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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玟生前錄音，叫不醒裝睡的娛樂圈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28年做一個歌手，站在台上被別人侮辱！”
8月17日晚，一段疑似著名歌手李玟Coco生前控訴綜藝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的錄音在微博上遭到曝光。這份網傳錄音長達9分鐘，內容涉及去年9月李玟在錄製《中國好聲音》期間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在錄音中，一把疑似李玟的聲音憤怒地吼道：“我犧牲自己無所謂，我沒想到原來他們都是一堆壞人，去整我，因為我說真相，我命都不要，就是想幫助這些孩子。我說賽制不公平，節目組說賽制就是這樣的，沒有導師可以改變。”
她透露，由於對節目組“不公平的賽制”提出異議，“他們（節目組）要跟我動手，他們說，你必須要離開這個舞台”。
錄音還提到，由於李玟身負腿傷，加上穿著7寸高跟鞋，無法在舞台上獨自站立太久，因此“要他（學員）一定站在我身邊支撐住我”。但最終錄製時，節目組卻把學員安排到了舞台的另一邊，最終導致李玟在舞台上摔倒。
李玟在《中國好聲音》上的最後一次演出，身邊沒有學員。
當晚，9分鐘的錄音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首，同時在各大社交平台廣泛傳播。隨後，《中國好聲音》官方微博發布聲明進行回應，表示該錄音是“部分自媒體賬號在網絡平台散佈並經惡意剪輯的”。
實際上，這並不是綜藝節目組的第一次翻車。此前也有應采兒、袁立等藝人透露，自己參與電視台綜藝錄製時，受到了節目組的不公平待遇。中國香港歌手陳奕迅更曾在香港綜藝上透露，某選秀節目到了導師選拔的環節時，導演會出手干預。
針對綜藝行業的賽制、運行、內幕等行業亂象，新周刊採訪了資深綜藝編劇黃小申。
新周刊：在一個綜藝的製作過程中，節目組/製作方的權力佔比是多少？
黃小申：一般來說，製作方都是佔有絕對主導權的。但商業化的綜藝，會把部分權力向贊助商或者主辦方傾斜，所以他們還是會有一定自主權，可以決定邀請哪些藝人參與這檔節目。因為贊助商會去衡量市場對藝人的需求，如果對方有一定的流量或者能帶來足夠關注度的話，節目組就會考慮用這個藝人。
新周刊：那節目組/製作方如何操縱一個綜藝節目的錄製走向？
黃小申：首先，我們可以把綜藝簡單分為兩類，一種是非強競選類，另一種是強競選類。
如果不是強競選類，大家只是玩遊戲或者聊聊天，我們可能會給到藝人一個初期的腳本，腳本只包含大概的話題或者方向，表明編劇或者節目組想呈現給觀眾的內容。但在前期，我們會不斷跟藝人溝通，把他們真實的想法寫在腳本里面。
新周刊：在錄製非強競選類節目時，藝人會順利按照腳本錄製嗎？是否有出現過不按常規出牌的情況？
黃小申：不一定。藝人很有可能根據我們之前商量好的方式去呈現，也有可能根據當天的心情或者其他原因而變卦。
這跟藝人個性的關聯度還是很大的。有些藝人就喜歡一板一眼地按照商量好的腳本走，完全不出一點偏差。但有些藝人可能想到什麼，就臨時給腳本加點內容，或者看心情自由發揮。但總的來說，情況都在可控範圍內，並不會背離節目的大致走向。而很多時候，藝人自由發揮的部分經過剪輯後，反而讓節目變得好看。
新周刊：所以強競選類節目的不可控性會更高嗎？
黃小申：有選拔性質的強競選類節目，確實可能會存在很大的差別。
我曾經參與過一檔選秀節目的製作。節目背後有很大背景的讚助方和平台作支撐，相當於平台自己贊助自己，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話語權幾乎是百分百的。恰好那一次我負責賽制設置的工作，便涉及到了強競選類節目中淘汰和晉級的問題。
