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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寫信到中國的阿富汗女人，仍在書寫阿富汗的一切
“在報紙上寫作對我而言，更多是一種抗議的目的，我不再是一個被擊敗的、孤獨無助的女性，而是可以寫作、記錄和抗議：為什麼一群男性可以剝奪一大群女性的一切。”
「我出生於1990年，當我向母親詢問我的出生日期時，她總以當年那些可怕的戰事來推算。」哈迪亞·海達里寫道。哈迪亞生於阿富汗東北部塔哈爾省的村莊，她六個月大時，她所在的村莊被火箭炸燬。
在轟炸機聲、槍聲和爆炸聲中，哈迪亞幸運地平安長大。在父親的支援下，她進入阿富汗頂級學府喀布林大學就讀，並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於喀布林擔任地方治理專家。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林，再次掌權。得到消息時，哈迪亞正在工作。她和同事收起物品，走出辦公室所在的總統府，再也沒能回去。
從那時起，哈迪亞失業，回到家中當全職主婦。那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女性被禁止在政府工作。她只能在家洗碗、做飯，對著牆壁發呆。 「我晚上睡不著覺，白天在無意義的事務中度過。網絡空間充滿了恐懼和恐慌，人們寫著親人被殺、被囚禁和移民的消息。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有時硬著頭皮嘗試寫作，有時只是坐著看家裡的牆壁。」哈迪亞向《南方人物周刊》回憶。
2022年，哈迪亞找到了私立大學的教職。僅僅過了一個學期，她又失去了這份工作——塔利班宣佈，對女性關閉大學。當她向私家遞出求職申請時，最先收到的不是聘書，而是關於塔利班禁止女性在私企工作的消息。
2024年，哈迪亞向「正面連結」的作者洪蔚琳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在這篇引發眾多中國讀者關注的報導中，她講述自己的失業，講述更多阿富汗女性的遭遇：與工作一同失去的，還有阿富汗女性的自由權利。女性讀完小學後進入中學進修變得毫無可能，為女性開設的秘密學校也備受打壓。沒有男性監護人時，女性無法出門72公里以上的距離，也無法走進家附近的公園。
報導發布後，一家中國的出版機構與哈迪亞簽下出版合約。 2025年，哈迪亞在中國首發自己的新書《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書中，她用18個故事寫下自己的遭遇，也寫下身邊女性痛苦或幸福的經歷。書中的許多篇幅與愛情有關，她努力在敘述苦難時，讓文字帶上一點希望。
哈迪亞靠著當記者的微薄稿費維持生活。在2025年9月18日發布的報導中，哈迪亞寫到，她在大學一年級時使用過的一本統計學教材，於8月28日與其他678本大學教科書一同被塔利班禁止。其中，超過140本僅僅因為作者是女性而被禁。她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阿富汗女性的狀況，“我不知道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聯絡能有多大用處，但對我來說，人與人之間的聯絡才是重要的。是人在乎彼此。”
如今，哈迪亞已和家人離開阿富汗，來到巴基斯坦生活。依靠出版社預支的版稅，她擁有了足夠的資本，已將移民的計畫提上日程。她想要繼續讀書，拿到博士學位，也想把英語學得更好。
有親戚家的女孩問，怎樣才能成為作家？她回復了每一個女孩的問題。她的回答很明確：“一定要繼續學業。”
罩袍下的眼睛
南方人物周刊：在《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中，有許多關於愛情的故事。愛情在阿富汗女性的生活中佔了多大份量？為何選擇愛情作為書寫的重心？
哈迪亞：幾年前，當我滾動瀏覽Instagram頁面時，我在想，如果我不在阿富汗，那我在社群媒體上將會遇到什麼樣的內容？我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如此多負面、令人絕望的新聞包圍。那時，我每在Instagram上看到一個好消息，緊接著就會看到一個讓我心顫的可怕消息。這讓我開始思考，作為一個以咀嚼痛苦、政治社會動盪和人民疾苦為工作的作家或記者，我該說些什麼才能讓人感到些許寬慰？
我努力讓文字在敘述苦難的同時也帶上一點希望。現在，當我寫故事時，我專注於思考：苦難如何才能有一個盡頭，至少能讓人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白白消耗？一個人要在一生中做些什麼，才能說「我的人生沒有虛度」？
