團的潰敗，給了他們從不同管道賺取第一桶金的機會。他們在戰後崛起，低價收購大片土地，建住宅或發展物業收租，經營酒店、港口、碼頭及超市藥店；靠著政府特許產業，進軍賭場、電力、通訊、能源，然後形成壟斷。

霍英東疍家艇戶出身，出生起就在舢板上，過著“能吃一天算一天” 的生活。7歲父親病故，一家人上了岸，住在又破又舊的地方，忍受著肺癆的威脅。他當過鐵匠、鉚工，做過修理工。

小霍英東5歲的李兆基，不是香港本地人，出生在順德，6歲就當過學徒。戰爭年代無書可讀，他獨自來港闖蕩。與李兆基同歲的李嘉誠，也是廣東人。日軍進犯潮汕，兵荒馬亂中，一家人移民香港。這一年李嘉誠12歲。不久父親去世，他不得不扛起養家餬口的重擔，15歲不到，便輟學去塑料貿易公司上班，“每天工作16小時”。

倒是何鴻燊算是富家子弟，但也在幼年經歷過重大家族變故，父親與三位叔伯，炒股大賠欠了巨額債務。幾位叔伯或精神失常，或自殺身亡。父兄則逃往越南。何鴻燊不得不收起紈褲子弟的做派，在香港甚至一度連住的地方也沒有。

儘管世道艱難，但這些富豪們，卻並非如他們所宣稱的那樣白手起家。李嘉誠很快投靠了有錢的舅舅，在其鐘錶鋪上班，還娶了表妹莊月明，岳母給過不少經濟支援。李兆基本是來自商人之家，來港時帶了1000港幣，利用熟悉貨幣兌換業務的優勢，在幾間銀鋪掛單，從事外匯買賣和黃金生意。香港淪陷時，何鴻燊已經來到澳門，進入負責戰時糧食貿易的聯昌公司，給大名鼎鼎的佩德羅·羅保當秘書。

霍英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白手起家。他靠著多份苦力活，以壓斷一根手指的代價，積累了一些積蓄，與人一起開了間雜貨鋪。

1945年，日本投降，殖民政府拍賣日軍遺留的物資，如大小船隻、發動機、水泵和各種破銅爛鐵等。霍英東意識到，那些被視為廢鐵的機器，只要稍加維修，便能賣出好價錢。就這樣買進賣出間，他賺下了第一桶金。幾年後，靠著這些錢，他開啟了海上駁運業務。

另一邊，李嘉誠在1950年辭去銷售員工作，創辦了塑膠廠，自己當起老闆。

香港富商的發跡史，也是香港的歷史。其中，霍英東和李嘉誠，是這種香港敘事的兩個典型。殖民時代前期的香港，是自由港口，英國殖民政府推行低利得稅，限制社會福利支出、最低勞動保障，實行自由貿易、資本自由進出。戰後，擁入香港的移民達到了一個高峰。人口，以及以有價證券、黃金、外幣等形式湧入的資本，為千瘡百孔的香港，注入了復甦的血液。

李嘉誠敏銳，洞察到向來只重貿易的香港，將迎來製造業的復甦。這是他在英文雜誌《當代塑料》 中琢磨出來的：未來，將是塑料引領的時代。1950年，22歲的李嘉誠在筲箕灣租下一間破舊廠房，掛上“長江塑料廠”的牌子，寓意不擇細流，匯聚百川。

他本瞄準了內地市場，覺得前景可觀，而且英國政府在1950年1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很快，香港財團和商人便意識到中英關係的錯綜複雜。朝鮮戰爭，讓中國和西方的關係急轉直下，美國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港英政府也實施了封鎖令，限制與內地物資往來。許多商人望而卻步，李嘉誠也不例外。

霍英東，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暗中向內地販運物資。這段“戰火情義”經歷，讓霍英東和包玉剛等人與大陸結下了深厚情誼，也使他們被美國政府拉進了“黑名單”。1995年，霍英東接受傳記作家採訪時，首次親口承認了當年的作為，他說自己最早是從販賣柴油開始的，後來做過藥品、膠管等，但是，“絕對沒有做軍火生意”。

但在當時，城中謠言四起，傳其因走私軍火，將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謠言甚至波及他在香港的地產業務，很多買了房的人，上門要求退款。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推測了兩種可能性，一是港英政府不滿他已久，放風混淆視聽，二是得罪了一些地產界的同行，尤其是後起之秀。

彼時，香港已經步入繁榮期，人口急劇膨脹，房市、股市“枝繁葉茂”。作為最早殺入樓市的商人之一，霍英東首創了“售樓說明書”，也就是“賣樓花”―分期付款，由此房地產才變成人人可參與的投資行業。