從觀眾的視角來看，不到最後一刻，肯定是不知道誰會晉級、誰會淘汰，這對幕前的任何人來說都是有懸念的。
但那一次我發現，在整個錄製過程中，主辦方對比賽結果的干預非常多。在正式的錄製前，我經常會接到主辦方派過來的人和我說，這一期必須要想辦法讓哪個藝人晉級，哪怕其票數不夠。如果這位藝人可能會被淘汰，那工作人員必須要製定新的規則，讓這位藝人能留下來。
在那次的節目裡，可能每一次公演前，我都會接到或多或少的干預，讓我一定要保某個人，這讓我有時候感到很痛苦。因為經常是錄製之前的一兩個小時，主辦方才把要求給到，時間非常緊急。在收到指示後，我必須要馬上去和擔任評委或者嘉賓的藝人溝通，讓他們盡可能地保住主辦方想要留住的人。
新周刊：接到要求的藝人大多都會順從嗎？
黃小申：有些藝人可能覺得無所謂，他們覺得“這就是我的一份工作而已。既然贊助方或者說主辦方讓我這麼去做，那我就接受，沒有關係的”。只要主辦方給的錢到位，那有些藝人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藝人還是會有自己的堅持。我記得特別清楚，有一次我給一個嘉賓去傳達這樣的信息，但ta當時沒有很明確地答應我，就說ta會考慮一下，但還是要按照藝人們在台上的表現來做出最終決定。也會遇到有些藝人真的很生氣，特別排斥、抗拒節目組讓ta暗箱操作，就會表達出下次不會再參與該節目錄製的想法。
所以你能看到，在這個過程裡，每個藝人給自己留的底線其實是不一樣的。
新周刊：李玟錄音的熱搜全靠營銷博主和素人們自發傳播，反觀娛樂圈內，明星幾乎全體噤聲，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黃小申：藝人面臨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在進入節目、開始真正錄製之前，會有非常多次的關於合同的溝通，這都關乎最後臺本的落實情況。他們籤的合同里面，是有保密協議這部分內容的，這是現實上面臨的最大阻礙。
即便是我和一個明星私交很好，我很希望為對方發聲，但如果我面臨像保密協議之類的束縛，即便我說的是實話，我依然有可能要面臨比較高額賠付的訴訟、追責等，這都是藝人不願意去面對的。
另一方面，這件事情本身已經過去，如果這位藝人跟我沒有那麼大的關係，我是否有必要去義憤填膺地去為所謂的正義發聲？尤其是聲名越高的明星，需要考量的部分就越多。為這次事件發聲，也許會贏得一些觀眾的好感，但是也有可能讓一些製作方對你有了想法。
新周刊：大多數藝人害怕得罪節目組，那麼會有藝人因為發聲而被圈子排擠甚至封殺嗎？
黃小申：我們經常說要把哪個藝人在某個圈子裡面封殺，但其實真正能做到這種程度的人屈指可數。
現實情況下，更多時候是我這個團隊知道了某個人可能不太聽從節目組的安排，又或者事兒太多，那我的團隊以後做的任何節目，很有可能都不會再和這位藝人合作。
當然，所謂的圈子其實還是在的。畢竟做綜藝的人流動性很大，我今天在A節目組，明天我就可能會去B節目組。那麼在B節目組開始推薦人選的時候，我可能就會把這位藝人的事蹟說出來，B節目組聽了我轉述的信息之後，很可能就不考慮讓這位藝人上B節目了，是會有這麼一種傳播方式的。
新周刊：那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圈子內的一種“無聲的封殺”嗎？
黃小申：如果藝人很愛表達自己身上真實的一面，反而會影響他們在娛樂圈的一切合作。邀請你會成為製作方的一種顧慮，他們會達成一種默契，“無聲的封殺”其實是存在的。
明星肩負著很多人的共同利益，包括ta的公司、經紀人、員工等，所以發聲是一件需要慎重面對的事。也許明星希望為一個事件發聲，但是他們的經紀人會理性地衡量一切。
新周刊：綜藝節目頻出事故，為什麼製作方仍然混得風生水起？
