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十年間,隨著技術的快速演化,創投市場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結構轉變——
基金資產規模持續膨脹,有限合夥人(LP)的收益期望也水漲船高,整個行業由“多元繁盛”漸漸滑向“寡頭主宰”。
2024年底的統計資料顯示,頭部的30家風投機構獨攬49億美元,佔據全年募資總額的75%,而剩下的近360家基金——無論是剛剛起步的新興基金,還是已有一定戰績的成熟機構——只能在不到四分之一的市場中相互廝殺。
更極端的一個資料是:前九家機構的募資總額,就已經佔據整個市場的一半——僅Andreessen Horowitz一家,就獨佔了全美11%的募資份額;General Catalyst拿下9.1%,Thrive Capital拿下8.4%。
有趣的是,儘管越來越多的LP已意識到這些“超級基金”並不一定帶來更高回報,而且他們的退出節奏更慢、管理費更高,但LP們卻依然甘願把錢繼續押給這些機構。
這是一個雙向鎖死的遊戲。
也造就了現今的“九大金剛”統治的時代。
高集中度背後,是風投行業日益強化的金融化趨勢:
從Pre-seed一路投到Pre-IPO,“多階段化”覆蓋創企成長的每一步。
曾幾何時,創業是從0到1的原始冒險,是創始人和投資人一起在黑暗中摸索方向。
而如今,創業正逐步變成一種結構化的工程遊戲——
很多項目是在1的基礎上,尋求規模化複製,更像在跑“擴張路線圖”而不是“探索旅程”。而在這個新遊戲裡,資本的角色也變了——它從點火器,變成了加速器、穩定器和避震器。
尤其現在不少項目,技術落地周期拉長、退出通道擁堵,流動性成了最大的稀缺資源。大基金的估值管理、輪次接力與戰略延申,不只是為了套利,更是創業者在不確定周期中的“生存氣囊”。
特別是在硬科技、深科技領域,那些動輒五到十年才能收穫商業成果的項目,沒有資本的耐心陪跑,很可能死在黎明前夜。
而與“資金”同樣重要的,是“平台力”。
以a16z為代表的一些巨型VC,已不僅是投資人,更是一個多維賦能系統。他們自建媒體平台掌握行業話語權,組建增長與招聘顧問團,為創業者對接BD與出海資源,甚至在關鍵時刻親自為企業牽線收購方。這些能力不是傳統VC的“附加項”,而已逐漸成為新時代風投的“標配”。
然而,這種變革也帶來了價值觀上的分歧。
當一些大基金越來越像“Venture Bank”——用精密的財務工具建構套利模型,以資本為錨推動創業“模組化運作”時,他們可能也漸漸遠離了曾經那個和創始人一起在咖啡館畫商業計畫書的年代。
所以,現在的VC生態正面臨一場悄然成型的“分軌”:
一邊是以回報、速度、估值為驅動的金融型機構;另一邊則堅守初心,以理念、使命和深度陪伴為價值核心的創業型基金。
這種“雙軌制”的雛形,已經在矽谷浮現。
未來三年,我們或將見證這兩類基金的進一步分化:一邊走向標準化、規模化、指數型;另一邊則走向有溫度、有願景、有風險的創始人共建路線。究竟那種方式會更好,我們拭目以待。
接下來,我們挑選了當下募資能力最強的五家頂級風投機構,試圖透過它們的投資策略與方法論,讀懂這個時代的資本邏輯與創新哲學。
Andreessen Horowitz(a16z)由Netscape創始人Marc Andreessen和Opsware創始人Ben Horowitz於2009年創立,總部位於矽谷核心門洛帕克。
a16z以大手筆著稱,首支基金即達3億美元,後續募資節奏更為激進:2022年一口氣募得90億美元,2024年再籌72億,2025年更宣佈將啟動一支200億美元的AI巨型基金。
目前,其管理資產已達420億美元,LP陣容涵蓋主權基金、大學捐贈基金、大型保險公司等。a16z既與美國政府保持緊密合作以穩定外資信心,也不斷拓展與行業巨頭的戰略協同,比如2025年與禮來共設5億美元生物基金。
其整體定位早已超越傳統VC,更像是“賦能型產業平台”——既投項目,也建生態。
