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元霸權的現狀評估與應對之策
牙買加體系後，美元通過“石油美元”“晶片美元”等形式強化霸權，但國際主導貨幣的公共品屬性與主權貨幣本質存在內在矛盾。當前美元霸權結構性衰退，美國雖通過金融制裁、債務貨幣化等手段維繫，卻反而加速了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面對變局，中國應把握機遇，通過建立“金磚+”大宗商品人民幣定價聯盟、建構數字貨幣橋等十大創新舉措，減少美元依賴，推動國際金融秩序向更公平穩定方向發展。
1
美元霸權現狀評估
美元雖仍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地位，但其份額已降至歷史低點且匯率波動劇烈，新興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群體“去美元化”趨勢加速。
從外匯儲備來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資料，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已從1999年的71%降至2024年第一季度的57.4%，創下近三十年來最低水平。
從美元匯率波動與市場反應來看，2025年以來，美元匯率經歷了劇烈波動，呈現出明顯的疲軟趨勢，在川普重返白宮後尤為顯著。根據道瓊斯市場資料，1月20日至4月25日期間，美元指數累計下跌了8.9%，創下自1973年“尼克松衝擊”以來美國總統任期前100天的最大跌幅，跌幅遠超歷史平均水平——自尼克松第二任期至拜登執政前，美國總統任內前100天美元平均回報率為0.9%。美元指數的這一表現與1971年布列敦森林體系崩潰時期的“尼克松衝擊”形成歷史性呼應，當時美元信用崩塌、全球匯率失控、黃金價格飆升。
展望未來，美元可能面臨更持久的疲軟期。渣打銀行G10外匯研究主管史蒂文·英格蘭德警告稱：“川普‘一攬子法案’中的第899條款（授權對境外投資者徵稅）將抑制資本流入，通常利空美元。”
除非美國資產恢復顯著超額收益或經濟增長再度領跑全球，否則美元可能難以扭轉當前頹勢。
從國際貿易結算來看，美元在貿易結算中的份額可能繼續溫和下降，但短期內難以被單一貨幣全面取代。大致預測，到2030年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佔比可能降至40%左右，歐元將維持在30%左右，人民幣有望升至20%，使得國際貿易結算體系更加多元化。
但美元仍將在複雜跨境交易和大宗商品貿易中保持相對優勢，除非出現全球性支付系統重構等結構性變革。
從美國債務水平與美元信用來看，當前美國債務規模與償債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已達到歷史性高位，對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構成了實質性挑戰。根據美國財政部最新資料，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在2024年底突破36兆美元，佔GDP比重高達124%—125%，創下二戰後的最高紀錄，數字較2019年的23兆美元增長了56.5%，反映出疫情後美國財政政策的極度擴張。更令人擔憂的是，在2025年1月債務上限暫停後，美國政府借款在法案生效次日就增加了近1兆美元，展現出無節制擴張的趨勢。
美國債務問題可能持續惡化。利率維持高位將大幅增加利息負擔，擠壓其他關鍵支出。外國投資者可能繼續減持美債，迫使聯準會成為“最後買家”，進一步損害美元信用。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已難逃“財政主導”（fiscal dominance）的命運，即貨幣政策不得不服從於財政融資需要，這將嚴重削弱聯準會對抗通膨的能力。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授傑裡米·西格爾認為，聯準會之前為抗擊通膨將利率提得過高，而後“剎車踩得太猛”，這將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
