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杭州一樣，很多人提到廈門，都會說，這是一座網紅城市。

不過，網紅城市不僅要看“顏值”，還要看其經濟實力，可廈門如今的“成績”卻羞於見人。

2023年，廈門GDP為8066.49億元，增速3.1%，位居全國主要城市增速倒數行列；固定資產投資僅比上年增長0.5%，該增速也是近些年來最低。

而2022年的廈門全年增速4.4%，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4個百分點，在所有副省級城市中經濟增速位列第一。

從“超速”到“失速”，廈門這個世人眼中的“慢城”，也有些焦慮了。

好在冰冷的GDP之外，廈門依然是人們心目中最理想的“養老勝地”“浪漫之地”，這裡有著人人嚮往的海島——鼓浪嶼，還有中國最美的大學——廈門大學……

除了旅遊，這個副省級的計畫單列市還有什麼？

1 廈門可不是小漁村

對於廈門人來說，最討厭的一句話便是，“廈門啊，以前不就是個小漁村？”

事實上，廈門卻是一座有著歷史底蘊的古城。

當然，和內陸很多千年古城相比，廈門還算年輕。

廈門別稱鷺島、鷺門、鷺嶼，因過去常有成群的白鷺棲息而得名。

從東漢時期有人煙開始，直至元末，這裡始終只是邊陲哨所和幾處漁村混居的不起眼海島。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政府在此地設立“中左所”，屯兵以防倭寇。

據《廈門志》記載：“城廈門，移永寧衛中、左二所兵戍守，為中左所”，這是“廈門”這個名字首次明確出現在史書中。

因廈門設中左守禦千戶所，因此又得名“中左所”，屬泉州府轄區。

清順治十二年（南明永曆九年，1655年），鄭成功攻佔廈門，將這裡改名為思明州。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軍攻佔思明州，將其定名為廈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軍收復台灣島，並於翌年設立台廈兵備道，廈門地名從此固定下來。

隨後，廈門又在雍正時期經歷多次地理變革，逐漸成為福建東南沿海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

總的來說，宋元明清的“廈門”，指的都是廈門島。

廈門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舞台，源自鴉片戰爭時期。

因為當時的泉州港開始衰落，原本只是泉州港的外圍港和輔助港的廈門港則被英國人一眼相中。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軍隊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除了割讓香港給英國，並將廈門等城市作為第一批通商口岸。

這對於原本封閉的廈門來說，開始被迫開放。

當時福建內陸的茶葉、煙絲等都要先運到廈門再出口，連福建供應台灣省的官餉、軍餉以及民間日用，都是通過廈門港運輸到對岸。

廈門也因此繁榮起來，成為閩南地區數一數二的貿易港口。

20世紀初，英國又在廈門鼓浪嶼設定租界，成為中國最早的公共租界之一。

鴉片戰爭之前，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的鼓浪嶼，只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尋常小島，偶爾會有英軍士兵前來駐紮。

因為較早通商，鼓浪嶼隨後迎來大批外國商人和官員，他們在這個位置絕佳的海島開始建領事館、別墅，將其作為與華人隔離的區域。

1902年，鼓浪嶼被強行劃為公共租界，島上的建設進入高潮，大批華僑、華商湧入，圈地建房。

如今島上絕大多數建築，都是公共租界時期的華僑所建。

其中，被譽為“中國第一別墅”的黃家花園，由一個1.2萬平方米的大花園、三幢豪華別墅組成，結合了歐陸建築和南洋殖民地建築風格，於1925年落成。

這個別墅的主人是住在印尼的中國華僑黃奕住，他早年不過是一個行走江湖的剃頭匠，後來轉行做賣貨郎，攢了點錢後又開商行。最後因把握時機做蔗糖生意發了家，成為巨商。

同一時期在鼓浪嶼大肆建設別墅的華僑，基本都是與黃奕住背景相同的南洋華僑，他們在外拚命賺錢，回到家鄉就紛紛蓋起各類新式別墅，借此彰顯實力。

2 廈門的老城改造時期

鼓浪嶼的公共建設日益完善之時，一水之隔的廈門老城自然顯得落後。

民國《廈門市志·實業志》說：“初，廈市街道狹隘湫陋，人煙稠密，因公共衛生不講，以致疫癘時作。（鼓浪嶼）其地清幽潔淨，以較對岸，有如天壤焉。”

