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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還是減稅？
2022年，開年第三週，可謂中國央行“超級週”：一周兩降息，央行打明牌。
1月17日，央行降息，下調7000億元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和1000億元7天期逆回購利率各10個基點；20日，央行再降息，將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從3.8％下調至3.7％，五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從4.65％下調至4.6％。
1月18日，央行高層在新年首場新聞發布會上表態直接：充足發力，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保持總量穩定，避免信貸塌方；精準發力，要致廣大而盡精微，金融部門不但要迎客上門，還要主動出擊；靠前發力，前瞻操作，走在市場曲線的前面，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難得央行打明牌，意思就是：開閘放水，送水上門，挽救信心。
中國國家統計局剛發布了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總量超過114萬億元，同比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數據看起來不錯，央行為何還要連續降息，提振信心？今年是全球央行加息之年，美聯儲正加速縮減購債，預計提前加息，那麼中國降息空間有多大？存在哪些挑戰？與降息相比，減稅是不是提振市場信心、增加家庭收入更好的辦法？
本文從降息和減稅兩個角度探索今年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如何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
本文邏輯
一、降息與結構
二、信心與減稅
三、收入與福利
降息與結構
在全球範圍來看，加息是今年經濟的最大灰犀牛。加息到底是抑制泡沫，還是刺破泡沫，這是難以預測的。
2021年底，中美兩國的貨幣政策開始相向而行。美聯儲加速縮減購債、準備加息，中國兩次降準一次降息。進入2022年，美國通脹持續高漲，美聯儲提前加息已擺在桌面；而中國央行立即兩次降息，直接打明牌，要求水龍頭開大點、送水上門。這是為什麼？
這是受內外兩個因素影響。
先從美聯儲說起，美聯儲這輪加息動作——提前到何時加息、力度多大、加幾次息，幾乎決定著今年全球金融市場走勢，影響著全球主要國家的貨幣政策、資產價格以及家庭財富。這就是我經常所說的：如今的世界經濟是美聯儲計劃經濟，是法幣統制經濟。
我之前預計美聯儲會在2021年終結量化寬鬆，第四季度啟動耶倫式加息，開始貨幣政策溫和大轉彎。但是，美聯儲沒有這麼做。鮑威爾將充分就業目標置於通脹率之前，並且重新定義了充分就業和通脹率。美聯儲在充分就業目標中加入了“不平等”的內涵，確保非白人及弱勢群體的充分就業；同時將通脹率2%的目標修改為長期目標，放任通脹短期高企。
表面上看，鮑威爾試圖通過寬鬆政策來度過疫情危機（類似於戰時貨幣政策），保障就業、收入和家庭補貼的發放。實際上，美聯儲正在偏離和篡改央行的使命與職責，他們試圖剔除沃爾克和弗里德曼的遺產。危機後“三傑”伯南克、耶倫和鮑威爾，他們在貨幣政策上更加忽視沃爾克建立的通脹目標，在理論上拋棄弗里德曼的“通脹即貨幣現象”的判斷以及控制貨幣總量的貨幣數量論。他們更加相信現代貨幣理論，認為70年代的滯漲危機是布雷頓森林崩潰的結果，而不是貨幣超發引起的。鮑威爾認為疫情期間的通脹是暫時的，否認工資-物價螺旋，更關注供給制約、供應鏈問題對通脹的作用，而不是貨幣超發。他們使用的是現代貨幣理論，盯住的是美債收益率曲線，只要曲線可控，即可繼續超發貨幣、政府持續借錢，以實現充分就業。
但是，鮑威爾失算了，遭遇了經濟規律的懲罰，即便不願意承認弗里德曼的通脹解釋，也不得不重拾沃爾克遺產。2021年12月的消費價格指數達到7%，創下了沃爾克時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如果今年通脹率繼續維持在6%以上，那麼鮑威爾將無法完成長期通脹率（2年）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美聯儲錯失了最佳緊縮時機，貨幣政策溫和調整可能演變為緊急轉彎。鮑威爾不得不提前加速縮減購債，在今年3月份終結量化寬鬆。在高通脹下還繼續放水，美聯儲遭受各種指責，必須提前把水龍頭關上。