從聯準會政策外溢與全球影響來看，近年來，聯準會從“大放”到“大收”的劇烈政策轉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跨境衝擊波，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處理程序，成為評估美元霸權現狀的關鍵維度。
聯準會政策不確定性仍將持續。市場預期2025年可能降息，但通膨黏性可能推遲這一處理程序，川普政府對聯準會獨立性的威脅更會加劇政策不確定性。
全球央行更加關注政策自主權，加速脫離美元錨。IMF資料顯示，與20年前相比，美元在全球央行國際儲備中的佔比下降趨勢遠未結束。
從全球“去美元化”處理程序評估，“去美元化”可能呈現多樣化趨勢。首先是漸進性，完全替代美元不現實，但份額將持續溫和下降。其次是區域性，不同地區形成各自貨幣合作安排，而非單一替代貨幣。再次是技術驅動性，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將發揮更大作用。最後是危機加速性，若美國發生債務危機或金融動盪，處理程序可能突然加快。
鑑於對上述六個具體維度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當前美元霸權呈現出明顯的“頂峰已過、緩慢衰落”特徵，雖仍保持相對優勢，但結構性弱點日益暴露，國際貨幣體系正步入多元化的歷史性轉型期。國際貨幣體系正向著多元化、公平化和穩定化方向演進，處理程序雖然充滿了挑戰，但對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具有深遠且積極的意義。
2
美維持霸權的四個手段
為應對美元霸權面臨的挑戰，美國政府正採取多種手段維持其國際主導地位。
一是強化石油美元體系戰略。
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元霸權的核心根基，美國通過“安全—石油—美元”三角循環維持其主導地位。具體措施包括：在中東保持軍事存在，確保石油交易使用美元；利用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系統控制石油美元支付；通過WTI和布倫特原油期貨壟斷定價權。此外，美國還採取差異化豁免、技術性壁壘和能源轉型捆綁等策略應對挑戰。
然而，該體系正面臨結構性侵蝕，如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幣—石油”協議、俄羅斯與印度的“盧布—盧比”機制以及人民幣原油期貨交易量增長等。
二是金融制裁武器系統化運用。
美國將金融制裁作為維護美元霸權的重要手段，制裁數量和範圍呈指數級增長，形成多層次制裁體系。截至2024年4月，美國製裁總量達15373項，是瑞士的三倍。制裁對象涵蓋國家、企業、金融機構、清算系統和數位資產平台。美國建立“三級制裁體系”，一級制裁限制美國實體交易，二級制裁威脅非美國實體，三級制裁針對第三國金融機構。技術手段不斷升級，如將銀行剔除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監控加密貨幣流動等。
然而，制裁反噬效應顯現：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覆蓋全球，全球黃金儲備增長，被制裁國通過灰色貿易等方式規避。美國智庫曾警告，過度制裁可能削弱美元體系。
三是債務貨幣化並結合金融創新。
美國面臨巨大債務壓力，通過債務貨幣化和創新金融工具維持美元資產吸引力，形成“債務—貨幣”閉環。創新工具包括：推出“百年債券”轉移償債壓力至未來；增加“通膨掛鉤債券”（TIPS）發行量，將通膨風險轉嫁給投資者；實施“債務轉換機制”，將部分國債轉為聯準會的永久性負債。同時，聯準會通過維持國債收益率區間、默許通膨長期高於2%目標、保持負實際利率等手段，減輕債務負擔。
然而，這些措施面臨根本性矛盾：外國投資者持續減持美債，聯準會被迫增持，形成自我循環；穆迪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至“Aa1”，反映出市場擔憂。
四是建構科技金融壁壘與佈局數字美元。
