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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凱利：不被主流定義不內耗，不偉大更是一種成功
三年前的夏天，有一條視訊，像那個病毒一樣席捲了中文網際網路：《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
UP主用11分鐘的深情旁白，描繪了一位農村殘疾老人苦難而“飽滿”的一生：天才少年被赤腳醫生四針打殘，卻自學木工、收養棄女、照顧老母，成為全村維修神器，甚至在北京被首長搓背。
幾天時間，該視訊迅速收割了億級流量，官媒點贊、全網淚目，成為當代中國網際網路最著名的“正能量符號”之一。
然而，轉眼之間人設崩塌，“二舅的勵志童話”只是以“治癒精神內耗”為賣點，虛構內容情節，用悲情敘事和鄉土溫情包裝成的“苦難雞湯”。本質上，它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情感搾取與道德綁架。
它的潛台詞是：你看，有人生來就拿到一手爛牌，被打殘、被遺忘，卻依然堅韌、努力地活著。相比之下，你為996、為KPI、為失業和房貸而焦慮，是不是太矯情了？
它美化苦難，用別人的“慘”來稀釋我們的“卷”，從而獲得片刻的喘息和廉價的感動。但這種感動只是麻藥，不是解藥。
要解決一代城市中產的迷茫、焦慮、內耗，我們需要的不是“二舅”，而是他“大舅”。
這位“大舅”，就是矽谷的傳奇思想家、《連線》雜誌創始主編——凱文·凱利（Kevin Kelly）。他被譽為“科技界的預言家”，是賈伯斯、貝索斯等無數創始人的精神導師。
創投哲學家納瓦爾·拉維坎特稱他為“當代蘇格拉底”，風投大佬馬克·安德森曾說，“凱文·凱利寫的任何東西都值得一讀”，Google首席科學家雷·庫茲韋爾則表示，“在我認識的人裡，幾乎沒有人比凱文·凱利更懂技術的發展方向。”
凱文凱利的人生，與二舅截然相反，不是一個關於樂天好命的故事，而是關於如何自由選擇，以及不被主流標準所定義。
他與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家們一樣，聰慧、勤奮、雄心勃勃且富有遠見，但他對親手打造一家獨角獸公司毫無興趣。他直言，偉大被高估了，它是一種極端主義，伴隨著他完全不感興趣的極端惡習；例如，“賈伯斯就是一個混蛋”。
知乎上有個問題，現階段最大的紅利是什麼？
有一個高贊回答指出：普通人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生存，換取他們從古自今都未曾有過的自由，可以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之所以還是紅利，是因為現在大部分人還沒意識到這一點，都在用生命日復一日地換取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認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說凱文凱利的人生哲學和經驗，可以治癒一代中國城市中產的精神內耗。分享一位矽谷精英最近對凱文凱利的採訪手記，值得細細讀完，看看她是如何被KK治癒的。
今年上半年，有矽谷創投教父之稱的保羅·格雷厄姆發表了一篇文章，《founder mode創始人模式》，引起熱議，文章中的創始人典範就是賈伯斯。本文標題為《flunder mode》，作者顯然是在戲謔格雷厄姆，就像大舅戲謔二舅。
FLUNDER MODE 摸索模式
凱文·凱利：成就卓越的另類之道
作者：Brie Wolfson
凱文·凱利（Kevin Kelly）並非因某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而聞名，他本人也無志於此。
