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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標榜進步的精英，為何都與愛潑斯坦有關？
隨著美國司法部公佈超過350萬頁的愛潑斯坦檔案，全球社交媒體已然進入到狂歡時刻。越來越多的著名人物被挖掘出與愛潑斯坦的聯絡。
單純以塌房程度論，喬姆斯基已經因為此次解密檔案在西方進步主義左派中名譽掃地。畢竟對於長期標榜自己為權力批判者和道德羅盤的工團主義者喬姆斯基而言，這是一種難以原諒的虛偽。
尤其是當他在其那本著名的《製造共識》中大肆批判媒體、政府和精英階層如何勾結時，自己卻熱衷於與愛潑斯坦這樣的頂級政治掮客建立聯絡，他的整套理論體系在追隨者眼中瞬間崩塌。
喬姆斯基的諷刺性遭遇只是愛潑斯坦事件小小的影響之一。更為重要的是，愛潑斯坦事件標誌著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主導全球秩序的新自由主義進入了邏輯上的崩壞期。它所揭示的並非僅僅是個體的道德墮落，而是權力如何在流動性中逃避責任，法律如何在私有化中失去神聖性，以及民粹主義如何作為一種尋找失落主權的嘗試。而其中的一切都最終必然指向這個由政客、學術領袖到金融寡頭所構成的龐大精英網路。
中左翼第三條道路的幻滅
愛潑斯坦檔案的公佈自然對各方政治勢力都產生了不少的影響，但從沒有一個政治勢力像英美的中左翼建制派那樣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之前洩露的檔案就已經導致了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宣告退出一切公眾生活。而在本次檔案公佈之後，克林頓夫婦本人都在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要求下強製出席作證。上一次前總統在眾議院出席作證可能還要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英國的中左翼建制派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前英國駐美大使，布萊爾時期的商務大臣曼德爾森也被直接捲入到輿論漩渦中。不僅改革黨和保守黨都要求對其進行清算，連工黨內部的許多成員也要求將其繩之以法。
曼德爾森在火速辭去工黨身份之後，又迅速辭去了自己上議員的身份，並且倫敦警察部門也正在對其展開刑事調查。至於被認為是新工黨路線當代守門人的英國首相斯塔默更是深陷缺乏政治判斷力的質疑，他極大機率會在今年五月地方選舉之後下台。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分佈並非巧合，而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左翼政黨經歷“第三條道路”意識形態轉型後的邏輯終點。凱恩斯主義共識崩潰後，以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布萊爾為代表的中左翼領導人推動了一場劇烈的意識形態革命。這場革命的核心在於放棄傳統的階級鬥爭、社會平等和福利國家目標，轉而全面擁護市場機制、金融化與全球化。
在當時，這一轉向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中左翼長期執政的關鍵，而當時的經濟繁榮也為這條道路提供了充分的績效合法性。甚至在拜登時代，依舊有不少民主黨的支持者會以克林頓時期的經濟奇蹟作為民主黨治理能力卓越的正面典型。
問題同樣隨之而來。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建制派政黨政治逐漸演變為一種高度依賴社交網路，與金融資本的網路化精英政治。這種範式遷移使得中左翼精英與其傳統選民——特別是藍領工人階級和中低收入群體——發生了深層的結構性斷裂。他們不再依賴群眾動員來獲取合法性，而是轉而依賴與金融家、科技巨頭和媒體大亨的私密社交。
用大白話來說，中左翼建制派總是要和這些資本搞好關係才能拉來足夠的投資。這也是為何在那個時代非常流行帶著龐大的經貿團出訪的原因。這實際上是以國家信用背書，為國內資本在國外市場的投資提供更多的保證。
在這一政治語境下，愛潑斯坦正是這種精英社交經紀人的極致體現。他利用其金融背景與慈善外衣，為這些政治精英提供了極具吸引力的私人性公共領域。這種關係不僅滿足了精英階層的奢靡消費需求，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規避公眾監督、交換非正式政治資訊的平台。
