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杭州一樣,很多人提到廈門,都會說,這是一座網紅城市。
不過,網紅城市不僅要看“顏值”,還要看其經濟實力,可廈門如今的“成績”卻羞於見人。
2023年,廈門GDP為8066.49億元,增速3.1%,位居全國主要城市增速倒數行列;固定資產投資僅比上年增長0.5%,該增速也是近些年來最低。
而2022年的廈門全年增速4.4%,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4個百分點,在所有副省級城市中經濟增速位列第一。
從“超速”到“失速”,廈門這個世人眼中的“慢城”,也有些焦慮了。
好在冰冷的GDP之外,廈門依然是人們心目中最理想的“養老勝地”“浪漫之地”,這裡有著人人嚮往的海島——鼓浪嶼,還有中國最美的大學——廈門大學……
除了旅遊,這個副省級的計畫單列市還有什麼?
對於廈門人來說,最討厭的一句話便是,“廈門啊,以前不就是個小漁村?”
事實上,廈門卻是一座有著歷史底蘊的古城。
當然,和內陸很多千年古城相比,廈門還算年輕。
廈門別稱鷺島、鷺門、鷺嶼,因過去常有成群的白鷺棲息而得名。
從東漢時期有人煙開始,直至元末,這裡始終只是邊陲哨所和幾處漁村混居的不起眼海島。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政府在此地設立“中左所”,屯兵以防倭寇。
據《廈門志》記載:“城廈門,移永寧衛中、左二所兵戍守,為中左所”,這是“廈門”這個名字首次明確出現在史書中。
因廈門設中左守禦千戶所,因此又得名“中左所”,屬泉州府轄區。
清順治十二年(南明永曆九年,1655年),鄭成功攻佔廈門,將這裡改名為思明州。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軍攻佔思明州,將其定名為廈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軍收復台灣島,並於翌年設立台廈兵備道,廈門地名從此固定下來。
隨後,廈門又在雍正時期經歷多次地理變革,逐漸成為福建東南沿海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
總的來說,宋元明清的“廈門”,指的都是廈門島。
廈門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舞台,源自鴉片戰爭時期。
因為當時的泉州港開始衰落,原本只是泉州港的外圍港和輔助港的廈門港則被英國人一眼相中。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軍隊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除了割讓香港給英國,並將廈門等城市作為第一批通商口岸。
這對於原本封閉的廈門來說,開始被迫開放。
當時福建內陸的茶葉、煙絲等都要先運到廈門再出口,連福建供應台灣省的官餉、軍餉以及民間日用,都是通過廈門港運輸到對岸。
廈門也因此繁榮起來,成為閩南地區數一數二的貿易港口。
20世紀初,英國又在廈門鼓浪嶼設定租界,成為中國最早的公共租界之一。
鴉片戰爭之前,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的鼓浪嶼,只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尋常小島,偶爾會有英軍士兵前來駐紮。
因為較早通商,鼓浪嶼隨後迎來大批外國商人和官員,他們在這個位置絕佳的海島開始建領事館、別墅,將其作為與華人隔離的區域。
1902年,鼓浪嶼被強行劃為公共租界,島上的建設進入高潮,大批華僑、華商湧入,圈地建房。
如今島上絕大多數建築,都是公共租界時期的華僑所建。
其中,被譽為“中國第一別墅”的黃家花園,由一個1.2萬平方米的大花園、三幢豪華別墅組成,結合了歐陸建築和南洋殖民地建築風格,於1925年落成。
這個別墅的主人是住在印尼的中國華僑黃奕住,他早年不過是一個行走江湖的剃頭匠,後來轉行做賣貨郎,攢了點錢後又開商行。最後因把握時機做蔗糖生意發了家,成為巨商。
同一時期在鼓浪嶼大肆建設別墅的華僑,基本都是與黃奕住背景相同的南洋華僑,他們在外拚命賺錢,回到家鄉就紛紛蓋起各類新式別墅,借此彰顯實力。
鼓浪嶼的公共建設日益完善之時,一水之隔的廈門老城自然顯得落後。
民國《廈門市志·實業志》說:“初,廈市街道狹隘湫陋,人煙稠密,因公共衛生不講,以致疫癘時作。(鼓浪嶼)其地清幽潔淨,以較對岸,有如天壤焉。”
