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首爾冬夜的戒嚴事件，令韓國重新站在民主的十字路口。

在撕裂的三個月後，尹錫悅迎來審判。根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4日上午，韓國憲法法院就總統尹錫悅彈劾案進行宣判，憲法法院透過彈劾案，宣佈罷免總統尹錫悅。

繼2017年朴槿惠被彈劾下台之後，尹錫悅成為第二位被彈劾下台的韓國總統。

隨後，尹錫悅發表對國民談話稱，沒能達到預期，非常遺憾。從「反貪英雄」到「憲政破壞者」，尹錫悅到底做錯了什麼？

“錯誤的提拔”

至少在前總統文在寅看來，尹錫悅的上位就是一次「錯誤的提拔」。

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悅， 2016年因徹查朴槿惠「閨蜜干政門」聲名鵲起，次年他被文在寅任命為檢察廳長，並先後完成了對韓國前國防部長金寬鎮和前總統李明博的起訴。2019年6月，他被文在寅破格提名為韓國檢察總長。

文在寅曾評價尹錫悅「不畏權勢」「以不被任何人左右的態度、公正處理權力型腐敗」。他在卸任後的一次採訪中也坦言：“我選擇他，是因為他敢於挑戰權力。”

從當時的韓國政治氛圍來看， 2017年「燭光革命」後，民眾對政治清廉的期待達到頂峰，尹錫悅的「正義」人設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成為文在寅反腐行動的「利刃」。

然而，文在寅後來表示：“那個決定讓我後悔到今天。”

在尹錫悅被提拔的那一年，文在寅進行「檢察改革」。這是韓國政治史上一次深刻的權力重構，也直接導致了文在寅與尹錫悅的決裂。

這次行動的背景是：韓國檢察機關長期擁有偵查、起訴和公權監督的「三位一體」特權，被稱為「韓國總統的劊子手」，歷任總統下台後多因檢方調查身陷囹圄，包括李明博、朴槿惠等。

為打破這一惡性循環，文在寅於2019年推動設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公調處），將檢方的偵查權剝離至警方，並賦予公調處獨立調查高官腐敗的權力。

值得一提的是，文在寅曾在回憶提拔尹錫悅的原因時稱，時任青瓦台民政首席曹國面試了4位檢察總長候選人，另外3位都明確表示反對“檢察改革” ，只有尹錫悅積極支援。然而尹錫悅上位以後，曾公開批評公調處是「政治工具」，並拒絕配合改革處理程序。

同時，文在寅的改革也遭遇保守派與財閥的激烈反撲。三星集團透過旗下媒體《中央日報》社論施壓：「改革應以經濟穩定為前提。」後來《朝鮮日報》曝光，尹錫悅的競選資金中，37%來自保守財團。

2021年，尹錫悅辭去檢察總長職務，加入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宣稱要對文在寅政府進行“積弊清算” ，並誓言“若當選總統，必徹查文在寅” 。

2022年，尹錫悅以0.73%的微弱優勢打敗當時的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當選大韓民國第20屆總統，用一年時間完成了從政治素人到國家領袖的跨越。

文在寅的幕僚曾警告：“尹錫悅容易衝動，難以自我克制。”多年後，文在寅也承認：“我選錯了人。尹錫悅的'正義'只是權力的面具。 ”

「孤島式」的統治

韓國媒體曾評價尹錫悅的執政風格為“檢察官式威權」，表現為外交激進主義、對抗性執政風格和權力集中化，這些特徵在政策推行和危機應對中展露無遺，也為後面的危機爆發埋下引線。

執政初期，尹錫悅以親美路線重塑外交，主張廢除文在寅的「三不政策」，推動追加部署薩德系統，甚至在白宮為拜登獻唱美國歌曲。為了配合美國「印太戰略」，他在強徵勞工賠償問題上對日讓步，被國內輿論痛斥為「屈辱外交」。

尹錫悅所在的國民力量黨在國會僅佔少數席位，但其執政風格卻充滿對抗性。 2024年國會選舉失利後，尹錫悅拒絕與在野黨對話，甚至宣稱「國會無權干涉總統權力」。

上任兩年半內，尹錫悅25次動用總統否決權，創下韓國憲政改革40年來的紀錄。例如面對國會要求調查其妻金建希涉嫌操縱股價的決議，他連續三次動用否決權，稱其為「政治迫害」。

此外，尹錫悅的權力邏輯也與財閥利益深度綁定： 2024年他任命財閥背景的金龍顯為國防部長，引發「軍事-資本複合體」的質疑。一名匿名議員透露：“尹錫悅的辦公室常出現財閥說客，他們帶著檔案袋進出，像在自家公司開會。”

這種親財閥政策加劇了韓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民間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攀升，進一步削弱了尹錫悅的執政根基。