a16z是一家信奉技術信仰的風投機構,其名言“軟體吞噬世界”至今仍是投資北極星。從加密到AI,從企業軟體到生物醫藥,a16z喜歡押注顛覆性技術和有強烈願景的創始人(那怕是爭議人物如WeWork創始人Neumann)。
它從不拘泥於投資階段,從種子輪到Pre-IPO皆可下注;並在成為註冊投資顧問(RIA)後,參與了加密、代幣等非傳統資產。其內部專家團隊按垂直賽道設立專項基金(如a16z Crypto、Bio+Health),評估項目時強調底層協議、網路效應和產品生態。
更重要的是,它用“全端服務”塑造強大投後影響力:從招聘、市場、公關到GPU算力支援,一應俱全。
Coinbase、Instacart、OpenAI等項目的成功退出,正是其“投+養”模式的最佳體現。
a16z的興起,不僅重塑了矽谷風投格局,也為中國創投與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三點重要啟示:
其一是平台化賦能。a16z不是投完就走,而是深度參與成長過程,未來中國政策性基金也可從“投錢”轉向“配資源”。
其二是專業化賽道營運。a16z因應技術浪潮設立專屬基金,如加密、生物、國防科技,這為中國在AI、晶片等戰略科技賽道提供了基金結構參考。
其三則是LP結構國際化。a16z吸引了全球主權基金、大學和跨國公司資金,中國地方產業基金未來亦可探索引入外資LP,形成更具全球視野的資本配置。
General Catalyst成立於2000年,由Joel Cutler與David Fialkow在馬薩諸塞州共同創辦,如今總部橫跨矽谷和波士頓,並在倫敦、孟買等地設點,形成國際佈局。截至2024年,公司資產管理規模超360億美元。
近年來,GC頻繁發起大規模募資,包括2024年籌得80億美元(其中45億為主基金、15億用於孵化創業者、20億為定製帳戶),使其AUM一躍至360億。其長期LP為美國富國銀行,自1989年起持續出資,並在2023年追加12億美元承諾資金,形成穩固而深度的合作關係。
此外,通過併購歐洲La Famiglia與印度Venture Highway等基金,GC也在加速其投資網路的全球化。這一系列資本動作背後,彰顯出GC正從傳統VC邁向具備“半國家隊”氣質的全球性創新資本平台。
General Catalyst不僅是一家投資公司,更像是技術驅動時代的“產業協同實驗室”。
與一味追求回報的短期資本不同,GC以“Responsible Innovation(責任式創新)”為底層信條,強調技術對社會的長期改善效應。其CEO Hemant Taneja提出的“Health Assurance(健康保障)”理念,鼓勵科技介入醫療、金融、氣候等系統性場景。
GC不僅投早期,也深耕成長期項目,設有專門“持續持有基金”,甚至在IPO後繼續支援企業發展。代表案例包括:對Stripe的巨額追加投資、對Mistral AI在高估值下果斷下注、早期陪伴Instacart成長直至IPO,以及在Livongo Health項目中通過長期賦能實現醫療創新與資本回報的統一。
更具特色的是其“XIR”機制——邀請行業高管駐場擔任CXO角色,協助初創公司穩步成長。甚至直接下場營運傳統資產:如收購美國Summa Health醫院系統,實測醫療科技解決方案。
這種“共創公司+注入營運經驗”的投資方法,讓GC從資本提供者進化為深度建設者。
General Catalyst的模式對中國雙創生態尤其具有參考價值。
其一,“耐心資本”理念提醒地方政府與引導基金:支援創新不僅是投錢,更要打造真實應用場景。
其二,GC通過併購海外基金快速建立本地化投資能力,這對正在“出海”的中國VC具有借鑑意義,可通過收購或戰略合作方式融合當地創新網路。
其三,XIR制度值得政策層關注:中國可以探索將國企高管或產業專家以“駐場合夥人”身份引入初創項目,解決創始人經驗不足的問題。
Thrive Capital 成立於2010年,由 Joshua Kushner 建立,總部位於紐約,目前管理資產約250億美元。儘管Kushner家族背景引人注目(兄長曾為川普顧問),但Thrive在創投圈以投資成績立足。從2011年首支4000萬美元基金起步,到2024年第九支基金募得50億美元,其募資節奏穩健而高效。