顯然,外國人管理的鼓浪嶼與當時破舊落後的廈門形成了鮮明對比。
1918年,陳炯明率粵軍入閩,對漳州進行舊城改造,因將廣東流行的雙層騎樓引入,修建基礎建設,令城市煥然一新。
廈門人也很羨慕,本想照葫蘆畫瓢,啟動城市改造,無奈因經費問題不足,加上內部阻力巨大,只好作罷。
1927年,林國賡任漳廈海軍司令,以鐵腕拆遷民房和墳墓,並請華人首領周醒南主持工程,才令城市發展有了起色。
周醒南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引進華僑資本,利用“外資”來改造城市。
與其他地方不同,近代廈門市政建設的資金,70%以上來自僑匯。
廈門有不少華僑旅居南洋、歐美等地,聽聞家鄉發展需要資金,紛紛慷慨解囊。
據《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資料選輯 (福建卷)》一書的統計,從1871-1949年的79年間,華僑在福建共投資房地產業0.63億元,其中90%集中在廈門。
有了錢,又有西式城市圖紙可參考,廈門從海港到城市街道、社區及衛生設施,市容市貌很快就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到抗戰爆發前,廈門已經大體完成了從傳統城市到近代都市的轉變。
時至今日,廈門老城區,中山路、大同路、思明路等數十條騎樓街道和中山公園,修修補補多年,依然保留著當時改造後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廈門老城改造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也呱呱墜地,這便是被譽為“中國最美大學”的廈門大學。
20世紀初期,中國正處於國家危難和民族現代覺醒的嚴峻時刻,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抱著“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的信念,懷著“為吾國放異彩”的宏願,從新加坡返回故鄉廈門。
1921年,陳嘉庚跑遍廈門島後,最終選擇了演武亭遺址——當年鄭成功操練軍隊的地方,作為廈大辦學場地。
廈門大學創立時,設立文、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系,是當時中國學科體系最為完整的大學之一。
在此之前,陳嘉庚先生還創辦了集美學校師範部、水產科和商科,後來成為集美大學的前身。
在此期間,陳嘉庚不僅全力資助創辦廈大,更對其營運不遺餘力給予支援。
當時正處於動盪時期,國內很多大學早已發不出薪水,唯獨廈大在陳嘉庚的支援下一直經費充足。
陳嘉庚說,“寧可我喝稀飯,也不能欠教職員的錢。”
當時,廈大教授月薪最高可達400元,可以直接買一套鼓浪嶼上的小別墅。
曾在廈大執教的魯迅曾經評價廈大:“風景絕佳,從不欠薪”。
不過,那時的廈大還是陳嘉庚的私產,“國立廈門大學”這個名字則是1937年以後的事。
1929年後,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日本帝國主義傾銷的雙重襲擊下,陳嘉庚雖然在最艱難時期,依然以各種方法籌集辦學經費,苦苦支撐廈門大學和集美大學兩校的辦學經費,但最終無力為繼。
1937年春,陳嘉庚將廈大無條件獻給當時的國民政府,改私立為國立。
從創立到忍痛捐獻,陳嘉庚傾盡所有維持廈大辦學16年之久。
不久,因為日軍逼近廈門,廈門大學一度被迫遷往鼓浪嶼,隨後又搬遷到閩西山城長汀。
事實上,陳嘉庚創辦廈大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這座城市的建築面貌。
從規劃廈大最早的群賢樓群開始,陳嘉庚就邀請國外設計師進行建築設計。
但他也不完全遵從設計師的想法,而是自有一套思路。
比如他不同意使用昂貴的進口建築材料,主張就地取材,選用當地盛產的白花崗岩、紅磚、綠瓦,並將其建設為中式屋頂,簷角起翹,屋身則為拱券外廊式的中西合璧風格。
從群賢樓群開始,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上百座建築都有著統一而鮮明的風格,往往是一個閩南大屋頂,西洋式的牆面和結構,拼花、細作、線腳則兼具閩南或南洋風格。
廈門人生動地形容為“頭戴斗笠、身穿西裝”。
據說,陳嘉庚規劃建築時,從不畫圖紙,而是領著工匠以杖代筆,憑空指指點點,一幢幢與閩南傳統大厝迥異的建築相繼拔地而起。
這種將南洋殖民地樣式與西式樓房,又包含閩南大厝元素的設計風格,因為集美和廈大建築群出現,逐漸影響了廈門後來整座城市的建築風格。