接下來，何時加息、加幾次息，取決於兩個關鍵指標：通脹率和資產泡沫風險。這兩個指標定然掣肘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加息抑制通脹但可能刺破資產泡沫，推後加息保護資產泡沫但助長通脹。但是，如果非得二選一，美聯儲一定會先解決通脹。近期，鮑威爾在國會連任聽證會上表態：美聯儲將避免高通脹變得根深蒂固。為什麼說根深蒂固？其實就是沃爾克遺產。當面臨高通脹和經濟蕭條時（沃爾克時刻），央行該怎麼辦？當年沃爾克的成功經驗告訴世人，犧牲經濟和就業（包括刺破泡沫）也要先把通脹控制住——儘管鮑威爾不想重拾這份遺產。因為只有控制了通脹，被扭曲的價格才能回歸正軌，自由價格才能發揮信號傳遞、供需調節、獎勵與懲罰的作用，經濟才能逐漸復蘇。
除了加息，還有縮表，也就是美聯儲賣出國債和住房抵押債券，回收更多的美元。如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非常龐大，是疫情前的兩倍多，是雷曼破產之前的十倍。縮表瘦身可以為下一次擴表創造一些空間。
今年美國通脹率如果持續在6%以上，美聯儲將提前加息、疊加縮表，刺破資產泡沫是大概率事件。資產泡沫風險一個關鍵性指標是美債收益率。加息使得流動性減少，縮表是美聯儲直接賣出國債，都會導緻美債收益率飆升。通常，聯邦基金利率上升與美債收益率上升是同步的。為了獲取短期融資，美國財政部一般會提高1年期的國債利率。聯邦基金利率上升與一年期國債利率上升也是一致的。當一年期國債利率超過十年期國債利率時，就出現倒掛現象，預示著風險信號。目前，二者利差縮小到1.3%，對加息和縮表形成製約。而且，今年美國國債供給規模大，債務上限提高到2.5萬億美元。加息和縮表容易加劇美債收益率上翹。美債是全球金融資產之錨，如果美債收益率飆升，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可能刺破股票泡沫。
當美聯儲加速緊縮時，新興國家也面臨巨大的貨幣及債務風險。新興國家的風險主要來自幾個方面：美元升值，本幣貶值，資本外流，匯率崩盤，資產泡沫崩潰；美債利息增加，外債負擔增加，債務危機爆發；美元升值，資源價格下跌，能源出口國創彙能力下降，匯率動盪直至崩潰；美聯儲加息，央行跟隨加息，內部融資成本上升，資產價格崩潰，債務負擔增加直至債務危機爆發。
基於美聯儲的加息預期，中國的降息窗口期正在縮小，央行決定立即降息，避免與美聯儲加息直接對撞。這就是中國今年降息的外部原因。
但是，實際上，中國貨幣市場的問題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和效率問題。如今，中國的社融增速如果低於10%，廣義貨幣增速低於8%，市場的流動性就會非常緊張。但這個貨幣增速其實很高了，而且總量本來就很大，為什麼市場還感覺缺錢？
資金配置存在結構性問題，商業銀行系統的配置效率不足。不需要資本的央企及大企業獲得大量的信貸，一些有信用的中小企業和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一些大企業獲得大量的貸款後對關聯企業放貸，充當了“二房東”的角色。比如，一些國有投資公司給關聯的幾百家公司貸款。又如，一些大型製造企業一邊拖延供應商的貨款一邊向供應商貸款。現在市場上的中小企業確實很缺錢，央行官員也提示避免信貸塌方。但問題不在總量，而是不均衡和效率不足。央行官員強調精準發力，要致廣大而盡精微，送水上門。但信貸配置關鍵還得靠利率市場。
今年美聯儲將進入緊縮週期，中國在總量上擴張的空間有限、風險加大。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度過了昏庸13年，沒有真正意義上加過息，聯邦基金利率最高也就到2.5%。這給新興國家提供了信貸過度氾濫、債務過度擴張、資產過度膨脹的機會。如果美聯儲這次被迫認真加息，把聯邦基金利率逐漸提高到4%以上，新興國家的這種機會就會轉變為危機。如果貨幣增速長期高於經濟增速，這種泡沫經濟在緊縮時代可能破滅。如果美聯儲快速緊縮時，新興國家還繼續寬鬆，那麼資本外流、本幣貶值的風險大大增加。以房地產為例，按照過去寬鬆政策與信貸結構，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導致資產泡沫。後來，卡住流動性立即陷入債務危機。如今，降低五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又擔心資產泡沫在緊縮時期再度膨脹。
新興國家必須盡快擺脫靠貨幣超發度日的方式，努力找到過緊日子的方法。中國必須擺脫對貨幣總量的依賴，但要解決貨幣總量問題就必須解決資金配置效率問題，要解決配置效率問題就必須推動商業銀行和利率市場化改革。讓自由競爭的商業銀行和價格自由的利率市場來配置資金。只有配置效率提升，中國央行才能關上水龍頭，與世界經濟一起進入緊縮時代。