美國在傳統手段效力遞減的背景下，通過技術優勢建構金融壁壘並加速數字美元研發。一是利用技術封鎖構成新型金融武器。限制中國獲得14奈米以下製程技術，直接影響CIPS的資料處理能力。推動後量子密碼標準，未來可能要求美元跨境支付採用美國標準；通過《雲法案》要求微軟、Google等公司提供境外伺服器資料，監控全球資金流動。二是通過數字金融基礎設施競爭，推出即時結算系統，推動加密貨幣納入監管，處理美元代幣化交易。三是加速佈局數字美元，完成“漢密爾頓計畫”測試，推動G7央行數字貨幣框架。四是建構美中繼資料霸權，通過支付系統和資料分析監控資金流動。
然而，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項目、金磚國家支付系統和歐盟數字歐元項目等挑戰了美元霸權，技術競爭成為美元存續的關鍵，美國需適應多極格局。
上述四種手段相互支撐但也存在矛盾：石油美元依賴制裁威懾，但過度制裁加速“去美元化”，削弱石油美元；債務貨幣化透支美元信用，與技術壁壘所需的信心基礎衝突；數字美元需國際合作，卻受美國技術封鎖政策阻礙。這種“美元霸權悖論”意味著，維護霸權的措施反而可能加速其衰落。美元霸權的未來取決於美國能否在維持國際貨幣地位與國家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過度強調後者可能加速前者衰落，這是美國當前戰略的核心困境。
3
十大創新策略
面對美元霸權體系的逐漸鬆動與重構，中國需要採取系統化、前瞻性的應對策略。以下十項政策建議旨在把握國際貨幣體系轉型的機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同時防範外部金融風險。
設立“金磚+”大宗商品人民幣定價聯盟
中國可牽頭在金磚國家框架內建立大宗商品人民幣定價聯盟，聯合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巴西等資源大國，對至少30%的成員國間能源、礦產和農產品貿易採用人民幣計價結算。
實施分三階段推進：2025年—2026年重點推進石油和鐵礦石人民幣計價，在上海期貨交易所推出“金磚原油”期貨合約；2027年—2028年擴展至銅、鋰等戰略資源，建立與人民幣掛鉤的基準價格；2029年—2030年形成完整的大宗商品人民幣價格指數。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進口國具備優勢，2024年原油、鐵礦石進口量分別佔全球17.66%和79.7%。俄羅斯、伊朗已接受人民幣支付，沙烏地阿拉伯對華石油出口中18%採用人民幣結算。通過數位人民幣智能合約實現自動結算，可降低匯率風險。
若實現30%的金磚國家大宗貿易人民幣結算，每年可帶動約1.2兆元跨境流動，使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佔比提升至15%以上。
打造數字貨幣橋與多邊央行儲備池
加速推進mBridge項目擴容升級，爭取到2026年吸引50個以上國家加入，處理能力提升至日均300億美元；同步建構“亞洲儲備池”機制，成員國按比例存入本幣儲備（人民幣權重設40%），用於危機時流動性支援。採用區塊鏈技術實現即時清算，通過智能合約自動執行貨幣互換協議。
建議分三階段實施：擴大“東盟+3”參與度，將現有雙邊互換協議上鏈；吸納中東產油國，允許石油收入直接存入儲備池；對接非洲、拉美地區。
預計mBridge擴展至50國後，平均結算時間將從2—3天縮短至90秒，成本降低50%，覆蓋全球貿易量的35%。
創新設計“一帶一路”人民幣債券生態系統
建構包含三個創新子機制的債券系統：基建收益掛鉤債券、碳匯質押債券和商品抵押債券。
2026年先推出2000億元試點規模，支援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項目；2027年擴展至能源和礦產領域，規模達1兆元；2028年後形成每年2兆—3兆元的常態化發行機制。
相比美元債，該方案可降低共建國匯率風險，融資成本減少1.5—2個百分點，替代“一帶一路”共建國家30%的美元融資需求後，每年可輸出人民幣6000億—8000億元。
建構戰略性礦產人民幣易貨貿易機制