目前韓國社會中，保守派支持者（多為老年人與地方選民）視尹錫悅為「秩序捍衛者」，進步派與年輕群體則譴責其「民主倒退」。

這也就有了後來那一幕，戒嚴當晚，國會議員在民眾幫助下翻牆從窗戶進入國會，議員的輔佐官與秘書們也築起路障，阻擋軍隊闖入議場。

長期以來對抗性的作風，最終導致尹錫悅的執政變成「孤島式的統治」，從而引發戒嚴之後的國會跨黨派彈劾，204票的高支援率連執政黨高層也倒戈相向。

違憲的權力豪賭

事後揭露的種種細節，更是揭露了尹錫悅在掌權上的傲慢。

韓國《憲法》第77條明文規定，戒嚴令必須經國務會議審議。然而，尹錫悅的戒嚴程序僅召集11名國務委員，會議持續5分鐘，中小企業部長吳姈姝被4通電話催趕到場，只為湊足法定人數。

韓國前外交部長趙太烈曾試圖勸阻，被尹錫悅斥責：“外交官不懂國家安全！”

《韓國戒嚴法》規定，戒嚴僅適用於「戰時或國家緊急狀態」，然而尹錫悅發動戒嚴的源頭是認為在野黨提出的預算削減案是在「玩弄」國家財政。

當時韓國國會呈現「朝小野大」的局面，但反對黨在國會席次未超過三分之二，成為尹錫悅鋌而走險發動戒嚴、並試圖以軍事手段壓制反對派的底氣之一。

後期尹錫悅「啟蒙性戒嚴」的說辭，也被輿論嘲諷為「政治獨裁的遮羞布」。

事實上，相較於朴槿惠的“親民路線”和李明博的“務實保守”，尹錫悅的執政更接近全斗煥式的“危機動員”。他將反對派定義為“反國家勢力”，並宣稱：“法律是維護秩序的工具，必要時需打破程序。”

根據一份被曝光的軍方“抓捕名單”，戒嚴當晚，李在明等68名反對派議員被尹錫悅列為目標。前特戰司令郭種根的證詞顯示：尹錫悅曾直接下令“砸碎大門進入國會”，並要求士兵使用電擊槍和實彈。國務院前高官洪壯元公佈錄音的錄音也顯示，尹錫悅曾表示：“不聽話的議員，全部抓起來！”

前國務院官員洪長元在庭審中稱：“總統單方面決策，將國家推向憲政危機。”

尹錫悅律師團曾援引美國川普案，主張“總統行使憲法權力不受司法審查”，但韓國憲法法院明確駁回，強調“民主基本秩序”高於總統特權。

歷史的迴響

孤島式的統治、外交路線的失衡、總統權力的濫用，最終讓尹錫悅走向政治深淵。

然而回看歷史，尹錫悅的行為也有著獨特的路徑依賴。數據顯示，自1948年建國以來，韓國曾16次拉響戒嚴警報，其中12次與鎮壓民眾有關。

最早的戒嚴始於1948年10月，當時韓國政府成立不到兩個月。首任總統李承晚為鎮壓濟州島起義，在戒嚴法尚未頒布的情況下，直接套用日本殖民時代的軍事鎮壓範本，將島嶼變成焦土。這場屠殺中，濟州島每10人就有1人喪生，倖存者至今不敢公開談論那段歷史。

韓國作家韓江曾在《不做告別》中以文學之筆揭開這段傷疤：“死者的血滲入土地，卻在地表結成了沉默的痂。”

這種暴力傳統在冷戰陰影下不斷進化。 1961年朴正熙透過軍事政變上台後，將戒嚴令升級為「國家安保」工具：他修改憲法，用《國家安保法》將數萬知識分子、學生甚至普通市民打入「赤色分子」黑名單。

2024年，當尹錫悅宣稱戒嚴旨在「剷除反國家勢力」時，他口中的「國家理性」實則植根於朝鮮半島未癒的傷口。

必須提及的一個背景是，由於南北韓尚未宣佈終戰，韓國至今仍是與北韓處於敵對狀態的准戰時國家。

韓國思想家白樂晴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朝鮮半島的分裂已在朝鮮戰爭後的70 多年「非戰非和」狀態下，在南北巧妙的共生關係中，逐漸演變固化為一種體制，他將之命名為「分裂體制」。而分裂體制的重要特徵，便是雙方內部會不斷自我繁殖鞏固分裂的動能，使得分裂難以輕易化解。

韓國的戒嚴史便是典型例證。總統可以隨時以“國家存亡”為由，將異議者定義為“敵人”；政府可以隨時利用分裂的現實來製造“國家緊急狀況”，以合理化對國內反對者的鎮壓。 《國家安保法》第7條中「讚揚、同情北韓」的模糊罪名，就像一把鈍刀，日復一日地切割著社會的言論自由。

無論如何，這場危機都已暴露韓國民主制度的缺陷：當民選領袖以法律之名踐踏法律時，制度能否自我糾錯？

答案或許不在法庭，而在街頭舉著「1987≠2025」標誌的普通市民手中。（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