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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內塔尼亞胡沒辦法了？
當一個國家正掌握在被控犯下了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罪行的政治領導人手中，國際法、人權理念、經濟制裁、政治呼籲、道德批判、人道主義援助和全球倫理呼籲，集齊這“七龍珠”，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能爭取到多少介入空間？
5月16日，國際法院於海牙法庭再次舉行公開聽證會，討論以色列襲擊拉法的最新情況和事態演變，這將是南非第四次尋求特別緊急措施。以色列聲稱，對拉法的佔領和摧毀，將會是“加沙的終結”，鑑於事態的緊迫性，南非要求國際法院更新命令，要求完全停止軍事活動。
大洋彼岸，美國高校支援巴勒斯坦和加沙平民的美國學生運動，得到了世界各地高校、媒體和民眾的聲援，樂觀的評論家更是將其視為反越戰抗議以來最重要的運動，但截至目前，其聲勢已偃旗息鼓，政治影響力相當有限。
不過也許是迫於壓力，一週前，拜登政府公開表示，美國將推遲向以色列運送907公斤炸彈和1700枚炸彈的計畫，並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施壓，督促比比（內塔尼亞胡的暱稱）不要在無法保護好平民的情況下入侵拉法。
但這並沒有嚇到內塔尼亞胡政府，他們對此回應稱，如有必要，以色列將獨自對抗哈馬斯。
如今，擺在世人面前的難題就是，全世界都拿以色列沒有辦法。
最後的圍獵
拜登政府公開的罕見施壓和強硬態度，原本可以成為推動轉機的契機。
有一個希望閃現的瞬間，加沙人民和國際社會在絕望中翹首以盼的停火協議，巴以衝突重回談判桌的願景，似乎就差那麼一點點。
5月9日，哈馬斯在拜登政府的擔保下，宣佈接受一項此前由美國和以色列提出的40天停火協議。
該協議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嚴肅、最現實的停火協議，計畫將確保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42天，大約在四個月內，實現釋放以色列人質和巴勒斯坦囚犯的目標，交換戰亡人員的遺體，最終實現以色列國防軍從加沙完全撤軍。
但遺憾的是，幾乎就在哈馬斯宣佈接受這一協議的同時，以色列國防軍就對拉法發起了襲擊，他們控制了過境點和費城走廊，在過境點升起了以色列國旗，這一天被聯合國兒童署的官員形容為“這七個月的噩夢中最黑暗的早晨之一”。
據多名瞭解談判過程的美國官員表示，內塔尼亞胡政府的要求是“將拉法行動和停火協議隔離開來”。要讓以色列同意一份以軍完全撤軍的協議，前提是以色列可以推進拉法行動，“直到我們在拉法地區和整個加沙地帶徹底消滅哈馬斯。”
面對拜登的施壓和威脅，內塔尼亞胡用實際行動給出了回答：戰爭是他目前能接受的唯一選擇，“以色列故意襲擊了它引導巴勒斯坦人前往的避難所。”
自以色列國防軍入侵拉法以來，平民傷亡的消息不斷傳來，以軍的坦克正在挺進拉法市中心，同時以軍也沒有停止對加沙北部的轟炸。
聯合國糧食計畫署官員表示，拉法南部的糧食庫存已經耗盡，5月11日起，那裡的糧食援助已經暫停。由於以色列佔領並關閉了拉法—埃及過境點，而其他過境點能進入加沙的物資有限，意味著，目前能讓援助物資和人員進入加沙的兩條主要途徑，都被切斷，早已發生在加沙北部的全面饑荒，正在迅速向南部蔓延。
另外，據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近東救濟工程處）14日發佈的一份報告稱，過去一週逃離拉法的近45萬人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廢墟中艱難生存的他們，沒有水、食物和最起碼的衛生保障。”
“加沙的巴勒斯坦家庭被迫作出一個不可能的選擇。他們要麼被困在拉法，並可能與親人一起被殺，要麼前往加沙僅存的幾塊土地，而那裡已經佈滿了帳篷和棚屋。”
而內塔尼亞胡稱，以軍已經儘可能疏散了拉法的一半平民，他指的是以軍在入侵拉法前，傳送了一份限時15小時的“撤離令”，“疏散”則指讓拉法居民去戰火區以外的加沙街頭斷壁殘垣中獨自求生。
齊澤克大概實在受夠這其中的反智濃度和無效斡旋，在最新的文章中，他指出在一個美國霸權地位不再的世界，正義事業的實現，根本難以指望美國殘存的帝國力量。
很快，拜登用實際行動證明，齊澤克說對了，拜登政府的所作所為，更像是一個還剩一點猶太復國主義信仰的軍火商販子干的事情。
和呼籲停火的國際社會背道而馳的是，據路透社最新消息，拜登政府已告知國會，計畫向以色列繼續提供價值超10億美元的一攬子軍事援助，其中包括價值約7億美元的坦克藥彈，以及價值5億的戰術車輛和6000萬美元的迫擊炮彈，該計畫已於本週二被美國國務院納入了國會審查程序。