黃小申：這也是近年來我個人的困惑之一。綜藝行業的事故那麼多，但似乎對製作方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包括之前那麼轟動的高以翔事件，大眾的關注度、後續影響其實都挺大的。按道理說，它應該得到嚴肅的處理。然而最後的結果，僅僅是把那個節目停掉。
首先，大眾對節目背後的團隊並不熟悉，甚至可以說是陌生。即便出了事故，背後的團隊仍然可以去製作別的項目，顯然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大眾對節目背後的這些製作方、導演、編劇等並沒有那麼強的一個認知意識。
如果這些人重新去做其他類型的綜藝，或者是做回同樣類型的綜藝，但只是換個節目名，大眾其實是很容易重新接受的。因為大眾對幕後的人是沒有任何感知的，大不了就是節目組重新請一批新的明星面孔上節目而已。
新周刊：大眾如果僅僅抵制了一個節目名，這種抵制對製作方會有影響嗎？
黃小申：我的觀察是，當時高以翔事件發生之後，儘管很多觀眾說要抵制電視台、節目組，但其實大多數人並沒有認真地去去履行諾言，或者去思考怎麼樣才能真正地做到拒絕這件事情。
因為它是非常具體的一件事，如果真的去執行這件事，這個電視台我以後就不看了嗎？如果這個電視台哪天又做了一檔新的綜藝，裡面有我喜歡的明星，粉絲便會順理成章地去看。大多數普通觀眾是完全思考不到這個層面的。
回看Coco的事情，其實在去年節目錄製期間，這件事就已經被爆出來了。但是熱度過後，事情便過去了。直至她離世，這件事才又一次被翻了出來。觀眾口口聲聲說要去抵制的一些東西，很有可能過幾天就會被忘掉。
正如剛剛所提到，製作方或者節目組可以玩的方式和花樣非常多，換個包裝、換一批工作人員、換個節目名，觀眾便不認識了，並且會以看待新鮮事物的態度去接受他們。更何況，很多製作公司的背景在娛樂圈裡還算是力量強大的，觀眾的抵制很難對他們有實質性的影響。
李玟“控訴”9分鐘，中國好聲音背後公司市值蒸發234億港元
CoCo李玟錄音事件如同一隻蝴蝶的翅膀，其扇動的餘波仍在持續擴大。
8月17日，有網友在網絡上放出一段李玟關於《中國好聲音》的約9分鐘錄音，講訴了其在節目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並且受到威脅和侮辱，直指節目賽制存在問題。
當晚，中國好聲音微博回應表示，該錄音為惡意剪輯，“李玟生前控訴《2022中國好聲音》”，是對逝者的不尊重，也嚴重損害節目形象，表示強烈譴責。
一石激起千層浪，網友翻出《中國好聲音2022》最後一集，畫面中李玟與自己的學員王澤鵬一起演唱《永不失聯的愛》，兩人分立而站，但李玟明顯因站不穩而身體搖晃。最後李玟還摔倒在地，結束該集錄製後，李玟立刻回到香港接受治療，這也成為了李玟的最後一個舞台。2023年7月5日，李玟因抑鬱症輕生搶救無效去世，終年48歲。
錄音事件後，韓紅、金星、王澤鵬等超10位明星、學員為李玟發聲。一時之間，市場上對於《中國好聲音》的聲討不斷。8月20日，浙江廣電集團回應稱，針對大家關心的問題，將進一步調查核實。會認真傾聽吸收，督促節目製作方努力改進工作。而《中國好聲音》的節目製作方正是星空華文（6698.HK）。作為當事方，星空華文至今尚未作出回應。
受此影響，星空華文8月18日、8月21日連續兩天股價下跌，分別下跌23.43%、31.23%，市值兩天縮水234.51億港元。截止8月21日，星空華文報收65.3港元/股，總市值260.25億港元。
股價下跌背後，星空華文與《中國好聲音》深度綁定，這場輿論風波，星空華文該如何度過？
星空華文成立於2012年，從事文娛相關IP行業，主營綜藝製作。其業務還包括音樂IP、電影IP的運行，藝人經紀、演唱會製作、藝術教育及培訓等。
據諮詢機構“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按2021年的收入計算,星空華文是中國最大的綜藝節目IP創造商及運營者，市場份額為1.6%。
