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8日，賓夕法尼亞大學韋茨曼設計學院（Weitzman School of Design）為該學院美術系畢業的校友林徽因（1927年屆）追授了建築學學位。時隔97年，林徽因收到了這份遲來的學位認可。

一個世紀前，這位來自中國的女性，即使以優異成績修完絕大部分建築學系的學分（有兩門課因只許男性上課，而無法獲取學分），卻女性身份，無法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到建築學位。一個世紀後，賓大的建築系主任由一位華人女性（胡如珊，1968—，美籍華裔建築師、室內設計師）擔任。

近百年中，林徽因作為大名鼎鼎的民國才女與美女，常被人談及。

儘管近一個世紀來，女性在各個領域被更多的看見，地位和權力有了顯著提升。然而林徽因同所有女性一樣，在被看見的同時，伴隨著的，是對她容貌、社交和情感生活的凝視、過分關注，和誤讀。她學術與藝術方面的建樹，民族氣節，浪漫而堅定的理想主義，則往往一筆帶過，模糊不堪。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追授她建築學學位的這個初夏，讓我們以她的母校為結點，回顧一代建築大師林徽因的一生。

在林徽因初夏般熱烈、燦爛而短暫的一生中，應該夢見過好幾回賓夕法尼亞大學。

她對建築理想的追求並非始於賓大。早在隨父親遊歷歐洲的少女時代，因在旅途中飽覽各國風光，賞遍各國建築，加上在倫敦，與一位對建築設計頗有研究的女性朋友的相處中，從而萌發出學習建築的理想。

林徽因希望自己設計的建築，也能矗立數世。

她正值生命中最清新的時辰，不過早慧如她，清楚自己的凡塵軀殼終究屈服於時間，而有生之年留給世間的建築，則有望作為歷史與藝術的傑作長存，載述民族史詩與藝術傳奇。

這是她的野心和信念。

賓夕法尼亞大學，給了她萌芽的理想，豐盛生長的沃土。

1924年，林徽因考取清華半官費，與未婚夫梁思成一起報考賓大建築系。擁有保羅·克瑞(Paul Cret) 等建築大師的賓大美術學院（即如今的韋茨曼設計學院）迎來了該院建築系的輝煌發展期，吸引眾多中國留學生報考。

但當時的美國社會不允許女性學習建築，賓大以“建築系學生經常要整夜畫圖，女生無人陪伴無法適應”的理由，拒絕了林徽因的申請。（梁再冰，《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母親》）她只好改讀同學院的美術系。

儘管如此，林徽因的建築理想沒有動搖分毫。

她選修了大部分作為女性能修的建築學課程，和所有建築系男學生一起，匍匐在海登樓繪圖教室的桌前，披星戴月地趕圖，往往很晚才能回到宿舍。此時已無餐館可去，以水充飢時有發生。

很快，在勤奮和天賦的加持下，林徽因在建築學生中脫穎而出。各科成績不僅優異，作品還在學校各類比賽裡屢次中獎，更在1926-27年間，兼任建築系的教學助理這一不可多得的職位。

在她後來的歲月裡，面對實現建築之理想道路上的一切難關，也始終以勇士之姿，昂揚向前，從未退卻。

在建築史的學習中，她和梁思成還發現，中國建築研究是一片未開拓之地。“遍佈祖國各地無數的宮殿、廟宇、塔幢、園林，中國自己還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受西方學者對歐洲古建築研究之啟發，林徽因的理想有了更具象化的前方——用科學技術觀念對中國古建築進行研究。

光鮮靚麗的學習生活只是她留學經歷的一面，從圖書館回到雲杉路3920的宿舍，腦中的線條，尺度，符號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心心念故鄉北平的藍天、白鴿、屋簷，還有父親母親。倚在窗前和門外大樹相望無言，只有樹梢和月牙知曉，這個中國女留學生一雙湖水似的眼睛裡，又有淚光在閃爍，波光粼粼。

1925年的平安夜，林徽因與梁思成和其他建築學院的同學忙完繁重的期末，在宿舍裡擺上聖誕裝飾，買上剛烘烤的餅乾，沏了熱可可，圍爐沿坐。

在她與夥伴們討論明天聖誕節派對的計畫，以及暢想更遙遠的明天時，她遠在中國東北參與郭松齡倒戈的父親（林長民，1876-1925，清末民初政治家、外交家），在撤兵混戰中遭流彈擊中，死在了巨流河，邁不進歷史的明天了。

