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單身的我,做了個決定:凍卵。
我一直沒想好,要不要成為一個媽媽。我對於“成為一個母親”並沒有強烈的排斥或執著,但我也是有一些期待的——我未來的孩子是什麼樣子的呢?
然而,目前的我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未準備好。經濟上,我還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更大的作為,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一直希望自己寫出更好的作品,這也意味著我要走更遠的路,去認真看看這一整個世界的模樣;與此同時,我也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去獨自撫養一個小孩。
心理上,雖然我期待有一個孩子,但我覺得自己也仍舊是個成長中的大小孩,我還無法安心對一個生命負責。
不爭的事實是,女性的卵巢功能每年都在衰退,這讓我開始感到焦慮。所以我終於做了決定——我要凍卵。
凍卵這件事, 最近幾年不時出現在新聞頭條上。2018年底,30歲的徐棗棗被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拒絕提供凍卵服務。爾後的2019年9月,徐棗棗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立案,並於年底第一次將醫院告上法庭。一審敗訴後,二審在今年5月9號開庭,結果將擇期宣判。
彼時的我,也剛滿30歲,沒有為生育問題感到太多焦慮。而今我34歲了,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處境。
為自己買一份“生育保險”
目前在中國大陸,女性只能在婚後且患有不孕症或惡性腫瘤的情況下才能凍卵。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對單身男性凍精卻沒有明確限制,男性能夠以“生殖保險”等目的申請保存精液。
事實上,男性生殖細胞較女性更少受到年齡限制,但女性的卵巢功能每年都在衰退,因此女性比男性有更急迫的保存生殖細胞的需求。
我今年34歲了,住在台灣,台灣對單身女性凍卵沒有限制。即便如此,在是否要凍卵這件事上,我仍舊是猶豫了很久。
在醫生朋友的推薦下,今年 5月15日,我去了一間評價不錯的生殖診所。做完血檢和超音波後,我的一切數據都很漂亮,也就是說,我已經可以開始進入凍卵療程了。我記得第一次檢查結束後,溫柔的護士對我說:“為自己考慮,這是個很棒的決定。”
5月31日,我第三次去看診,醫生會根據我的荷爾蒙指數決定什麼時候打排卵針。中午抽完血,傍晚看報告。從診所出來的時候,天空下起雨來,我覺得有一點寂寞。
在決定凍卵之前,我和很多不同年齡層的人聊過,其實周圍的同齡人基本都是支持的,但絕大多數50歲以上的男性友人都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你現在的當務之急,應該是找個好男人嫁了,趁年輕趕緊生一個。
這令我不禁疑惑:是我想多了,還是別人想少了?
“結婚、生子”固然在法律和傳統上是“配套的最優解”,但這似乎又與一個女性個體“想成為媽媽”“養育一個生命”沒有必然聯繫。此外,我也還未找到那個可以讓我產生“一起生個孩子”這種深厚連接的人。我見過太多為了孩子不得不在一起的夫妻,包括我父母——我知道,他們這一生都不會因對方而感到幸福。
在傳統社會,女性常常被當作“生育機器”,但是當代女性,已經逐漸從傳統窠臼中走出來,而當代醫學的發展,讓女性得以進一步在生育問題上獲得自主權。
我並不“厭男”,就像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說的:“我從十幾歲開始,就對婚姻制度不感興趣,並不是不喜歡男人。”對我來說,我並不排斥和一個喜歡的人共同養育一個孩子,但如果上述條件沒有達成,於是凍卵對我來說,是當下最好的選擇。雖然費用昂貴,每年還要繳交保管費,但這相當於我為自己買了一份保險。待在“窮途末路”之際,我還是有機會要一個自己的孩子。
關於女性30歲的門檻
徐棗棗說,讓她產生凍卵想法的契機,是在30歲這個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研究生畢業後,徐棗棗在北京工作了4、5年,當時她正處在事業上升期——這讓她更自信,也對自己的成長更加認可,她渴望在職場上有更多的投入。
然而,30歲左右的女性也正面臨被家人、被社會催婚催生的壓力。對徐棗棗來說,一方面,她不想放棄職業,因為還未完成自我實現,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被催婚催生的壓力裹挾。
“社會創造了(30歲的女性就需要盡快結婚生子)這種想法,但我不希望未來對自己的人生後悔。”
但徐棗棗也不是堅定的不婚不育者。她對媒體表示,“我不知道40歲的我是否會想要孩子,就像20歲的我不知道30歲的我會養身、健身,30歲的我也預期不了40歲的自己。但我知道身體和境遇都會改變,我想延遲這個決定(生育)的時間。”
“我沒辦法為以後的自己承諾要不要孩子。但在那麼多的不確定之中,我想抓住一個確定的東西(凍卵),把一部分確定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回到30歲,那時候的我正在為一場感情“奔波”,那時候的我也正面臨家庭巨大的催婚催生壓力。我放棄手頭的工作,從此岸來到至彼岸,追逐著我戀人的腳步。然而相愛容易相處難,戀情也無疾而終。
