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移民，在海外留學或工作，曾代表著一種光鮮亮麗的人生選擇。

30年前風靡一時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裡，姜文飾演的男主角背著小提琴，仰望曼哈頓天際線的畫面，讓無數國人心馳神往。進入世界名校，努力紮根海外，逐漸成為中國人自我實現的奮鬥目標。

根據聯合國移民署公佈的「世界移民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年底，中國海外移民的總人數超過1,073萬，位列世界第三。社交媒體上如展覽西洋鏡般曬出國外生活“藍天白雲空氣好，收入高、壓力小”，移民中介海報上的海灣大橋，寄託了年輕人對烏托邦的美好想像。

轉折發生在近兩年。社群平台上的出國熱漸漸褪去，「回流反潤」的潮流悄悄興起，手握綠卡的天之驕子們，好不容易在海外紮根，卻開始後悔當初出國的決定。

有人辭去國內高薪工作，到澳洲幹體力活，發現長期做白領工作的自己，並不適應在工地抬鋼筋水泥；有人全家移民後，因為文化隔閡，找不到能夠談心的朋友，最後選擇獨自回國；還有人羨慕歐洲人的鬆弛與快樂，在荷蘭上班後發覺，國外同樣不乏「狗屁工作」。

國外商超貨架上琳瑯滿目的日用品和蔬果，價格動輒是國內的5、6倍；社區醫院下午3點關門，如果生病，小病靠扛，大病看命；走在大街上甚至時不時被當地人喊話「Go back to your country」（滾回你的國家）。

朋友圈分享的九宮格只是真實生活的冰山一角，走出國門的年輕人，開始懷念在國內和朋友熱鬧鬧鬧吃火鍋的記憶，以及電話那頭，來自親人的遙遠又熟悉的聲音。

於是，萍飄四方的移民們回頭望，重新走向身後的故土。

“金融理財師，澳洲工地扛水泥”

剛到墨爾本時，李凱在工地上乾小工，將重達100斤的鋼筋水泥扛在身上來回搬運，或者背幾十斤重的工具箱，裡面裝滿鋼釘和釘槍。

負重工作一整天，李凱累懵了，在家躺了三天才緩過勁。

出國前，他很嚮往國外的藍領工作，薪水高、地位與白領平等、上手快、不受語言和文化限制。因此，儘管在國內他是金融理財師，落地澳洲後，卻向不少藍領崗位投去履歷，從中選了這份搬運工作。

李凱1.8米，150斤重，經常泡健身房擼鐵，認為扛東西不是難事，但正如他所言，“'能扛動'和'從早扛到晚'是兩碼事”。

澳洲搬運工分小工、中工、大工，新手都從當小工開始，每天工作8小時，每兩小時之間休息10到15分鐘，永遠包辦最髒最累的活。沒有健身房的動感音樂和跑步機上揮汗如雨的暢快感，真實的工地，只有避無可避的烈日和混著沙土的鹹澀海風。

有一次，李凱需要沿著鐵架爬上三樓，擦掉外牆多餘的油漆。當天風很大，輕薄的鐵架無時無刻都在搖晃。當他往上爬時，手腳跟劇烈顫動，透過鐵桿往下看，如果自己摔下去，肯定會頭破血流，想到那次的驚險經歷，至今依然令他有些後怕。

在工地上班不久，李凱換到台灣老闆開的炸雞店工作，時薪只有22刀。李凱發現，即使在國外，缺乏技術含量的藍領工作也不高薪。 “藍領薪水高”的前提條件是“懂技術、有門檻”，他認識一位西澳的電焊工，時薪高達70刀。他算了筆賬，老家西安的平均月薪3500，人家一天就賺到了。

因此他下定決心掌握一門技術──學習開叉車。他報名了關於駕駛堆高機的職業教育課程，透過一週的技能訓練拿到證書，在一家快遞工廠做貨品分類。

開叉車減少了體力的耗損，卻大大增加了李凱的心理壓力。工廠裡來來往往都是人，他一天需要卸數百件貨品，總擔心自己哪天一不小心會砸傷別人。

來澳洲做藍領工作，不完全是李凱的心血來潮，他有海外生活經驗。他曾在美國讀本科，並學習工商管理。回國後，他換過幾份工作，創業兩次，以失敗告終。家人勸他回西安老家考公務員。但李凱不想過“一眼望到頭的生活”，去年跟著女友來到澳洲。