顯然，外國人管理的鼓浪嶼與當時破舊落後的廈門形成了鮮明對比。

1918年，陳炯明率粵軍入閩，對漳州進行舊城改造，因將廣東流行的雙層騎樓引入，修建基礎建設，令城市煥然一新。

廈門人也很羨慕，本想照葫蘆畫瓢，啟動城市改造，無奈因經費問題不足，加上內部阻力巨大，只好作罷。

1927年，林國賡任漳廈海軍司令，以鐵腕拆遷民房和墳墓，並請華人首領周醒南主持工程，才令城市發展有了起色。

周醒南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引進華僑資本，利用“外資”來改造城市。

與其他地方不同，近代廈門市政建設的資金，70%以上來自僑匯。

廈門有不少華僑旅居南洋、歐美等地，聽聞家鄉發展需要資金，紛紛慷慨解囊。

據《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資料選輯 （福建卷）》一書的統計，從1871-1949年的79年間，華僑在福建共投資房地產業0.63億元，其中90%集中在廈門。

有了錢，又有西式城市圖紙可參考，廈門從海港到城市街道、社區及衛生設施，市容市貌很快就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到抗戰爆發前，廈門已經大體完成了從傳統城市到近代都市的轉變。

時至今日，廈門老城區，中山路、大同路、思明路等數十條騎樓街道和中山公園，修修補補多年，依然保留著當時改造後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廈門老城改造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也呱呱墜地，這便是被譽為“中國最美大學”的廈門大學。

20世紀初期，中國正處於國家危難和民族現代覺醒的嚴峻時刻，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抱著“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的信念，懷著“為吾國放異彩”的宏願，從新加坡返回故鄉廈門。

1921年，陳嘉庚跑遍廈門島後，最終選擇了演武亭遺址——當年鄭成功操練軍隊的地方，作為廈大辦學場地。

廈門大學創立時，設立文、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系，是當時中國學科體系最為完整的大學之一。

在此之前，陳嘉庚先生還創辦了集美學校師範部、水產科和商科，後來成為集美大學的前身。

在此期間，陳嘉庚不僅全力資助創辦廈大，更對其營運不遺餘力給予支援。

當時正處於動盪時期，國內很多大學早已發不出薪水，唯獨廈大在陳嘉庚的支援下一直經費充足。

陳嘉庚說，“寧可我喝稀飯，也不能欠教職員的錢。”

當時，廈大教授月薪最高可達400元，可以直接買一套鼓浪嶼上的小別墅。

曾在廈大執教的魯迅曾經評價廈大：“風景絕佳，從不欠薪”。

不過，那時的廈大還是陳嘉庚的私產，“國立廈門大學”這個名字則是1937年以後的事。

3 廈門的城市建築風格

1929年後，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日本帝國主義傾銷的雙重襲擊下，陳嘉庚雖然在最艱難時期，依然以各種方法籌集辦學經費，苦苦支撐廈門大學和集美大學兩校的辦學經費，但最終無力為繼。

1937年春，陳嘉庚將廈大無條件獻給當時的國民政府，改私立為國立。

從創立到忍痛捐獻，陳嘉庚傾盡所有維持廈大辦學16年之久。

不久，因為日軍逼近廈門，廈門大學一度被迫遷往鼓浪嶼，隨後又搬遷到閩西山城長汀。

事實上，陳嘉庚創辦廈大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這座城市的建築面貌。

從規劃廈大最早的群賢樓群開始，陳嘉庚就邀請國外設計師進行建築設計。

但他也不完全遵從設計師的想法，而是自有一套思路。

比如他不同意使用昂貴的進口建築材料，主張就地取材，選用當地盛產的白花崗岩、紅磚、綠瓦，並將其建設為中式屋頂，簷角起翹，屋身則為拱券外廊式的中西合璧風格。

從群賢樓群開始，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上百座建築都有著統一而鮮明的風格，往往是一個閩南大屋頂，西洋式的牆面和結構，拼花、細作、線腳則兼具閩南或南洋風格。

