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川普遇刺暴露美國民主制度的深層危機

當地時間2024年7月13日下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的一場競選集會上，前總統川普遭遇槍擊事件，震驚了美國及全球。這是自1981年羅納德·里根總統遇刺以來，發生的第二起重大政治暗殺案。此事件不僅暴露了當前美國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的危險性，也進一步揭示了美國民主制度面臨的深刻危機。

本文探討了美國民主制度在面對現代政治現即時的失效問題。美國的民主制度雖然在表面上顯示出包容性，如投票率上升和國會代表多樣化，但其治理能力卻明顯不足，難以應對日益複雜的政治和社會挑戰。作者分析了制度設計與現實政治需求之間的矛盾，包括選舉制度的缺陷、地方性政治與全國性議題的不匹配以及種族問題對政治的深刻影響。通過對位元朗普遇刺事件和本文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當前的政治危機不僅僅是個別事件或人物的影響，而是深層次制度問題的反映。這些制度問題導致了政治極化、治理失效以及社會動盪。因此，理解和解決這些制度問題，對美國民主的未來至關重要。

內容提要

很多學者似乎認為，美國的民主正處於危機之中。一些人將其歸咎於川普總統，理由是他破壞了該國的民主規範和機構——選舉制度、獨立的司法、法治和媒體。有些人則認為美國民主長期衰落的現象始於幾十年前，體現為政治兩極分化加劇、國會內鬥、經濟和社會不平等，而川普只是極致地呈現而已。具體原因眾說紛紜，但都認同這種衰落造成的影響——系統崩壞。

作者認為現今美國民主的問題是，由於民主制度無法因應政治現實變化而改善，因此呈現了一個雖具有“包容性”(inclusive)但卻“失效”(ineffective)的民主。即使目前一些跡象表示民主仍處於健康狀態，如投票率上升、國會代表呈現種族多元等，但作者認為伴隨而來的是治理的危機。在歐巴馬執政期間，國會很少能就預算達成一致，更不能制定重大的新法案，因此，總統訴諸行政命令和其他單邊手段制定政策；川普上台以後，在2017-19年國會暫時結束了政府的分裂，但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資料，國會通過的法案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儀式性的，並且由於該政府缺乏經驗導致政策不連貫。

美國民主出了什麼問題？如果美國的民主參與度在提升，那麼它是如何走向失調的？作者認為，答案在於美國的政治體制與其政治現實不匹配，即民主的結構跟不上政治和社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政治代表權仍與各州和地區聯絡，而政治對話已經進入全國；“選舉”在實際中日趨重要，但《憲法》對選舉缺乏重視；“色盲”(colorblind)的制度，使得種族議題深刻影響噹代政治生活。

國家性思考，地方性投票

儘管美國政治越來越聚焦國家層次的議題和人物，但其政治結構仍然是地方性的。這樣的分裂體現在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在國會中，它破壞多數立法。每個州都有兩個參議員，一些人口少的（多為農業州、主要是白人）在參議院中有不成比例的過大權力，使得少數容易綁架多數人的意願。以槍支管製為例，在大規模槍擊事件成為頭條新聞的時候，許多槍支安全措施得到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支援，然而最後未能立法通過。雖然遊說團體(即全國步槍協會)應該承擔幾乎所有責任，但國會的結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國會議員不代表國家選區，他們代表所屬的州和地區。

國會立法反映地方利益的本身並不是壞事，它使管理一個龐大和多樣化的國家成為可能，但對國家層面議題的公眾意見反應卻較為遲鈍。

在地方層級方面，地方代表與國家政治不一致意味著那些持少數觀點的人往往發現自己被拋棄了。換句話說，生活在民主黨地區的保守派人士或共和黨選區的自由派人士可能無法發聲。全國範圍而言，整個國家選舉仍具競爭性的，因為兩黨至少競逐其中一個議院的控制權，但是在眾議院的435個席位中，只有50個左右是有競爭性的。在總統層級，情況也類似。正如政治學家阿蘭·阿布拉莫維茨(Alan Abramowitz)所觀察到的，儘管總統選舉的總體投票看似競爭激烈，但大州的得票率與本世紀中葉相比顯得失衡得多。以1960年大選為例，加州和德克薩斯州的競爭不分上下，但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以30個百分點的優勢贏得加州，川普以9個百分點的優勢領先德克薩斯州，但由於許多州已成定局，導致一小群生活在搖擺州的美國人決定了最終結果。