其王牌作品《中國好聲音》，於2012年推出即一炮而紅，至今已有十年。第一季首播收視率即達1.5%，第二期飆升至2.8%。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播出十季後，《中國好聲音》創下中國季播持續時間最長的綜藝節目的記錄。
《中國好聲音》的高收視率也給運營商帶來了豐厚的利潤。曾任浙江衛視副總監的杜昉對《瞭望東方周刊》透露，“第二季《中國好聲音》決賽，每15秒廣告費被拍出了380萬元的天價。” 而在最初，《中國好聲音》節目廣告費每15秒也僅15萬元。
直至今日，《中國好聲音》仍然是星空華文最大的“現金奶牛”，也是星空華文最賺錢的綜藝之一。
圖源：《招股書》
《招股書》顯示，2019年至2021年，星空華文收入排名第一的項目分別是《中國好聲音2019》《中國好聲音2020》《中國好聲音2021》。期間，《中國好聲音》這個IP分別為星空華文貢獻收入4.9億元、3.25億元、2.51億元。
不過，過去四年半來星空華文業績表現不盡人意。
2019-2022年，星空華文收入持續下降，分別為18.07億元、15.6億元、11.27 億元、8.73億元；淨利潤分別為3.8億元、-2780萬元、-3.52億元和8691. 8萬元。
2023年上半年業績預告顯示，預計錄得收入在約1.41億元至1.51億元之間，經調整淨虧損預計在約人民幣1830萬元至1460萬元之間。
對於2021年的巨虧，星空華文解釋稱，主要由於製作的超大型綜藝節目數量由2020年的8個減少至2021年的7個，以及《中國好聲音》產生的收入下降，和企業客戶廣告預算下降等原因。
2016年至2018年，是國產綜藝的井噴期，也是資本最洶湧的時期之一。
資本對爆款綜藝的追捧可謂不遺餘力。但星空華文的爆款綜藝還面臨著不少歷史遺留問題。比如在版權上，《中國好聲音》的原創方為荷蘭Talpa公司的《The Voice》，最初浙江衛視和燦星文化，以200萬元的版權費拿到了《The Voice》在中國的三年版權。
三年播出四季後，荷蘭Talpa公司並未與燦星文化續約，而是轉手和出價更高的唐德影視簽訂協議，以6000萬美元（約4億元人民幣）成交，唐德影視為國內《The Voice》版權的唯一和獨家所有人。
Talpa公司隨後向燦星文化發出禁制令，禁止後者製作及播放《中國好聲音》第五季節目。《中國好聲音》搖身一變，更名為《中國新歌聲》繼續播出。隨後雙方開啟了兩年之久的版權戰。
直到2018年，唐德影視、燦星文化與浙江衛視才就版權問題和解。但《中國好聲音》元氣大傷，加上觀眾審美疲勞，偶像選秀代替草根選秀成為新的熱點綜藝。
除此之外，2016年到2018年，也是韓流來襲的井噴期。
星空華文沒放過這個機會，與韓國MBC合作製作《蒙面歌王》。2016年，雙方簽訂協議，共同製作《蒙面歌王》第二季至第四季，每季版權費280萬美元（約1780萬人民幣）。
但2017年、2018年，星空華文並未獲得相關書面批准，於是在無MBC參與的情況下開發製作了《蒙面唱將猜猜猜2016》《蒙面唱將猜猜猜2017》和《蒙面唱將猜猜猜2018》。2020年7月，MBC以違約為由向法院對星空華文提起訴訟，索賠總額約人民幣1.1億元。
星空華文在《招股書》中表示，根據雙方簽訂的補充協議，若未能自主獲得政府機構取得書面批准，准許雙方於原協議項下的義務將不適用於《蒙面歌王》第三季或第四季。因此星空華文並未向MBC支付相應版權。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合作的不僅有《蒙面歌王》，還有2016年雙方計劃共同開發綜藝節目《戶外真人秀》。為此星空華文向MBC支付了製作諮詢服務費260萬美元（約1660萬人民幣），但星空華文聲稱，MBC並無提供任何製作諮詢服務，因此要求其退換260萬美元以及違約金52萬美元（約330萬元人民幣）。
對此MBC表示，其參與了綜藝節目《我們的挑戰》的製作，並提起反訴，索賠金額合共約為4750萬元，主要涉及製作費、違約罰金及逾期付款的應計利息。
