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於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基礎之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人工智慧表現出來五個顯著特徵：技術能力的高度集中性、技術管理的高度中央性、技術使用的高度壟斷性、技術受眾的高度分散性、國家間或者區域間競爭的高度封建性。技術進步對社會的影響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必須明確意識到，技術的進步並不代表人類的進步。前三次工業革命都帶來了人類文明的進步，“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導致的社會政治秩序，最有可能的是“牧民社會政治秩序”，也可能在國際和國內層面形成一種新型封建體制或者無政府狀態。“牧民社會”對人類最大的衝擊是智慧的不平等，倘若人類利用人工智慧進行自我傷害的趨勢繼續下去，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重返“奴隸式依賴”。因此，如果沒有新的啟蒙運動和新人文意識的崛起，“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很可能是大倒退。人們需要直面這個問題，找出有效的糾正方法。

技術進步對社會的影響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必須明確意識到，技術的進步並不代表人類的進步。人類既要充分受惠於技術的進步，又要防止和減少技術對社會進步的負面影響。人類社會此前已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即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資訊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60年代末，英國人詹姆斯·瓦特製造出人類第一台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人類得以進入工業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9世紀60年代，美國實現了電力的廣泛使用，人類得以從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始於1946年，美國生產出人類第一台二進制電腦，人類得以從電氣時代進入資訊時代。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其內涵和外延都在不斷被定義，目前國內外普遍的共識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基於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基礎之上。它意味著人類從資訊時代進入人工智慧時代，其對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影響，無論是積極的還是負面的，都已經成為眼下國內外學術界和政策界討論的熱點。正如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構成了近代社會科學的經濟基礎那樣，“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構成了現存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轉型的動力和未來社會科學思想體系的經濟基礎。

工業革命與社會政治秩序

工業革命與政治秩序的關係需要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來理解。但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都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而是需要把社會關係作為中間變數加以考量。也就是說，經濟基礎不是直接決定上層建築，而是通過經濟基礎產生的社會關係來影響上層建築；同樣，生產力本身也不能決定生產關係，而是通過生產力產生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生產關係。反之亦然。

忽視了社會關係這一中間變數，就很難理解各國不同的歷史發展路徑和經驗。馬克思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論述給我們很大啟發，其理論把社會簡化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者之間的關聯。馬克思的理論是基於歐洲歷史發展之上的，是對歐洲歷史的解釋。馬克思本人也已經意識到，當這個理論應用於其他社會時，解釋力就有所欠缺。例如，馬克思在解釋中國和印度等東方社會時，就提出了“亞細亞方式”的概念。實際上，即使是西方社會，也沒有沿著馬克思當時所設想的線性發展。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自我毀滅的力量。資本的目的是通過剝削勞工階層來賺取剩餘價值，這使得資本和勞工階層處於對立面，勞工階層便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馬克思的假設是國家（政府）僅僅只是資本的代理人，國家（政府）和資本是一一對應關係，因此，勞工階層（社會）便是資本—政府的對立面。但後來的發展證明，資本和政府的利益並非繫結關係，資本和社會、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是可以變動和重塑的。勞工階層的鬥爭帶來了福利社會的發展，而政府“經濟”角色的調整帶來了規制資本主義的崛起。

也就是說，如果加入了社會變數，那麼對工業革命和政治秩序之間關係的理解應當是：產業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再者，因為產業結構的核心在於技術結構，因此，也可以表述為：技術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

（一）農業社會的政治秩序。在漫長的農業社會，傳統農耕技術使得經濟生活具有分散性，因此社會是“一盤散沙”，經濟上自給自足，表現為“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政治秩序要不體現為地方化的封建王朝秩序，要不體現為鬆散的帝國秩序。即使是帝國秩序，皇權往往是無為而治，或者統而不治。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中國的歷朝歷代，都具有這種秩序特徵。

（二）商業社會的政治秩序。早期的商業社會也具有分散性。商業以城市為中心，商業網路往往也是在附近幾個城市之間形成的，雖然存在遠端貿易，但規模不大，參與的人數也極其有限。但是，商業的分散性和農業的分散性不同，商業在於交易，表現為一種基於交易之上的集體性社會關係。同時，商業的交易又表現出平等性。表現在政治秩序上，則是分權和自治，最為典型的便是城市國家。應當指出的是，農業社會也有商業，但因為主體是農業，政治秩序反映的是農業經濟秩序，而非商業。在中國，國家更是形成了“士農工商”的意識形態，長期處於重農抑商的氛圍。

