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各國正密切關注川普將於4月2日實施的「對等關稅」政策。這項政策的不確定性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川普對「關稅之王」麥金萊推崇備至，卻似乎忽略了美國歷史上另一位因關稅政策而聲名狼藉的總統——赫伯特·胡佛。胡佛任期內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大幅提高了進口商品關稅，卻引發了廣泛的國際報復，進一步加劇了大蕭條的經濟困境。這項失敗的先例，對當下貿易政策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1920年代：保護主義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經濟迅速走向繁榮，歐洲各國也逐步從戰火中復甦。然而，到了1920年代，全球產能過剩問題逐漸顯現，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在美國迅速蔓延。 1922年，共和黨主導通過了《福特尼-麥克坎伯關稅法案》，將美國的平均關稅率大幅提升至約40%，並賦予總統權力，可根據國外生產成本調整關稅幅度最高達50%。此後，高關稅在美國1920年代逐漸成為常態，部分工業品關稅更是創下歷史新高。

儘管這項法案引發了部分歐洲國家的報復，但由於報復範圍有限，且當時美國經濟正處於繁榮巔峰，其負面影響並未立即顯現。然而，該法案卻加劇了歐洲國家因難以透過出口賺取美元而面臨的戰爭債務償還困難。到了1920年代後期，美國的高關稅政策已然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埋下了隱患。

1929年：大蕭條與保護主義升級

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崩盤，經濟從過熱急轉直下，陷入恐慌，「自由市場」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面對農業持續蕭條和經濟全面下滑的困境，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愈發高漲。胡佛於1929年就任總統後不久，便召開國會特別會議，提議對農業進口實施「有限修正」的關稅上調，旨在提高農產品價格，救濟陷入困境的農民。這不僅是胡佛應對經濟危機的重要舉措，也是其兌現競選承諾的關鍵一步。

然而，這項提案在國會引發了連鎖反應，猶如打開了「潘朵拉魔盒」：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由強硬的關稅保護主義者威利斯霍利擔任主席。他與共和黨多數派將原本針對農產品的關稅調整方案，迅速擴展至工業品領域，大幅提高各行業的關稅稅率。在股市崩盤後的恐慌情緒蔓延下，國會中的保護主義主張愈發強硬，關稅法案的討論範圍從農產品迅速擴展到幾乎所有商品領域。

儘管一些溫和的共和黨議員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試圖阻止全面加徵關稅的浪潮，但在國內就業和企業保護的輿論壓力下，他們的努力未能徹底扭轉局面。最終，原本旨在紓困農民的關稅提案，演變為一場全面提高關稅的法案，為後續的經濟困境埋下了更深的隱患。

1821-2024年美國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

關稅法案的負面衝擊

出口導向企業以及依賴進口的部門首當其沖地感受到了負面影響。美國大幅提高關稅後，其他國家迅速採取報復措施，紛紛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甚至禁止進口。這直接衝擊了美國的出口產業。

例如，美國農業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約15%–17%的農場收入來自對外貿易。報復性關稅使得美國農產品在全球市場受挫，農民發現海外買家銳減。製造業出口佔比較高的機械設備、汽車等行業，也因國外訂單驟降而被迫削減生產。

同時，依賴進口原料的產業也因關稅增加而面臨巨大壓力。此次關稅調整涉及超過900種商品，不僅涵蓋消費品，還包含許多工業投入品。例如，化學工業所需的染料、化肥原料，以及汽車工業依賴的橡膠等，都因關稅提高而面臨高昂的進口成本。

這些依賴進口的產業因此陷入成本上升的困境，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企業不得不選擇縮減生產規模或提高產品售價，這進一步抑制了國內市場需求。正如1930年那封由眾多經濟學家聯名簽署的信件所預見的那樣：“更高的關稅將推高生活成本，絕大多數行業都將因此受損；而限制外國對美出口，也必然會縮減美國自身的出口機會。”

關鍵經濟指標清晰地反映出關稅法案通過後美國經濟的迅速惡化。儘管這一趨勢部分源於大蕭條的持續衝擊，但關稅法案顯然未能推動經濟走向政策推行者所期望的復甦軌道。

最顯著的表現是失業率的急劇攀升。 1930年關稅法案通過時，美國失業率為8.7%，然而，關稅並未如支持者所設想的那樣創造就業機會。相反，第二年失業率飆升至約16%，到1933年更是達到了24.9%的歷史高峰。短短兩三年間，全國失業人口增加了兩倍。雖然這一現象與大蕭條的整體經濟環境密切相關，但高關稅引發的貿易收縮和物價上漲，無疑是給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此外，美國工業生產在這段時期急劇萎縮。 1929年至1932年，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累計下跌超過50%。眾多工廠停工停產，鋼鐵業的產能利用率急遽下降。汽車銷量從1929年的約530萬輛斷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約130萬輛，跌幅高達75%。福特汽車公司員工人數從1929年春天的12.8萬人銳減至1931年8月的3.7萬人，裁員比例超過七成。

耐久財產業受到的衝擊尤為嚴重。 1929年至1933年，耐久性消費品製造業的就業人數減少了約48.4%，而非耐久財產業的就業降幅約為19.4%。即便是一些受關稅法案「保護」的重工業，也未能倖免。大批企業因國內需求不振和海外市場的封鎖，被迫大規模裁員、關閉工廠。