我的內心回答：“一個人只要真實地體驗過愛，那怕非常短暫，他就能將那份美好的感覺珍藏在心底的一角，並在人生極其艱難的時刻，依靠那份溫暖的回憶尋求庇護。”
就這樣，我將阿富汗婦女充滿苦難的故事與愛、鬥爭和努力交織在一起。事實也確實如此，阿富汗婦女的生活儘管困難重重，但並未脫離人類的情感。她們的故事讓我深感興趣──她們在最不可能的環境下，仍努力爭取那怕片刻按照自己心意生活的時光。有時，我甚至心生羨慕，一個人竟能如此堅強，在經歷瞭如此多艱難困苦後，依然能思考像愛這樣珍貴的事物。
南方人物周刊：在阿富汗，女性如何看待愛情與婚姻的關係？婚姻更多是對自由的束縛，還是在動盪中找到安穩秩序的寄託？
哈迪亞：當我們談論阿富汗婦女的愛時，實際上是在談論一種打破常規的行為。在阿富汗的傳統社會裡，女性公開談論自己的愛通常是禁忌。沒有女性會公開、自豪地談論自己的愛情。我們聽到的阿富汗女性的愛情故事，往往是那些充滿痛苦和失敗、甚至最終走向自焚自殺的女性故事，以及那些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的女性故事。女性的浪漫戀情很少能有幸福的結局。
儘管如此，愛在阿富汗女性的生活中是不可否認的。一些在青少年時期就結婚的女性，將愛視為與她們締結婚約的丈夫；而那些曾為愛堅守過的女性，最終往往被迫接受一樁婚姻，用我們的話說，是為了「安定下來」。總的來說，是婚姻給了阿富汗女性安定和穩定，但在這段婚姻背後，卻是一個充滿了妥協、忍耐、遷就、被控制和犧牲的世界。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寫到女性在地下製作「薩瑪納克」（Samanak，阿富汗諾魯孜節中像徵春天、社區和希望的傳統食物）。在艱難的生活中，阿富汗女性會透過怎樣的方式找到快樂和力量？
哈迪亞：一些阿富汗家庭中的女性喜歡製作薩瑪納克並慶祝諾魯孜節。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會因為女性努力尋求快樂而感到一種奇怪的痛苦，甚至覺得那是可恥的。對童年的我來說，女性就是母親──在廚房做飯，在院子裡掃地，在洗衣服，埋頭於無盡的家務事中。因此，當我看到一個女性閒著，打手鼓、跳舞、歡笑時，會覺得非常奇怪。
到了青春期，看到女性的歡樂，有時會覺得不自在，有時又感到愉悅。女性聚會總是避開男人的視線，在家裡或遠離公共場所的地方。在這些聚會中，女性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打手鼓。我指的是在阿富汗偏遠鄉村和城鎮的女性聚會。但是，即使在喀布林這樣的城市，婚禮和喜慶場合的男女區域也總是分開的。
後來我長大了，看到女性為快樂所做的任何努力和對生活的禮讚，我都會心懷敬意。她們就連為了高興也需要一種額外而特殊的力量，好讓自己就算只有幾個小時也能快樂。
南方人物周刊：教育如何改變了你的人生軌跡？作為曾經的教師，你希望教育能為阿富汗的女性帶來什麼？
哈迪亞：我出生在阿富汗東北部塔哈爾省一個偏遠的村莊。我不記得我幾歲的時候，跟媽媽坐在一起談論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在2000年去世，享年76歲）。當時我帶著遺憾說，希望他還活著。媽媽回應我說：“你的祖父是個嚴厲的人，如果他活著，很可能不會允許你在青春期之後繼續讀書。”
那是我第一次思考，如果我不能繼續讀書、不能上大學，我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女人？我的命運會如何？
阿富汗女性中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她們會隱藏自己的年齡。她們害怕因為真實的年齡而被評判。例如，如果我說我34歲，人們會問：「那你孩子多大了？」他們想知道我是否幸運地在「適婚年齡」結了婚。適婚年齡被認為是15到25歲，超過這個年齡對女性來說就是羞恥的。他們還會問：「你的孩子好嗎？」這意味著所有人都默認一個年輕女性一定有好幾個孩子。
我的一個親戚叫哈菲札。她與我同齡，沒上過學，15歲就結婚了。幾天前，我聽說她女兒已經訂婚了。如果我沒上大學，我肯定會遭遇與哈菲扎一樣的命運，也許我會在34歲時為自己有一個已訂婚的青春期女兒而感到自豪。
教育能從根源改變女性的生活。我的書出版後，一些親戚朋友家的青春期女孩給我留言，問怎麼樣才能成為作家。我回復了所有資訊。對於青春期的女孩和已婚女性，我的建議始終是：一定要繼續學業，並相信讀書學習能為自己鋪平進步和成功之路。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緬懷父親的文章中提到，父親為你的教育付出許多，為了陪伴你參加每一次考試而在不同省份奔波。在阿富汗，女性想要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那些支援，又面臨那些風險？ ?
