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持久婚姻的要素

不久前，我參加了我丈夫祖母的追思會。她於六月辭世，是位令人敬畏、才智過人的女家長。我有幸在她漫長生命的最後二十年認識她。她的五個子女都在追思會上發了言，她的十二位孫輩中也有好幾位發言。

儀式結束後，我環顧滿室的親族，心裡既感到幸運也感到自豪。幸運在於，我一直渴望的就在眼前：一個跨越世代與地域、彼此扶持的溫暖家族人群。

他們毫不粉飾，勾勒出一個立體完整的她。她十九歲輟學結婚，四十多歲重返校園並以最高榮譽畢業。她從不讓任何一位孫輩或曾孫輩在紙牌遊戲裡贏她。她參加抗議活動，還一直堅持競賽游泳直到八十多歲，遠在她與之相守五十餘年的丈夫於 2008 年去世之後。

我自小生在一個核心家庭成員不多、旁系親戚也寥寥的小家庭。那時我把《一籮筐孩子》（Cheaper by the Dozen）這本回憶錄反覆讀到平裝封皮都快散架了。它出自吉爾佈雷斯（Gilbreth）家十二個孩子中的兩位之手，寫的是在一大群手足裡成長的種種快樂。至於我自己，我當然不想生十二個孩子。我真正神往的，是至親成群所帶來的那份自在默契，而這份默契直到我成年之後才擁有。

我和丈夫一起培育了這種關於“家庭”的共同價值觀。對此我很自豪。我並不是為了他龐大的家族而嫁給他，但我們之間最關鍵的紐帶之一，始終是共同經營和維護那個房間裡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一切都要從我們自己的結合做起。索菲·埃爾姆赫斯特（Sophie Elmhirst）的新書《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刻畫的，正是一個共同夢想如何成為婚姻黏合劑的方式，即便那個夢想逆潮流而動，在多數人聽來還有些瘋狂。

《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講述的是一對英國夫婦莫里斯·貝利（Maurice Bailey）與瑪拉琳·貝利（Maralyn Bailey）的真實經歷。1973 年，他們在太平洋中部海域被困於一隻救生筏和一艘小艇上，整整漂流了 118 天。他們原來的船被一頭抹香鯨（sperm whale）頂破船體，他們設法棄船逃生，帶上了足夠的物資與一股勇氣與韌勁，才得以在海上漂泊數月、勉強保住性命。正如奧爾加·哈贊（Olga Khaza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所言：“這場冒險幾乎在肉體層面要了他們的命，卻似乎也幫助他們的婚姻存活下來。”

在我閱讀貝利夫婦的航海旅程及其後續經歷時，我感到他們那段非同尋常的體驗，以其自身的方式，是頗為浪漫的——當然，對於一段包含生吃海龜肉的旅程來說，這已是它所能達到的最浪漫的程度了。在那艘船上，貝利夫婦達成了一種共生關係，這種關係迫使他們去欣賞彼此的差異：瑪拉琳那陽光般、近乎不切實際的堅定，與莫里斯那近乎憂鬱的現實主義形成了互補。對未來的談論，以及（令人震驚地）幻想著有朝一日能住在另一艘船上，支撐著他們堅持了下去。

《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可被視為對當下圍繞異性戀愛情的極端文化敘事的一種反駁。光譜的一端是宗教保守派，他們執意鼓吹更早結婚，並把母親退出勞動力市場當成值得慶賀的事；另一端則有一些女性擁抱所謂“異性戀悲觀論”（heteropessimism）。其中一位經濟學家寫道，她“把資料算了又算，然後決定不再和男人約會”，理由是她依據自己的婚姻經歷以及“美國時間使用調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的資料認定，男性也許永遠不會在家庭分工這樁“約定”中履行自己應盡的那一份。

當我寫到男女在家務與育兒負擔上的不平衡時，人們有時會誤解我的意思。我關注這些，並不是因為我憎惡或已經放棄異性，或因為我認為所有女性都是男人貪婪自我中心的永久受害者。我之所以書寫這些問題，是因為我願意放長遠看，並且我樂觀地認為文化規範是可以改變的；事實上它們已經在改變，而且比多數人預期得更快。

貝利夫婦（the Baileys）表明，即便在 50 年前，男女之間的長期伴侶關係也無須把嚴格的性別分工或宗教當作支柱，也不以是否有孩子為前提；而且，就連像莫里斯·貝利（Maurice Bailey）這樣生於 1933 年的人，也能隨著婚姻處理程序走向更為平等。

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要孩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們在戰後英國走到一起時，主動選擇不生育既罕見又具爭議。他們同樣拒絕了教堂婚禮。埃爾姆赫斯特寫道：“當時人們對年輕夫妻的默認期待，是安全與富足，在整潔的家裡有一對活潑的孩子。”貝利夫婦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追求的是冒險，跳出莫里斯在日記裡所稱的“日常僱傭勞動的機械奴役”。

被一艘韓國船隻救起並登上國際頭條後，莫里斯一次次把他們的倖存歸功於瑪拉琳。起初，他是船長，是這趟旅程的主導者；但到最後他寫道：“我發現她比我更堅強、更能幹，於是我退後，準備讓她接手。她也的確接手了。”埃爾姆赫斯特寫道：“因此，他們的婚姻更加平等。”

許多書評人覺得莫里斯讓人提不起勁，於是看不見他的魅力，他們更喜歡那位勢不可擋的瑪拉琳。可我對莫里斯卻有好感，因為在我的婚姻裡，我是那個內向的人，我也確實比我丈夫更易生刺（儘管我希望自己能帶來一點火花，為他更平和的性情注入能量）。所謂“養男人”（mankeeping）的近來論調與我並不相合，即異性戀女性把伴侶的所有社交與情感需求都一肩挑。我丈夫在他人生各階段都有至交，這份忠誠是我最欽佩他的特質之一。而擁有這種牢靠友誼的並不止他一個男人。

我丈夫的祖母有棱有角，我也一樣。據說她在臨終前還對其中一個兒子說，如果她的追思會帶有任何宗教色彩，她就要在他餘生裡“纏著他”。

我想，無論她還是我，恐怕都撐不過在小艇上與伴侶並肩度過的 24 小時，但我們同樣經受過情感的風暴。而讀到貝利夫婦及其非凡的考驗，讓我相信我們能駕馭將要到來的事，不管它遠不如在海上迷失四個月那般戲劇性或攸關生死。

貝利夫婦旅程的中心教訓是什麼？與另一個人相處，沒有那一次不被命運的風浪所顛簸。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