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閱讀興趣下降是否正在使政治變得愚蠢？

學者擔憂：人們讀得越少，思考就越不清晰。

實驗很簡單，任務看上去也該如此。兩所美國大學的文學專業學生拿到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荒涼山莊》（Bleak House）開頭幾段，被要求先閱讀，再加以說明。換句話說，一群學英語文學的學生，被請去讀一段十九世紀中期的英語文學。這能有多難呢？

結果非常難。學生們被法律術語絆住，被隱喻弄懵。狄更斯對“霧”的描寫讓他們陷入更深的“迷霧”。他們連基本詞彙都把握不住：有人以為文中說某男子有“whiskers”是在說“他在一個有動物的房間裡吧……一隻貓？”問題並不只是這些文學專業的學生“不夠文學”，更像是他們“幾乎不識字”。

閱讀正在走下坡路。多地多項研究得到的結論高度一致：成年人讀得更少，兒童讀得更少，青少年讀得要少得多。被朗讀的幼兒減少了，許多孩子乾脆沒人給讀書。讀書率在貧困兒童中更低，這被稱為“閱讀鴻溝”，但總體而言，各個群體、各個地方都在下降。

在美國，過去二十年裡，為了興趣而閱讀的人群佔比下降了五分之二，這是八月發表在期刊 iScience 上的一項研究給出的數字。民調機構 YouGov 發現，2024 年有 40% 的英國人既沒有讀書，也沒有聽書。就算是“迫於課程要求的閱讀”也好不了多少。牛津大學英語學者、爵士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說，學生們“用三周讀完一部小說都很吃力”。另一位老先生也感嘆，如今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缺少專注與投入的習慣”。

這類哀嘆應當謹慎對待：對許多愛書之人來說，幾乎唯一比愛書更熱衷的，就是抱怨書和閱讀。這樣的事一向如此。上文那位“老先生”其實就是狄更斯本人，而且出自《荒涼山莊》，頗具諷刺意味。幾乎在人們一不再為“閱讀的到來”而擔憂之時，人們就開始為“閱讀的衰落”而擔憂（蘇格拉底擔心它會“使使用它的人健忘”；《傳道書》（Ecclesiastes）說“著書多，沒有窮盡”）。正如《傳道書》還說的，“太陽底下並無新事”。

然而，也許現在的確發生了新的情況。並不只是人們讀得更少，儘管確實如此，閱讀內容的“紋理”也在改變。句子變得更短、更簡單。我們分析了數百本《紐約時報》暢銷書，發現自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流行書籍中的句子長度縮短了近三分之一。

翻開維多利亞時代的暢銷書《現代畫家》，作者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你會發現其開篇第一句長達 153 個詞。該句嚴肅告誡讀者不要輕信公眾的“錯誤謬見”，並配有一個小標題：“公眾輿論不是衡量卓越的標準”。再翻開亞馬遜當前的非虛構暢銷書《The Let Them Theory》，作者梅爾·羅賓斯（Mel Robbins），其開頭一句只有 19 個詞，一則小標題寫著“我如何改變了我的人生”（How I Changed My Life）。其中一條嚴肅的建議是：為了把事做成，你應該像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發射火箭那樣倒數，因為“一旦開始倒計時，5-4-3-2-1，就沒有回頭路”。這也提醒我們，拉斯金確有洞見。

智慧型手機常被指為閱讀習慣衰退的罪魁，誠然，分心的事確實多了。可閱讀向來就不省心。古希臘詩人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說過：“厚書就是大禍害。”午飯後尤其如此。你坐下來讀書時，正如一位作家所寫，陽光傾瀉而入，白晝彷彿“長達五十小時”，讀者“揉揉眼睛”，最後把書“墊在頭下，輕輕睡去”。況且那位讀者是四世紀的一名修士兼苦行者，他多半不會被 Snapchat 分心。

記住這一點

所以，問題不僅在於干擾增多，更在於閱讀慾望本身似乎在減退。維多利亞時代，自我提升社團風行。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e）在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知識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中寫道，在蘇格蘭丘陵，牧羊人們“維持著類似巡迴圖書館的東西”。每個牧羊人會把書塞進石牆縫裡，供後來者取閱。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紡織城鎮，工人會攢錢買書。在蘇格蘭某地，一個男孩注意到一位拾荒人正讀書，那本書是《修昔底德史》，拾荒人把書借給了他。這個男孩後來成了英國第一位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

今天，這種自我進取的熱情減退了。有人把當下的思想怠惰歸咎於書價太高、圖書館關閉，但書從未像今天這樣便宜。羅馬時代，一本書要價相當於四分之三頭駱駝，貴得很。維多利亞時代，拜倫（Lord Byron）的《恰爾德·哈囉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要花一名工人差不多半周的工資。但十八世紀末，蘇格蘭自學者的識字率已是世界最高之列。今天，《恰爾德·哈囉德遊記》在 Kindle 上免費，其他許多書的價格也比一杯咖啡還低，可閱讀率仍在下滑。

更直白的解釋是，人們壓根懶得讀。貝特教授關於學生不讀書的評論引發軒然大波。他也承認，說這種話聽上去“老氣橫秋”。但和教授們聊聊，你會發現他們都在哀嘆學生注意力的衰退。羅斯教授剛開始教書時，還會教《荒涼山莊》。他說，如今他不會再嘗試了，部分原因是校方“不斷施壓”要求“作業閱讀越少越好”，部分原因是“學生就是不會去讀”。多項調查顯示，年輕人把閱讀形容為“無聊”“一項差事”。

或許有人會說：關我什麼事？英語教授們當然會為識字水平下降哀嘆，但那也可能只是“護食”本能，關心的不是一種日漸轉衰的習俗，而是日漸稀少的“顧客”。然而，識字水平影響的不只是大學的閱讀清單。至少在簡單層面上，文學能力的提升似乎會帶來政治能力的提升。最簡單的例子是，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人之所以能實行“陶片放逐”（在陶片上寫下名字投票放逐某人），正如學者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指出，是因為他們已達到“一定程度的識字水平”。

相反，文學能力的下降也可能導致政治能力的下降。我們對英國議會演講的分析發現，過去十年，演講篇幅縮短了三分之一。我們還用“福萊施–金凱德可讀性測試”（Flesch-Kincaid）分析了近 250 年的美國總統就職演說。喬治·華盛頓得分 28.7，意味著研究生水平；唐納德·川普得分 9.4，相當於高中生水平。

這本身未必是壞事。簡潔的文字往往是好文字，幾乎沒有人真心希望政客把演講講得更長。只是貝特教授（Jonathan Bate）更為悲觀。他擔心，一旦失去閱讀複雜文字的能力，人們也會失去發展複雜思想的能力，這種能力能讓你“看見細微的差別，並在腦中同時容納兩種彼此矛盾的念頭”。媒介即訊息，而如今的訊息長度是 280 個字元。相形之下，《荒涼山莊》大約有一百九十萬字元。

閱讀興趣下降還會帶來其他損失。很少有社會流動的引擎像閱讀那樣有效，問問那些蘇格蘭牧羊人就知道了。富家子弟也許讀得更多，但閱讀本身是平等主義的發明。沒有人能夠逼你把一本書讀進去，不是保姆，不是家教，不是朋友，也不是名校，除了你自己。

閱讀不僅是工具，還是人生一大樂事，狄更斯對此心知肚明。正如《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裡的好鐵匠喬（Joe）所說：“給我一本好書……讓我在火爐前坐下，我別無所求。”一旦人們忘了這點，世界才會真正顯得荒涼。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