哈迪亞：在塔利班重新上台之前，阿富汗有幾件事阻礙了女性的進步和繼續學業：一是家庭中男性的思維方式，二是家庭的經濟狀況。家庭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是家庭不支援女兒讀書的藉口。我的父親並不富裕，但他生活中的優先事項是讓女兒們受教育。同樣，如果你去問任何一個有文化的、成功的阿富汗女性，幾乎肯定是因為她的父親為她付出了犧牲和辛勞。
現在學校關閉了，仍然是父親們為了女兒的未來而移民，提供互聯網讓女兒在線學習，正是父親們持續的鼓勵給了女兒繼續學業的動力。讓阿富汗女孩繼續讀書，家庭的支援──家裡的男性，包括父親和兄弟──作用非常大。不久前，在一個由「Dariecha」（意為「小窗」）組織開辦的家庭學校裡，老師告訴我們，一個女孩的父親給所有學生贈送了筆記本和筆。也許這些文具的價格不高，但在我看來，那位父親做了一件偉大的事。
南方人物周刊：從2001年年底到2021年8月，你和同事們穿著彩色的衣服、在街頭自拍。塔利班重新上台後，你換上黑色的罩袍，只露出眼睛。目睹曾經的生活秩序瓦解時，你如何對抗憤怒、痛苦和無力，如何度過日常生活？
哈迪亞：那是一段極其艱難的時期。從前政權垮台那天起，直到2022年5月我兒子出生，是我度過的最困難的階段。前政權垮台一周後，我的驗孕結果呈陽性。面對政權垮台的壓力，我又陷入了早期懷孕反應，也就是懷孕的頭三個月身體會經歷劇烈的變化。我討厭食物、難喝水。
在那段時間裡，我看到我的朋友們一個接一個離開阿富汗，並在Facebook上寫自己走了。那些幫助人們離開阿富汗的組織強調不要洩露他們的地址，因此，我最好的朋友們也不告訴我他們是透過什麼途徑離開的。這種情況讓我更加迷惘和絕望。
我晚上睡不著覺，白天在無意義的事務中度過。網絡空間充滿了恐懼和恐慌，人們寫著親人被殺、被囚禁和移民的消息。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有時硬著頭皮嘗試寫作，有時只是坐著看家裡的牆壁。
直到2021年冬天和2022年1、2月，我的情況才有所好轉，吃飯喝水不再困難。我看電視劇，做家務，每天堅持寫點東西（那怕只是一段話）。我記得在那段時間裡，我讀了《魔山》、《復活》、《白鯨》、《達洛維夫人》、博爾赫斯的訪談錄，還有一位名叫阿巴斯·馬阿魯菲的伊朗作家寫的一本非常好的小說。那段時間非常艱難，但我撐過來了。
生活不會等待戰爭結束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有些人對社會的變化視而不見，有些人說“這樣的日子會過去的”，卻漸漸失去信心。塔利班上台後，一般人對社會仍有怎樣的信心？阿富汗的歷史、政治，大國間的博弈，這些宏觀因素與阿富汗人的日常生活有怎樣的關係？
哈迪亞：在阿富汗普通人中有一種常見的觀念，他們奇怪地堅信局勢總會改變。如果局勢好，他們說會變壞；如果局勢壞，他們說會變好。
在過去四年裡，人們認為塔利班新政權是一個五年的計畫。就像塔利班第一次執政也是在五年後垮台，人們仍然相信五年後會改變。有趣的是，他們不是相信自己會帶來這種變化，而是說國際社會或美國不會允許這樣，會採取行動。
在前政府垮台的最初幾周，人們湧向機場。有一次，我和我先生去了那裡，看到那龐大的男女人流，我感到震驚：幾乎全是充滿力量和能量的年輕人，在混亂中相互爭鬥衝撞。幾天後，在機場外牆邊發生爆炸，數百人喪生，有的甚至全家喪生。人們雖然悲傷，卻仍像以前一樣想方設法進入機場。可悲的是，人們（寧願互相爭鬥或承受傷亡也）不願輕易接受為積極變革而死的想法。
在我看來，我們的人民已經習慣了戰爭和破壞，他們不太可能輕易改變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中寫到在喀布林兩姊妹的故事：兩人做同一份教師工作，但妹妹卻將屬於姊姊的工資據為己有。在艱難的生活面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變得更緊張、更具敵意，還是更理解、彼此幫助？
哈迪亞：很難給出最終結論，因為自2021年8月後，大多數家庭的經濟都依賴在國外的成員寄回來的援助。就拿我先生的家人來說，所有人在阿富汗都失業了，他們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三個女兒每月寄錢給他們支付房租、家庭開支和其他費用。我在巴基斯坦也看到很多家庭的生活依賴於從國外寄錢的姊妹或兄弟的援助。