全國性政黨過去扮演緩和的角色，他們產生的政綱和總統候選人基本反映了州和地方政黨領導人的利益。但當下的全國性政黨難以控制總統提名程序，並使得它們更難確保政黨內的不同利益得到代表。為了駁斥與選民脫節的指責，在2020年初選之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已經大幅削減了超級代表的權力，並降低了候選人參加電視辯論的門檻。不難發現，政黨政治的國有化導致了政黨政治的削弱，這又反過來擴大了地方關切與國家權力結構之間的脫節。

選舉偏執

另一個突出舊體制與新政治現實之間緊張關係的領域是選舉。憲法規定直接選舉眾議院議員，但參議員將由州立法機構選出，各州可以自行決定如何在總統選舉中分配選舉團的選票。這些相對合理，因為憲法制定的年代既不存在大眾通訊也不存在便捷的交通，不大可能有真正的全國選舉。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幾次修憲試圖強化美國政治的民主，如第15修正案在南北戰爭後獲得通過，從而允許非白人投票；1913年批准的第17修正案規定直接選舉參議員，接連的修正案將選舉權擴大到18至21歲的婦女等並禁止徵收投票稅。直接普選不僅成為各國的常態，而且成為改革主要處理程序、政策公投和投票倡議的指導原則。如今，選舉在美國政治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

然而，對選舉的日益重視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副作用：它排擠決策過程。政治越來越關注立場取向和行為衝突，選舉壓力可能會分散議員從事執政工作的心力，加上總統選舉周期已延續到長達數年的"長期競選"，使得總統候選人無心日常工作。

兩極分化導致問題進一步加劇。幾十年前，批評人士指責政黨制度剝奪了選民不同的政策選擇，兩黨制對公眾偏好的反應不夠。但後來兩黨本身也經歷了意識形態的分化(ideological sorting)，保守派離開了民主黨，自由派離開了共和黨，國會規則的修改賦予了眾議院多數黨的權力。然而，美國的政治體系並不是為了讓其中任何一個政黨取得全面勝利而設計的，它專為妥協而設計。

選舉應該有多重要？大多數人都認為，官員應該通過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來進行挑選和問責。但是，在解決政策問題上的爭論時，選舉的作用微乎其微。作者對總統及其團隊如何解釋選舉結果的研究表明，選舉一度作為一種說服工具，總統用它來為自身偏好的政策建立一個立法聯盟。但近幾十年來，選舉結果已成為政策選擇本身的正當性來源。約翰遜總統和他的核心圈子將他1964年的勝利視為對抗國會的籌碼，而里根總統和他的助手們則把1980年的勝利稱作為保守主義的勝利，用以護航國會的政策方向。

新的選舉思維方式與《憲法》所建立的制度不相符，即每四年選舉一次總統，而眾議院議員的任期為兩年，參議員任期為六年。那麼在中期選舉中指責總統的政黨會否定上次的勝利嗎？如果選民選擇一個分裂的政府，他們真正要求的是什麼？該體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關於種族的迷思

最後，如果不考慮種族的作用，就不可能談論美國民主的運作。美國的許多政治制度旨在維護種族階級制度。《憲法》將奴隸算作五分之三的人，以便分配眾議院的席位；成立於1934年的聯邦住房管理局為私人抵押貸款提供保險，但卻有計畫性地歧視黑人小區，使得其居民極難獲得住房貸款，從而積累財富。種族主義也潛伏在當代政治行為的背後。正如政治學家阿維都特·阿查亞(Avidit Acharya)、馬修·布萊克韋爾(Matthew Blackwell)和瑪雅·森(Maya Sen)的研究發現，奴隸制至今仍在塑造著南方的政治:生活在曾經奴隸比例較高的地區的白人傾向於支援共和黨人，而且更可能反對平權行動。政治學家邁克爾·特斯勒(Michael Tesler)、約翰·西德斯(John Sides)和林恩·瓦夫雷克(Lynn Vavreck)也在《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一書中指出:種族和移民的態度激勵了許多川普的選民。也就是說，種族深刻地塑造、並持續影響美國體制和美國的政治行為，但更糟的是，美國被困在這些未能認清事實的制度之中。