我還是相信愛情的,也樂於和喜歡的男性在一起。然而,在傳統觀念中,仍舊是有“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說法,“女主內”常常意味著家務勞動、生育和養育小孩。
弔詭的是,女性早就在各行各業展露頭角,女性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並不低,但即便工作中的女性,也常常必須為了育兒放棄工作。否則,就需要仰賴家中老人,或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支付保姆費用。此外,職場對於女性仍舊有“年齡歧視”,生育期的女性會因為“有可能會想生孩子”而遭遇隱形門檻,而生育後的女性想要重回職場,也會面臨“後浪”蜂擁而至的嚴苛挑戰。
對我自己而言,我並不想依附男性,或者說我不想依附任何人,所以我必須一刻不停地工作。如果既能完成自我實現,又能遇到喜歡的男性共同養育一個孩子,我會感到很高興。但如果情勢之下我並未遇到這樣一個人,我又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那麼現在凍卵,未來等我自己有了一定經濟能力後,我很樂意自己給自己生一個孩子。
所以回到前面提到的,我的50歲以上男性友人的建議——“趕緊找個好男人嫁了,趁年輕趕緊生一個”。與徐棗棗一樣,我不想後悔,不想做倉促的決定,也不想失去成為媽媽的機會,但我更想先成為我自己。
“我還想生二胎”
其實不僅是單身女性,已婚、已育、離婚、再婚的女性,也都有凍卵需求。
我的小學同學鈴鐺今年35歲,她在30歲的時候因為懷孕而結婚,後來因為婚姻不幸福離婚。如今,在母親的陪伴下,她帶著5歲的女兒在上海生活,她自己在上海有工作、也給自己買了房子。
“我孩子很快就要到我們認識的年紀了。”電話那頭,我們都大笑起來。
鈴鐺說,如果按照原本的設想,她希望自己的兩個孩子相差3歲。只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先到的不是孩子,而是離婚。
和我這種“一人飽、全家飽”的狀態不同,鈴鐺是“上有老、下有小”,她明顯感受到,自己的時間、經濟和精力都不夠用了。“我父母年紀都大了,我一個人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我覺得一個人是搞不定的,我需要的,是一個靠譜的隊友。”
重點來了,是“靠譜的隊友”。經歷過一次婚姻失敗的鈴鐺,更不想草率進入下一段婚姻。然而,她是喜歡小孩子的,她也希望遇到自己的“隊友”時,還有機會和對方生一個寶寶。
當然,即便沒有遇到這個“隊友”,鈴鐺也不排除未來去精子庫給自己再生個孩子。所以當下她需要的,也是凍卵。“我想給自己留一個後備方案。”
除了考慮到自己,“凍卵”也是給她現在小女兒的“一次機會”。鈴鐺和我都是一胎化政策下的小孩,所以我們都體會過獨自長大的孤獨。幸好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都有朋友的陪伴。
然而,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原子化”、人們變得越來越宅,鈴鐺也會擔心女兒未來不一定能交到那麼多好朋友,自己也不一定會再次進入婚姻,想到未來自己的女兒有可能會獨自留在這個世界上,鈴鐺便覺得“很難”。
但鈴鐺也很清楚地知道,血緣也並不代表什麼,兄弟姐妹的關係也不一定好,但為人父母,總歸都想為自己的孩子“留下任何讓日子過得不那麼辛苦的機會”。
時代在改變
和徐棗棗類似,鈴鐺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知道了凍卵技術,也想過要去凍卵。“只是當時的網絡環境還不像現在這麼暢通,信息沒那麼發達,社會氛圍也不許可。總感覺(提出凍卵)這個事很貿然,不像你現在,發個朋友圈就說要去凍卵。”
事實上,當我發出與凍卵相關的朋友圈時,很多女性朋友都表示在考慮這件事,她們都有一個普遍的特點:高學歷、有工作、在大城市獨自打拼,有的辭去工作又去國外留學深造,甚至很多人都想“自己給自己生個孩子”。
從徐棗棗2019年提出訴訟至今的4年時間裡,她也感受到,凍卵這件事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討論到,她也看到了越來越多女性對此的需要。其實當初開庭時根據門戶網站的投票,很多人都是秉持“中立”的態度,後來隨著聲量的變大,徐棗棗也聽到一些多元的聲音。
例如,開放單身女性凍卵後,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單親家庭,孩子的心理、教育等問題要如何解決等等。
“我認為這些討論是有價值的,是為政策開放所做的準備和民意的收集。除了那些惡意攻擊,我覺得理性討論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徐棗棗說。
回到我自己,身在台灣,單身可以凍卵,但現有政策下,只有結婚才能“啟動”。也就是說,輔助生殖只能適用於已婚夫妻,單身女性並不能通過輔助生殖懷孕生子。未來我還是要完成“結婚”這件事,才可以有一個孩子,所以“自己給自己生一個孩子”這件事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此外,根據台灣2022 年的研究數據, 凍卵使用率只有8%。
不過,對我來說,人生還很長,還有很多夢想、很多挑戰、很多有趣的事要去完成、 要去體驗。當我決定為自己買一份生育保險,我相信,這會是一筆值得花的錢。(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