國內媒體相對熱度較低的曼德爾森是一個更為顯眼的例子。作為布萊爾新工黨改革的首席設計師，曼德爾森與愛潑斯坦的關係遠遠超出了普通的社交範疇。即使在愛潑斯坦因誘姦未成年人被定罪並登記為性犯罪者後，曼德爾森仍與其保持密切聯絡。他甚至被曝在擔任商務大臣期間，曾向愛潑斯坦提前透露政府關於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救助計畫資訊。換言之，本來作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們，成功利用了中左翼政治網路使得自己繼續發大財。
這一事態的直接結果就是中左翼建制派的道德破產。相比於公開主張市場競爭和自由放任的右翼精英，中左翼建制派長期以來依賴社會公正、婦女兒童權利保護以及人道主義價值觀作為其政治合法性的來源。然而，當這種“密室政治”因愛潑斯坦檔案的曝光而呈現在公眾面前時，民眾發現，那些口口聲聲代表“進步”、“公平”和“人權”的建制派領袖，實際上生活在另一個完全不受法治和道德約束的平行時空裡。
當克林頓、曼德爾森甚至一些標榜進步的學術權威被曝出與愛潑斯坦存在深度交集時，其標榜的道德優越感徹底崩塌。這也證實了民粹主義長期以來的一個關鍵指控，即這些精英作為全球資產掠奪者，利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便利，建構了一個跨越國界的、涉及性剝削和權力尋租的非法網路。
法律面前不平等
中左翼建制派的式微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任何明眼人都會承認，過去數十年來那種致力於跨國資本進行全球擴張的遊戲已經喪失了大部分政治上的驅動力。不論對於那國資本來說，這種根本性的邏輯改變都是它們必須接受的事實。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會英美政府會深陷如此嚴重的信任危機之中。
從表面看，美國民眾對愛潑斯坦案件的關注來自於其本人的離奇死亡。愛潑斯坦自殺當天至少存在以下三個致命漏洞。其一是本該存在的室友被提前調離，使得愛潑斯坦處於事實上的單人監禁；其二是本來應該運作的錄影卻恰好在自殺當天失效；其三則是本來應該定時巡查的兩名獄警都選擇了偽造記錄。
更不用說，諸如監獄方面沒有拍照留證就轉移屍體之類的細節問題。這些問題在美國監獄超負荷運作的情況下確實存在，問題是如此多的問題都湊到同一個完善發生在數學上是一件極小機率的事件。
拜登政府的公開解釋是沒有任何謀殺，並且斥責民眾的陰謀論想法。但拜登政府的這一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即便不從陰謀論的角度看，在同樣的極小機率情況下，拜登政府並沒有同樣強度的證據能夠排除愛潑斯坦不是“被自殺”的證據。也正是這一極小機率問題，為接下來美國政府的信任危機造成了致命的負面影響。
但事件本身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政府長期以來具有足夠的公信力，那麼即便是極小機率的事件也能夠獲得大多數普通民眾的認同。而美國政府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它沒有那麼多的公信力。原因也很簡單，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精英模式所導致的制度性隔離。
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愛潑斯坦事件引發的政府信任危機，並非僅僅是對個別腐敗政客的憤怒，而是普通民眾對整個社會管理體系制度性隔離的直覺。愛潑斯坦案件最核心的社會學特徵是權力精英階層的閉環化。他的圈子跨越了政界、商界、學界、媒體界乃至情報界。這種跨界聯絡並非鬆散的社交，而是一個相互勾連、共同進退的非正式利益共同體。
最顯著的證據是2008年達成的佛羅里達互不追訴協議。當時的聯邦檢察官阿科斯塔在壓力之下，批准了一份極度優渥的協議，允許愛潑斯坦在承認較輕罪名的情況下獲得工作假釋，並豁免了其所有的潛在共犯。它向公眾清晰地展示了：法律在面對高階精英時會發生自動失效。
這種制度性隔離使得精英階層生活在法律的真空帶中，而普通民眾則面臨著日益嚴苛的法律約束。極端的法治雙標是政府信任危機的根源之一。或者說，拜登政府如何讓民眾相信一個長期以來對精英階層缺乏威懾力的法律系統內部，真的不會出現讓愛潑斯坦“被自殺”的可能性？