針對鋰、鈷、稀土等礦產，設計人民幣—資源直接兌換機制。中國可向資源國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等實物資本，對方以礦產未來產出按約定價格折算償還，全程以人民幣計價但不跨境支付。創新之處在於引入區塊鏈溯源技術確保貿易真實性，搭配期貨工具鎖定價格風險。選擇剛果(金)的鈷、智利的鋰等項目先行先試，2026年達成300億元規模協議。預計能使中國關鍵礦產進口中人民幣結算比例從不足5%提升至30%。
啟動“數位人民幣離岸中心”全球網路
在全球關鍵節點佈局數位人民幣離岸中心網路：首期（2025年—2026年）選擇香港、新加坡、迪拜、日內瓦；二期（2027年—2028年）擴展至巴黎、法蘭克福、聖保羅。採用“中心化清算+分佈式帳本”混合架構，開發支援與當地支付系統對接的數位人民幣多鏈錢包。預計到2030年網路成熟後，能處理全球60%以上的人民幣支付需求，日均規模突破5兆元。
創設“亞非拉供應鏈人民幣結算圈”
在越南、墨西哥等“近岸外包”地區，要求中資產業園內企業間交易50%以上使用人民幣；對使用人民幣結算的非洲供應商提供2%—3%的價格優惠；在東南亞推廣“人民幣供應鏈票據貼現”。選擇電子、紡織、汽車零部件三個重點行業突破，2025年培育100家核心企業帶動5000家上下游企業，配套開發“供應鏈金融APP”，整合訂單、物流、結算全流程人民幣服務，海關則要對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給予通關便利。
預計在重點供應鏈實現30%的人民幣結算滲透率，每年可新增跨境人民幣流量4.8兆元，降低中國企業匯率成本約600億元。
推出“央行黃金—人民幣流動性互換”機制
人民銀行與新興市場央行設計黃金擔保的人民幣流動性安排：對方央行將黃金儲備抵押給中國，按市價90%折算獲得人民幣額度，用於貿易結算或市場干預。優先選擇土耳其、哈薩克、埃及等黃金儲備豐富但美元短缺的國家。初期（2025年）規模設定2000億元，對應約350噸黃金；成熟期（2028年）擴展至1兆元。
世界黃金協會研究顯示，每增加100噸黃金抵押，可帶動人民幣儲備需求增加300億—400億元。
設立“人民幣國際化風險避險基金”
設立1000億元規模的避險基金，提供匯率保險、流動性支援和危機救助功能。資金來源於外匯儲備收益和發行特別國債，由中投公司運作。對參與國按信用評級收取0.3%—1.5%的年費，當人民幣貶值超過5%時啟動賠付，當離岸市場流動性緊縮時提供回購支援，同時配套開發衍生品工具，允許境外機構購買“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期權。
該基金可使人民幣儲備佔比提升速度加快1.5—2倍，首期覆蓋四五十個國家，重點針對東南亞和中東地區。
發起“全球南方數字貿易銀行”倡議
聯合金磚國家發起設立初始資本500億美元的“全球南方數字貿易銀行”（中國出資40%），專注開發中國家間的本幣貿易結算。基於央行數字貨幣（CBDC）技術實現即時跨境支付；採用AI評估貿易真實性；發行與一籃子商品掛鉤的“貿易共同貨幣單位”（UCU）。2026年可首批吸引30個國家加入，處理結算1000億美元；2030年擴展至100國，年結算量突破1兆美元。預計可使成員國貿易成本降低18%—22%。
實施“數位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技術躍遷計畫
三年內實現三大技術突破：量子加密防護、智能路由選擇和“貨幣網際網路”協議。組織華為、螞蟻、清華大學聯合攻關，總投資約200億元。升級後的CIPS處理能力可達每秒10萬筆，是SWIFT的5倍，成本僅為其1/3；2030年有望吸引150個國家接入，處理全球人民幣支付的80%。
以上“組合拳”策略以實體經濟聯絡創造人民幣需求，以技術創新降低使用成本，以制度設計管控轉換風險，形成“貿易—投資—金融”三位一體的推進格局。實施分三個階段：初期（2025年—2026年）重點突破大宗商品和基礎設施領域；中期（2027年—2028年）擴展至供應鏈和數字貨幣；長期（2029年—2030年）實現制度性重構。
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前美元霸權衰退已進入加速期，中國若能把握此“戰略窗口期”，通過創新性制度設計和技術突破，有望在2030年前使人民幣成為全球第三大貨幣，為建構更加多元、公平的國際貨幣秩序貢獻中國方案。 (國際金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