誠然，澳洲有廣闊的沙灘海域，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流光溢彩的歌劇院......但此時的李凱，更想念火鍋、串串還有老家西安的麵食。在老家西安，一碗油潑面只要12塊錢，而在澳洲，吃碗麵都要花好幾倍的錢。

墨爾本的曠野上沒有格子間，卻有大量的露天工地和快遞工廠。出國近一年，李凱終於明白，國外的藍領工作沒那麼快樂，他在社群媒體上勸大家打消來澳洲打工的念頭，「每天習慣坐辦公室的人，過來做苦力活，真的吃不消」。

“高考後全家移民，我卻後悔了”

絕大多數到海外生活的人，無論體驗是好是壞，都是自己主動做出的選擇。君君的故事則有些不同，她遠赴加拿大的開端，是父母準備多年的特別「驚喜」。

高考結束後，當君君正在猶豫該填報什麼院校，母親遞上了一沓資料，稱已經為她申請加拿大的高校，可以直接入讀。

更讓她驚訝的是，父母辦理的是投資移民項目，全家已經預備拿到「楓葉卡」（即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權）。先前父母一直將她蒙在鼓裡，是怕她放鬆警惕，對高考掉以輕心。

君君的父母白手起家，全年無休，一直都在為生意奔波。她和弟弟從小被送到外地的寄宿學校，小時候，母親曾經給他們上報紙上優秀學子的勵志故事，問君君未來想上什麼大學。

90年代正值「留學潮」興起，君君隨口說出了「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她從未想過，自己隨口說出的回答，竟讓母親誤以為自己夢想出國，並努力為她實現了這個「夢想」。

對君君來說，轉變來得太突然了。在高考之前，她構思過理想的大學生活，學畫畫、參加街舞和音樂社團，跟寢室舍友上課、知無不談。

但在海外上學，和她想像中截然不同。海外大學講究“寬進嚴出”，為了修夠學分順利畢業，很多學生會在圖書館複習一整夜，同一個宿舍的捨友都很少碰面。

文化差異帶來的隔閡無法被忽略，她聽不懂外國同學聊的籃球明星、美劇、當地人才懂的俚語，對方也對自己喜歡的街舞和漫畫一無所知。君君homestay （家庭寄宿）時期住在本地人家裡，只會在吃飯的時候和他們坐在一起，平時幾乎零交流。

人們總以為只有華人愛抱團，其實白人同樣喜歡抱團，君君交到的朋友大多都是華人，「外國人可以聊天，但難以交心，畢竟文化和成長環境太不一樣了」。

大三那年，發生了一件讓君君後悔到國外的事。她選修了一門課“數學經濟學”，期末考開始不到10分鐘，卻被任課的白人老師冤枉作弊，趕出考場。

老師判定她作弊的理由是，君君考試前繳交的筆袋裡，有一張記著數學公式的小紙條。那是君君在複習其他科目時隨手寫下的，公式內容並非這門課所學。最重要的是，考試期間，這張紙條並不在君君身邊，它被連同筆袋一併上交給助教檢查。

君君向老師據理力爭自己沒作弊，甚至表示可以到對方的辦公室重新考試。她想向系主任反映情況，電話卻被老師提前截胡。她只能看著對方為自己蓋上「有小抄本」的帽子，始終沒有機會為自己反駁。

被判作弊，意味著她會失去課程的分數，面臨延畢，甚至在檔案上留下污點。那段時間君君身處風暴中心，她不禁在想，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白人學生身上，校方也會這樣簡單粗暴地處理嗎？

她開始懷念在國內時的生活，大學畢業後，恰好深圳有個實習機會，她到某影視節組委會實習，國內的溝通方式、文化氛圍、職場環境讓她感到久違的熟悉，對比之下，君君堅定國內的生活更適合自己。