廈門人生動地形容為“頭戴斗笠、身穿西裝”。

據說，陳嘉庚規劃建築時，從不畫圖紙，而是領著工匠以杖代筆，憑空指指點點，一幢幢與閩南傳統大厝迥異的建築相繼拔地而起。

這種將南洋殖民地樣式與西式樓房，又包含閩南大厝元素的設計風格，因為集美和廈大建築群出現，逐漸影響了廈門後來整座城市的建築風格。

廈門華僑也頗為欣賞這種風格，有的會在家鄉傳統的紅磚大厝中，修建充滿異域風情的小洋樓，閩南人稱之為“番仔樓”；有的也學著陳嘉庚的風格，將各類中西合璧的元素直接貫穿在自己房屋建築上，從而形成極富廈門色彩的華僑建築群。

事實上，這些看似不倫不類的華僑建築，既是榮歸故里的華僑展現自己財富的標誌，也體現了當時廈門的城市富庶。

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由於廈門在福建南部的特殊地位，成為海外華僑投資的重要場所，其投資總額一度佔華僑在福建投資總額的62.88%，佔全國總數的12.49%，名列全國之榜首。

住在廈門的華僑主要經營茶、糖兩項出口產品，主要面向東南亞市場，而廈門正是其出口貨物的重要集散地，上世紀30年代，僅這兩項產品就佔全國對東南亞出口貿易的90%，足見廈門與東南亞貿易關係有多麼密切。

那時，廈門城內富有特色商住兩用的騎樓街區隨處可見，商業繁榮程度可以比肩很多大城市。

1935年，民國政府設立廈門市，與泉州、莆田一起歸屬民國第四行政督察區。

也是從這時起，廈門（島）從泉州正式獨立出來，成為行政等級上平等的兩個地區。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廈門島，民眾紛紛外逃。此時的鼓浪嶼作為公共租界，起先得以保持中立，收容了大量廈門難民。

1941年12月8日，鼓浪嶼也被日軍佔領，成為淪陷區，鷺江一片沉寂。廈門經濟開始衰退，繁華的廈門港也逐漸成了“死港”。

解放戰爭後期，由於戰事南移，廈門湧入大量國民黨部隊，導致出現“錢荒”“糧荒”“房荒”，讓市民怨聲載道，加速了國民黨政權垮台。

4 解放初期的廈門

1949年10月17日，廈門終於迎來解放。

當時，廈門市只是以廈門島和鼓浪嶼為主的幾個島嶼，同安縣是1958年才劃給廈門，一起劃入的還有原屬於海澄縣（今龍海區）的海滄、新垵兩地。

不過，從解放那天開始，廈門就只是一座海防前線小城。

從1958年到1979年，20年裡廈門一直是前線，和金門之間你一天我一天互相炮擊（史稱“金門炮戰”），城市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建設，工業和經濟產值更是無法和過去相比。

1978年，廈門地區生產總值僅4.80億元，財政總收入僅1.55億元，比剛解放時強不了多少。

面對廈門的落後面貌，更為了彌補之前的“虧欠”，1980年10月，國務院在廈門島北郊的湖裡劃出了2.5平方公里設立經濟特區，廈門率先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點”和“窗口”之一。

此時的廈門經濟總量僅為6.4億元，不到合肥的一半，僅為寧波的22%，蘇州的15.7%，南昌的37.8%，武漢的12%，長沙的27.6%。

可以說，計畫經濟時期廈門沉澱下來的經濟基礎極為薄弱。

1984年，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131平方公里的廈門全島，並可實行自由港的部分政策，為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1988年，國務院批准廈門市為計畫單列市，賦予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

此時的廈門也通過邀請新加坡專家，對本島市區和鼓浪嶼開發，以及完善集美和杏林等建設提出了總體規劃。

建立特區以前，廈門市商業、餐飲業網點絕大部分集中在中山路至廈港一帶的舊市區。

隨著廈門市行政中心由中山公園遷往湖濱北路，以及90年代初廈禾路改造、江頭路改造，蓮花、蓮阪城市副中心建設、東部統建房、會展中心建設等，廈門商業空間逐漸從島內西南隅向島中部、東部拓展。