2021年和2022年的情況變得如此嚴峻，以至於人們在自身與兄弟姐妹之間選擇自己。在巴基斯坦，我聽到有阿富汗家庭說，一個兄弟奪走了另一個兄弟的機會去了美國，而留下的那個陷入了千難萬險。
這種情況使得判斷人的處境變得困難。持續的艱難生活改變了人們，但阿富汗人民在任何情況下都依賴家庭，如果沒有家庭，他們無法定義或介紹自己。也因為如此，那兩個姊妹的故事讓我感到非常奇怪。出於深深的悲傷，我想把它寫下來，並通過她們的故事記錄一些人在過去四年艱難歲月中的處境。
南方人物周刊：阿富汗的社會處理程序在多年裡經歷了反覆的巨變。身為親歷者，你如何看待這種周期性震盪？
哈迪亞：回答這個問題有時非常困難。但目前，阿富汗正在經歷一種奇怪的狀況，人們為了生存正在做各種奇怪的事情。例如，在喀布林大學，那些教書研究了三、四十年的男教授，會依照塔利班的要求留鬍子。沒有人再穿西裝打領帶。但這些男性同樣相信，大學是一個國家進步和建設所必需的。他們沒有放棄大學回家或轉行。據此我們可以說，阿富汗人民並非對文明陌生，但也沒有那麼依戀文明，以至於願意為了文明和進步而流血犧牲。
我的婆婆已經六十多歲了，她在2023年決定學習讀寫。她從識字課本開始，現在可以在WhatsApp上打簡單的資訊，也學會了使用智慧型手機。她相信，她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代，不應該落後於時代。然而，阿富汗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官方正式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國家。我們確實經歷著一個奇怪的悖論，總的來說，很難用一句話概括那裡正在發生什麼。
越過高牆
南方人物周刊：當你在中國講出自己的故事，第一次看到中國讀者的關切、憤怒和共鳴時，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哈迪亞：當我過去三年身在阿富汗並做筆記時，我完全沒想到有一天這些筆記或我的經歷會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世界另一端的人會傾聽並做出反應。儘管我知道寫作是重要且有價值的工作。當2024年10月「正面連接」的作者洪蔚琳給我發來讀者評論的截圖，並將讀者寄的錢轉給我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處於一種奇怪的、半夢半醒的狀態。我打電話給我父親，連他也感到驚訝。我真的很高興能以這種方式讓世界聽到我和其他女性的聲音。
那是快樂的日子，中國讀者對阿富汗女性處境的反應讓我充滿希望，讓我相信我們的處境是不正常的，是不可接受的，並且最應該讓全世界女性感到憤怒——怎麼可能有一個政府或國家僅由男性來治理，並按照單一性別的意願來推進一切？
南方人物周刊：當你失去工作，又逐步失去行動自由時，你為什麼決定做一名記者，是什麼契機讓你決定記錄周遭的一切：移民失敗的阿富汗人，女子秘密學校……並用英文在互聯網發佈這些內容？最初，寫下這些文字時，你曾期待收到怎樣的回覆？
哈迪亞：2022年3月，我寫了第一篇關於思念和失業的文章並行表了。之後直到2022年12月，我又發表了幾篇文章，總是帶著一種謹慎和害怕被評判的感覺。 2022年12月大學關閉，我第二次失去工作，反而讓我寫作和發表文章的恐懼消失了。我非常憤怒，在一兩個月內發表了幾篇抗議文章，這讓我父親和朋友們感到擔憂。從2023年6月起，我用了筆名，直到離開阿富汗前，我一直用筆名寫作。
我不再是一個被擊敗的、孤獨無助的女性，而是可以寫作、記錄和抗議：為什麼一群男性可以剝奪一大群女性的一切？另一個原因是尋找收入和工作的需要。在報紙上寫作給我帶來微薄的收入，讓我能解決一些生活困難。就這樣，在2024年11月，我正式被聘為報導和敘事作家，這份工作至今仍在繼續。
現在，我在想，不需要人們來對我說“啊，你寫得太棒了”，只要有限的一些人讀了，並能感受到故事背後的痛苦，理解作者在談論何種苦難，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中國讀者的關注和支援真的讓我感到慚愧。我好幾次對朋友說，如果我能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如果我的書寫得更好就好了。（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