信心與減稅
為什麼中國還要降息？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114萬億元，同比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數據上看還不錯，但是市場反應不強烈，很多人反應沒感覺，收入沒有明顯增加。這裡面隱藏的一個問題是當前的市場信心。
去年底，高層會議強調中國經濟面臨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其中，預期轉弱是當前貨幣政策頗為關註一點。央行高層直抒心意：一年之計在於春……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拖久了，市場關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關切了，不管切就“哀莫大於心死”，後面的事就難辦了。
什麼信號能夠反應市場信心？生產總值嗎？不是，總量數據很難反應微觀信息。美國經濟增速達到4%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了，中國經濟增速在6%，依然還有非自然失業。經濟增長是一回事，普通家庭收入能否增加是另一回事。真正能反應微觀經濟，包括市場供給與需求、企業投資信心、家庭消費信心、市場預期，是什麼？價格，真實價格，而不是名義價格。價格是所有交易者的主觀想法的結果，是唯一能夠收集市場分散信息的機制。
目前，很多價格並不是完全自由價格，比如利率和匯率，無法釋放準確的信號（供需、風險與信心）。消費者價格指數一定程度上還能反映消費品的供需狀況、普通家庭消費信心與實體企業投資信心。2021年12月的中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5%，環比下降0.3%。消費品價格反映家庭有效需求不足。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5%，兩年平均增長3.9%。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7%，扣除價格因素，同比增長只有0.2%。
中國央行試圖通過提前加大總量、精準發力，來扭轉市場預期，提振家庭消費和投資信心。可以這麼說，當前，中國市場非常需要信心。但是，如何提高市場信心？
凱恩斯非常看中市場信心。一戰後，英國經濟陷入長期低迷，他呼籲政府主動投資提振企業投資信心，鼓勵家庭主婦積極消費。後來，美國經濟學家阿克爾洛夫、席勒等新凱恩斯主義者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政府提振市場信心的作用。
央行印錢、政府投資，到底能否提振市場信心？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在經濟蕭條時，企業減少投資，政府主動投資，銀行減少貸款，央行直接貸款，通過公共信用扭轉信心下滑，降低市場的盲目性和非理性。他們認為，貨幣幻覺長期存在，人們根據名義價格決策，因此可帶動私人投資和消費增加，
寬鬆政策短期內可以提振市場信心，推動價格上漲，刺激產能擴張，帶動投資增加。但是，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幻覺不會長期存在。人們很快意識到，價格上漲只是名義價格上漲，並非實際價格，原因是市場的真實需求沒有增加。企業按照實際價格決策，會迅速縮減產能、解僱工人，宣告刺激政策無效。當經濟蕭條時，以製造短期貨幣幻覺的方式，刺激企業擴張投資，鼓勵普通家庭擴張消費，這種提振市場信心的方式是非常危險的。這導致企業集體誤判，家庭過度消費，增加債務風險。
不過，凱恩斯主義者提到一個重要問題：政府也是市場主體的一部分，它有信用也有財政，可以投資也可以消費。在經濟蕭條時，政府利用自己的信用適度舉債，擴張財政增加投資或消費，怎麼就會增加通脹？如果市場學說是可靠的，那麼政府為何不能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
假如政府是物業管理公司，國家治理是物業管理市場，以上觀點是完全成立的。其實，政府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消費、投資和舉債，但是有一個前提，國家治理必須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各國政府必須是競爭性政府。
