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過去兩三百年的歷史，不難發現一個事實：美國憑藉經濟上的追趕和超越，連續三次擊敗了戰略對手。

早期，英國是美國最大的對手，兩國光熱戰就打了兩次，但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美國超越了英國；進入二十世紀，美國靠經濟體量和盟友幫助擊敗了德國和日本，順便從老歐洲手上接下全球主導權；二戰結束後，美國迎來了最強對手蘇聯，但克里姆林宮飄落的旗幟最終變成了一張裹尸布。

美國的成功，有人歸因於地理和資源稟賦，有人歸因於制度和意識形態，有人歸因於地緣政治運氣和移民注入，也有人歸因於美國的所謂“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這一玄學詞彙由一個狂熱的美國民族主義記者John L. O'Sullivan在1845年提出，本質上號召大家甭費勁分析，信就完事了。

美國經濟的成功，決定了戰略的成功，但有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全球三次工業革命，是幫助美國“三連勝”的核心因素。

所謂“工業革命”，叫做產業革命可能更合適，其背後驅動力無一例外都是技術浪潮：第一次工業革命，由蒸汽動力技術所推動，美國是“追趕國”；第二次工業革命，則由電力和內燃機等技術牽引，美國是“並進國”；第三次工業革命，引擎是晶片和軟體等資訊技術，美國是“領先國”。

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於18世紀60年代，此時美國還是一個地道的農業國，當曼徹斯特的天空已經塞滿了滾滾煤煙時，美國人還在西進的大篷車上一路吃土，但在獨立戰爭後，美國對英國技術進行系統性的引進和模仿，雖然後者以封鎖應對，但最後沒有成功。到1870年，美國經濟總量雖然沒追上英國，但人均產出已經達到了英國的76%[2]。

第二次工業革命啟動於19世紀下半葉，核心驅動力是電力和內燃機技術，其大部分專利都誕生於歐洲，尤其是英、德兩國。美國在結束了南北戰爭後大力發展這兩項技術，在1900年後更是加速電氣化。到1940年代，美國製造業產能已經超越了整個歐洲，在隨後二戰中，美國工廠每10分鐘下線一架B17轟炸機，憑藉工業體量碾碎了日本和德國。

第三次工業革命啟動於1950年代，又稱資訊革命。從電晶體到PC機，從數字通訊到網際網路，美國幾乎引領了所有創新，在這個過程裡歐洲和日韓逐漸掉隊，只保留部分領域的競爭力，而最大戰略對手蘇聯則全面落後，最終影響到了生產率和軍事實力。1991年，美國用一場資訊技術為核心的海灣戰爭，向崩潰前夜的紅色巨人集中展現了這種差距。

恰好在美國跟新戰略對手中國博弈之際，OpenAI的一聲炮響，給人類送來了第四次工業革命。

ChatGPT誕生後，全球精英階層大概只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就形成共識：AGI技術將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這一共識不一定100%正確，但從過去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來看，如果第四次工業革命確定爆發，美國一定會充分利用這款“新武器”，協助其完成戰略目的。

而在此之前，中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已經追趕美國幾十年，並定義了一個合格的“追趕者”標準：把上一輪科技革命的成果“吃乾榨淨”，在當前一輪科技革命中“緊跟死咬”。

在大部分誕生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如鋼鐵、鐵路、汽車、化工、電力和電器等製造業部門，中國做到了全球規模最大和幾乎最強；在大部分誕生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如網際網路、數字通訊、智慧型手機、移動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中國做到了緊跟死咬，即使最短板的積體電路，中國也在瘋狂補課。

但AGI技術的出現，這給這場科技競賽增添了新的變數，甚至可以說，歷史又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美國既做過“追趕國”，也做過“打壓國”，它會從歷史的檔案館裡找尋出哪些手段？而中國又應該如何應對這突如其來的新變化？

我們將用「技術浪潮和國家競爭」的系列文章來進行闡述，其中有三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分別是：