父親的身軀永困於東北嚴寒的冬夜，同那群呼籲用教育和基礎建設，而非征戰振興故鄉的理想主義者們一起，隱沒在渡不過的巨流河。

這是林徽因第一次面對生死巨變。從此，這個滿心沉醉建築與文藝的天真年輕人，對人生不再有幻想，直視起生活的嚴酷。

1927年，林徽因從賓大畢業。一年後，父親去世的第三年，同為理想主義的女兒，或宿命或荒謬的，一如她父親的死一般，也來到了林長民祭出生命的白山黑水之地，前往東北大學創辦建築學系和執教。

1928年暮春的一個午後，林徽因正在瀋陽故宮，領著二十多名建築系學生體會建築之美。北國的天氣暖和了，她額前滲出細小汗珠，雙頰緋紅，目光如電，講解時中英夾雜，滔滔不絕地談著這所宮殿營造之妙處。雙臂時常揮舞起來，讓學生們向東看，向北看，似指揮著一支合唱團。

歸國一年有餘，她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的“Phillys”，成了東北大學的“林先生”。她對這個新稱呼歡喜極了。

在由她與梁思成創辦的東北大學建築系中，她教授美術和建築設計，後又因人手不夠，還教起專業英語。除了教授課程，林徽因也參與設計了大學的教學樓與宿舍。她獨立設計的白山黑水圖，還被選中成為東北大學的校徽。

這個春天，她的才華和這片黑土地上的紫丁香一起，盡情綻放。

一從故宮回來，她便奔去教室上英語課，再留下來為學生修改設計作業。晚上回到教師宿舍中，又立即坐回書桌前，準備下周的課程。

忙碌一天的林徽因，枕在鋪滿稿紙的桌上小憇。在和賓大繪圖館教室相似的桌子質感和紙墨香間，以及相似的疲乏中，她的夢裡隱約又見賓大的綠茵和圖書館。

她前幾年還自認有所距離的建築師理想，在東北已初步實現，並正穩健地追逐著卓越，高歌猛進。

1929年，因瀋陽的嚴寒天氣，加上工作和生育上的辛苦，林徽因的肺部舊病復發。又因考慮到東北動盪之局勢，她回到家鄉北平。

1931年，梁思成也回到北平，受聘於“中國營造學社”，一所專攻中國古代建築的學術機構，林徽因則被聘為該學社中的校理。他們在東北大學的學生劉致平（1905-1995，中國古建築學家）等人，也前往北平，加入了這所在後來對中國和世界建築學界產生深遠影響的研究團隊。

1927年到1937年，北洋軍閥混戰時代終結，又逢世界第一次大戰後的喘息期，人民生活相對安穩。這是民國的黃金十年，也是林徽因的黃金十年。在北平，她成為了建築師，詩人，作家，藝術家。

林徽因安家在北總布胡同3號，每週六在後院鄰居金岳霖（1895-1984，中國哲學家，羅輯學家）的客廳裡主持文化沙龍。

客廳裡聚集了民國文化圈裡極負盛名的一批知識分子。胡適、徐志摩、沈從文、張奚若、陳岱孫等，是每週六的常客。

在中西方文化共同教育下長大的林徽因，鮮少受傳統女性角色的約束。作家蕭乾（1910-1999）在回憶文中稱，沙龍上，林徽因妙語連珠，思路敏捷，想法犀利，談吐風趣，一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她的名字從北總布胡同的院內，傳遍京城。

健談、好交朋友的林徽因，在一場場文化沙龍的思想碰撞和知識交流中，靈感被不斷煥發、捕捉，創作出了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設計出了舞台、裝幀、服飾。只要是關於文化的，藝術的，美的，她都渴望涉及，創造，分享。

不過這些都是林徽因有靈感降臨時，才會欣然執筆的業餘愛好（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她的事業，始終只有建築。

從1931年到1937年，中國營造學社騎著騾子，尋遍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的荒郊曠野，深山窮谷，調查1823座古建殿堂房舍， 詳細測繪建築206組，完成測繪圖稿1898張。（中國營造學社與《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簡說），為中國古建築考察築留下大量珍貴資料。

勘測之旅異常艱辛。要時刻提防各類傳染病，途中土匪，鋪上臭蟲，身上跳蚤，測量時可能塌落的橫樑。但最能擊潰身心的，要數輾轉千百里，卻發現古建築已然毀壞，或重建之物缺乏建築價值，只能空手而歸。