經過十年發展，廈門也初步形成以工業為主、工貿結合、各業綜合發展的外向型經濟特區，經濟增長迅速。

1990年，廈門實現GDP為57.09億元，與合肥、南昌等省會城市已經相差無幾。

1994年，廈門又升級為副省級城市，行政等級甚至高過省會福州。

這一時期，廈門引進了柯達、戴爾、太古飛機維修、林德叉車、TDK、ABB等一大批大中型項目和高新技術項目，為經濟穩定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支撐。

不過，由於特區的優惠政策逐漸到期，廈門和其他幾個特區一樣，面臨著轉型。

好在當時內地已經放開，正積極歡迎台商前來投資，廈門與台灣關係特殊，開展彼此間的貿易往來，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5 廈門與台灣，兩岸一家親

事實上，在第一批設立的4個經濟特區中，廈門是唯一因台而設的經濟特區，也是中央對台政策和發展兩岸關係的試驗田、窗口和排頭兵。

廈門和台灣同屬閩南語文化圈，文化同宗同源。所以，廈門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台資的首選地。

歷史上，廈門與台灣之間的經貿往來更為久遠。兩地早在唐宋時期就有零星交往，到明清時期達到了貿易高潮。

1904年，廈門台商會正式成立，“台商”這個名字逐漸出現。

不過，由於兩岸人民難分彼此，所以不會有刻意的“台商”“廈商”之分。

解放之後，即便因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廈台經濟交往基本中斷，但相互間仍存在零星的走私貿易。

改革開放初期，廈門被賦予了很多特殊對台政策，但台商由於受台灣當局的限制，只得悄悄通過港澳及國外公司對廈門進行投資與合作。

1985年，第一家台資企業三德興公司在廈門成立。隨後，國務院又批准在杏林、海滄設立首批台商投資區，擁有3個國家級台商投資區的廈門，成為廣大台商青睞的投資福地。

九十年代，來廈投資的台商數量快速攀升，兩岸貿易往來也越發頻繁。

這個階段的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也步入新階段，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1993年4月，“汪辜會談”又讓彼此間的關係更為親近。

1997年4月19日，隨著“盛達”號輪船從廈門起航，駛向了海峽對岸的高雄港，打破了兩岸48年的隔閡堅冰，開啟了兩岸間試點直航的大幕。

幾乎同一時間，廈門首屆對台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成功舉辦，成為自1979年兩岸恢復經貿關係以來，兩岸民間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經貿活動。

2001年，廈金航線正式開通，兩岸間實現了中斷52年的客運直航。

來自廈門的邀請以及龐大的內地市場，台商來的不僅越來越多，實力也更加雄厚。

2006年，台灣省最大、世界第三大的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製造商友達光伏來到廈門，引發無數台商企業爭相關注。

作為產業龍頭企業，友達光伏“現身說法”也吸引了冠捷科技、宸鴻科技、達運光伏等一批台灣企業相繼落戶廈門。

與此同時，廈門本土的企業迅速成長，上百家配套企業紛至沓來，電子顯示產業儼然一片茂密的森林，造就了廈門首條千億產業鏈。

台商也將廈門作為電子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基地進行量產後，再以零部件和半成品的形式，通過空運海運的方式出口到世界各地，產生互贏。

如今，全球約10%的液晶螢幕、全球20%的車載屏，出廠的8K以及曲面等高階電視螢幕，基本都來自廈門。

從台灣來到廈門投資發展的，既有友達光伏這類成熟企業，也有正新輪胎、來明工業、路達工業、春保鎢鋼等原本不知名，經過一輪輪增資擴產，逐漸做大做強的台企。

這些台企來到廈門，除了帶來技術和資金，還迅速帶動了上下游的配套產業落戶，並讓積體電路產業逐漸成為廈門新的經濟支柱。

台資企業的到來，構成了廈門外向型經濟的基本盤，城市經濟總量迅速擴大，2005年，其GDP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隨後一路攀升。