1. 超越的軌跡：技術革命如何幫美國實現三連勝？

2. 隔海的雙峰：資訊革命中美各自攢下多少家底？

3. 再戰五十年：美國如何行動，中國又如何應對？

本篇文章將聚焦第一個問題。

01

在1789年建國之後，困擾美國的最大問題不是如何追趕英國，而是——要不要追趕英國。

這在今天看起來匪夷所思，但當時的確如此。當時的美國分成兩派，一派以開國元勛、《獨立宣言》執筆人托馬斯·傑斐遜為代表，提倡“以德治國”，他認為效仿英國發展製造業，會引發“道德敗壞”，所以一度想把美國建成一個“以自耕農為主體、原始樸素、田園牧歌式的農業共和國”。

另一派以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代表，他構思了一個工業化社會：設立中央銀行、建設統一市場、鼓勵勞動分工、發展製造業、徵收關稅增加財政收入——按照當代網友的定義，漢密爾頓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工業黨”，可以說是美國兩百多年國運最重要的締造者。

兩人在美國都是神仙級的地位，但私底下都一言難盡：傑斐遜提倡自由平等，但卻是一位擁有600多名奴隸的種植園主，不但跟黑人女奴私通生子，還常常公開拍賣奴隸還債；漢密爾頓則性格衝動，因為政見不同向副總統伯爾發起決鬥挑戰，他搶先開槍，但由於槍法奇爛，反而被副總統一槍擊斃。

漢密爾頓雖然死的荒誕，但在他死之前，他已經目睹了“工業黨”的一派逐漸佔了上風。

誰不想過上工業革命時代英國人的生活呢？政府羨慕工業化帶來的財政和稅收、軍隊渴望流水線生產的精良武器、商人夢想著靠工業品來大發橫財……除了美國農民不羨慕英國的底層群眾（英國煤礦工人平均壽命僅有29歲），其他所有階層都被“富國強兵”的前景所吸引，站在漢密爾頓一邊。

傑斐遜的路線並非毫無道理，美國當時擁有廣袤的“閒置”土地，靠農業的確能讓國民過上好日子（印第安人除外）。但工業的誘惑顯然更大，甚至傑斐遜本人也逐漸贊同。在後來的“路易斯安那購地案”中，傑斐遜利用漢密爾頓建立的國家信用體系，融資1500萬美元，向法國買下了214萬平方公里土地。

美國早期工業的化的路線圖，基本上遵循漢密爾頓在1791年出台的《製造業報告》，其中有三個原則：一是對美國工業進行獎勵或補貼；二是用關稅等貿易管制手段來保護本國企業；三是鼓勵引進海外的人才和技術。簡單總結就是：產業靠補貼，貿易靠保護，技術靠模仿，人才靠引進。

這些寫在臉上的野心，自然繞不開佔據工業革命先發優勢的英國。英國人對此嚴防死守，比如當時紡織業作為當時的“新質生產力”，被英國嚴密封鎖：所有紡織業熟練工人一律不准離開英國、前往北美的乘客被禁止攜帶圖紙和零件，而竊取技術機密的人一旦被抓獲，就會被判處12年監禁甚至死刑。

作為一個“追趕國”，美國如何破局？簡單說就是：它把日後指責別的國家做的事情，都做了一遍。

美國早期利用工農業“剪刀差”，一邊出口木材、毛皮、菸草、糧食等農產品，一邊從“世界工廠”英國進口工業品，中間通過高額關稅來增加財政收入，然後用財政補貼本國製造業，而得到鼓勵的工廠主則熱衷於模仿、抄襲甚至逆向工程英國的先進技術，這期間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工業間諜。

這裡面比較有名的是被譽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的薩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他14歲就在英國一家棉紡廠當學徒，熟悉從機械到工藝的所有秘密。在讀到美國正在招募紡織專家的廣告後，他偽裝成農民，把紡織從業證書縫進了外套內襯，躲過了皇家海軍的搜查，成功地抵達美國，在羅德島建立了美國第一家現代化的紡織工廠。