5月13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也曾表示：“我們將繼續提供軍事援助，並確保以色列收到全部補充援助。”
拜登政府在入侵拉法上，明確表態“這是錯的”，但不出一週，又尋求繼續為以軍提供入侵拉法的武器的支援行為，讓國際社會再次陷入平民性命無足輕重的焦慮之中。
5月15日，內塔尼亞胡在最新採訪中，公開承認“在對加沙地帶拉法發動軍事進攻的問題上，以色列與歷史盟友美國關係緊張”，但他堅稱“以色列需要並珍視美國的支援，但沒有美國的支援，以色列也能贏。”
“這是為了保護以色列的安全，不得不採取的行動”，哈馬斯在加沙還剩四個營的火力，內塔尼亞胡勢要清掃掉哈馬斯的所有武裝力量，他無法容忍自己的敵人獲得喘息之機，不願想像在不久的將來，在加沙街頭，哈馬斯又會迎來另一場大獲全勝。
逮捕令鬧劇
儘管這位中東地區極右翼政治狂人對外表現出一如既往的強硬，但他並非無所顧忌。
四月底，以媒報導，國際刑事法院（ICC）可能會對內塔尼亞胡、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和國防軍總參謀長（赫齊·哈萊維）發出秘密逮捕令，所謂“秘密”，指只有當逮捕令對象抵達ICC成員國時，才會知道自己將被捕。
對此，內塔尼亞胡不斷打電話給拜登，向拜登傳達了擔憂，請求白宮向ICC施壓，阻止逮捕令的簽發。拜登政府的態度則是和國會一道，強調ICC在以色列對加沙戰爭上沒有司法管轄權，強調“不支援調查”，並威脅會對ICC有進一步的制裁措施。
事實上，美國拒絕承認阿富汗戰爭期間美國軍人所犯下的戰爭罪行，所以一直沒有加入ICC。
而早在2021年，ICC首席檢察官、英國人權律師卡里姆·汗就啟動了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調查，涉及2014年以來的巴以衝突事件，包括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強行修建猶太人定居點。去年10月，卡里姆·汗訪問埃及時宣佈，本輪巴以衝突也將納入調查範圍。
與聯合國下設機構國際法院不同，ICC是根據《羅馬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成立的，針對個人在戰爭中所犯罪行，進行起訴和審判的法院機構，ICC只就種族屠殺罪、反人類罪、戰爭罪和侵略罪這四種罪行，且發生在2002年7月1日當天及之後（成立日期）的相關罪行提起訴訟。
ICC共有124名成員國，執行逮捕依靠成員國的警力，目前，共有21人被捕。在2015年，ICC認可了巴勒斯坦的成員國身份，因此，即便以色列和美國激烈反對，ICC也有權對加沙地區可能的罪行展開獨立調查。
以色列高層擔憂的是，一旦逮捕令秘密簽發，那麼內塔尼亞胡踏上ICC成員國的領土，就會有以現行犯身份被逮捕的可能，而歐盟國家基本都是ICC的成員國。
5月15日，因反對以色列“搞種族屠殺”，於本月初宣佈和以色列斷交的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也再次公開呼籲ICC對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目前，除了一紙公開呼籲停止騷擾和威脅的公開信之外，ICC並沒有新動向，但這並不妨礙國際社會的努力，已經重塑了全世界看待加沙戰爭和巴以問題的方式。
“壓倒性的種族滅絕證據”
4月23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表示，發現亂葬崗的消息，正在不斷傳來。
加沙南部汗尼尤斯的納賽爾醫院，受以軍圍困兩週，4月7日以軍撤軍後，在該醫院所在的亂葬崗中，陸續有300多具屍體被發現。半島電視台記者哈尼·馬哈茂德報導，從墳墓中被挖出的屍體包括婦女、兒童、病人和醫務人員。
哈尼·馬哈茂德表示，以軍撤退之前，設法離開醫院的醫務人員和撤離人員描述了“恐怖、大規模殺戮和逮捕的場景，以至於整個醫院從一個治療場所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墓地”。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發言人拉維娜·沙姆達薩尼 (Ravina Shamdasani)表示，在汗尤尼斯醫院發現的一些屍體“被發現時雙手被捆綁，衣服被剝光”。
加沙地帶媒體辦公室稱其為“令人髮指的罪行”，而以色列軍隊的聲明則表示“毫無根據”。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沃爾克·圖爾克表示，“根據國際人道法，醫院有權獲得非常特殊的保護……我們要明確一點，故意殺害平民、被拘留者和其他失去戰鬥力的人（殘疾或受傷）是一種戰爭罪。”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受到國際機構和人權組織的嚴格審查，一名聯合國調查員上個月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以色列在加沙戰爭中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這正是2023年12月29日，南非向國際法庭提訴以色列，指以色列涉嫌違反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侵害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時所表達的擔憂，希望國際法院的積極介入，能防止加沙發生更嚴重的種族滅絕，降低加沙巴勒斯坦人面臨種族滅絕的風險。