6 廈門港帶來的外貿機遇

隨著國家賦予廈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等一大批創新試點任務後，廈門經濟再次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010年、2013年、2017年，廈門GDP分別突破了2000億元、3000億元、4000億元。

2019年，廈門在四個經濟特區中，除了與深圳還有一定差距，但相比珠海和汕頭，優勢十分明顯。

資料顯示，2019年，廈門GDP達到了5995.04億元，比1980年增加了936倍，經濟總量居全國第33位，已接近珠海+汕頭GDP總和，一般性預算收入更是遠超珠海和汕頭之和。

近十年，台資企業數量急劇擴大，截至2023年3月，全市累計批准台資項目9929個，合同台資236.99億美元。

廈門的快速發展，除了作為兩岸融合中心，離不開大量台資企業落地生根。從2010年的3112家增加至2022年的8407家，十年間，台商一直是廈門外資企業隊伍中最龐大的陣營。

在此期間，廈門還通過金融互通，在兩岸貨幣業務合作上先行先試，帶動金融業以及服務業的迅猛發展。

資料顯示，廈門金融業從2000年的15%增加至2021年的20%，而包含法律、會計、稅務、廣告、諮詢、會議展覽在內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則從2%增加至10%，雙雙成為增速最快的兩大第三產業。

如果僅僅只是台資企業基地，廈門的發展可能也沒那麼快，關鍵是廈門還有另一個重要身份：繼上海、天津、大連之後，又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廈門開埠之前，福建的泉州、漳州因為港口經濟發達，一直是閩南地區的中心，廈門港只是從屬地位。

但作為貨運港口的條件，泉州、漳州遠不及海域開闊，港外又有諸多島嶼屏障的廈門港。

因此，上世紀80年代，廈門成為經濟特區後，很快就因港口優勢勝出，率先接軌世界。

2012年，隨著國家“支援廈門加快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政策出台，廈門因服務於福建、江西等內陸省份以及對台“三通”需要，再次贏得了新的機遇。

此時，泉州由於外貿航線網路覆蓋率較低，鞋、帽、成衣、石材要想出口，只能“捨近求遠”依賴廈門；而作為“國家級外向型農業示範區”的漳州，80%的外貿出口也必須通過廈門口岸。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許多沿海城市依靠外向型經濟迅速崛起，廈門也成為這場遊戲的受益者。

2022年，廈門港躍升為世界第十四大集裝箱港口，遠遠超過第57位的福州港和第91位的泉州港。

作為國內唯一能夠實現“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無縫銜接的城市，從廈門出發的貨物向東可以從海上抵達台灣及東南亞等地區，向西可通過中歐班列橫跨歐亞大陸去往中亞和歐洲。

港口和貿易優勢疊加背景下，外貿經濟便成為支撐廈門跨越性增長的支柱。2022年，廈門進出口總額為9226億元，躋身全國前十大外貿城市，排名第八。

不過，廈門外貿依存度過高的狀況，也為其經濟增速埋下了隱患。

7 廈門的“總部經濟”

2018年，廈門、福州、泉州的全口徑稅收總收入（扣除海關代徵）分別為1159億元、1037億元、811億元，而同期廈門、福州、泉州的GDP分別為4791億元、8516億元、8467億元。

這意味著，廈門每創造1億元的GDP，就會帶來2400萬元的稅收，是福州的2倍，泉州的2.5倍左右。

廈門的優勢就是，在其吸引台商投資期間，也吸引了福建全省龍頭企業來此開展總部經濟。

從觀音山到五緣灣一帶的沿海商務區，既有安踏、九牧王、瑞幸咖啡、美圖秀秀、美柚、億聯網路等大型企業總部，也有中綠集團、恆安集團、中交海西投資、英藍集團、復興集團等大型企業的海西區域總部的身影。

遙望鼓浪嶼的“廈門外灘”鷺江道，更雲集了第一太平戴維斯、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等一大批國內外知名企業總部於此。

總計超過1300家企業總部在廈門安家落戶，已形成海峽西岸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的商務營運中心。