斯萊特最後在英國老家，喜提了“叛徒斯萊特”的榮譽稱號，但對他來說這不重要——他最後成為一個擁有了13家工廠的億萬富翁。這種財富示範效應足夠強大，以至於無數人前仆後繼地把英國製造業的機密——如冶金技術、紡織技術和化工和冶煉技術——帶著橫渡大西洋。

當時全美國都是一片熱火朝天的景象。1831年，寫過《舊制度和大革命》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考察美國，他感嘆道：“整個社會就是一家工廠。”而《專利法》的出台更是鼓勵了全民搞創造發明，馬克·吐溫發明了自粘便簽薄，賣出25000多本；總統林肯也在業餘時間發明了用來增強船隻浮力的裝置，以及一種不怎麼好用的“蒸汽犁”。

馬克·吐溫在《亞瑟王朝裡的美國人》裡勾勒出了那個時代美國人的輪廓：

我不懂得什麼是詩情畫意，我父親是一名鐵匠，叔叔是一名的獸醫，我繼承了他們的手藝，兩種活兒都會幹，然後我去了那些偉大的兵工廠……學會了所有東西的製作方法：手槍、加農炮、鍋爐、引擎，任何能夠節省勞動力的機械，我都學了。

美國當時的社會景象，用一個當代人熟悉的詞來形容就是：“大眾創新，萬眾創業”。

就這樣，美國經濟迅速支棱了起來。從1800年到1850年，美國的實際GDP年均增長率達到3.7%；同時人口也迅速擴張，1790年，美國的人口總數為390萬，到1860年這一數字已經增至3150萬——這是歐洲人口增速的4倍，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6倍。

有人可能會覺得：如此瘋狂追趕100年，肯定能超越老東家英國了吧？可惜並沒有。

美國在1776年建國時GDP大約是英國的三分之一，經過一百年的追趕，到1870年代GDP總量仍然沒有超過英國，人均產出也只有英國的76%。相比之下，中國GDP在2002年是日本的三分之一，但到2010年就追上了。

原因很簡單：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是一種非常恐怖的存在。憑藉工業國對農業國的降維打擊，全球200多個國家最後只剩22個沒有被英國入侵過，英國在19世紀的殖民地橫跨3367萬平方米，佔到全球陸地面積1/4，統治4～5億人口。在經濟總量和人均產出上，英國也能一直壓制美國。

另外，一個事實是：美國的經濟奇蹟，其實也離不開英國的“外循環”。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 North）曾提出：美國早期的經濟增長動力，核心來自英國的原材料需求，尤其是棉花。具體就是美國南方的棉花種植商向英國出口棉花，佔美國出口總值的50%，然後把賺來的外匯，向東北部購買工業品，向西部購買農產品，拉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

政府也嚴重依賴這種“外循環”。一個例子是：1812年英美之間爆發二次戰爭，美國對英國的工業品實施禁運，結果非但沒撼動英國分毫，自己的關稅收入反倒被重創，聯邦財政入不敷出，到1814年美國政府就出現了違約，軍餉都發不出，最後靠在國際上舉債才撐了下去。

因此美國要想擺脫對英國的依賴，還需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到了19世紀最後幾十年，美國終於等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其中三個新事物幫助完成了美國崛起的最後一步，那就是：電力、鋼鐵和內燃機。

02

今天，愛迪生的燈泡、卡耐基的鋼鐵、亨利福特的T型車世人皆知，但電力、鋼鐵和內燃機這些技術其實都誕生於歐洲，而非美國。

在電力領域，英國人焦耳（James  Joule）奠定了機械和電能轉換的理論基礎，義大利人伏打（Alessandro Volta）發明了電池，另一個英國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則於1831年製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發電機，法國人皮克西（Hippolyte Pixii）在此基礎上，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交流電發電機。