就這樣，縱橫跌宕間，霍英東很快成了“樓市大王”，盛極一時。但屬於李嘉誠的時代，也很快就到來。

02 霍英東轉身，李超人進擊

霍英東“樓市大王”的風頭，並沒有持續太久。他和港英政府的矛盾，正在一點點積壓。

1960年代初，霍英東和新華社駐港人員成為友人。1964年9月，他受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大典。為了避開香港移民局，他繞道澳門，坐了10個小時的汽車，轉道杭州，最終與觀禮團一同進京。

那是霍英東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和鄧小平。

他在自述中坦承自己對中國內地的感情，很快招來了港英政府的刁難。1965年，港英政府推出了海軍船塢地皮公開招標計畫，拍賣面積達27英畝的黃金地段。他下標幾千萬，最後落標時，港府卻告訴霍英東：這塊地不賣了，打算收回來。

1967年，香港工潮風起雲湧，港府和左派力量展開長期的對峙，甚至爆發流血事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激進分子”霍英東，決定暫避風頭，去海外避了一段時間，但回港後還是不可避免地捲入新的風波——“星光行”事件。

星光行是1962年就開建的項目，位置極佳，由霍英東參與合資的九龍置地公司主導，共投資3000萬港幣，是一個大型地產項目。霍英東個人承擔1750萬，即總投資的60%。

星光行的一個大租戶，叫中藝公司，以經營中國工藝品為主，有中資背景。港府認為這是霍英東親中的表現，於是對其進行整治。美國駐香港領事將星光行列入“黑名單”，所有星光行租客不能買賣美國產品，收銀機也不行。

租客們對星光行望而卻步，霍英東不得不以超低價租出。電話公司還出惡招，打電話給有意向的租戶，警告不要租星光行。於是，商家不斷撤離，星光行成了死樓。霍英東最終以3750萬港元，賣給了英資置地公司，損失可謂極其慘重。

此時的霍英東，變得越發謹慎，瞻前顧後。他稱，時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選擇和決策，令他錯失了很多良機。“在香港，沒有那一個富豪在發家後，像我一樣如履薄冰地生存，在處理與港英當局的問題上，就像是走鋼絲、險象環生。”霍英東日後回憶說。

此後的霍英東，只得低調從事一些基礎設施工程。某種程度上，他的確是逆勢而為。朝鮮戰爭時期，所有人都對內地望而卻步，他一意孤行。明知有來自港英政府的特殊“關照”，他還是毅然前往北京。逆勢的他，卻順了自己的心。

代價就是，他在香港商界，已經無法呼風喚雨了，甚至不再意氣風發。而新的地產大亨，正來勢洶洶。

郭得勝、李兆基、李嘉誠、鄭裕彤、胡應湘等，在地產市場狂飆突進，接連創造財富神話；到了1970年代初期，華資地產商已強大到足以與英資分庭抗禮。新鴻基的郭得勝有“工業樓宇之王”的稱號，恆基的李兆基人稱“百搭地王”，鄭裕彤榮獲“鯊膽大亨”的美譽，李嘉誠靠造樓神奇發達的故事，更是廣為人知。新的四大家族，迅速崛起，將“前浪”霍英東拍在了沙灘上。

尤其是李嘉誠，他眼看著1960年代中期社會動盪、樓市大跌、商人出逃，此時的他，憑著塑膠花生意，完成大量原始積累，趁機以超低價大量收購地皮和舊樓。

李氏抄底哲學，至此展露。不得不說，李嘉誠對時局的判斷，的確更加冷靜和精準。他知道，眼下的動盪，不是繁榮的終結。果然，兩三年後，港英政府強勢干預，香港經濟復甦，樓市恢復了活力，李嘉誠低價收購的地皮，價值猛增。

1973年，中東戰爭和石油危機令全球經濟蒙上陰影，李嘉誠如法炮製，大肆抄底各種資產。1970年代末，李嘉誠原本對收購外資洋行沒什麼興趣。1978年，他把大量九龍倉洋行的股份，轉讓給了包玉剛。但僅僅一年後的1979年9月，李嘉誠宣佈，要收購匯豐銀行手中另一家洋行——和記黃埔22.4%的股權。隨後他持續增持，直到1981年成功上任和記黃埔的董事局主席。

這為李嘉誠登上亞洲首富，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樣的抄底套路，在1986和1987年的油價暴跌、1997年的香港回歸與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金融危機等歷史性大事件面前，李嘉誠都得以完美復刻。

