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挖掘全球的半導體行業，那麼少不了華人的身影。

從張忠謀開創台積電代工模式到尹志堯引領中微半導體裝置突破，華人群體始終是推動半導體技術演進的重要力量。

過去30年，伴隨亞太地區半導體產業鏈的深度整合與技術移民浪潮，一代代華人工程師在美國矽谷積澱起深厚的技術底蘊。

隨著前段時間英特爾確定新CEO人選，美國四大半導體巨頭均迎來了華人掌舵者。

今天我們就來盤點一下，站在美國半導體背後的4位華人。

01 65歲，“臨危受命”英特爾

（英特爾CEO：陳立武）

3月18日，65歲的陳立武（Lip-Bu Tan）成為英特爾史上第一位華人CEO。

能被英特爾選中的人，註定不簡單。他被稱為“晶片界的巴菲特”，是美國科技圈人脈最廣的人，還對中國半導體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

1959年，陳立武出生於馬來西亞，從小便跟著父母在新加坡生活。

年僅16歲的他就跳級考入南洋大學物理系，並用三年時間修完了本科學位。之後又取得麻省理工學院核工程碩士學位和舊金山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1987年，28歲的陳立武創立了華登國際，專注於早期階段的技術投資。

華登（Walden）取自梭羅的《瓦爾登湖》（Walden）。陳立武曾經表示，他的目標與梭羅一致——“逆勢而行，而不僅是追隨潮流（Contrarian，rather than just following the trend）”。這也成為華登國際的投資哲學之一。

1993年，華登國際進入中國大陸，成為最早一批涉足國內創投市場的外資機構之一。

華登國際在中國風險投資界率先建構了系統的方法論，早期投資科龍、創維、小天鵝等製造業項目，收穫頗豐。

後來又投資了很多晶片半導體企業，包括兆易創新、中芯國際、中微公司、矽力傑等，促進了中國半導體產業格局的重塑。

作為中芯國際的創始股東，陳立武曾擔任中芯國際董事超過15年，推動其科創板上市，為中芯國際發展貢獻良多。

如今，華登國際已從剛開始的300萬美元躍升至超過30億美元的累計資本管理規模，其投資的500余家公司，超過120家是半導體行業。

正因此，陳立武被稱為“晶片創投教父”。

2009年，陳立武進入Cadence擔任董事會成員，後又因其出色表現被推舉為Cadence的首席執行官。

Cadence Design Systems（楷登電子）是一家專門從事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的軟體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電子設計自動化、半導體技術解決方案和設計服務供應商。

彼時，受金融危機衝擊，Cadence股價全年狂跌90%，岌岌可危。

陳立武接手後，執掌Cadence近12年，到2022年卸任時，公司股價在其任期內漲幅高達3200%。

2022年，陳立武獲得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頒發的羅伯特·N·諾伊斯獎，這也是半導體界的最高榮譽。

要說到與英特爾的緣分，2022年陳立武就加入英特爾董事會，助力監督代工業務。

但是，陳立武與前英特爾CEO基辛格在發展策略上，包括員工規模、代工策略和工作文化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看法，最終決定在2024年8月離任英特爾董事會。

直到今年3月12日，英特爾宣佈任命陳立武為新CEO，英特爾57年迎來首位華人CEO。

而這次任命，陳立武可謂是“臨危受命”。

2024財年，英特爾虧損約192億美元。在“費城半導體指數”中，2024年英特爾是表現最差的股票，年內股價下挫60%，估值回到1990年代水平。

任命消息公佈後，英特爾股價大漲超過15%，直接反映出投資者對陳立武領導能力的認可。

回看陳立武的經歷，他的成功離不開這幾點：

1. 技術創新與商業管理完美融合

在半導體行業，技術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動力，而商業管理則是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力的關鍵。陳立武既擁有深厚的技術背景，又具備卓越的商業管理才能，這使他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2. 卓越的領導力與執行力