進一步說，愛潑斯坦事件暴露了全球化時代下，一種名為精英密室網路的非正式治理模式的崛起。在這種模式下，主權國家的正式機構雖然在名義上運作，但真正的權力執行和利益分配卻發生在像愛潑斯坦的蘿莉島這樣的非正式空間裡。他利用其私人島嶼提供了一個不受任何主權國家法律管轄的域外空間，讓各路權貴在此進行秘密會談、情報交換和政治妥協。
這種非正式治理通過對精英個體的性勒索或社交繫結，建立了一種比正式法律更強力的約束機制。當民眾意識到政府的正式決策可能是這種非正式網路的副產品時，對民主的信任便蕩然無存。他們投票選出的官員，在私下裡卻效忠於一個由金錢和慾望驅動的跨國匿名網路。
這種背叛感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川普這樣的當代民粹主義大師也無法扭轉這種趨向。畢竟在很大程度上，身為億萬富豪的川普本人也長期處於這一社交網路之中。
當然，這種網路的全球性也意味著即便在中國，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態度也微妙了起來。這與個人平行無關，畢竟人是不可能社會在真空之中，他必然是出於一系列人際關係的網路之中。某些與愛潑斯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全球精英網路也有密切接觸的人士，自然很可能存在和喬姆斯基一樣的反應。
至於中國資本及其相關人士與新自由主義全球精英網路的聯絡到底有多深，則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筆者在這裡可以給大家提供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在已公佈的檔案中，愛潑斯坦顯然對一位姓羅德·拉森在中國銀行實習的挪威年輕人極為關注。他私下與中國銀行聯絡，幫助這位實習生接觸和瞭解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各個團隊的運作。
而這位實習生的父親就是來自於挪威中左翼（是的，又是中左翼）政黨工黨的外交官，並長期在聯合國系統內工作。其代表手筆就是著名的《奧斯陸協議》。所以民主黨國際到底指的是什麼，想必大家會有自己的理解。
當然，公正地說，我們在愛潑斯坦檔案裡能夠看到幾乎所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分子，比如黑暗啟蒙的彼得蒂爾和MAGA本流的斯蒂夫班農，以及大家都知道的川普（不得不說，小布什雖然被人譏諷為智商不足，但確實在道德上算是一股清流）；但中左翼建制派的密度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你很有可能看到任何你知道的西方各國工黨政客。（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中左翼處於權利巔峰有關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意識形態與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聯絡緊密程度並不相同。愛潑斯坦所接觸的左右翼幾乎要麼是中左翼建制派，要麼就是新崛起的自由意志主義者。）
民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結果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最大限度的市場自由和最小限度的國家干預，旨在通過釋放私人企業的活力來實現全球經濟的增長。在這一處理程序中，金融化成為推動全球化的關鍵動力，並由此形成了一個新型的跨國財務權力結構，賦予了銀行家、避險基金經理和食利者階層前所未有的主導地位。
為了適應這一新階層的需要，或者說，為了幫助資本的進一步充分流動，去政治化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徵。原本屬於價值辯論和利益衝突的問題，被轉化為由專家和技術官僚處理的行政問題。在這種技術治理下，政治被簡化為經濟效率的最佳化，公民的參與感被專家的權威所取代。
全球化精英的法律特權就是這種去政治化運行的典型案例。法律逐漸從一種普適性的社會契約，轉變為一種可以被購買和定製的專業服務。有錢人往往可以聘請龐大的律師團對法律程序的程序性操弄，從而使得法律體系在處理精英犯罪時往往表現出驚人的靈活性。而這種靈活性有反過來進一步幫助資本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移動以尋求利潤最大化。