在內燃機領域，英國、法國和德國主導了早期幾乎所有的發明，德國人卡爾·本茨（Karl Benz）在1879年最後一天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汽油內燃機，並在1885年推出裝有內燃機的現代汽車；1889年，使用木頭輪子的奔馳Model 3（就是這個名字）在巴黎世博會上展出，現代汽車的時代由此開啟。

在鋼鐵領域，1856年英國人亨利·貝塞麥發明了轉爐煉鋼技術，隨後德國工程師西門子（Carl  Siemens）發明了另一種蓄熱爐工藝，然後被法國人馬丁（Pierre-Émile Martin）改進投入規模化生產，這就是著名的“西門子-馬丁”工藝，即統治鋼鐵行業上百年的平爐煉鋼法，人類進入廉價鋼鐵時代。

歐洲貢獻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大多數基礎創新，但最後萬萬沒想到的是：最大的果實卻被美國人摘得。

以鋼鐵行業為例，1870年，美國鋼鐵產能只有38萬噸鋼鐵左右，但美國企業從一開始就積極引入歐洲最先進的冶煉方法，並敢於上產能，規模迅速做大，克利夫蘭、伯利恆、芝加哥、匹茲堡等都成為著名的“鋼城”。到1913年，美國鋼鐵產量達到2840萬噸，已經超過歐洲總和，佔全球份額48%。

汽車行業也是一樣。法國和德國的汽車工業伴隨著內燃機一一同誕生，奔馳、標緻、戴姆勒等歐洲公司佔儘先發優勢。但要論大規模生產製造，福特、通用等後起之秀更加擅長。到了1920年，美國已經生產了接近全球90%的汽車，平均每5.3個美國人就擁有一輛車，相比之下英國和法國平均每44人才擁有一輛汽車，遠遠落後於美國。

電力領域更是如此。美國在電力領域也擁有一大批如愛迪生、威斯丁豪斯、特斯拉（塞爾維亞移民）等科學家和發明家，但相比歐洲，美國更擅長兩件事：一是把新技術轉化成消費品，白熾燈、冰箱、空調等大眾電力應用都發源於美國，並催生了GE、西屋、開利空調等電器巨頭公司。

另一件事，則是美國更擅長把電力技術運用到工廠中去，大幅提升製造業效率。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工廠的動力源是蒸汽機或者水力，動力通過複雜的皮帶、轉軸和滑輪系統來遠距離傳輸，驅動一台台機器。但進入到電力時代後，每一台機器都可以安裝功率不同的電動機，工廠的複雜度降低了不少，生產環境也得到大幅度改善，員工連“請病假都減少了”。

在1900年之前，美國製造業電氣化改造速度不高，但在1900年之後，隨著交流電的成熟和普及，美國開始大規模建設電網和發電廠。從1902年到1929年美國人均發電量增長11倍，同時電價下跌80%，由電力驅動的工廠從5%，飆升到1939年的90%——工廠使用電的比例，甚至高於家庭使用電的比例。

電力、鋼鐵、汽車、鐵路、石油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無一例外都有著極強的“規模效應”屬性——規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高。憑藉著對這些新技術的瘋狂投資，美國製造業的效率打遍全球無敵手。結果就是：美國在全球製造業的份額佔比從1870年的23.3%，提升到了1910年的35.3%，而同期的英國佔比則從31.8%降至14.7%。

幾乎是同樣市場經濟制度，英國為何丟掉了先發優勢，最終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落後？

歐美對這個問題研究了一個世紀，目前比較公認的觀點是：英國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工業革命榮光，存量工業資產龐大，既得利益集團頑固，擁抱新技術的力度遠不如美國，既固守在舊的「煤炭-蒸汽」技術路線上，也沒有把發展重點從紡織、煤炭等舊產業，升級到汽車、電氣、化工等新興產業上。

比如1865年，英國的馬車製造商們聯合在一起，推動議會通過了一部《機動車法案》，規定每一輛汽車至少要有3個人駕駛，其中一個人要在車前方50米處揮動紅旗，給車開路。這部荒謬絕倫的“紅旗法案”嚴重阻礙了英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居然硬是實行了三十年，直到1895年才被廢除。