一代又一代美國白人從小就被灌輸這樣的觀念：他們生活在一個種族歧視的社會裡。他們認為，就種族主義存在的程度而言，問題不在於體制而在於個人。在現實中，系統性的種族差異依然存在，美國黑人在健康、教育、收入和刑事司法方面比白人差得多。然而，歐巴馬本身當選總統的事實和其任內為種族攻擊事件發表的言論卻引致批評，稱其違反了“色盲”（colorblindness）的規範。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大多數美國白人將種族主義視為個人問題，而不是系統性問題。在川普時代，種族更是美國政治的前沿和中心。川普在競選期間呼籲禁止穆斯林移民，並在就職後頒布限穆令，他甚至提出了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分離移民家庭的政策。然而，後文明社會的迷思依然存在。

高壓下的體系

現代總統制加劇了所有這些體制上的緊張關係。總統通過大眾傳播和現在的社交媒體傳遞國家資訊。他們減少了作為國家元首方面的角色，轉而成為呈現競選者的一面。川普時代加劇了這些緊張局勢，或許迫使人們更多地考慮其中一些緊張局勢，但川普本身不是製造國家政治功能失調背後的力量。他只是在這些體制矛盾中上台執政，並提高解決這些問題的風險。

所有這些問題並不意味著美國體制正在衰敗，而是表明改革和逐步的政治變革導致了一種體系不同部分相互衝突的局面。目前流行的論述稱，美國的民主已經從某種黃金時代達到的頂峰下降。但是，這樣一個黃金時代從未存在過，當下的政治是全國性的，其中選舉是核心，人們更加期待多樣性和包容性。當今美國民主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挑戰了憲法設計背後的一個基本假設:政治將圍繞著機構創造的激勵機制發展。相反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現實之間在當今社會的不匹配表明，儘管有規則和權力約束，社會變革仍可能發生。當國會拒絕在重建時代後通過反私刑立法時，活動人士將精力集中在推動公眾輿論和在法庭上。社會運動能繞過改變《憲法》的正式條款，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和社會。

所有這些都表明，改革者應該推動緩解政治緊張局勢，而不是製造更多的政治緊張。一個能將地方關切與國家權力結構聯絡起來的機構，如強力的政黨，就是一個例子。在選舉方面，努力將競選辭令轉化為可行的政策建議，或許可以緩解對政治制度反應遲鈍的失望情緒。在一個政黨獲勝後，立法者和公民應該考慮增加政策收益，而不是試圖否定或懲罰其對手。這種改變也可能提醒選民和政治家，雖然選舉對民主至關重要，但選舉並不是民主的唯一命脈。同時，有些人可以利用該國對選舉民主的痴迷進行種族差異的論述，並挑起爭端以利選情，儘管這些鬥爭的確關乎種族平等。

思考如何化解當前的緊張局勢，美國人必須面對一個更嚴峻的事實:即使是重大的體制改革，也很有可能無法解決美國的政治問題。換句話說，問題也許不應歸咎於結構，而是像美國這樣分裂且龐大的國家要達成共識本身就很困難。建立執政聯盟需要公民間相互聯絡和建立共同命運感，這正是目前極為缺乏的東西。但2018年中期選舉帶來了好的跡象:選民選擇不同的群體來代表他們。因此，美國正處於一個轉折點，它可以接受變革的可能性，更新其機制，並糾正過去的錯誤。否則，這個國家會像她的政治家一樣，永遠無法兌現承諾。 (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