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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園上演的學生抗議活動，讓我回想起56年前同樣發生在這裡的抗議。
當年，我和約700名年輕男女一道被警察逮捕，然後被關進了曼哈頓拘留所（Tombs，又稱“墳墓”，位於紐約唐人街的一座監獄大樓，觀察者網譯註）。這些逮捕並沒有嚇退學生抗議。事實上，那一年（1968年）晚些時候，包括1969年、1970年、1971年和1972年都有示威遊行。迫不得已之下，哥大校方一次又一次地向警方求助，警方每一次都全副武裝地響應並實施逮捕。
哥大現任校長米諾切·沙菲克是埃及裔美國經濟學家，在英國被授予女男爵頭銜。她顯然不是一時興起地宣布恢復所謂的「法律與秩序」。相反，她肯定是聽從了來自校董、捐款者和校友們的指示、祈禱與願望，這些人希望懲罰那些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從事公民不服從這種美式傳統活動的示威者。
「新英格蘭愛國者」橄欖球隊執行長、哥大主要捐款人也是我的同學羅伯特·卡夫（Robert Kraft）最近說：「我不再相信哥大能夠保護其學生和教職員工，在他們採取在糾正措施前，我不願意繼續支持這所大學。
他還說：「我相信言論自由，你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你要為說過的話承擔後果。」如果言論自由被明碼標價，這聽起來就不像是言論自由。當年的抗議活動是針對越戰。如今，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加薩和以色列。抗議的名稱改變了，但背後的故事卻大同小異。在事關大學投資的問題上，難道今天的學生不應該發揮重要作用嗎？
哥大校長沙菲克曾擔任英格蘭銀行副總裁、世界銀行副總裁。她肯定很清楚，是誰為她的麵包塗上奶油、替她端茶倒水。數十年來，哥大都十分擅長塗脂抹粉、精心調整自己的形象。如同1960年代，今天哥大的目標依然是爭取巨額捐款、在曼哈頓島擴大影響力、佔據越來越多的土地，以及批量生產一批學生，他們將融入令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這個社會機制，扮演消費者與公民的角色。
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們的抗議活動令美國人認識到大學與戰爭機器、代表種族主義和父權等級制的機構之間的合作。哥大開始招募女性、非裔和棕色皮膚的知識分子，並根據學生的要求修改課綱，令他們接受的教育同自己的生活與時代更加密切相關。
1968年，我並不是哥大的學生，而是紐約州立大學的教授，我於1963年畢業。當時該校還瀰漫著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思維枷鎖，遠遠不能稱之為「象牙塔」。 1968年我同哥大的矛盾早在我本科時期就結下了，當時，我因為在課上提交的論文中引用馬克思主義資料而遭到斥責，並因批判性思考和質疑學術教條而被抨擊。
1969年，當我參與哥大校園的一次抗議活動而再次被捕時，一位曾教過我的教授表示，既然我是“代表哥大的一名學者與紳士”，就應該向學校道歉。我拒絕了，於是被當權者抓進監獄。這樣說來，誰才算是「學者與紳士」呢？
在哥大本科的第一年，我和同學們被要求閱讀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的大部頭著作《知識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我很快就意識到所謂的「知識分子之家」只是一座「紙牌屋」。在1968年，我們並沒有把它炸塌或炸翻，我們只是狠狠地動搖了它，然後眼睜睜地看著這座房子把自己收拾地井井有條，重新鋪好地基。
我不相信今天的學生抗議活動能夠鬧翻哥大，就像1968年我們也不可能做到那樣。這所大學與它所代表的東西太強大、太有權勢、太富有且貪婪。但今天的抗議學生肯定能喚起人們關注美國的「權力精英」（正如哥大社會學教授賴特·米爾斯所形容）同以色列「權力精英」在政治和經濟層面的關聯。中東的局勢不可能立即改善，但也不會像過去半個世紀一樣一成不變。抗議學生在校園裡支起帳篷，這無疑表明變化正在發生，正如鮑勃迪倫唱的那樣，「時代正在改變」。
可惜的是，哥大還活在過去。可惜的是，它已經放棄同今天的抗議學生進行實質對話的努力，也不再正視校園牆上的字跡。過去幾週我一直在思考，面對今天的情況，哥大教授、《東方主義》一書作者，一度擔任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獨立成員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會怎麼想、怎麼做。事實上，當他在2003年去世的那一年對巴勒斯坦問題發表看法時，似乎確實維持了一種中間立場：「（巴以問題上）沒有任何一種主張能夠凌駕於所有其它主張之上，並導致擁有所謂主張的一方有權將其他人轟出房間！
這樣的中間立場似乎已經不存在。現實是，我們腳下的土地已經經歷了巨大變化。同越戰高峰期的1968年相比，今天美國社會容納不同意見的空間越來越小。相較於過去，美國反阿拉伯與反猶太人的聲音也更加激烈，最好為前方的坎坷道路做好準備。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