有意思的是，美國最大的馬車製造商——杜蘭特-多特公司，老闆杜蘭特（William Durant）在意識到汽車的大趨勢後，果斷從造馬車轉型到造汽車，先是接管了陷入困境的別克公司，然後又創辦了通用汽車，接著又收購了凱迪拉克，最後還聯合創辦了雪佛蘭……全美汽車品牌IP一多半都跟他有關係，堪稱產業領域“革自己的命”第一人。

在電力技術的使用上，英國更是落後美國一大截。

電動機相比蒸汽機，優點太多，因此美國迅速用電力來改造工廠。典型的如福特1908年在密歇根州建設的高地公園工廠（Highland Park Ford Plant），自建發電廠，車間裝滿電動機，“能用電的地方一律用電”，帶來巨大的效率提升，這一座工廠的年產量，超過美國其他汽車公司的總和還多。

與之相比，英國的工廠仍然塞滿了各式蒸汽機，不是他們不想擁抱電力，而是英國國內電力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諷刺的是，儘管英國當時是全球資本最充裕的國家，但投向海外殖民地的回報率更高，肥水只流外人田，對國內投資反而不足，而電力、鋼鐵、汽車和化工又恰恰是“規模經濟”型產業。

英國經濟學家Leslie Hannah在幾十年後痛心疾首地總結英國當時的落後：

“在1914年，英國最大的三家製造業公司都是外資企業：排第一英國西屋電氣，是美國西屋的子公司，排第二的湯姆森—休斯敦公司，是美國GE的子公司，而排第三的西門子兄弟公司，則是德國西門子的分公司——德國西門子僱傭超過80000名工人，但沒有一家英國製造業企業人數超過1萬。”

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在一次英國之行後寫道：“舊時的國家用蝸牛的速度緩慢爬行，新生的共和國以鐵路快車的速度極速奔馳。”

有兩個歐洲國家的電氣化做的比英國好，一個是德國，一個是蘇聯，尤其是德國，它也同樣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追趕窗口，工業實力在一戰前就超過了英國，一戰後雖然被協約國強行拆家，但納粹上台後再次暴產能，鋼鐵、煤炭、鋁、電力、汽車等產量都是僅次於美國的存在。

但德國最大的問題，在於跟美國和蘇聯這兩大工業巨無霸死磕（這兩大工業國又恰好是資源國），最後所有的積累都變成波音B-17轟炸機下的廢墟，日本的結局也是一樣。在1945年之後，無論是戰略對手還是地緣盟友，美國產業的所有對手都被掃清，牌桌上只剩下了一個蘇聯。

歷史總是飽含韻味：在冷戰鐵幕拉開的兩年後，世界上第一根電晶體在貝爾實驗室被點亮了。

03

1976年9月，一架蘇聯米格-25戰鬥機叛逃，從海參崴起飛後，強行降落在了日本函館機場。

米格-25綽號“狐蝠”，是當時世界上飛的最高、速度最快的戰鬥機，專門用來截擊美軍轟炸機。因此這次叛逃事件讓西方陣營大喜過望，美軍第一時間就將飛機大卸八塊，拆解研究，但讓他們驚訝的是：翻遍米格-25所有角落，都找不到一枚電晶體，只有大量陳舊的真空電子管。

米格-25航電的落後，從側面反映了一個事實：蘇聯在電晶體以及積體電路工業上的嚴重滯後。這種滯後除了軍事領域之外，還體現在民用方面，一個案例就是蘇聯產的電子管彩電，跟西方的產品相比體積大，發熱猛，冬天還能當暖氣用，以至連小偷都嫌棄，從來不偷電視機（也搬不動）。