在真正的全球化時代，信息、資本、尤其是人力，在國際上完全自由流通；各國政府相互競爭，實施競爭性稅率，提高國家治理效率，提供優質的公共用品，同時降低債務規模，來吸引企業、人才與資本；央行與其它國家的央行，以及一些私人銀行，相互競爭，提高貨幣信用，維持貨幣價格穩定。當經濟蕭條時，各國競爭性政府就會根據利益最大化來決定是否舉債擴張投資，競爭性央行同樣根據利益最大化來決定是否印鈔提振信心。
當前，這種國際自由市場的條件不具備，政府舉債和央行擴張貨幣都是軟約束，沒有市場價格和風險機制的硬約束。怎麼辦？
市場信心是自發自生的，但是個體的信心在“反身性”的作用下會相互影響。如果市場信心被政府提振，一定是政府做對了什麼。比如，政府提供穩定的政策預期，推動商業銀行和利率市場自由化改革，加大國資的社保基金劃撥力度，大規模地減稅降費降社保。
在所有行動中，政府深化改革、建立制度、穩定預期，對市場信心的提振是最大的。如果說改革遠水解不了近渴，那麼大規模減稅是有效之策。
當經濟下滑時，政府財政收入也跟著下降，債務負擔增加，這時減稅好還是加稅好？這就是當年裡根總統面臨當情況，我稱之為裡根時刻。裡根總統在1981年減稅，但第二年，經濟嚴重下滑，政府赤字擴大。怎麼辦？裡根還適度加了一點稅，但其執政八年還是降低了稅率。當裡根時刻出現時，政府要頂住壓力堅持減稅。只有減稅才是讓利於民，才能切實地增加家庭收入，提振投資信心、消費信心和市場預期。隨著經濟復甦，稅基擴大，政府財政收入增加，才能真正化解債務危機。
我們复盤美國滯漲危機時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當經濟下滑與通脹高企同時出現時，美聯儲的寬鬆政策及不堅定的政策都失敗了，最終沃爾克的高度緊縮政策平復了市場價格；美國聯邦政府的加稅政策和價格干預政策也失敗了，最終裡根的減稅政策提振了市場信心，擴大了市場供給，美國經濟走出了滯漲危機。
當下，全球宏觀經濟與市場信心不穩定，通脹高企或資產泡沫膨脹，債務風險重重，貨幣政策當以緊縮為主，以抑制通脹和資產泡沫；同時，削減財政擴張規模，大規模減稅降費讓利。
1月19日的中國常委會指出，減稅降費是直接、有效、公平的惠企利民政策。決定在前期已對部分到期稅費優惠政策延期的基礎上，再延續執行涉及科技、就業創業、醫療、教育等另外11項稅費優惠政策至2023年底。
1974年12月，美國深陷滯漲泥潭，供給學派成員萬尼斯基在《華爾街日報》上推出了自己的專欄，專欄的標題是“正是減稅好時節”，撰寫了一系列從蒙代爾那裡學來的減稅主張的文章。如今，在疫情危機之下，“正是減稅好時節”，頗為應景。
收入與福利
每當經濟下滑時，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都在想辦法提振經濟。但是，很多建議和政策是不是需要回歸本源問題：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麼？
經濟增長不是目的，經濟增長的目的是個體收入和家庭福利的增加。任何政策最終都要思考這個問題：它是不是促進了個體收入的增加？超發貨幣刺激經濟，是否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真實收入？信貸擴張推動房價上漲，是增加還是削減了普通家庭的收入？減稅增加家庭收入還是加稅增加家庭收入？央企利潤大規模增加是否促進了普通家庭財富的增加？
2021年，中國經濟一個明顯的結構性問題是上游熱、下游冷、中游擠壓。上游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價格無法順暢地傳遞到下游，ppi與cpi的剪刀差巨大，剪掉了中游的利潤空間。有些人認為，上游漲價無法傳遞到終端市場，沒有引發通脹，保護了普通家庭。這種觀點只看到了表面。價格傳遞順暢是通脹，價格傳遞不暢是滯脹，滯脹比通脹更加糟糕。為什麼價格傳遞不暢？主要是普通家庭的收入無法支撐價格上漲，實體經濟蕭條，家庭收入更難提高。
家庭收入是經濟良性循環的基礎。一個藏富於民的國家，根本不需要擔心經濟下滑，也不需要擔心老齡化、低生育。反過來，如果家庭收入增速長期低於經濟增速，那麼，最終經濟定然失速；如果經濟增速又長期低於貨幣增速，那麼，泡沫危機爆發是必然的。
上游領域存在大量的央企和國企，受惠於價格上漲，利潤大幅度增加。2021年是央企歷史上收益最好的一年。國資委公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36.3萬億元，同比增長19.5%，兩年平均增長8.2%；實現利潤總額2.4萬億元，淨利潤1.8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0.3%和29.8%，兩年平均增速分別為14.5%和15.3%。央企的收入和利潤增速均超過經濟增速和家庭收入增速。