她向父母提出回國永居的想法，卻遭到了反對。徹底回國居住，意味著要放棄在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權，但為了這張楓葉卡，父母不僅花了大筆資金，還犧牲了國內的生意。君君考慮再三，擱置了這個想法。

直到去年，君君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國際會展策劃的工作，她終於能有理由長期待在國內。這份工作需要常出差，忙到不能準時吃飯，沒有時間健身。但她欣喜於自己的工作能力正快速成長，和同事溝通協作時，彼此之間都有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上海沒有加拿大足以穿透雲層的巍峨冰山，但君君身邊有了志同道合的夥伴。

“看胃病拖兩週，醫生的面都見不著”

有別於君君擁有全家移民的機會，蘇州女孩小婭同樣在加拿大求學，卻是高考失利後的無奈選擇。

2013年的夏天，在拿到高考成績單後，小婭決定出國留學，為自己的學歷鍍一層金。

她至今還記得浦東機場T2出關口的磨砂玻璃門，走過那扇門，從未住過校的小婭就要去另一個國家生活。往後多年，每當她看到背著書包的少年跟家長，在關口前垂淚相對，擔憂、不捨、搖擺不定的情緒就能被隨時喚醒。

到了加拿大，小婭心中飄忽不定的情緒沒有得到安撫，異國生活的困擾和不便先一步出現。

那段時間，小婭的胃部總是傳來陣陣痛感，伴隨著胃酸上湧，灼熱感襲來。在繁重的課業之間，胃痛持續消耗著她的精力。

小婭預約了住所附近的社區醫院，醫生請她去查幽門螺旋桿菌、驗血、驗糞便、吹氣。

這都是治療胃病的常見流程，但在國內時，醫院的各個科室都在同一棟大樓裡，所有的檢查流程只需要花半天時間。在海外獨自看病後，小婭才知道，在加拿大，看病是個漫長的過程。診斷歸家庭醫生負責，化驗歸實驗室負責，開藥又要去往其它地點。國內醫院的科室之間，上下樓不過幾步距離，在加拿大卻需要開車來回輾轉。

胃痛是小婭的老毛病，當小婭在加拿大社區醫院檢查完，詢問領取化驗報告時間時，卻被告知實驗室下午3點已經關門了。

她只好忍著疼痛隔天再打電話詢問，得知領取化驗報告的時間，被安排在一週後。

沒有化驗單，醫生沒法開藥，小婭傻眼了。一週之後，當她好不容易拿到化驗單，又要跟診斷醫師重新預約時間。距離掛號兩週後，小婭終於拿到了治療胃病的藥物，但此時，她的胃早就不痛了。

小病靠熬，大病看命。小婭曾陪伴朋友去過當地醫院的急診，加拿大沒有「線上掛號」系統，臨時看病只能在現場排隊，排隊10到12小時是常態。

在外生病本來就是人間疾苦，撐著病體通宵排長龍更難。工作後，有一次，小婭需要做手術，她果斷選擇請假「打飛的」回國內醫院，很快就完成了手術。

2020年以前，溫哥華每天有4班回國的航班，那時小婭總會攢著假期回來陪伴家人，和朋友相聚，但每當回到溫哥華，小婭內心卻變得空落落，「我認識這麼多在海外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想家」。

她曾猶豫要不要回國，但習慣了海外生活的她，又下不了離開的決心，名校畢業、海外工作、移民身份，每個標籤都光鮮亮眼，讓同齡人羨慕不已。

近些年，父母年紀漸長，每次在電話裡小心翼翼地試探小婭的回國意願。 2022年，她想了很久，下定決心辭職，結束了和當地男友的戀情，打包在溫哥華近10年的家當，坐上回國的航班。

這次，她從另一邊推開了那扇讓她又愛又怕的磨砂門，發現那扇門並沒有想像中可怕。

兩年間，小婭陪伴家中老人看過病、送飯、輪流看護。工作之餘，她喜歡陪家人在家鄉街道溜達幾圈，看著父母漸漸老去，她慶幸自己及時回來，守住了和親人相聚的珍貴時光。

“職場天花板低，遍地都是狗屁工作”