蘇聯似乎點錯了科技樹，但倒回到冷戰開始的1950年代，事情可不是這樣的。

1957年10月，蘇聯平地一聲驚雷，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尼克1號”，讓全體美國人感受了一把震撼、沮喪和信心低落，史稱“斯普特尼克危機”。美國決策層從那會兒開始意識到，如果政府不集中力量辦大事，只讓商業公司來背科技探索的挑子，以後只會更頻繁地被蘇聯騎臉輸出。

最後，美國形成了一套左右組合的拳法：左手拳，是政府積極介入前沿科技的探索中，成立各類國家層面的基金和組織，真金白銀給錢，並牽頭搞類似阿波羅計畫這樣的超級工程；右手拳，是繼續高舉資本主義的旗幟，鼓勵科技成果向消費市場轉化，培育商業巨頭，實現自我造血。

美國一記左勾拳，一記拳右勾拳，就靠這左右兩路招式，在資訊革命中戰勝甚至碾壓了蘇聯。

首先看“左”路的招式。1958年，在蘇聯衛星上天滿一年之後，美國成立了兩家超級機構：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DARPA），兩家都擁有花不完的預算，前者專心搞航天，專攻能讓人類走出地球的科技；後者的覆蓋範圍則更寬泛，發展一切能夠捍衛美國霸權的技術。

在DARPA的官方簡介中，是這樣寫的：

1958年成立時，DARPA的使命，是防止類似斯普特尼克發射的科技突破，因為這標誌著蘇聯在太空領域打敗了美國。今天，DARPA的任務，仍然是防止美國遭受科技突破，同時也針對我們的敵人，創造科技突破。

DARPA的口氣不小，但赫赫戰績稱得上它的野心。資訊革命中的很多突破創新，如GPS、氣象衛星、語音介面、網際網路、個人電腦、FinFET等都是直接或者間接由DARPA推動。《經濟學人》曾讚譽它“塑造了現代世界”，雖然有些誇張，但相比於它的資金投入額（佔GDP大概0.015%），DARPA的確是美國政府推動科技創新的滿分級答卷。

當然，金主遠不止DARPA一家。在1964年，美國政府各類機構的研發投入加起來，佔全美比例高達67%，私營公司只有30.8%。另外，來自政府和軍隊的訂單輸血了一大批新技術，比如電晶體，最初的應用就是民兵洲際導彈。1962年國防採購佔電晶體銷量的100%，到到1966年這一比例仍然有53%，幫貝爾實驗室和德州儀器等公司賺回了研發成本。

即便在今天，美國遍地VC，政府的角色也仍然沒褪色。2020年政府研發投入佔總比例仍然高達20%，受益企業眾多，包括一批當紅明星。比如輝達CUDA的主導者伊恩·巴克，上學時就拿到了DARPA資助，研究用顯示卡製造超級電腦；而SpaceX的最早兩次火箭發射（都失敗了），也都由DARPA來買單，後來更是拿到NASA的巨額訂單。

如果說“左手拳”的招式對蘇聯來說並不陌生，那麼“右手拳”則是蘇聯模仿不來的死結。

技術→產品→公司→利潤→財富，這個鏈條是美國人最擅長的，格林斯潘在《繁榮與衰退》中就這樣自誇過：“美國人的天賦隱藏在三個方面，其一是能把偉大的發明做成使用者方便使用的產品，其二是能讓把新發明商業化的企業成長壯大，其三是能用新的手段使企業經營獲得成功。”

在利用技術來創富這一點上，不光是蘇聯沒法跟美國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望塵莫及。愛迪生曾經銳評過歐洲的同行們：“你看那些德國的老教授們，只要每天能吃上黑面包，喝上黑啤酒，就能心滿意足地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蜜蜂製造的噪音，我們可不能像他們那樣活著！”

從1945年第一枚電晶體誕生開始，資訊革命先後掀起了10次產業創新浪潮，分別是：電晶體/積體電路、大型機、PC機、企業軟體、數字通訊、網際網路、雲端運算、智慧型手機、移動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這些創新幾乎全部源起於美國，而且每一次技術突破，都伴隨誕生了新的商業巨頭。