（三）工業社會的政治秩序。工業社會可以分為早期的絕對專制主義和後期的工業民主兩個階段。工業化早期是絕對專制主義。第一，工業化使得“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從前“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們之間出現一種“有機的團結”，產生了新型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有利於國家政治權力的集中。第二，商業和資本有極強大的國內統一市場的需要和國際拓展市場的需求。第三，政治權力秩序從封建王朝轉型到近代國家。近代國家基於主權之上，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統一。第四，第二點提到的資本的需要和第三點提及的國家的需要，形成了兩種力量的結合。

工業化和工業技術的擴散無論對社會秩序還是政治秩序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社會結構來說，工業化技術的擴散導致了城市化，生產力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脫離貧困，最終形成中產階層。工業化的發展基於勞動分工之上，勞動分工需要大規模的教育，以此獲得工作技能，而財富的擴散和收入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教育的擴散不僅促進民眾權利意識的產生，也賦予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技能，最終導向了工業民主，形成民主的政治秩序。

這是先發國家政治秩序的演變過程，後發國家的情況則很不相同。在後發國家，政府往往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社會階層往往更多地依附國家政權。在一些國家，不同社會階層的形成是國家所塑造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權力表現為集中或者高度集中的形式。

人工智慧技術的五大特徵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破壞甚至摧毀傳統的社會政治秩序，同時新的社會政治秩序已經變得若隱若現。人工智慧（廣義上的技術）表現出來五個顯著的特徵，這五個特徵基本上決定了未來社會政治秩序的特徵。

第一，技術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人工智慧的技術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國的幾家大公司。在全球範圍內，中美兩國掌握大部分人工智慧技術能力，而其他國家雖然也具備一定的人工智慧技術能力，但相比之下仍無法與中美兩國相媲美。而僅就中美兩國對比，美國則擁有更多的技術能力。今天，儘管美國一直宣揚中國在這個領域對美國公司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但是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層面看，人工智慧領域有意義的競爭都發生在美國的幾家大公司之間，而非中美之間。再進一步，即使在中美兩國內部，人工智慧技術的區域分佈也集中在少數幾個地區。在美國，人工智慧技術主要分佈在兩個區域：一是西邊從加州矽谷到德克薩斯的狹長地帶，二是東北部的波士頓—紐約區域。在中國，主要分佈在三個區域：一是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深圳—廣州），二是長三角地區（蘇州—上海—杭州），三是北京地區（主要是科研）。

一種技術的集中性達到如此的高度也是近代以來所少見的。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中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擴散性和分散性是三次技術革命的特徵。在發達的西方，對基於傳統技術之上的產業的反壟斷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通過分解（拆分）一個企業以防止其取得壟斷地位，從而為創新和新企業的產生創造制度條件。但是，對於高科技企業的反壟斷問題迄今為止依然懸而未決。因為基於網際網路之上，如果進行分解，就不太符合資訊產業的發展邏輯。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反壟斷機制，那麼這種集中度只會越來越高。

第二，管控的高度集權性（highly centralized）。管控人工智慧使用的角色要麼是各國政府，要麼是各個大公司（即網際網路平台公司）；人工智慧領域的主導力量要麼是各國政府，要麼是各大公司（即平台）。基於網際網路之上的人工智慧涉及國家間的關係，這裡蘊含兩種相關但又不同的安全問題：一是技術本身和技術使用的安全問題（safety）；二是國家間的安全問題（security），即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是否構成威脅的問題。基於對技術本身安全和國家間安全的需要，管控的高度集權性不可避免。這也就是為什麼自網際網路產生以來，人們對網際網路主權的討論從未終止過。儘管網際網路主權很難實現，但各國還是千方百計地來掌控網際網路，使其體現出一定程度的“主權性”。再者，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僅僅通過一個國家一個介面或者幾個介面的方式進行，這種關聯方式也為高度集權性創造了技術條件。這種集權性也可以表現為公司形式。儘管在內部事務上，一些美國公司擁有了某種程度的對抗國家的權力，但在國際層面，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公司就是國家的代理人。