1月26日，在國際社會的翹首以盼中，國際法院作出了第一份臨時裁決，命令以色列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屬於《種族滅絕公約》範圍內的行為，並確保其部隊不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行為。
當時，在裁決作出之前，專家學者和媒體一道樂觀地等待著國際法院的第一份臨時裁決，巴伊蘭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梅納赫姆·克萊因分析道：“內塔尼亞胡是一位非常偉大的演說家，他發表了影響深遠的言論，但實際上他無法抗拒國際法院的決議，也無法抗拒美國的壓力。”
四個月過去，內塔尼亞胡用他的演說才能和詭辯邏輯，向世界展示，什麼才是極端右翼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眼中的“顛倒的世界”，他可以一邊聲稱以色列“只是在進行自衛軍事行動”，一邊把14500名加沙兒童的死亡說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最低平民傷亡數字。必要的時刻，國際法和所有的反對者一起，都可以被指責是反猶主義，這也是以色列和那些不敢公開譴責內塔尼亞胡的西方政府，所能依靠的唯一意識形態策略。
重回“兩國方案”
5月10日，聯合國大會召開第十次緊急特別會議，審議了接納巴勒斯坦為聯合國新會員國的議題，雖然以色列大使拿著迷你碎紙機，在演講台上粉碎了《聯合國憲章》，但這充滿刻意設計感的一幕，絲毫沒有影響到最終以壓倒性的票數143票，通過了授予巴勒斯坦更多權利的決議。
埃及裔法國中東問題專家阿蘭·格萊什在他的新作《巴勒斯坦，一個不想死的民族》中，重新審視了這場戰爭背景下的巴以問題，他強調巴勒斯坦人民所承受的悲傷和絕望。
內塔尼亞胡領導下的以色列軍方一直在強調去年10月7日的大屠殺邪惡到不可原諒，阿蘭則問“那10月6日發生了什麼？”
“人們討論巴以問題，討論以色列，討論加沙，譴責哈馬斯，說他們是邪惡的等等，但現實是250萬人生活在封鎖之下，年輕人早在10月7日的戰爭前，就無法離開這片領土，這才是非同尋常的。10月7日的大屠殺是在一定的背景下發生的，我們不能將這一事件，無論其多麼戲劇化，從整個歷史中剝離出來。”
很容易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或者至少是西方世界的領導人，在與中東非盟友國的外交上，一直希望將自己鎖定在一種西方文明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威脅的戰爭願景中，尤其是置身於後911時代。
但是至少在2008年之前，包括右翼在內的各方都達成了共識，認為巴以衝突的首要問題是巴勒斯坦建國。而在過去十幾年間，這已經成為了一個次要問題，動員西方參與戰爭的意識形態變成了反恐怖主義，這就意味著他們面對的敵人既是軍事上的敵人，也是想要蓄意破壞西方社會基礎的敵人。
而一旦祭出恐怖主義這個所指模糊的策略，主要目的就只剩將敵人妖魔化非人化，內塔尼亞胡強調自己打擊的是邪惡的化身，政治問題被非政治化為容不得異見的安全問題和生存問題，從而成功使問題非政治化了。換句話說，今天依然沒人敢公開宣稱支援哈馬斯，因為它在被外界瞭解有限的情況下，是主動挑起10月7日戰爭的一方，是邪惡的化身。
但無論意識形態和戰爭宣傳策略如何，人們不應該無視哈馬斯的存在，國際社會必須與它打交道。
以色列對拉法的入侵，是大規模屠殺的繼續，也是內塔尼亞胡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失敗，雖然他眼下看起來勢在必得，但短視又好演的政客永遠是這樣的，覺得自己能演好世界歷史舞台上的第二個丘吉爾。
但被覆仇的偏執蒙了眼，讓他們意識不到，踐踏文明和人道主義底線的入侵行為，其合法性折損不止於國際法上的，還包括外交和政治上的，而影響最為深遠的，可能是全世界猶太人最不想看到的——以色列的道德地位正在受到真正的損害。
在這個意義上，巴勒斯坦的“入聯”決議，得到廣泛的贊同，正是這種太平傾斜的結果，重回擱置多年的“兩國方案”，變成解決巴以衝突的唯一選擇。
儘管未來安理會上美國仍極大可能行使一票否決權，但潮水的方向已經改變。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