比如積體電路，給美國帶來了Intel和德州儀器；大型機浪潮，讓IBM成為藍色巨人；PC機問世，誕生了蘋果和微軟；企業軟體，Oracle和Adobe成為千億美金巨頭；數字通訊，幫助高通、思科和摩托羅拉屹立浪潮之巔；網際網路，雅虎、亞馬遜、Google和臉書各領風騷十幾年；智慧型手機，讓蘋果復活；人工智慧，又讓輝達和OpenAI成為全球焦點。

每湧現一個科技巨頭，美國科技“國家隊”的名單上就多了一行，日復一日，實力越來越強。相比之下，蘇聯的科技“國家隊”名單永遠只有一行。

在1980年初，蘇聯科研人員總數高達143萬，規模世界第一，紙面實力雄厚，研發也佔到GDP的4.7%，而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大都在2～3%左右。但由於國內市場機制不足，海外市場被封鎖，這些投入並沒有孵化出自我造血的科技巨頭，也是日復一日，科研投入逐漸變成財政的沉重負擔。

商業公司的科研實力能比肩國家機器嗎？我們可以拿大型機為例。

在1960～70年代，使用電晶體的大型電腦，成為象徵一個國家科技實力的神器。在美國，主導這一浪潮的是IBM。1960年IBM立項System/360項目，為此徵召6萬員工，建設五座新工廠，被稱為“50億美金豪賭”，一問世便震撼業界，大獲成功。到了1966年，IBM員工超過25萬人，淨利潤10億美金，是當時美國電腦產業的頭號選手。

而整個華約國家的電腦工業加起來，也比不過IBM一家。蘇聯在60年代乾脆放棄自研，直接仿製System/360，不僅硬體照搬，作業系統也逆向工程強抄，但最後花了無數財政資金，卻是越仿製越落後，越落後越仿製，PC機爆發後更是一落千里。到1990年，美國15～20%的家庭擁有電腦，總量上千萬台，而蘇聯全國只有20萬台電腦。

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追趕英國時用的手段，蘇聯在追趕美國時全用上了，包括仿造、抄襲、技術間諜、國家法案、財政補貼、貿易保護、人才引進……但唯一缺的，就是市場。正如米塞斯說的：“沒有市場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過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美國在面對蘇聯的追趕時，尤其是斯普尼克衛星和加加林刺激之後，果斷學習了“左手拳”，財政投入瘋狂增長；但蘇聯在追趕美國時，卻只是在加強“左手拳”，無法學美國的“右手拳”。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國向蘇聯學習了“計畫”，蘇聯卻向美國學不到“市場”，最終導致資訊領域的全面落後。

歷史對待失敗者是殘酷的，蘇聯在資訊時代能被世人記住的成就，只剩俄羅斯方塊了，而這個誕生在1985年的遊戲表達了一種隱喻：殺死你的，是你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錯誤。

04

回到1780年，整個美國只有三台蒸汽機，兩百多年過去了，美國成了這個星球上科技最領先的國家。

這個歷史只有幾百年的新大陸帝國，做過“追趕者”，也打壓過“追趕者”；有過“直道領先”，也有過“彎道超車”；有過自己不要臉的階段，也有指責別人不要臉的時刻。所以面對下一個戰略挑戰者，美國對工具箱裡的武器實在是太熟悉了：要麼是它親自用過的，要麼是它曾經對抗過的。

似乎在每一次面對戰略對手的關鍵時刻，技術革命總能給美國送來“助攻”——當美國費力追趕英國時，內燃機和電力出現了；當德國和日本組成軸心時，美國恰好構築完第二次工業革命裡最龐大的產能；當蘇聯成為最強對手時，建立在矽基材料上的資訊革命又幾乎跟冷戰同時拉開帷幕。