時間回到1970年代末，人們很快會知道，中國和英國開啟了關於香港回歸的談判，而接手和記黃埔的李嘉誠，順勢成為香港的第一個華人“大班”。

屬於李超人的時代，已經來了。

03 “有什麼不能賣？”

1978年，霍英東再次受邀來到北京天安門觀禮，一同受邀的，還有李嘉誠。

鄧小平向他們表達了中國將要改革開放的決心。李、霍二人，都激動地表示，希望能為國家做點什麼。

回港後，霍英東立刻捐錢給番禺建了一座園林式、佔地6萬平米的賓館，但覺得不夠。彼時，改革開放政策剛剛提出，外資投資一片空白。他選擇在中山建一個溫泉酒店，又在酒店周圍建了內地第一個高爾夫球場，擴大賓館的規模和配套設施，比如購物中心、騎馬射擊場、兒童遊樂場等。賓館的落成，也伴隨著中山乃至整個廣東經濟的騰飛。賓館接待了無數海外僑胞和外國人——來旅遊的，投資建廠的，談貿易合作的。

另一個瘋狂大膽的項目，是工程更大的廣州白天鵝賓館。它也一同開建，投資2億，擬建34層高。而南沙更寄寓了霍英東的宏願。1980年代中期，他首次踏足還是一片灘塗的南沙，便想著借助此地，貫通珠江三角洲，將廣東、港澳的經濟連成一體，把它建造成廣州的尖沙咀。

關於霍英東集團在南沙投了多少錢，外界一直眾說紛紜。2015年，也就是霍英東因癌症去世的9年後，其集團對《南方都市報》首次披露，已投資60億元人民幣，其時已竣工23個項目，其中14個是公共服務設施。

儘管今日之南沙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對霍英東來說，南沙是他的夙願，只是長期以來波折不斷。這種衝動，並不那麼符合商業邏輯，而是憑著一腔熱血。

1980年代，李嘉誠在內地的投資，相對要謹慎得多。1980年，中華商會主席王寬誠組織一大批優秀的香港企業家，來到深圳蛇口工業區考察。霍英東和李嘉誠都來了，後者還頗為活躍，問當時的蛇口負責人袁庚，能否讓港資入股，參與蛇口建設。但袁庚沒有回應。

這種微妙感，讓李嘉誠對內地投資顯得小心翼翼。其實，他在1986年就開拓了跨國業務，但卻在1990年代之後才正式進入內地。時間節點，正好是1992年底，十四大召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李嘉誠成了響應最積極的香港富商。

1993年，和記黃埔獲准入股鹽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億元建設；同時開建的還有北京王府井的東方廣場。除了地產，他還投資碼頭、電廠和公路等。

但不到20年後，李嘉誠便頻繁拋售內地的地產項目，其中包括不少地標建築，如上海陸家嘴的東方匯經中心、南京國際金融中心等。內地地產巔峰時期，李嘉誠幾乎打包甩賣了眾多商業地產項目，高位離場。

等人們回過神來，李嘉誠早已轉向歐洲，“買下了半個英國”，控制英國約25%的配電市場，近30%的天然氣供應市場，約7%的供水市場，近40%的電信市場和近1/3的碼頭，以及50萬平方米的土地資源。

彼時，國內媒體反應強烈，一度喊出“別讓李嘉誠跑了”。但李嘉誠理直氣壯，多次表示，撤資是一個大笑話。在他看來，在商言商，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是常情。

2018年退休後，李嘉誠那套買賣邏輯，完美延續下來。隨著全球經濟局勢越加動盪複雜，抄底投機與避險意味更加強烈。眼看英國脫歐、俄烏衝突，長和開始大規模甩賣歐洲資產，光在2022年3月，就拋售在英資產總值接近2000億元，英國仇李情緒漸漲。川普重返白宮，誓要奪取巴拿馬運河，全球貿易環境進一步惡化，和黃悄沒聲地準備甩賣手中的港口。

從工潮、股災，到回歸談判，從1997年回歸到金融危機，“時勢”帶來的數次波動中，李嘉誠總能低價拿下自己看好的地產和公司。買入、賣掉，尋找新目標，繼續買入再賣掉，幾乎是他一以貫之的操作手段。

有什麼是不能賣的？

他曾指著腳下位於香港中環的長江中心，說：“這個永遠也不會賣。”

2015年，長江實業、和記黃埔公佈了重組方案，新成立的長江和記、長江實業，註冊在英屬開曼群島。這意味著他的“長江”，已不屬於香港。永不遷冊的承諾，就此打破。

這樣的撤退，增加了本地人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中文大學會計學院范博宏教授說：“未來香港最需要的就是，一代大亨退休、去世之後，香港能不能有新的創業精神出來，新的事業闖出來。”