發現佛光寺，是林徽因古建築勘探生涯的高潮和落幕。

1937年6月，林徽因梁思成一行人再赴山西五台山尋訪一處只曾瞥見於敦煌壁畫上的古寺。若能尋到此寺，便可向世人證明，尤其是稱“中國已無唐代建築，要看只能到奈良”的日本學者證明，中國依然尚存唐代建築。

彼時日本侵佔東北已有六年之久，華北也危在旦夕。這一古建築發現，勢必能在民族文化上，給日人一反擊。這是林徽因“建築報國”的拳拳愛國心。

找尋佛光寺的途中沒有旅店，只能睡在寺廟中。臥在乾草堆上，林徽因夢見了十多年前在賓大求學時，常去參觀的賓大博物館。

在夢中，她靜觀默查中國古代的藏品，對著“唐昭陵六駿”的兩匹壁雕石馬遺落海外，再次嘆息。她又倏然坐到賓大的圖書館裡，書架上的建築史資料攤開著，懸浮在她周圍，那上面對中國建築的研究毫無蹤跡可尋。

一本巨大的《營造法式》飛到她面前，那是上學期間梁啟超寄給梁思成和她的，中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築技術書籍。對於本科的他們而言，還是天書。十年過去，他們逐漸用腳步丈量、破解著營造法式的奧秘。在荒山野谷，她屏息凝聽，中國古建築遙隔千年的召喚。

第二天，中國營造學社在豆村的山坡上，終於發現了佛光寺。並確證大殿是建於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是當時所知中國尚存的最古老木建構築物。

林徽因之子梁從誡在回憶文中寫道：“直到許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樑下面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 （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離開佛光寺，騎著瘦騾在山道上顛簸，夕陽餘暉洩入林間。夜晚將至，林徽因心中道不明的慌，預感留給她和中國的時間不多了。

他們用了五天才走回山西代縣。抵達當地，拿到一週前的報紙才驚悉天下巨變：就在發現佛光寺的當天，七七事變爆發，日軍炮轟了盧溝橋。

林徽因是絕不肯做亡國奴的。她和梁思成也清楚，凡勇敢正義之事，都需付出代價，因此對即將來臨的戰爭，他們有作出犧牲的準備。

在日軍佔領北平的前夕，林徽因一家，攜帶少量行李和家當，和數以千計的古建築原始資料，逃向西南大後方——昆明。

林徽因開始了戰時半流亡的生活，生死只能託付給命運。在長沙，幾乎所有的人和建築物，都是日軍轟炸的目標。有一輛轟炸機朝他們一家俯衝，她清楚地看見飛機吐出一顆炸彈。炸彈的衝擊波將她掀至空中，她隨即猛然墜地，昏厥過去。

醒來後，她也不曉得為何他們沒被炸成碎片。

除了日機的轟炸，肺炎也在向她索命。

從長沙逃去昆明的途中，林徽因在湘黔交界的晃縣感染了肺炎。在這座戰時沒有任何醫療條件的西南小縣，林徽因連續幾日高燒至四十度以上，雨雪交加，命懸一線。所幸一處客棧中一群留宿的空軍航校學員，勻出一間房給林徽因，才讓她得以安靜休息，逐漸恢復健康。這群志在衝天救國的航校學員，和林徽因一家從此結下深厚友誼。

之後在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還作為“榮譽家長”參加了他們的畢業典禮。再後來，這群年輕空軍，均在抗日戰鬥中犧牲，悲壯地恪守了他們的校訓：“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必須與敵人的艦船和陣地共赴黃泉。"

輾轉來到昆明，身體稍安後，林徽因立即投入到她的建築事業中去。

林徽因參與設計了西南聯大的校舍，和梁思成一起在一所尼姑庵裡重建了中國營造學社，在菩薩的慈悲垂目下，做著用建築救蒼生的工作。

為補貼家用，她還要每次來回翻四個山坡，去雲南大學教英語，一週上六節課。

因為梁思成的脊椎病復發，回家後，她還需自己買菜、洗衣、做飯，照看兒女。

林徽因一直就不喜生活瑣事，覺得讓她浪費了本可做更多有價值之事的生命。無奈成家後，她就沒擺脫過家務事。好友費慰梅（美國漢學家，1909-2002）在書裡寫道：她（林徽因）在書桌和畫板前沒有一刻安寧，沒有一刻可以不受孩子、母親或傭人的干擾。（《林徽因與梁思成》，費慰梅）