在AGI似乎要開啟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我們能從歷史中學到什麼？

首先，市場經濟和商業公司，是制勝的關鍵

在每一輪技術浪潮的國家對決裡，主力軍團一直都是商業公司，而美國是最擅長培商業鉅子的國家，它不僅做的比蘇聯好，還比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好。因此作為追趕者，堅持市場經濟是必選項，是所有“0”前面的那個“1”，鼓勵技術創富，讓每一個靠創新成為億萬富翁的人成為大眾偶像，消除對一切破壞這種環境的因素，是唯一正確的路。

其次，政府要堅決投資科技，切勿有“內疚感”

從歷史上看，美國無論是扮演“追趕者”、還是“並進者”還是“領先者”，美國政府都在堅決地、果斷地、毫不猶豫地參與到對科技的扶持中去，區別只在於程度深淺而已。但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某種程度上重塑了敘事，動輒就把外國政府補貼研發列為制裁事項。作為追趕者，要從歷史的輪廓中看清楚這裡面的算計，切勿陷入虛假敘事的窠臼。

第三，對潛在的技術革命，不能抱“僥倖心理”

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被美國超越，除了國家本身天花板較小的原因外，對新技術的重視程度不夠、不敢對存量資產開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儘管現在AGI的突破尚未能得到完全的驗證（業界預計2025年到2027年），但切勿抱僥倖心理。對這種影響國運的大趨勢，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最後，無論外部環境如何，都要堅持開放和學習

美國在追趕英國時，積極引進來自英國的先進技術和人才；美國在超越歐洲時，把大西洋對岸所有的技術都拿來消化吸收；美國在打壓蘇聯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借鑑了蘇聯的“舉國機制”。因此，中國要堅持向西方學習，越不讓學越得學，正如任正非說的：“我們不能因美國打壓我們，就不認為它不是老師，不向美國學習，這樣會走向自閉。”

當然，上述經驗能起作用的一個前提是：作為美國的戰略對手，本身需要具備戰略實力。

中國的確錯過了資訊革命的前半場，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縮短差距，90年代初華為等一批公司從通訊領域開始緊跟，2000年前後一批網際網路公司崛起，之後歷經二十多年的軟硬體熱潮，中國國內科技公司陣營不斷壯大，雖然不敢說能與美國比肩，但至少也做到了沒有掉隊。

由於AGI浪潮本身就是資訊革命第九次產業創新的延續和放大，中國科技產業在資訊革命中的緊跟死咬，讓中國攢下了全球僅次於美國的電腦技術、人才和商業資產——當美國人率先發現並駛向“新大陸”時，中國幾乎是全球唯一能夠迅速組建船隊、緊隨其後的國家。

而當OpenAI啟動新一輪科技革命時（防槓：目前的確尚未100%確定），中國的任務和目標其實發生了一些變化：

中國需要在AGI技術領域再一次做到“緊跟死咬”，並避免在“換擋”的關鍵時刻讓對手對自己產生“技術代差”。而毫無疑問，美國也會充分利用AGI這一技術武器，這一點，從國會議員們對Sam Altman滿臉寵溺的表情中，就可見一斑。

在瞭解美國會如何行動，以及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之前，我們需要先瞭解兩個國家在科技領域的“紙面實力”究竟如何——這是下一篇文章需要回答的問題。 (飯統戴老闆)

參考資料

[1] 第三次浪潮，阿爾文·托夫勒

[2] 電流大戰，湯姆·麥克尼科爾

[3] 電腦簡史，馬丁·坎貝爾–凱利，威廉·阿斯普雷

[4] 美國增長的起落

[5] 劍橋美國經濟史

[6] 繁榮與衰退，艾倫·格林斯潘

[7] 萬國爭先，[馬特耶·阿本霍斯 戈登·莫雷爾

[8] 工業與帝國，埃裡克•霍布斯鮑姆

[9] 賈根良：英國因何喪失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先地位？

[10] 一場事先張揚的超車，飯統戴老闆

[11] 鋼鐵、蒸汽與資本：工業革命的起源

[12] 試析美國加速實現工業化時期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