面積並不大的廈門，為何能吸引那麼多企業駐足並“安營紮寨”？

對於企業而言，廈門海島環境優美，無論人才還是資本都願意“孔雀東南飛”。截至2023年末，廈門常住人口已達到532.70萬人，相比20年前增加了約300萬人。

企業發展離不開雄厚人口基數帶來的人才儲備，也更需要便利的物流和交通保障。

而廈門港的優勢地位以及“海陸空”立體化的交通條件，使得企業無論對外出口還是向內開拓市場，都很方便。

不過，企業都是“無利不起早”，更顯著的原因是2008年之前，廈門作為經濟特區，宣佈落戶當地的企業可享15%的所得稅優惠。這是省會福州，還是工業強市泉州，還有國內其他省市都不能比的政策優勢。

雖然後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逐漸統一，廈門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也漸漸取消，但廈門依然以“總部經濟”戰略，自掏腰包不斷最佳化財稅支援、人才建設、金融環境、保障總部企業空間載體等。

圍繞廈門“總部經濟”，一大批配套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諮詢公司等服務體系早已成熟，更讓企業離不開當地。

隨著大企業紮根，國內其他企業慕名而來，一大批與城市產業發展關聯度高的總部企業來廈落戶、深耕，直接帶動了行業上下游企業發展，使得廈門“總部經濟”的乘數效應快速放大，經濟也因此進入了正循環通道。

截至2020年，廈門市現有總部性質的企業（企業集團）共127家，共設立商事主體1057家，納稅總額181.5億元，利潤總額佔廈門市企業利潤總額的47.8%。

同時，“總部經濟”還為廈門帶來超過20萬個就業崗位，成為拉動廈門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廈門那時也正式提出總部經濟發展目標，“力爭到2025年新增總部企業超過100家，總部經濟營收和利潤均超過全市企業的一半，稅收收入達到全市稅收收入30%，成為國際知名、海絲沿線和東南沿海領先的總部經濟核心區”。

如今看來，這個目標有些懸。

8 經濟失速的廈門背後

2023年上半年，廈門市GDP規模3726.43億元，僅增長1.2%，在28個公佈資料的主要城市中處於墊底，而且是唯一一個增速在2%以下的主要城市，引發關注。

到2023年底，廈門GDP最終公佈資料為8066.49億元，增速3.1%，在全國主要城市增速排名倒數。且固定資產投資僅比上年增長0.5%，也是近些年來最低。

有人將其GDP突然失速，解讀為與之前高增長基數有關。

2022年，廈門GDP為7802.66億元，增長4.4%，與西安並列副省級城市第一。

不過，這顯然不能解釋全部原因。

廈門與同樣失速的東莞一樣，表面看都是工業與出口拖了後腿。

資料顯示：2023年，廈門第一產業增加值10.48億元，下降4%；第二產業增加值1413.93億元，下降6.2%；第三產業增加值2302.02億元，增長6.4%。第一產業（農林牧副業）和第二產業（廣義製造業）都在下降，特別是第二產業下滑得厲害。

考慮到第一產業佔GDP比重很小，只有0.4%，所以這部分影響可以忽略。

而2023年廈門第二產業（廣義工業）下降了2.8%，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居然為0。

要知道，第二產業中的電腦、通訊和其他電子裝置製造業一直是廈門主要工業支柱，2022年總產值達到2936.14億元，是廈門唯一的千億產業，佔廈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35.3%。

但相比之前一年，這兩項資料都出現下滑——2021年分別為產值3042.73億元、佔比37.0%。

其中不乏大環境影響下，行業低迷、產業轉移等因素影響，廈門也因此備受衝擊。

比如廈門最引以為傲的液晶螢幕產量，從高峰期年產1.46億片到去年已下降至4460萬片；手機產量方面，高峰期廈門年產3592.45萬台，2023年則僅為166萬台，可謂斷崖式下降。

可以說，電子資訊產業後勁不足，嚴重拖累了廈門經濟增長速度。

再看出口，2023年，廈門實際使用外資19.33億美元，下降了11.1%。2021年實際使用外資21.26億美元，2022年為22.12億美元。

作為國家批覆的首個兩岸產業創新發展的新引擎、科技創新合作的新高地、社會人文交流的新樞紐、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廈門的外資比例很大部分來自台資項目。