他與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家們一樣，聰慧、勤奮、雄心勃勃且富有遠見，但他對親手打造一家獨角獸公司毫無興趣。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以“好萊塢模式”工作——即投身於一系列的創意項目。以下是他一生中部分工作的掠影。
凱利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擔任《全球概覽》的編輯，1985年協助創辦了最早的線上社群之一“WELL”，並於1993年聯合創辦了《連線》（WIRED）雜誌。他寫了十幾本書，發表了數百篇文章，主題涵蓋藝術、樂觀主義、旅行、宗教、創造力以及人工智慧（甚至在AI成為熱門話題之前）。
20多歲時，凱利曾騎自行車橫穿美國。他曾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在電影《少數派報告》中的“未來學家顧問”，也是《飛出個未來》中著名的“死亡時鐘”的靈感來源，該劇的創作者馬特·格勒寧偶然得知了凱利放在電腦桌面上的“生命倒數計時器”。他組織策劃嚴謹的徒步團，穿越亞洲和歐洲，通常一周內走完約100公里。他從事雕塑、繪畫、油畫和攝影。
他還是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的長期摯友和合作夥伴（史蒂夫·賈伯斯在史丹佛大學那場標誌性的畢業典禮演講中，就引用了布蘭德的名言：“求知若飢，虛心若愚”）。
為了鼓勵長期思維，凱利正在協助將一座時鐘建入德克薩斯州西部的一座山中，它將持續計時一萬年。布萊恩·伊諾（Brian Eno著名音樂人）和傑夫·貝索斯都是積極的合作者。他是一位重生基督徒。他與妻子Gia-Miin結婚已有38年，育有三個孩子。
他曾在一項從邊緣走向主流的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該運動旨在識別和編目地球上的所有現存物種（現由史密森尼學會擁有和營運）。他很早就開始思考並撰寫關於“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文章，這一理念催生了Fitbit、Strava、Apple Watch、Eight Sleep和Oura Ring等產品。
凱利提出的“1000名鐵桿粉絲”理論，為創作者經濟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他在2008年提出的洞見是：“如果有1000個人願意每年付給你100美元，你就能賺到10萬美元——這對大多數人來說足以維生。”
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成為傳奇的人，從不覺得自己已經功成名就。
——凱文·凱利
納瓦爾·拉維坎特稱他為“當代蘇格拉底”，馬克·安德森曾說“凱文·凱利寫的任何東西都值得一讀”，伊諾稱他為“關於技術和文化，他始終是最具啟發性的思想家之一”，而雷·庫茲韋爾則表示，“在我認識的人裡，幾乎沒有人比凱文·凱利更懂技術的發展方向。”
凱利那種好萊塢式的工作風格一直讓我深有共鳴；這是我嚮往的工作方式，也是我自職業生涯開始以來基本上一直在踐行的方式。然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卻開始對此感到不自在。在矽谷工作會讓你相信，創辦一家志在成為獨角獸的公司是產生影響力的唯一可能途徑，也是有抱負者唯一值得從事的工作。
凱利是對這條道路的一種愉快而積極的否定。在我準備採訪稿沒多久，我就意識到，我不僅是在寫一位我個人的英雄；我更是在為自己的職業選擇尋求一種內心的和解。