第三，競爭的高度封建性（highly feudalized）。正是對上述兩種安全的恐懼導致了國家間或者區域間競爭的封建性。“封建性”在某種程度上可理解為，國際層面上人們針對一個國家“一統天下”的擔憂，以及國內層面上對一家公司可能形成壟斷地位的恐懼而所做的努力與反應。今天，無論是一國內部的科技公司之間還是各國政府之間，都在追求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所說的“多頭政治”的平衡，以避免出現“大一統”的局面。各種不斷產生的新技術包括不同的作業系統和區塊鏈技術，正在促成一種新的封建秩序，各種主體分割而治。在民眾中間日益盛行的“資訊繭房”也強化了這種新趨勢。這是一種新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

第四，商用者的高度壟斷性（highly monopolized）。承接前文邏輯，無論商用者是政府還是公司，都很容易趨向於高度壟斷性。從經驗上看，即使使用者是個人，也呈現出高度壟斷性質。無論在那裡，今天的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領域都被各個領域有網路影響力的人物（大V）及其小團體所壟斷。這些大V及其團體往往集聚和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享有無論是物質意義上的還是話語權意義上的不相稱的權力。他們往往被視為各個領域的“精英”，任何東西（宗教、思想、價值觀、謊言、謠言等），一旦具有了“商用”價值（即只要有人信），他們便會趨之若鶩，毫無底線地追求流量，把某一事物的商用價值推到極端。

第五，使用者高度分散性（highly diffused）。使用者即最底端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迄今為止網際網路可以說是最具有民主性質的技術，因為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人們必須溝通，這也就是基於網際網路之上的社交媒體今天如此普遍的一個原因。但是，這種技術的可得性也導致了個人的“原子化”。而現在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被視為高度“民主化”的網際網路技術導致了個人的極端“原子化”。在社交媒體中，人們是互聯著，但又不是互聯著的，因為他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溝通。在年輕群體中，很多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語言溝通的能力，他們之間的溝通往往發生在一個人的拇指與另一個人的拇指之間。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往往還是大V們的商用對象，大V們對他們來說具有吸引力。

“第四次工業革命”

將導向怎樣的社會政治秩序？

從經驗上看，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技術的五個特徵一直在強化；從原理上說，這種趨勢只會強化，而沒有弱化的可能性。那麼，從技術的這些特徵看，“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導致怎麼樣的社會政治秩序呢？

（一）牧民社會政治秩序。最有可能的一種是“牧民社會結構”和與之相應的“牧民社會政治秩序”。“牧民”的思想早見於中國古代經典《管子》。《管子》的第一篇就是“牧民”，大致意思是說，統治者要創造足夠的財富，把老百姓養起來。“牧民”就是承認基於人性差異之上的人的差異，在承認人類差異的基礎上進行統治。牧民社會表現為三層結構，即牧羊人、牧羊犬和羊群。對應於人類社會，則是最高統治者、統治精英和民眾。在人工智慧時代，人工智慧已經出現替代“牧羊犬”或者“統治精英”職能的趨勢。現在人們所擔憂的是，“人工智慧”的能力是否有一天會超越“牧羊人”？如果不能超越，那麼人工智慧依然是可控的，是人類的工具；如果被超越，那麼人類整體就會受制於人工智慧，甚至成為人工智慧的奴隸。

正如前面三次工業化塑造不同的社會政治體系，“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會造就不同的政治體系。形成中的“牧民社會”至少可以有兩種社會形態：一是傳統福利社會的擴大版。人工智慧影響就業，甚至剝奪人類的就業機會，從而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過，從積極面來看，人工智慧不僅使人類從大多數工作中解放出來，還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可以擴大傳統的福利體系，保證社會成員的生活不受太大的負面影響。歐洲一些小國已經在施行普遍工資制度，即使民眾沒有任何工作，也能得到一份工資。二是通過技術手段實行高度集中的統治。這種形式更多地會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民眾政治意識比較薄弱的社會。但無論那一種形態，牧民社會都會是一種表面上平等但實際上高度等級化和高度依賴性的制度秩序。

（二）新型封建社會秩序。人工智慧技術在不斷演化，尤其在應用領域。當人們（尤其是體現為不同的國家或者利益群體）意識到高度集中的危害性時，便會想方設法去發展反集中的技術，這樣便會展開集中—反集中的競爭。前面所說的區塊鏈技術和不同作業系統的開發就反映了這一趨勢。結合目前國際社會劇烈的地緣政治之爭、中美兩極化和區域多極化趨勢，還有各國內部中央—地方極化的現實政治趨勢，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造就的很可能是一個新型封建體制，無論在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