陳立武強調“傾聽客戶需求”，在Cadence期間通過定製化解決方案重塑企業競爭力。

此外，他注重效率和務實作風，批評英特爾的官僚文化，主張裁員和最佳化管理結構。這表明他的領導風格強調執行力和效率，也是他被選中拯救英特爾的原因之一。

3. 廣泛的人脈與行業資源

2017年，分析公司Relationship Science將陳立武評為科技業人脈最廣的高管，陳立武的權力分數達到滿分100分。

作為華登國際創始人，他投資了中芯國際、中微公司等120余家半導體企業，並與台積電、輝達等巨頭保持緊密合作，這將為英特爾拓展客戶和合作提供優勢。

4. 戰略眼光與資本運作能力

陳立武兼具工程師思維與投資人視角，擅長資本運作，對行業趨勢有著敏銳判斷。在英特爾，他提出聚焦AI和先進製程，推動技術路線圖，這需要精準的戰略佈局和資金管理能力。

02 30歲創業，公司股價10年暴漲300倍

（輝達創始人：黃仁勳）

相對於陳立武，黃仁勳的成長是典型的勵志敘事。

1963年，黃仁勳出生於台灣台南，5歲時全家移居泰國，9歲時，他與哥哥被送往美國肯塔基州一所問題少年寄宿學校。

這段經歷充滿戲劇性：睡在爬滿蟑螂的床鋪、被年長學生霸凌、被迫打掃廁所，甚至學會抽菸和爬屋頂逃生。

然而，在逆境中他形成了堅韌不拔、街頭鬥士般的心態。他說：“這也許算是我早期教育的一部分。我永遠不會主動挑事，但我也絕不會逃避任何事。”

1974年全家正式移民美國後，黃仁勳在俄勒岡州公立學校展現出驚人天賦——15歲獲全美乒乓球青年組季軍，16歲跳級考入俄勒岡州立大學電子工程系，後又進入斯坦福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1983年，黃仁勳先後進入AMD、LSI Logic擔任晶片設計師。

在LSI Logic，他從工程師轉崗銷售總監，既深入理解圖形處理晶片（GPU）的技術瓶頸，又洞悉市場需求斷層——當時的顯示卡僅支援2D圖像，且與音效卡、視訊解碼卡分立。

這段經歷讓他捕捉到兩個核心矛盾：圖形處理效率與電腦性能增長的失衡，以及硬體標準碎片化對開發者的束縛。

1993年，30歲的黃仁勳與兩位好友共同創立了輝達，專注於圖形處理器研發。

1999年，輝達發佈了其首款遊戲顯示卡——GeForce 256，這一產品的問世，標誌著GPU（圖形處理器）這一概念的誕生，其每秒10億次浮點運算能力徹底改寫了圖形處理規則。

2006年，又推出CUDA平台，將GPU從圖形專用轉向通用平行計算。

黃仁勳力排眾議投入15年培育CUDA生態，甚至在2012年拒絕蘋果收購提議，這種長期主義在AI時代迎來爆發：2012年AlexNet用CUDA加速訓練神經網路，2022年ChatGPT用1萬個輝達的GPU進行訓練。

而且輝達的GPU顯示卡遭到科技大佬們的瘋搶，連馬斯克都感慨：“獲取GPU比獲取毒品要難得多”。

至此，輝達完成從“遊戲顯示卡商”到“AI基礎設施供應商”的蛻變，成為全球AI算力的核心供應商，市值從2022年的3000億美元飆升至2025年的3兆美元，過去10年股價暴漲300倍。

在黃仁勳的帶領下，輝達不僅為AI研究提供算力支援，還積極佈局自動駕駛、元宇宙、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

輝達的DRIVE平台為特斯拉、小鵬等車企提供技術支援；Omniverse平台助力虛擬世界的建構與協作；H100 GPU成為全球AI訓練的首選硬體。

復盤黃仁勳的成長之路，我們發現輝達的成功離不開這幾個方面：

1. 技術遠見

早在1993年創立輝達時，黃仁勳就預見到圖形晶片的通用計算潛力。2006年，他力排眾議推出CUDA平台，將GPU從遊戲顯示卡轉型為通用計算工具，為AI算力爆發奠定基礎。這一決策曾被嘲笑為“瘋狂”，但最終成為輝達市值突破3兆美元的核心引擎。

2012年，他觀察到神經網路在GPU上的訓練速度優勢後，果斷將公司重心轉向AI晶片，這種技術嗅覺使輝達抓住ChatGPT等大模型爆發的歷史性機遇。

2. “光速決策”與扁平化組織

黃仁勳以“光速決策”著稱，曾要求團隊“周五決定轉型AI晶片，周一全員切換賽道”。他推行扁平化管理，直接管理60名高管，並通過“每周五件事匯報”“白板會議”等機制打破官僚層級。這種風格使輝達的研發周期比同行快3倍。

3. 硬核的領導風格

黃仁勳以“皮衣教主”的形象聞名，他的領導風格兼具技術極客的專注和商業領袖的果敢。他直言不諱、敢於冒險，被稱為“矽谷最硬核的CEO”。

黃仁勳也以遵循不犯同樣錯誤的原則而聞名，他永遠在學習、思考和進步。

也許，這和他的成長經歷有關。在他看來，他能從廁所清潔工成為一家科技公司的部門老大的最大因素是，他願意並且能夠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同時能夠忍受比常人更多的痛苦。

03 帶領AMD走出泥潭，股價暴漲50倍

（AMD董事長：蘇姿丰）

科技圈有這樣一位神秘的女性，很多人親切地稱她為“蘇媽”。

作為AMD（超威半導體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她手腕強硬，硬剛英特爾、輝達兩大晶片巨頭，讓眾多平民玩家用上了性價比最高的電腦。