與他共度一天後，我意識到，這次如同一場朝聖的探訪，去見識這位身處其境的大師，或許也能為我們這一行中有意開闢不同影響力道路的其他人，提供一種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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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職業生涯始於Google，向小企業銷售AdWords廣告。第一個季度結束時，我成了北美區的銷售季軍。職業機會隨即向我展開——很早就獲得了管理崗位的提名，有機會去全球各地的辦公室介紹我的“最佳實踐”，我的照片和亮眼的業績指標一起出現在幻燈片上，也獲得了更資深領導的關注。
很難說清為什麼這些都引不起我的興趣，但事實就是如此。我真正喜歡的是發起一個為會議室重新命名的活動，以及幫助同事推出他的內部內容系列《與查爾頓的G-Chat訪談》，在節目中他會和Google的高管們一起裹著一件雙人毛毯衣進行訪談。我為自己贏得了一張通往矽谷最酷公司之一的職業快車道門票，但攀登企業階梯並不適合我。
於是，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我追逐著那些看起來最有趣的事情。在Google待了14個月後，我和我工作上最好的朋友珍妮一起離開，去嘗試創業。我們去了一家手機遊戲公司，在那裡我學會了如何使用電子表格，玩《萬智牌》，並通過一款火爆的“寵物旅館”遊戲賺了一筆。
十八個月後，我又加入了一家只有六個人的初創公司，它被稱為“Y Combinator的‘害群之馬’”。在業餘時間，我執教一支高中二年級足球隊，在巧克力店做志願者（整天和軟體打交道讓我想親手做點東西），並完成了一本小說的寫作。
我那份每份工作都不到兩年的簡歷嚇跑了不少招聘人員，只有一個Stripe的例外。我得到了一句明褒實貶的恭維：“你涉獵之廣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5年初，我加入了客戶管理團隊。
我在Stripe待了近五年，但那種蜻蜓點水式的狀態仍在繼續——只是這一次，全都在同一家公司內部。入職一年後，我面臨一個選擇：要麼接受管理職位，要麼擔任一個職責模糊的角色，專注於那些能影響公司文化的項目。
比如，改進我們慶祝工作周年的傳統，建立公司規劃流程，讓Stripe成為一家碳中和公司，鼓勵非開發人員參與我們的年度駭客馬拉松，定義我們版本的“抬桿者面試”，以及印刷和發行一本書（這本書最終促成了Stripe Press的誕生）。
沒費多大勁我就瞭解到，這個模糊的角色源於商業營運團隊裡那些前麥肯錫顧問們避之不及的一堆項目。你猜我的朋友和父母認為我該選那個？你猜我選了那個。
凱利會說，擁有一條“難以辨認的”職業道路是件好事，這意味著你正在做有趣的事情。
我開始為這種“酷女孩”的工作方式感到自豪。我開玩笑說自己從未被提拔過，但能感覺到自己的職權範圍、影響力和同事關係都在增長。我記得曾拒絕一位（好心的）經理讓我制定五年職業規劃的建議。
我對那些在乎頭銜、為了錢做事、在領英上放著職業照的人嗤之鼻。我嘲笑MBA，吹噓自己“游離於組織架構之外”，並擅長“交出我的樂高”[譯註：指隨著公司發展，管理者將自己先前的工作職責轉交出去，以便專注於更重要的戰略任務]。
我成了那種當你想辭職去做點不一樣的事情時，會約著喝咖啡請教的人。有一次，我提到自己“喜歡在幕後工作”，一位（好心的）高管建議我“如果想被看作領導者，最好把這話藏在心裡”。我沒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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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不確定是從何時起，情況發生了轉變，一種不祥的預感開始浮現，我感覺自己一直以來都全搞錯了。我環顧四周，感覺自己正被同事們超越——特別是那些MBA們，以及那些追逐頭銜、晉陞、金錢和建立團隊的人。這不僅僅是虛榮心作祟。