但對於有詩意的人，過什麼日子終是帶著點詩意的。高原春城“荒唐的好風景”總能吸引住趕去上課、洗衣、背菜的林徽因駐足欣賞，詩興大發，寫下“夕陽染紅它，寫下古遠的夢。” （林徽因，《昆明即景·春景》）

春去秋來，在作為健康人生活的最後三年中，林徽因的指尖、筆尖不停歇，每日在建築師，老師，母親，妻子的身份間轉換。

一日晌午，困在繁忙家務中的她倍感疲乏，做飯時的裊裊炊煙，宛如天庭仙氣縈繞她，似乎還聽聞饒鈸琴弦的絃樂，引她入夢。夢裡重返和平時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象牙塔裡學習，週末去公園踏青，還能收到父親寄來的家書。

她偶然間跌入舊夢，好似回家途中經過那一片林中空地，忽聞百鳥鳴囀啁啾，從四週騰起，掠過碧空。但她從未把這空林，把那過去世界，當作永恆之境去沉醉。正如她見鳥飛遠，便不再留念地向家走去，信念如故。

林徽因睜開眼，飯煮好了。她將盛好米飯的木桶擺到桌上，就著剩菜吃了一小碗，出門趕去開設計討論會。

步入四十年代，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越南邊的雲南國境線有被日軍攻破的危險，林徽因一家再度踏上逃亡之路，遷川至宜賓的小鎮，李莊。

他們在冬季來到這座長江沿岸古鎮，因長期艱苦的生活條件和忙碌奔波的狀態，以及四川陰冷、潮濕的氣候，林徽因的肺部舊病發作、惡化，生了一場長達兩個月的重病卻得不到救治，她從此成了面頰清癯，臉色憔悴的重症病人，住在用篾條抹灰築成的農舍中，常年臥在帆布行軍床上靜養。

她本有一次機會，由好友費正清（1907-1991，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慰梅夫婦帶去美國治病，但被她婉拒，理由是民族存亡危機時刻，林家滿門忠烈志士，她不敢離棄祖國。

一九四一年的春風悄悄然吹綠揚子江兩岸，林徽因的身體也終於有所好轉。她再次獻身於自己當作近乎神聖的建築事業。

在農舍裡半原始的白木頭繪畫桌上，一堆攤開的戰前古建築調查成果資料，一台老舊打字機，林徽因，梁思成和其他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們，一面恢復中國營造學社會刊物出版，一面撰寫《中國建築史》。

林徽因的雄心還不止於此，她還想把中國古建築史帶去全世界，所以他們還撰寫、繪畫出英文版的《圖像中國建築史》。

這些學術著作的原稿是用土紙寫和畫的，照片是手繪圖代替的，裝訂是繪製出人工一針一線縫的。即使學術工作條件再艱苦，頂有勇氣，頂有骨氣的中國人，也鉚足勁要讓全國，全世界的建築學界知道，抗戰期間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在撰寫學術著作期間，林徽因半臥在床，研讀了大量漢代歷史，入了迷。她一面讀服飾宴樂，一面思考如何與建築壁畫相結合研究。

她的身子越來越差，書讀不得太久就感一陣頭暈目眩，只好將書倒扣，留出那條引她待會走回漢家宮闕的路，閉目養神。又是一年春天，家門口的揚子江碧波蕩漾，半寐間，腦海中浮出北平的春，隨即又閃現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春色。那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春天，最歡暢的歲月。

奈何春光難抵她心境的悲涼。長年的戰爭和疾病擊潰了她的身體和精神，帶走了她親愛的三弟（林恆，1916-1941，空軍飛行員）和那群同為空軍的年輕人。

聽著前線傳來的戰事消息，她所受之折磨似乎還望不到頭，只憑信念苦苦支撐。

自己還只能臥病於這偏野小鎮的陋室，靠賤賣家當維持生計，與老友難得只有一兩封信件交流。自遷來李莊後，未出過這方寸天地一次，只能從建築和文學中，稍得慰藉。

北洋軍閥混戰的流彈擊碎了林徽因天真爛漫的少女時代，抗日戰爭連天的炮火轟塌了她青年的身體，1946年，抗日勝利後歸來北平，她已是重病纏身的中年人。

北平和她都蒼老、殘破了。此時肺核菌已經從兩個肺葉擴展到她的腎臟發炎，醫生診斷林徽因最多再活五年。

雖歷盡滄桑，林徽因仍保持著年輕時求學、交友的勁頭。她重返故地，拜訪舊友，籌建清華大學建築系，繼續做古建築的學問，絲毫不敢懈怠。

更何況，新的政權，對她委以重任。

“林徽因”的名字，不加稱謂點綴的，出現在各項對新中國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興建清單上，委員會、代表大會的名單上。