接下來的問題是，央企收入如何惠及中國廣大普通家庭？
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央企的利潤和資產充實國家社保基金，讓央企和國資的經濟成果惠及廣大普通家庭，同時解決目前最為急迫的社保虧空和養老保障問題。
最近幾年，國企的稅後利潤上繳比例已大幅提高。其中最高執行標準的煙草企業，收取比例達到25%。而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這些資源型企業，收取比例則為20%。不過，與其它國家相比，利潤上繳的空間還很大。比如，意大利國企利潤除去15%作研發基金和20%留存企業做儲備金外，其餘65%的利潤需上繳給意大利政府；瑞典國企上繳給國家的利潤佔比約為43%。
2017年，國務院出台關於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的通知，確定劃轉比例為企業國有股權的10%。截至2020年底中央企業已劃轉國有資本1.21萬億元。隨著老齡化加劇，社保基金缺口壓力越來越大，國務院強調還將加大國資劃撥社保基金的力度。疫情之下，央企收入和利潤增速，超過普通家庭增速，也超過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作為國之重器、民之財富，央企國企理應肩負重任，為政府分憂，為家庭保障。如今，央企提高利潤上繳比例和資產劃撥比例，是解決社保基金虧空最直接的方式。
央企和國資解決社保問題，實際上為廣大普通家庭增收。政府可以降低社保繳納比例，切實降低了企業的成本，激勵企業增加投資；減輕了年輕人的負擔，激勵普通家庭消費。社會保障提高，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更敢消費，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家庭福利增加。
除了社會保障，另外一大民生問題就是住房問題。過去十多年，房價迅速增長，房地產出現泡沫化，住房成為了普通家庭的最大成本。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100元，其中人均食品（包括菸酒）支出7178元，佔比29.8%；人均居住支出5641元，佔比23.4%。居住和食品佔據了居民消費支出的大頭，超過50%。數據顯示，全國平均來看，2020年我國商品房房價收入比達到9.2。其中，深圳房價收入比為全國之最，達到驚人的48.1，三亞、廈門緊隨其後，也超過了30。
如何降低家庭住房成本？
解決住房問題，我們本應該是有國有土地優勢的。新加坡就是使用國有土地解決住房問題的典範。新加坡同樣是土地國有製，其政府利用其強制徵地權，發展福利房模式，為公眾建設、提供組屋，即廉租房和廉價房，超過80%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房裡。不到20%的家庭住房交給市場，通過購買或租賃私人住宅來實現。
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租金低，租金普遍低於家庭收入的10%；而廉價房對於普通新加坡家庭來說，也不會構成過高的負擔。以2017年的數據來看，兩房的廉價房新房，面積46平的，總價格在11萬新元，相當於50萬人民幣。對應的月收入是3500新元，普通家庭3-4年便可以買得起新組屋。
中國城市的土地都是國有土地，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國有土地大規模建設福利房，解決普通家庭最為重要的住房問題。住房問題解決了，住房成本下降了，家庭收入自然增加，隨之而來的是投資、消費和經濟的增長。
總結起來，政府提高普通家庭收入三大有效措施：一、提升央企利潤和國資的劃撥比例，用於充實國家社保基金，解決普通家庭的社保問題；二、地方政府利用城市國有土地大力建設保障性住房，解決普通家庭的住房問題；三、減稅降費降社保，增加家庭收入，提振投資與消費信心。
最後，有人會提出一個好問題：家庭增收不是靠市場嗎？都靠政府解決，政府債務怎麼辦？
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自由市場促進家庭增收的邏輯是什麼？那就是，自由價格的資源配置效率更高。減稅讓利於民，國資充實社保，國土解決住房，就讓更多的資源流入普通家庭，讓市場配置更多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家庭福利增加，最終政府稅收收入也增加。
當下，正是減稅好時節！(清和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