他們似乎真的在專注於更大、更有趣的問題，並且正在產生更大的影響力。他們在指導年輕人才，影響著公司的營收和利潤，在各種業界認可的酷項目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他們似乎總能收到獨家聚會的邀請，信箱裡也總有工作機會。
有好幾位創辦了公司，甚至有傳言說，一些人在投資者打開他們的簡報之前就拿到了投資意向書。我不僅嫉妒他們的工作，更覺得自己沒資格去做那些事。這很傷人。
我開始反思自己的職業軌跡，擔心它沒能反映出我的抱負、職業道德，或是我對工作在生命中角色的深切關注。我是否把抱負投錯了方向？我付出了這麼多努力，又有什麼可以展示的呢？我是否犯下了一些不可逆轉的、非受迫性的錯誤？我到底錯失了多少錢？我尊敬的人還會繼續尊敬我多久？
儘管我拚命工作了十年，卻沒有任何專長，也看不到自己未來的方向。我為自己曾如此看重“樂趣”和“四處嘗試”而感到不成熟，並為沒有選擇一條明確的道路（或者更好的是，一個階梯）而充滿悔恨。
向別人解釋我擅長什麼變得很困難——最重要的是，向自己解釋。我妹妹最近剛在一家知名律所成為合夥人，父母似乎更容易為她感到驕傲，而不是為我。對此，我真的無法責怪他們。
凱文·凱利會說，擁有一條“難以辨認的”職業道路是件好事，這意味著你正在做有趣的事情。但我已經不再那麼確定了。
我開車來到凱利位於加州帕西菲卡的工作室，這是瓦勒瑪（Vallemar）區緊鄰1號公路的最後一棟房子。它是一座穀倉式的大建築，緊靠著一座陡峭的山坡，山坡上開滿了野花，長滿了參天大樹。天色陰沉，空氣中瀰漫著海洋和桉樹的味道。我之所以知道自己來對了地方，是因為門上有一個非常小的標誌，寫著“kk.org”，這些年來我曾在這個網站上花了數十個小時。
一踏進門，我感覺自己彷彿時空穿梭回了20世紀90年代初，進入了我小弟夢寐以求的臥室。這裡有巨大的樂高塔，天花板上掛著K’nex拼裝的雕塑，還有一面跨越兩層樓的巨大書牆。大多數書因使用或日曬而褪色，封套也已彎曲，它們堆疊傾斜的方式表明它們是真正被讀過的。到處都堆滿了小玩意兒，還有更多被隨意地塞在箱子裡或裝在罐子裡。
這幾乎不像是一個未來學家的辦公室，與那些在推特上瘋傳的Japandi風格[譯註：Japandi是日式和斯堪的納維亞風格的融合]工作空間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儘管凱利的這個避風港裡堆滿了東西，卻沒有任何東西看起來像垃圾。每一個物件似乎都充滿了意義，引誘著你去問：“這是幹什麼用的？”或“你從那兒弄來的？”
當我掃視著書架底層時，凱利出現在室內陽台上，邀我上樓交談。他穿著一雙大得離譜的襪子——腳趾該在的地方空蕩蕩的，在他面前晃來晃去——褲子上沾著真正的油漆（也就是說，不是那種Rag & Bone品牌的做舊風格[譯註：Rag & Bone是一個時尚品牌，以其帶有刻意做舊或污漬設計的服裝而聞名]）。
走上樓梯時，我問他工作室裡最古老的物件是什麼，但他立刻岔開了話題。我猜，這位未來學家對懷舊不感興趣。
我放慢腳步，走過二樓那面擺滿小玩意兒的牆，開始端詳。凱利注意到了，他從架子上拿起一個我手掌大小的皮製小玩意遞給我。
“你覺得這是什麼？”他問。我把它翻來覆去，非常想答對，但又覺得那可能不是重點。儘管如此，我還是緊張地擺弄著，連一個猜測都擠不出來。或許是察覺到了我的焦慮，凱利插話道。“這是一個給鷹戴的皮製眼罩。”他解釋說，這是他在蒙古得到的，那裡有用鷹打獵的傳統。現在氣氛輕鬆多了。
我覺得我可以順著蒙古鷹的話題聊下去，或者聽另一個故事。凱利替我做了決定，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一個裝著小動物骨頭的小罐子。“這是一隻撞到那扇窗戶的鳥的骸骨，”他指著書桌上方的一扇窗戶說。我熱情地點著頭。“我把它們冷凍乾燥了！”他自豪地說。
我們溜躂到他的書桌旁，他讓我試著抬起旁邊地板上的一個又小又重的球。我幾乎抬不過腳踝。凱利告訴我這是用鎢做的。“它的密度和黃金差不多，”他繼續說。“現在每當你在電影裡看到罪犯提著一袋鎢逃跑時，你就會知道那有多不現實了。”
偉大被高估了。它是一種極端主義，伴隨著我完全不感興趣的極端惡習。