尤其是北京城的規劃, 以及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賦予她從未有過的崇高社會地位和價值。從少時起，林徽因就懷有的自己設計或保護的建築能承載著民族文化“矗立數世”的理想，在這個新時代，終得完全實現的機會。

“士為知己者用”，她當然要鞠躬盡。（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於是，林徽因向上天再借了五年，把最後十年歲月中的才能、理想，毫無保留地獻給祖國建設。

白天，她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清華建築系教授，為學生做古建築史的講解，常邀請學生和年輕學者來家中聊學術，傾囊相授。

她作為北京市都市計化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和團隊開會修改國徽設計方案，討論城區規劃。她說起話來，深邃的雙眼依然閃耀著星群似的光。除了骨瘦形銷的身材，提醒著人們她重病纏身。

夜裡，被她捂了一天的病痛肆意啃噬著她的身體。她常是咳喘一夜，不得安寧，只能混混沌沌地捱到翌日清晨。

半夢半醒中，她又擁有了健康的身體，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教學樓裡穿梭。塔塔——塔塔——，身後傳來輕快的步子，她回頭，看見二十一歲的林徽因。

丟棄理想的人恐怕是不敢直視年輕的自己的。人到中年的林徽因，帶著欣賞和期待被欣賞的心情，直視二十一歲林徽因年輕溫潤的美麗臉龐，相視而笑。

她在夢中沒有肺病侵擾，又能輕鬆地說話了：“Phillys，你看，所有讓建築“矗立數世”的夢，都要成真了。”

可惜無情的生活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並未顯出仁慈，反而再給了她一記重擊。

林徽因本以為在解放前夕專程拜訪他們夫婦，要求圈出開戰時需保護建築物的軍隊，在改天換地後，也會繼續保護這些歷史建築。然而，她並不瞭解，“改天換地”意味著推翻舊的一切，包括北京城的舊景舊城，包括她自己。

從小受英式教育，跟著父親遊歷歐洲，後又留學美國的她，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新式的人。可在新的時代，即使她真誠積極地自我改造，終究被劃成“舊”的了。

她與梁思成提出的保存舊都的北京城區規劃主張不予採納，任憑她激烈抗爭，苦苦哀求，只能眼睜睜看著八百年的稀世古城被剷除、拆平，建起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現代建築。

整頓知識分子的運動浪潮又繼踵而至，她和梁思成的古建築立場被批判是“復古主義”，“形式主義”。

林徽因此時已經衰竭到無力去爭辯，她的身體和古城牆一樣倒塌了。1954年秋冬之際，重病的她被送進同仁醫院。她對古城保護失敗的不解和憤怒，以及她對完成剩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迫切願望，在死神面前顯得如此無力。

1955年3月的最後一晚，預感大限將至的她，想讓護士喚來隔壁病房的梁思成，有話要說。然而護士說，夜深了，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

她想講的話，沒能留到明天。

四月的第一場春風帶走了林徽因。她去世於1955年4月1日，清晨六點。一年中最明媚的季節和時刻。

林徽因常被盛喻為“人間四月天”，大概是因她年輕時的花容和清新靈動的文字，還因很多人誤認為她以多麼輕盈的姿勢活過，寫一些詩文，游一些地方，描繪下美麗的建築，在民國大師間談笑風生。

其實林徽因走過的，是波瀾壯闊，厚重，宏偉的一生。任憑死亡、戰亂、病痛的捶打，她信念恆如舊夢，憑理想將自己的生命燃燒殆盡，用建築鍛就國梁。

林徽因的墓碑上，刻著的唯有她的名字與她奉為神聖的職業，沒有某某之妻，某某之母。她是現代中國第一位女建築師，是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個建築系的創辦人，是中國建築史體系研究的奠基人。

不是林徽因需要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認可，而是賓夕法尼亞大學需要林徽因這樣一位勇敢無畏的偉大女性，激勵後代無數追夢赤子。 (最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