她就是蘇姿丰。

1969年，蘇姿丰出生於台灣台南，3歲隨父母移民美國。

與一般喜歡玩芭比娃娃的女生不一樣，小時候的蘇姿丰屋裡堆滿了各種電子玩具，她最喜歡的是“拆東西”。

14歲，蘇姿丰考入以培養9位諾獎得主而聞名的布朗克斯科學高中，高三時更是奪下了著名的“西屋科學天才獎”，它是美國歷史最悠久、最具權威的高中生科學競賽獎項，有著“少年諾貝爾獎”之稱。

17歲，她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電氣工程，這是公認最難的專業，但她認為最具挑戰性。

1994年，24歲的蘇姿丰博士畢業，成為麻省理工學院首位同時獲得電氣工程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華人。

1995年，蘇姿丰加入IBM半導體研發中心，攻破了銅矽結合的壁壘，推動晶片性能提升20%，這項突破被《科學》雜誌稱為“半導體製造的量子躍遷”。

蘇姿丰在IBM幹了12年，從最初的一名研究員，一直坐到了研發副總裁的位置，成了半導體領域的頂級專家。

這也是華人在IBM坐到的最高職位。

2012年，蘇姿丰受邀加入AMD接任CEO，當時這家創立於1969年的公司已瀕臨破產：連續五年虧損，股價跌破2美元，負債超20億美元。

內部員工回憶：“辦公樓的咖啡機都被抵押，連蘇姿丰的辦公室都堆滿待售的庫存晶片。”

面對董事會“轉型手機晶片”的建議，蘇姿丰力排眾議：“AMD的基因在高性能計算，分散資源等於自殺。”她啟動“三把火”戰略：砍掉冗餘業務線，聚焦Zen架構研發，押注開放生態。

2017年，蟄伏三年的Zen架構橫空出世。這款採用台積電7nm工藝的處理器，以“每瓦性能比提升52%”的碾壓性優勢，讓AMD的Ryzen系列成為遊戲玩家和內容創作者的寵兒。

2019年，AMD在伺服器晶片市場的份額從0.8%飆升至10%，EPYC處理器拿下Google、亞馬遜等雲端運算巨頭的訂單；2022年，AMD市值以1995.8億美元首次超越英特爾，股價較蘇姿丰上任時暴漲50倍。

2024年《時代》雜誌將“年度CEO”頒給她時如此評價：“她證明了工程師思維與商業嗅覺可以完美融合——既能拆解最複雜的晶片，也能重組一家企業的命運。”

回顧蘇姿丰接手AMD的快速發展歷程，我們發現背後離不開這幾個方面：

1. 戰略遠見與技術顛覆

在AMD瀕臨破產之際，蘇姿丰果斷放棄移動晶片市場，將資源集中到高性能計算領域。

2015年起，她預判資料中心和AI算力需求，投資48億美元成立AI實驗室。

2024年，AMD推出AI訓練加速卡MI300X，在Llama 3模型推理效率上超越輝達H100，開啟與黃仁勳的AI領域競爭。並通過與Meta合作建構ROCm開放軟體平台，吸引不願被繫結在CUDA生態中的開發者。

2. 鐵腕領導與組織變革

她上任後裁撤冗餘部門、裁員7%，出售奧斯汀總部回租以換取現金流，甚至頂住壓力終止虧損業務（如手機晶片）。在組織變革上，她提出“三步走”戰略：止血求生、技術突圍、生態重構，帶領AMD市值從20億美元增至超3000億美元。

3. 開放生態與全球化視野

AMD推出開源平台ROCm，相容PyTorch等框架，吸引開發者建構開放生態，對抗輝達的封閉生態。

在中美技術競爭下，蘇姿丰堅持“技術無國界”策略，獨資建立上海AI晶片研發中心，並設立10億美元“中國創新基金”，既遵守美國出口限制，又通過本地化合作鞏固市場。2025年，AMD成為少數能同時向中美供應高端晶片的企業，工程師團隊在華超4000人。

04 從資本操盤到AI算力革命的兆征程

（博通CEO：陳福陽）

2024年，全球前十大市值企業中出現了一家沒怎麼聽說過的企業——博通，這是繼輝達之後，又一家市值迅速跨入兆美元俱樂部的企業。

在過去兩年內，博通股價從450美元暴漲到最高1851美元。在2024財年，博通實現了516億美元的淨收入之外，業績增長非常穩定，每個季度都在增長，並且毛利率沒有低過60%。

這種增長的穩定性幾乎超過了99%的半導體企業，而這背後也離不開一個華人的運作。

1953年，陳福陽出生在馬來西亞檳城的一個普通華人家庭。

18歲那年，他申請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獎學金，並且用四年時間拿到了機械工程系的學士和碩士學位，後於哈佛商學院取得MBA學位。