——凱文·凱利
和凱利一起聊這些隨意的小物件非常有趣，我感覺自己正在瞭解一些無法從他的書和部落格文章中瞭解到的東西；彷彿我正在觸及他賦予生活和工作的真正精神。但還沒等我多想，我們又轉向了下一個話題。
有一條火車軌道沿著牆壁，就在天花板下方延伸，我問它能不能用。我半期待他會大喊一聲：“Alexa，啟動引擎！”結果，凱利走到書桌前，拿起一個控製器打開了它。什麼也沒發生。
他換了電池，像對待任天堂64遊戲卡帶一樣拍了拍控製器，然後又試了一次。那輛火車，看起來像是我爸60年代在街角模型店裡會做的東西，立刻“嗚嗚”地繞著房間跑了起來。凱利站著，再次自豪地微笑著看它行駛。最終，我們在他書桌旁坐下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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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問他，在他看似紛繁多樣的畢生工作中，是否有一個統一的主題，這些工作包括老式雜誌和書籍、前沿技術、環保主義、亞洲攝影和教學。“追隨我的興趣，”他輕描淡寫地說。
對於一個如此有成就的人來說，這聽起來未免太可愛了。我說，他追隨興趣的方式有一種獨特的魔力，那就是興趣不僅僅是一種輸入；凱利將他的興趣轉化為一種可以與他人分享的輸出。當我問我的理解是否正確時，我才發現凱利並不以“輸出”來思考。對他來說，行動是學習的一部分。“我並不真正追求一個終點，”他說，“我追求一個方向。”
我問他“追隨你的興趣”和三心二意或喜新厭舊之間有什麼區別，就像我有時擔心的那樣。“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成為傳奇的人，從不覺得自己已經功成名就，”他說。
當他談到激情和痴迷在這個過程中的力量時，我問他激情是否足夠。“足夠做什麼？”他有些反問地說。他大概知道我的意思。“我認為，對某件事感興趣的最無趣的原因之一就是錢，”他說，並引用了華特·迪士尼的話。“我們不是為了賺錢而拍電影。我們賺錢是為了拍更多的電影。”
我指的其實不是錢，但我很欣賞他將話題引到那裡。我讓沉默持續了一會兒，然後他繼續說。“我所說的是，要足夠認真地對待你的興趣，有勇氣不斷前行。你可以放棄一些東西。你可以拋棄一些東西。你可以容忍失敗，因為你知道明天還有更多。”
我向凱利詢問了如果想要變得偉大，專注於一件事的利弊權衡（這是我之前想問的）。“偉大被高估了，”他說，我精神一振。“它是一種極端主義，伴隨著我完全不感興趣的極端惡習。史蒂夫·賈伯斯是個混蛋。鮑勃·迪倫也是個混蛋。”
凱利對待工作的不同方式，開始變得清晰起來。
描述人們追求畢生事業的敘述中，常出現“瘋狂的專注”或“不懈的追求”這樣的詞語。我聽到投資者說，他們在尋找“心有不甘，總想證明自己”的創始人。Facebook在2012年發佈的標誌性《小紅書》（Little Red Book），至今仍是科技巔峰文化的支柱，其中一整頁寫著：“偉大與舒適鮮能共存。”
裡德·霍夫曼（領英創始人）最近在X上發帖說：“如果一位創始人吹噓自己擁有‘平衡的生活’，我會認為他並非真心想贏。”黃仁勳說他想“把人折磨成才”。多年前我找工作時，一位投資者在推薦他投資的一家公司時，眨著眼說那位創始人會“不惜一切代價去贏”。我當時真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但這讓我不寒而慄。
有一次我聽到一位連續創業者說，他創辦第二家公司是“出於混亂和復仇”。我還聽說，另一位知名的CEO每天早上都會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問：“你為什麼這麼爛？”我讀了一本埃隆·馬斯克的傳記，他似乎備受折磨。