04 如何不分裂？

考察霍英東和李嘉誠的商業軌跡，會發現一點：霍英東所接受的讚譽，大多來自非商業的一面。李嘉誠所受的非議，則來自其對資本邏輯近乎無情的恪守。在後者的商業哲學中，利益是壓倒一切的最高準則，他只對資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負責。

但今天的人們可能忘了，李嘉誠其實也有過好名聲。

1981年7月，李嘉誠登上《遠東經濟評論》雜誌封面，黑框眼鏡，穿著超人的服裝，飛翔在香港的天空上，“李超人”之稱，譽滿全城。

受邀國慶觀禮後，他坐火車走訪西安、成都、武漢和廣東，回港後，決定在潮州捐建14棟群眾公寓，還要求當地媒體不要宣傳。次年的蛇口之旅中，他給袁庚留下了深刻印象：殘湯剩羹打包帶走，捐建大學卻出手大方。

那一年起，李嘉誠陸續斥資18億，資助創辦汕頭大學。

港劇《大時代》中，原型為李嘉誠的韋嘉誠一角，為人剛正不阿，拒絕行賄香港華人證券會而受到排擠。翻開2000年之前的雜誌，關於李嘉誠的文章，大多充滿了成功學的意味，他的奮鬥史、致富經、品德和家教，以及對年輕人的建議，為人津津樂道。

一位香港作家評價說，李嘉誠在香港呼聲最高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和已經老去的大亨不同，他既不是何東那樣的本地買辦，也不是從上海來的有錢人包玉剛、邵逸夫。李嘉誠是白手起家的典範，有了錢、又到世界各地收購資產，打著香港資本的旗號，“李嘉誠就是獅子山精神的化身”。

但現實是，隨著香港的階級差距不斷拉大，獅子山下，難再凝聚共識。2010年，香港一個年輕人試圖遠離李嘉誠的一切，最後發現，自己用電、喝水，都離不開李嘉誠。2013年，一名小學生在作文裡寫“李家的城” ——“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引發了廣泛共鳴。

李嘉誠，不再是一個“香港夢”的代名詞，而成了“萬惡資本家”的化身，這種批判，是否是一種情緒宣洩？其實已無關緊要。李嘉誠，有他自己的陷阱和終極矛盾。

一邊，李嘉誠曾公開談自己的理想，談財富的意義，談商人的道德與責任。他喜歡范蠡和本傑明·富蘭克林。范蠡不斷改變自己，以遷就社會，不斷退隱，完成了對自身意義的追求；富蘭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參與締造了一個美好的社會。和黃邀請許知遠寫文章讚美李嘉誠，稱其“通過李嘉誠基金會，向世人表明，財富的力量應該用來推動社會進步”“內心的富貴才是真富貴”——那段時間，李嘉誠常把基金會掛在嘴邊，說是自己的第三個兒子，是踐行社會責任的最好途徑。

但另一邊，李嘉誠跳不出自我的陷阱，面對外界的批評，他的辯護詞看似響亮，實則蒼白：對他來說，誰是趨勢、誰利潤更大才是他要考慮的，而不是空洞和虛假的道德說教。

喬·史塔威爾是資深亞洲問題專家，他在《亞洲教父》 一書中指出，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富豪教父”，他們喜歡的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和物業發展，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許可證領域，競爭者很少，容易組建卡特爾獲取壟斷紅利。

他們把大量現金流，分散投到全球不同市場上，享盡紅利，避盡風險。他們極其依賴當地政府的支援， 卻不屈服於政府政策引導性產業，這很大程度上不利於內部經濟的健康發展。

財經作家吳曉波講過一個故事，說他有一位極富才華的朋友，受邀給李嘉誠寫官方傳記，但因種種原因擱淺了。吳曉波編完兩本跟首富有關的圖書後，得出一個結論：千百年來，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財富眾多而被人們長久地紀念，他能留存於民間的名聲，幾乎全部地來自他的德行與公共行為。

德行是否是商人的必備素養，也許是個無休止的話題。如果換個角度想，如今李嘉誠，可曾想過給自己出一本怎樣的傳記？

老洛克菲勒和羅斯柴爾德叮囑兒子們不要出版自己的傳記：“他們的靈魂在看到自己的行為時，都會稍稍吃驚。”這拋出了一個真正的問題，一個擁有一切的首富，最終要如何在一本傳記中完成自洽，而非呈現自我分裂？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