金融領域同樣未能倖免，銀行體系遭受重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農產品的高價促使美國農民透過借貸投資土地和機械以擴大生產，這使得1920年代農場債務大幅增加。到了1930年代初，隨著出口受阻，農業部門收入銳減，大量農場主和企業無力償還債務，銀行壞帳激增。 1930年至1933年間，全美約20%的銀行倒閉。

此外，關稅法案實施後，高關稅壁壘使得一些國家難以透過向美國出口取得美元，反過來導致這些國家的銀行也相繼倒閉，進一步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動盪。

1929年末股災爆發後，道瓊指數曾在1930年初短暫反彈。然而，隨著參議院在1930年3月通過關稅法案，以及市場對胡佛簽署法案的預期增強，投資者情緒再度惡化。當年6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正式簽署的消息引發了股市新一輪的暴跌，當周道瓊斯指數暴跌超過10%。市場普遍意識到，貿易戰將使企業銷售和獲利面臨更大困境，進一步打擊了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

在政治層面，《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在美國國內同樣是重大失敗。民眾很快就感受到了物價上漲和經濟惡化的切身痛苦。 1930—1932年期間，胡佛政府因堅持高關稅等政策而飽受指責。在1932年的總統大選中，選民透過選票表達了強烈的不滿：胡佛所在的共和黨在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中遭遇慘敗，民主黨候選人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贏得總統選舉，民主黨也在國會中取得多數席位。值得一提的是，法案的兩位主要倡議者——斯穆特和霍利，都在1932年的競選中連任失敗，被選民「趕出國會」。由此可見，《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在美國國內被廣泛視為政策錯誤。它所承諾的好處──保護就業、復甦經濟──不僅未能兌現，反而加劇了大蕭條帶來的痛苦。

胡佛失敗經驗的歷史啟示

從長期視角來看，《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被廣泛認為是大蕭條時期美國在經濟政策上所犯的重大錯誤之一。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儘管該法案並非1929年經濟崩潰的直接原因，但它無疑加劇並延長了大蕭條的持續時間與嚴重程度。一位經濟史學家形像地將《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比喻為「在本已失控的大火中又潑上了一桶油」。各國隨後實施的報復性關稅產生了累積效應，導致全球貿易嚴重萎縮，進一步加劇了大蕭條在全球的蔓延。

宏觀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在《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通過後持續惡化，直到1933年羅斯福新政實施、國際貿易回升後才觸底。後世普遍將法案評為「事與願違」的典型政策：其初衷是保護國內就業、促進經濟復甦，但最終卻加劇了經濟蕭條。有人將其與1828年的關稅法案相提並論，稱其為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貿易立法」之一。此後，美國國會再也沒有嘗試直接立法設定如此廣泛的高關稅。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教訓也在經濟思想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以往美國內戰後，一種傳統觀點認為高關稅有助於保護國內就業和產業，但大蕭條的經驗表明，在全球經濟高度關聯的時代，貿易保護不僅無助於經濟復甦，反而可能加劇經濟困境。這一觀念的轉變促使戰後主流經濟學更傾向支援自由貿易理論。可以說，《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已成為反面教材，提醒後人貿易戰幾乎沒有贏家。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失敗促使美國迅速調整貿易政策。 1934年，羅斯福政府推出《互惠貿易協定法》，授權總統可與他國直接協商降低關稅，開創了雙邊貿易協定的先例。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失敗的經驗，正是《互惠貿易協定法》獲得支援的關鍵因素。

在此推動下，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簽訂了多項互惠降稅協議，以促進貿易恢復，成效顯著：美國商品出口額從1933年的16.5億美元迅速增至1937年的33億美元。 《互惠貿易協定法》的影響深遠，標誌著美國從貿易保護主義轉向多邊合作。

該法案改變了關稅設定的流程，將其從國會主導轉移到由行政部門透過國際談判確定關稅政策。這種制度設計減少了國內保護主義的干擾，促進了貿易自由化。該法案持續延期直至二戰結束，奠定了美國數十年的貿易政策基調：透過談判開放市場，而非「以鄰為壑」、互相升級貿易壁壘。

與胡佛一樣同為「商人總統」的川普，一直以自己的「交易的藝術」為傲，憑藉極限施壓等策略攫取短期利益，似乎在上任之初就贏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然而，他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長期的交易關係往往需要建立在互惠共贏的基礎上。

儘管如此，川普的貿易政策與胡佛時代相比存在顯著差異。川普的關稅政策是在全球經濟高度整合的背景下實施的，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使得貿易壁壘帶來的連鎖反應可能比1930年代更為劇烈。此外，川普的關稅策略展現出更大的彈性。與1930年代單方面提高關稅的做法不同，他經常將關稅作為施壓工具，採取「先威脅後談判」的策略，為政策調整和讓步保留了空間。

例如，在2月和3月，川普先是宣佈對加拿大和墨西哥提高關稅，隨後又提出了有條件的推遲，幾乎未付出實質代價就獲得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邊境事務上的重大讓步。

胡佛失敗的歷史經驗表明，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往往會引發廣泛的國際報復。而麥金萊時期之所以成為例外，主要是因為當時最重要的經濟體英國堅持自由貿易原則，為美國關稅政策提供了獲利空間。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全球決策者面臨的選擇將決定：我們是在重蹈"大蕭條—世界大戰"的覆轍，還是能開創"競爭—合作"的新範式。 4月的關稅博弈，或將成為改寫21世紀經濟史的關鍵轉捩點。 （坐失良基少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