還有傳言說，薩姆·阿爾特曼當初為了建立他的第一家公司，專注到只吃拉麵，結果得了壞血病。據阿爾特曼自己說：“我沒去檢查過，但我想（我得了）。我當時極度嗜睡、腿疼、牙齦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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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比，凱利版本的畢生事業顯得如此快樂，如此輕快，少了那麼多……焦慮。沒有痛苦或自負。它無關乎在市場上找到缺口或通往全球霸主的道路。衡量標準不是淨資產、股東價值或使用者、員工數量。它基於一種內在的滿足感，但並非以自我放縱的方式。
他當然尋求共鳴並希望產生影響，但更像是一位教師。他為產品或理念注入生命，並非出於求勝的慾望，而是出於推動我們集體思考或行動的渴望。他的工作及其影響是緩慢展開的，而不是憑著強大的意志力強行推進。
那些想法或項目似乎在牽引著他，而不是在他內在的驅策下顯現。他涉獵廣泛，但他所有的工作不知何故都彼此呼應。對他來說，以這種方式工作顯然非常自然，但這絕非主流。
我知道，我不是第一個想到“喜歡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這個絕妙主意的人。我也知道，“尋找你的熱情”運動因其天真而歸於失敗。但我認為，不知不覺中，關於“偉大”是什麼感覺已經有些被曲解了。
幾年前，我強迫自己寫下一個職業目標。經過幾個小時的強制冥想，我能想到的只有“在大多數日子裡，過得愉快”。別誤會，我說的“過得愉快”不是指坐在泳池邊喝著阿佩羅雞尾酒。當我發佈令人興奮的產品、談成一筆大生意或建立一個優雅的模型時，我才感到充滿活力。
我享受那種因為太過在乎某件事而在半夜醒來的感覺（寫這篇文章時就發生過好幾次）。然而，我設想了一下在求職面試中分享我“在大多數日子裡，過得愉快”的抱負，然後決定還是把它藏在心裡，因為它可能不會給我加分。
但此刻，我就站在我個人的英雄面前，他最引人注目的品質就是，他似乎在大多數日子裡，都過得很好。為什麼我們就不能享受工作呢？我說的不是受虐狂意義上的享受。
我原以為我是來深入探討好萊塢式工作方式的，但當我和凱利一起坐在那個最好被形容為他的玩具屋的房間裡時，我意識到，他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他看起來很快樂。在這個世界和自己的軀殼裡都感到自在。我去找凱利，不是為了獲得從事好萊塢式工作的許可。我是去尋求許可，以便能同時懷揣雄心與喜悅去工作。
如果這是一種我們所有人都可以選擇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們為何要迷戀那種咬緊牙關的痛苦呢？
這本不該讓我們感到戒備或不自在，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和許多人一樣，渴望變得偉大。我渴望感受投入、同袍之誼，渴望努力工作、成為最好的自己，並影響公司的營收和利潤。但我不想同時感到備受折磨，或被折磨成才，或看著鏡子質疑自己為什麼這麼爛。
但這又說明了我的什麼呢？
我希望有更多像凱文·凱利這樣的榜樣。那些在工作時會自豪地吹著口哨的人。那些精力無限、牙齦健康的人。那些熱情具有感染力的人。那些心智健全、情緒穩定的人。那些擁有穩固關係和幸福家庭的人。那些渴望成功、富有影響力、懷有深切關懷，卻不是混蛋的人。我希望有更多人用尊敬和崇敬的口吻談論這些品質。
我從未成為億萬富翁，也未曾建立過獨角獸公司，所以我無法篤定地說那需要什麼。我不會在任何重要的地方被致悼詞，三百年後也不會有人談論我做過的偉大事蹟。但我希望活在一個你可以既有影響力又快樂的世界裡。也許這很天真，但我會堅持下去。
所有這一切對凱利來說都自然而然，他對此並無複雜的感受。我希望能通過更多地學習他來達到那個境界。“你越是追隨興趣，”他在我們共度的愉快一天裡告訴我，“就越會發現，這口井是深不見底的。”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