2022年，外資在廈門投資項目1141個，其中台資項目711個，佔比62.3%。

但也是從2022年開始，許多協議台資項目並沒有到位。2022年，廈門合同利用外資65.8億美元，台資30.69億美元，佔比46.6%，但那年實際利用外資22.12億美元，台資只有0.4億美元。

這說明有大量台資項目資金都未能到位，至於原因眾所周知。

廈門的外貿依賴度有相當大的比重是靠對台貿易，出口下滑自然也對其外貿收入造成了嚴重影響。

以上可能是廈門增速在主要城市中持續墊底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是廈門這座城市產業不足的現實問題。

9 “慢”下來的廈門未必是壞事

雖然廈門一直在規劃“6+1”條千億產業叢集，但目前規模以上工業產業類別中，千億產業只有1個，即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電腦、通訊和其他電子裝置製造業。

這實在與廈門副省級兼計畫單列市的特殊地位不匹配，畢竟泉州就有5個千億產業，同樣經濟失速的東莞有7個，東南地區的佛山有9個……

甚至，就算拿廈門最強的電子資訊產業，其3000億的規模與其他競爭城市相比，也不值一提。

2023年，深圳電子資訊產業產值達2.52兆元，佔全國六分之一；其次是蘇州（13441.1億元），東莞第三（9476億元）。

雖然在文旅的帶動下，廈門的服務業發展迅速，但從其產業構成來說，缺乏工業實力為支撐的科技、金融等領域的服務，很難真正得到有效的增長機會。

更何況，廈門引以為傲的旅遊收入，其實並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突出。

2019年，廈門旅遊業收入為1656億元，期間受到疫情影響有著較大波動，到2022年旅遊業全面放開時，廈門旅遊業收入已降至855.17億元。

2023年，廈門旅遊業收入超1567億元，福建省內第一，但依然沒有超過2019年巔峰時期。

可即便是2019年，廈門當時的旅遊收入也未能躋身全國前十行列，並不出色。

畢竟，在如今到處發展文旅產業的環境中，“網紅”型的旅遊城市實在太多了。

客觀來說，廈門只有1700平方公里的面積，又是海島城市，腹地面積有限，決定了這座城市的發展方向，必定要產業升級，緊緊抓住產業新機遇。

因此，廈門也提出了著力建構“4+4+6”現代化產業體系，打造產業發展“新藍海”：即做優做強電子資訊、機械裝備、商貿物流、金融服務4大支柱產業叢集，培育壯大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文旅創意4個戰略性新興產業，前瞻佈局第三代半導體、未來網路、前沿戰略材料、氫能與儲能、基因與生物技術、深海空天開發6個未來產業。

目標和戰略都有了，但這些產業體系能否真正成型，又何時可以對廈門經濟增長帶來推動作用，只能靠時間檢驗了。

換個角度來看，僅靠冰冷的GDP衡量一座城市發展，其實並不全面。

特別是對廈門這個被譽為“慢城”的城市來說，從昔日的海防前線，歷經四十多年發展，這座城市的風、聲音和畫面，早已逐漸幻化成為中國城市在現代化語境下的一種投影。

生活在廈門的易中天曾有一個經典的比喻：

北京是老大，是一個家庭的主心骨，拿主意的；上海是老二，能賺錢的；而廣州是老三，闖新路的，是近代革命與改革的起源地；而廈門是中國的“嬌女”，她“一面偎依在媽媽的懷抱裡，一面伸出兩隻小腳丫去戲水”，“祖國母親甚至不忍心讓她挑起過重的擔子，卻又從來不曾冷落過她”。

城市最大的功能是讓生活在這裡的人感覺溫暖和舒適，除了經濟和產業發展之外，廈門城市建設規劃可圈可點，市民綜合幸福指數超高，環境優美，為世人公認。

或許，廈門並不一定需要通過不斷追趕對手來證明自己。

城市發展自有其內在邏輯，舒服不舒服，開心不開心，只有身在城中的人最有發言權。

慢下來的生活，一樣令人嚮往。 (礪石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