Thrive LP結構亦頗具特色:既有Princeton大學捐贈基金、Wellcome Trust等傳統機構,也有高盛旗下Petershill與Bob Iger(前迪士尼CEO)等五位全球商界領袖,以5.2億美元入股、成為戰略合夥人。這種“精品基金+名流合夥”的組合模式,為Thrive建構了強大的資本與資源網路。
團隊規模始終保持在60人以內,以“小團隊管大資金”的精幹風格著稱,成為紐約最具影響力的VC之一。
Thrive的投資方法堪稱“精品店哲學”:每支基金只投幾十個項目,強調“集中火力”,聚焦長期價值而非短期風口。
從早期押中 Instagram、GitHub,到重倉 Stripe、OpenAI,Thrive一以貫之地尋找未來基礎設施級企業。在2023年市場低潮中,它依舊斥資18億美元參與Stripe融資,彰顯“逆勢下注”的信念;同年亦以約3億美元進入OpenAI,反映其押注AI底層架構的前瞻眼光。
此外,Joshua Kushner本人亦是創業者(創辦Oscar Health),因此對創始人的判斷更強調執行力、產品敏感度與價值觀匹配。Thrive沒有大平台式投後服務,而是合夥人親自上陣,通過頂層人脈直接賦能。例如其支援的A24影視公司、Nubank銀行等項目,皆因Joshua的關係網路而受益匪淺。其退出路徑多為IPO或大型併購,奉行長期持有、擇時退出的策略。
Thrive Capital的模式對中國創投機構具有重要啟示。
首先,它證明“小團隊+大判斷+深資源”可以實現高品質投資回報。對中國引導基金而言,在AI、生物、晶片等關鍵領域,不妨借鑑Thrive式“集中押注、持續扶持”模式,避免“廣撒網”的低效路徑。
其次,Thrive引入頂級企業家作為LP,獲得的不只是資金,更是戰略協作與聲望背書。我們的產業基金或可考慮邀請優秀創業者以個人身份參投或擔任“創投顧問”,提升實戰經驗介入度。
此外,Thrive對投後的“定製型陪伴”策略也值得參考——不是堆疊服務,而是用關鍵時刻的深介入,成為創業者真正的長期夥伴。
Flagship Pioneering 成立於2000年,總部位於美國劍橋,由Noubar Afeyan博士創辦,專注生物科技領域,是全球最具原創性的“創業工廠”。
與傳統VC“投項目”的模式不同,Flagship主打“造公司”——從科學假設出發,內部孵化企業。它採用“四階段孵化法”:每年提出近百個探索性假設,篩選出若幹成立原型項目(ProtoCo)進行實驗驗證,再晉陞為正式創業公司(NewCo),最終發展成獨立成長企業(GrowthCo)。
截至2024年,Flagship已孵化100多家公司,其中Moderna、Seres Therapeutics等二十余家實現IPO,展現其“0到1”的制度性創新能力。目前,Flagship管理資產約140億美元,資金來自大學基金、主權基金與製藥巨頭等LP,包括輝瑞、諾和諾德等,其合作方式不止提供資金,更共同推進研發。
這種“VC × 科研 × 產業”的深度融合,使其在生物醫藥領域建構起強大原創力生態。
Flagship 的投資哲學不追求短期盈利,而是從根本性技術突破出發,押注那些“看似荒唐但可能改變世界”的科學構想。
以Moderna為例,其mRNA疫苗最初就是Flagship實驗室中的一個設想,彼時業界鮮有關注。Flagship內部驗證後快速孵化,並持續在後續輪次領投,最終在疫情中迎來全球性爆發,上市市值一度突破千億美元。
類似的,還有AI驅動蛋白質設計公司Generate Biomedicines,與Amgen達成數十億美元合作。這些項目都體現Flagship的核心策略:主動孵化、長期持有、科學主導、風險共擔。
同時,它也坦承失敗是創新常態:
如Rubius Therapeutics技術未達預期被關閉、Indigo Agriculture因市場問題收縮業務,但Flagship通過設立清晰“止損機制”,不斷迭代孵化方法。創始人Afeyan強調,“失敗不是意外,而是創新模型的一部分”。在這種試驗文化下,Flagship得以將小機率奇蹟轉化為系統性產出。