畢業後他輾轉於各家知名半導體公司之間擔任副總裁或者總裁的職位，2006 年，當時私募巨頭KKR和銀湖資本收購惠普分拆的半導體部門，成立了安華高（Avago），陳福陽被任命為CEO。

當時的安華高面臨著一年2.3億美元的虧損，陳福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到2010年，安華高一年淨利潤4.2億美元，不但轉虧為盈，56歲的陳福陽還帶領安華高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

和黃仁勳、蘇姿丰靠產品和技術的升級不同，陳福陽的路徑主要是靠收購，業內人稱他為“半導體併購之王”。

2013年他以66億美元收購LSI；2015年以370億美元吞併博通，這場“小魚吃大魚”的併購創下行業紀錄，新公司沿用“博通”之名，一躍成為全球第五大半導體企業；2023年再以610億美元收購VMware，推動博通市值從2016年的1000億美元飆升至2024年的818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三大半導體公司。

2024年，在他的主導下，博通的AI晶片業務營收激增220%，使公司成為僅次於輝達的AI算力巨頭。

回顧博通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博通快速增長的背後離不開陳福陽這幾個方面的運作：

1. 激進併購與資本運作

陳福陽以“買、砍、賺”的併購邏輯著稱，通過槓桿收購快速擴張，將博通從一家中等規模的半導體公司重塑為兆美元巨頭。

還利用債務融資（如收購LSI時貸款46億美元）和精準剝離非核心業務（如裁撤利潤率不足30%的物聯網部門），實現低風險高回報。

2. 鐵血管理與效率至上

“我不是半導體人，但我懂得賺錢和經營”。

陳福陽要求毛利率超60%，研發投入嚴格控制在營收15%以內；併購後必裁員整合，收購VMware後裁員2000人，員工數從1.6萬降至1.4萬；還推行“三次不達標即出售部門”的硬性指標，打破傳統企業冗餘文化。

這種“效率至上”風格雖遭非議，卻讓博通在十年間市值增長超10倍，成為華爾街最賺錢的科技公司之一。

3. 技術前瞻與生態建構能力

陳福陽雖非技術出身，但對行業趨勢的敏銳判斷推動博通成為AI算力領域的顛覆者。

2013年收購LSI後佈局資料中心晶片定製服務，2024年推出AI XPU晶片，與Google、Meta、字節跳動合作開發定製化AI晶片，並聯合Meta打造開放平台ROCm，吸引逃離CUDA生態的開發者。

如今，73歲的陳福陽仍活躍在併購戰場，他的下一個獵物或許是自動駕駛或量子計算。

正如他在麻省理工演講中所說：“機會永遠藏在別人看不見的裂縫裡。”

05 為什麼是華人？

從陳立武、黃仁勳、蘇姿丰、陳福陽四人的經歷來看，他們均在半導體和晶片領域取得非凡成就，推動了美國乃至全球晶片行業的技術進步和業務拓展。

其實不僅是在晶片領域，在科技、AI等前沿領域也有很多華人，像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雅虎創始人楊致遠、Zoom CEO袁征、金士頓科技執行董事孫大衛、金士頓科技CEO杜紀川等都是華人企業家。

為什麼在半導體和科技領域有越來越多的華人？分析背後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教育背景的積累。自上世紀起，大量華人赴美留學並進入半導體和科技行業，在MIT、斯坦福等頂尖學府的系統化訓練中積累了深厚的科學與工程基礎。

其次，是產業機遇與全球化紅利的雙重推動。隨著AI、量子計算等新技術崛起，晶片行業從“製程競賽”轉向多元化技術路線。

華人領袖憑藉對技術趨勢的敏銳判斷和對新興市場的掌控，主導了產業轉型方向。而且華人工程師在物理、材料等底層技術上的積累，使其在AI晶片、GPU等前沿領域佔據優勢。

最後，文化基因與管理風格的適配。華人高管既有務實風格與技術確定性，又兼具東西方視野，既能深入技術細節（如台積電魏哲家主導3nm製程研發），又能協調全球供應鏈（如博通陳福陽通過併購整合專利資源）。這種能力在晶片這類高度全球化的產業中尤為重要。

當前科技界呈現出“華人主導硬體，印度人主導軟體”的格局。例如，美國四大晶片巨頭（英特爾、輝達、AMD、博通）均由華人掌舵，而印度裔則控制Google、微軟等企業的AI應用入口。

華人能在晶片領域崛起並取代印度裔領袖，是教育優勢、行業趨勢、文化適配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未來，隨著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追趕和全球化人才流動，華人群體或將在更多硬科技領域複製這一成功模式。

這場“東方遇見矽谷”的化學反應，或許正是未來科技版圖重塑的關鍵密碼。 (正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