2021年9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MBC部分參與綜藝節目《我們的挑戰》的開發，並責令星空華文向MBC支付製作諮詢服務費人民幣1000萬元及逾期付款的應計利息。對此結果，星空華文和MBC均提起上訴。
一邊是淨利的下滑，一邊是頻發的版權糾紛。星空華文的上市路可謂十分坎坷。
2015年之前，燦星文化本計劃在港股上市，建立了紅籌架構，2015年下半年，又決定在A股上市因此拆除VIE結構，股權結構幾經變化，部分機構投資又退出，管理層再收購、還涉及投資款、債務等問題，各相關利益方在其中盤根錯節，難辨真假，燦星文化在《招股書》中，足足用了15頁內容介紹其紅籌架構建立與解除的過程。
股權結構不穩定的情況下，上市委關於實際控制人的認定多次問詢。《招股書》中稱，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田明、金磊、徐向東、華人文化天津的共同控制。監管方則認為，公司在拆除紅籌架構後，股權架構設計複雜，認定實際控制人的理由不充分、披露不完整，不符合創業板相關規定。
更關鍵的是，紅籌架構搭建期間，燦星文化還出現了賀斌、盤斌、龔牧龍、馬天寧等4名中國公民根據美國新聞集團安排持有燦星有限股權，其中龔牧龍、馬天寧二人除了持有燦星文化股權外，另一身份是當時美國新聞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
根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規定，禁止外商投資電視節目製作發行和文化（含演出）經紀業務。
2018年和2020年，燦星文化兩次試圖A股上市，都以失敗告終。事實上，當時的燦星文化“股權結構複雜”“實際控制人的確定缺乏實際依據”等問題，也對其上市之行形成阻礙。
直到2022年12月29日，星空華文（6698.HK）才終於在港掛牌上市。
星空華文的版權問題並非國內的個例，早年間更有甚者從不購買版權，直接抄襲。有行業人士指出，當時頻繁爆發的版權糾紛，既有國內製作商對韓國等國家多個成熟綜藝模式的信任和已有流量的追捧，也有其自身原創實力的不足和不願探索嘗試等方面的原因。
這方面更多的案例，例如MNET的《PRODUCE 101第二季》與愛奇藝的《偶像練習生》，《SHOW ME THE MONEY》和《中國有嘻哈》；TVN的《尹食堂》和湖南衛視的《中餐廳》；SBS的《叢林的法則》和安徽衛視的《我們的法則》，SBS《我家的熊孩子》和湖南衛視的《我家那小子》。當時流行的綜藝節目總有些別人家的味道，其實背後翻車、水土不服的也有不少，只是“糊”成了最好的保護色。
“由於各國國情不同, 歷史不同, 人們的生活習俗不同, 所以綜藝節目表達方式和內容也各有不同。中國歷史悠久, 有非常優秀的傳統文化, 立足本土, 製作有中國情懷，中國特色，中國視野的節目是非常有必要的。把中國特色的文化運用在各種題材和風格的綜藝節目裡, 比如:中國功夫、中國山水、中國民俗節日等元素, 不僅不會陷入到抄襲糾紛裡, 而且會形成中國風格, 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 ”河南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莊娟表示。
面對電視市場的娛樂亂象, 國家廣電總局幾次發布“限娛令”, 整治電視行業生態亂象。央視帶頭製作出了《中國詩詞大會6》《經典詠流傳》《你好生活》《典籍裡的中國》《國家寶藏》等優秀綜藝節目重塑綜藝氣質與格局，不僅收視成績好，還引起了受眾對於中國文化生活、中國歷史的廣泛討論和稱讚。
回到星空華文，曾導演《中國好聲音》的金磊導演近年又導演了綜藝《追光吧哥哥》，但吐槽大於好評，另一位導演陳偉又導演出了《這！就是街舞》，收穫了好口碑，卻難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