在近代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體系出現之前，世界呈現出多個帝國並存、等級制明顯且相互分割的封建格局。由於現代國際體系是建立在近代以來建構的主權國家之上，借用近代主權國家興起之前的“封建”概念，我們可以說，當前國際局勢也產生了新的“封建”特性。隨著美國作為一霸超強的衰落，世界其他大國開始逐鹿中原——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勢力範圍、國際乃至區域秩序，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國際秩序的“再封建化”。大國在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從經貿領域到軍事領域的勢力範圍，國際秩序出現區域集團化和價值集團化兩種情形。集體安全機制也遭到削弱。當聯合國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約束成員國遵守規則時，表明其系統已被削弱。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會加速這種新型封建體制的形成。

高科技發展到人工智慧的階段，其賦權的能量的確越來越巨大，但賦權表現為絕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一國之內，更表現在國家之間。在一國之內，人工智慧對國家、對公司、對個人的賦能極度失衡。對國家間來說，人工智慧分佈在少數幾個大國，大多數國家並沒有能力擁有人工智慧。

（三）無政府狀態。美國擁有世界最先進且數量規模最為龐大的人工智慧技術，因此其社會受到的影響也會尤為顯著。人工智慧無論是對倫理和道德、對就業和收入、對傳統制度、對社會意識等各方面的影響已經在美國社會得到充分的反映。傳統制度被摧毀了，新的制度還沒有正式確立。舊的利益團體（和精英）受到深刻的衝擊，新的精英還沒有正式確立統治地位。民眾要不就被社交媒體所解放，要不就被社交媒體所奴役，他們依然不知道社會的方向在那裡。毫無疑問，今天的美國社會已經展現出無政府的狀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社會可以很快走出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局面。

無政府狀態也可以發生在社會底層覺醒的時候。當被奴役的社會群體意識到自己被奴役時，他們就會進行集體反抗。這種集體反抗也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當然，那會是另一種革命，是通往另一種政治秩序的革命。

也應當意識到，技術儘管塑造人類社會政治秩序，但人類社會政治秩序從來不是由單一的技術所決定的。人類社會政治秩序是技術和社會互動的結果。只有當技術和人類的物質、價值需求相一致時，社會才會完全接受這種技術。反之，如果技術和人類的物質、價值需求不相一致，甚至產生對立的時候，技術就很難在這個社會生存。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是，前面三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技術是人類的工具，為人類所創造，並為人類所用，但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技術則不同。當人類在創造這些工具的時候，這些工具反過來會塑造人類。現如今，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疑不受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的影響。在很多方面，人類已經把“選擇權”和“決策權”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讓渡給了這些“工具”。

結論

正如前面三次工業革命塑造不同的社會政治體系，基於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基礎之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會造就不同的政治體系。最有可能的一種是“牧民社會結構”和與之相應的“牧民社會政治秩序”。在人工智慧時代，由於廣泛和毫無節制地使用（無論是主動使用還是被動使用）人工智慧相關的工具（尤其是基於網際網路的各種社交媒體），導致了人類的自我智力傷害。尤其是在當下高科技發展到人工智慧的階段，隨著技術“賦權”能量愈加巨大，愈發呈現出絕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一國之內，更表現在國家之間。“牧民社會”的治理結構正在快速形成和崛起——人工智慧對人類最大的衝擊是智慧的不平等，倘若人類利用人工智慧進行自我傷害的趨勢繼續下去，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重返“奴隸式依賴”。自從人類有意識地去發明和創造技術以來，一個總的趨勢是：機器越來越像人，而人越來越像機器——因為人是根據自己的人性來塑造機器的，機器便有了最終征服和奴役人類的機會。今天，人工智慧已經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經在扮演著“牧羊犬”的角色。倘若這一趨勢得不到遏制和管控，人類恐將成為“會說話的羊群”。

以此看來，如果沒有新的啟蒙運動和新人文意識的崛起，那麼和前面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很可能是大倒退。鑑於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勢頭及其對人類智力的巨大負面影響，人們需要直面這個問題，找到有效的糾正方法。

從長遠來說，各國所需要的是從根本上進行教育改革。人類已經進入人工智慧時代，但各國的教育系統依然停留在前人工智慧時代，因此教育與社會發展嚴重脫節。正如教育在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處理程序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在人工智慧時代，一個國家的未來，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其在國際舞台所處的位置，都取決於其教育改革。 ( 社會科學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