出國前後的想法差異，像是典型的「圍城」困境，走出國門前，人們渴望海外生活的鬆弛與新鮮，走出國門後，卻又留戀國內城市的熟悉與熱鬧。

2016年，吳恙第一次到荷蘭旅遊，正值當地“國王節”，大街上都是塗滿五顏六色油彩、興高采烈的荷蘭人。

吳恙和她的華人朋友走在街上，隔著十幾米，有幾個荷蘭人熱情地向她們招手，甚至走到她們面前，遞過來兩瓶酒，碰杯、祝福，然後散開。

吳恙被這種歡樂的氛圍打動，動了留在荷蘭生活的念頭，朋友問她要不要申請一年工簽，運氣好就能留下來。

吳恙聞言申請了工簽，卻遭到父親的反對。從小到大，吳恙跟父親摩擦不斷，控制欲較強的他不希望女兒留在國外。吳恙沒有顧及父親的反對，揣著僅存的1300多歐，留在了荷蘭。

熱心的朋友幫她在荷蘭租了一間小臥室，每月房租400多歐，但要「押一付一」。交完房租，吳恙只剩下300多歐，她用在英國買的小電飯鍋，每天給自己燉便宜的西紅柿雞蛋飯，或者拿郫縣豆瓣醬拌飯，就這樣簡單地應付了三個月。

吳恙在當地找到了傳媒類實習工作，月薪只有300歐。為了增加收入，下班後她還要到一家日料店做兼職，每天工作到晚上11點，站到雙腿僵直，久久不能緩過來。

幸運的是，吳恙實習轉正，如願留在荷蘭。她和身邊的華人朋友基本上都在華資企業工作，一方面是由於文化接近，本地公司傾向歐盟身份的員工；另一方面企業提供工簽的資質需要申請，因此，華人員工多的企業，更傾向聘用華人。

吳恙所在的傳媒公司負責影片製作業務，在荷蘭分部只有3名員工。她的職位是“製片人”，由於工作人員太少，聯繫對象、採訪、寫腳本甚至後期剪輯、給外包人員結款等雜務，都要她來承擔。

每到結款時間，外包的攝像和剪輯就會聯繫製片人吳恙，“你們什麼時候打款？”“我都等了多少天了”，有一段時間，吳恙一睜開眼就能看到幾十條新的訊息通知，卻只能旁敲側擊提醒老闆，「這筆款應該打了，您看能不能明天付錢」。

在以鬆弛著稱的荷蘭，吳恙依然需要週末加班，每天重複著「改字幕、摳logo」的瑣碎工作，工作能力很難得到真正的提升。

在荷蘭工作的五年，吳恙感受到一種無窮無盡的消耗感。表面上她工作體面、薪水不低，每天從現場跑到機房，能接觸新鮮的人事物。可吳恙自己知道，大部分時間，她都在處理細碎的外包工作，「小作坊」模式讓每一項工作，都只能蜻蜓點水、略沾皮毛，再深入的學問，自己一竅不通。

「加班文化」被老闆從國內帶到國外，身邊「996」的朋友比比皆是，到手的年假跟歐洲本地的同事差了十多天，吳恙覺得自己的工作熱情都被耗光了。

她在辭職後才對老闆講出心裡話，「做這份工作期間，我的能量一直在向下走」。

情緒脆弱時，吳恙喜歡外放一位網紅的直播視頻，她羨慕對方的情緒總能那麼飽滿，朋友勸她可以試試向這位主播的公司投遞簡歷。

她在國內求職網站上傳自己的履歷，除去心儀主播所在的公司外，陸陸續續面試了好幾家網路大廠。

國內平台提供的就業機會比荷蘭多，在跟國內HR交流的過程中，吳恙發現自己對工作的好奇與熱情重新回歸，狀態慢慢變好了。

「比起荷蘭的工作，國內的賽道過於細分，我要想想哪一條比較適合自己」。對吳恙來說，國內崗位龐雜、工作細分，也像是一望無際的曠野，未來的挑戰不比當初出國工作容易。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