Flagship 提供的不僅是個體成功案例,更是一種適合長期原創科技發展的制度架構。對中國而言,借鑑Flagship的模式至少有三大啟發:
其一,可打造“孵化型VC”,在國家重點技術領域,由政府引導基金聯合科研院所和頭部企業,建構既有實驗室、又有基金的綜合平台;
其二,應建立更長周期、更高風險容忍度的投資機制,如Flagship那樣允許幾年研發不盈利,但成功後有巨量回報;
其三,要推動複合型科技創業人才培養,借鑑其“科學家+企業家”的人才策略,打通科研與市場之間的路徑。同時,中國還需完善退出機制,為這些技術密集、周期長的公司提供科創板、北交所等上市通道。
TCV(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成立於1995年,是美國最早探索“跨市場投資”的風險資本之一,由Jay Hoag與Richard Kimball在矽谷創立。其“Crossover”理念,即跨越私募與公開市場——既投Pre-IPO成長企業,也在上市後繼續持股甚至增持。
截至2024年,TCV共募集12期基金,累計管理資產逾250億美元,LP以大學基金、主權基金為主,營運風格穩健務實。其明星案例如Netflix、Facebook、Spotify均在私募階段即下注,且在IPO後長期持有。
TCV還曾通過二級市場進入字節跳動,拓展中國市場。相比講故事、追熱點的新銳VC,TCV更像一位經驗老道的長跑者:注重公司真實營收、增長與市場地位,擅長在企業規模化轉折點提供資源與資本支援,被稱為“科技企業的成長教練”。
TCV 的投資策略可總結為:
“少而精、高成長、陪到底”。
它聚焦科技領域的頭部公司,偏好商業模式已驗證、正在加速擴張的企業,典型投資區間從幾千萬到數億美元。
TCV團隊擅長以PE思維做VC決策,強調財務健康、盈利能力和行業佔有率,但也關注技術壁壘與趨勢紅利。
其投後不搞孵化器,也不設龐大平台,而是靠合夥人深入參與董事會,協助企業走向上市或併購。比如在Spotify上市前,TCV不僅領投重金,還協助其美股掛牌流程;在Netflix、Zillow等項目上,則選擇“長期持股、分批退出”,以把握最大紅利。其嘗試SPAC雖未成功,但顯示其對資本工具敏銳。
同時,TCV也經歷過估值高點的項目回撤,提醒其堅持基本面思維、控制節奏。這種“穿越牛熊、堅定陪伴”的風格,使其在科技投資中穩紮穩打,穿越數輪周期。
TCV 為中國創新生態提供了三個重要啟示。
其一,是“成長資本”的重要性:在中國,大量科創企業卡在早期VC與IPO之間,缺乏Pre-IPO資金與專業輔導,TCV模式可補上這段“資本斷層”。
其二,是跨市場運作機制的可借鑑性:TCV敢於在上市後繼續投資,這種“投+持”的策略值得中國資本市場探索,如支援VC參與定增、設定更靈活退出機制等。
其三,是專業主義文化的借鑑:TCV強調行業理解、財務判斷與耐心陪跑,這對追求快進快出的中國市場是一種反思。當然,複製TCV亦需注意本土差異:如治理結構不成熟、退出管道尚不完備等問題。
從a16z到General Catalyst,從Thrive Capital的精緻下注到Flagship Pioneering的制度化造夢,再到TCV式的深度陪跑與跨市場佈局,我們看見了五種路徑,也看見了五種信念。
它們有的押注技術奇點,有的建構行業結構,有的相信平台協同,有的堅持穩健基本面,但無一例外地在回答同一個問題:
下一個時代的資本組織,究竟應當如何存在?
我們或許正在走向一個新的風險投資紀元:
不再以輪次論英雄,而是以系統建構力、深度陪伴力與價值長期性為坐標。
VC,不再只是投資人;它將越來越像一種生態的設計師。
技術風口可能會隨時轉向,但方法論和組織形態的革新,才是決定下一個十年“誰還在牌桌上”的決定力量。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