換言之，在新自由主義去政治化的假面下，司法系統已不再是中立的裁判者，而是嵌入了精英階層的保護網路中。而普通民眾則往往受限於自由主義話語的霸權，無法精準描述自覺到的問題，只能以深層政府這樣容易被傳統媒體批評為陰謀論的方式表達出來。
但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那樣，政治的本質就是敵友關係。它不可能被還原為純粹的經濟關係。在新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精英階層通過控制傳統媒體來塑造公眾的共識，掩蓋不利於自身的資訊。但即便是在那個黃金時代，民粹主義依舊在左右翼兩邊堅強的存活下來。
原因也很簡單，新自由主義自身的核心模式就是民粹主義生生不息的最大動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承諾了一個無邊界、多元化的世界。愛潑斯坦的交際圈看起來確實符合這種“多元化”的表象：來自不同國家的政客、不同族裔的科學家、不同背景的模特 。但在公眾眼中，這種多元化是一種虛偽的掩護。
這些精英們不再對任何特定的土地或人民負責，他們只效忠於資本的流動和自我的慾望。而民粹主義要做的就是重新奪回控制權，要求對領土化權力和歸屬感的回歸。換言之，只要新自由主義不願意放棄這種全球化的精英私人網路，那麼民粹主義者就會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各種符號投射到這個網路之中。
更為具有諷刺性的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之所以會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噬，恰恰是其自身過分成功的結果，以至於它再也無法掩藏自己所進行建構起的精英網路。這種模式過於成功地消除了國界、整合了資源並統一了精英的話語，以至於當其中一個節點（比如愛潑斯坦）被拉出時，整張網路都不可避免地被帶入公眾的視野。
這點在社交媒體時代尤其如此。愛潑斯坦的飛行日誌、哈佛的捐贈名單以及各界名流的往來郵件，不再是零散的資訊點，而是一張清晰的權力地圖。當民眾能夠如此直觀地看到權力如何在法律之外進行“社交式運作”時，關於法治和程序正義的宏大敘事便瞬間瓦解。
說得更為直接點，愛潑斯坦的蘿莉島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政治哲學概念，它是主權被徹底私有化的領地。在這種領地內，法律被財富和勒索取代，人的身體被徹底商品化。這種極度成功的新自由主義直接挑戰了現代政治國家的合法性根基。
正是在這一意義之上，今日席捲全球的民粹主義並非由於民眾突然變得非理性或反智，而是一種針對新自由主義精英治理危機的必然反應。去政治化的唯一結果就是更為激烈的政治化，民粹主義的興起正是政治性的必然回歸。民眾不再接受精英們提供的技術解釋，而是將其重新界定為“腐敗精英”與“純潔人民”之間的敵對衝突。
對新自由主義而言，糟糕的並不只是愛潑斯坦事件迫使人們從技術中立的表象中看清了權力背後的政治性本質；更麻煩的是，全球化精英網路的同質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他們再也無法通過內部分裂來轉移責任，成為了一個單一的打擊目標。
總而言之，愛潑斯坦事件引發的危機具有嚴密的邏輯連續性，它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如何從最初的經濟繁榮夢想一步步演變為今日的制度性腐爛。這一過程雖然促進了財富增長，但也創造了一個不受約束的跨國資本階層。而新自由主義的過分成功，則成功讓普通民眾對全球化的認知從新自由主義許諾的共同繁榮，變成了民粹主義者所宣城的全球掠奪者的天堂。
愛潑斯坦案件只是以具有戲劇性的方式被呈現到了當代公共政治生活中。它宣告了新自由主義道德合法性的崩潰；它宣告了那種依賴於精英網路促成跨國資本流動模式的腦死亡；它宣告了那種試圖在新自由主義建立全球秩序已然徹底破產。而施米特正在墳墓中發出越來越響亮的嘲笑，當新自由主義以為自己的去政治化全面勝利時，政治性卻以一種最為粗野、最為真實的方式重返公共生活。 (新潮沉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