廈門華僑也頗為欣賞這種風格,有的會在家鄉傳統的紅磚大厝中,修建充滿異域風情的小洋樓,閩南人稱之為“番仔樓”;有的也學著陳嘉庚的風格,將各類中西合璧的元素直接貫穿在自己房屋建築上,從而形成極富廈門色彩的華僑建築群。
事實上,這些看似不倫不類的華僑建築,既是榮歸故里的華僑展現自己財富的標誌,也體現了當時廈門的城市富庶。
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由於廈門在福建南部的特殊地位,成為海外華僑投資的重要場所,其投資總額一度佔華僑在福建投資總額的62.88%,佔全國總數的12.49%,名列全國之榜首。
住在廈門的華僑主要經營茶、糖兩項出口產品,主要面向東南亞市場,而廈門正是其出口貨物的重要集散地,上世紀30年代,僅這兩項產品就佔全國對東南亞出口貿易的90%,足見廈門與東南亞貿易關係有多麼密切。
那時,廈門城內富有特色商住兩用的騎樓街區隨處可見,商業繁榮程度可以比肩很多大城市。
1935年,民國政府設立廈門市,與泉州、莆田一起歸屬民國第四行政督察區。
也是從這時起,廈門(島)從泉州正式獨立出來,成為行政等級上平等的兩個地區。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廈門島,民眾紛紛外逃。此時的鼓浪嶼作為公共租界,起先得以保持中立,收容了大量廈門難民。
1941年12月8日,鼓浪嶼也被日軍佔領,成為淪陷區,鷺江一片沉寂。廈門經濟開始衰退,繁華的廈門港也逐漸成了“死港”。
解放戰爭後期,由於戰事南移,廈門湧入大量國民黨部隊,導致出現“錢荒”“糧荒”“房荒”,讓市民怨聲載道,加速了國民黨政權垮台。
1949年10月17日,廈門終於迎來解放。
當時,廈門市只是以廈門島和鼓浪嶼為主的幾個島嶼,同安縣是1958年才劃給廈門,一起劃入的還有原屬於海澄縣(今龍海區)的海滄、新垵兩地。
不過,從解放那天開始,廈門就只是一座海防前線小城。
從1958年到1979年,20年裡廈門一直是前線,和金門之間你一天我一天互相炮擊(史稱“金門炮戰”),城市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建設,工業和經濟產值更是無法和過去相比。
1978年,廈門地區生產總值僅4.80億元,財政總收入僅1.55億元,比剛解放時強不了多少。
面對廈門的落後面貌,更為了彌補之前的“虧欠”,1980年10月,國務院在廈門島北郊的湖裡劃出了2.5平方公里設立經濟特區,廈門率先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點”和“窗口”之一。
此時的廈門經濟總量僅為6.4億元,不到合肥的一半,僅為寧波的22%,蘇州的15.7%,南昌的37.8%,武漢的12%,長沙的27.6%。
可以說,計畫經濟時期廈門沉澱下來的經濟基礎極為薄弱。
1984年,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131平方公里的廈門全島,並可實行自由港的部分政策,為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1988年,國務院批准廈門市為計畫單列市,賦予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
此時的廈門也通過邀請新加坡專家,對本島市區和鼓浪嶼開發,以及完善集美和杏林等建設提出了總體規劃。
建立特區以前,廈門市商業、餐飲業網點絕大部分集中在中山路至廈港一帶的舊市區。
隨著廈門市行政中心由中山公園遷往湖濱北路,以及90年代初廈禾路改造、江頭路改造,蓮花、蓮阪城市副中心建設、東部統建房、會展中心建設等,廈門商業空間逐漸從島內西南隅向島中部、東部拓展。
經過十年發展,廈門也初步形成以工業為主、工貿結合、各業綜合發展的外向型經濟特區,經濟增長迅速。
1990年,廈門實現GDP為57.09億元,與合肥、南昌等省會城市已經相差無幾。
1994年,廈門又升級為副省級城市,行政等級甚至高過省會福州。
這一時期,廈門引進了柯達、戴爾、太古飛機維修、林德叉車、TDK、ABB等一大批大中型項目和高新技術項目,為經濟穩定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支撐。
不過,由於特區的優惠政策逐漸到期,廈門和其他幾個特區一樣,面臨著轉型。
好在當時內地已經放開,正積極歡迎台商前來投資,廈門與台灣關係特殊,開展彼此間的貿易往來,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事實上,在第一批設立的4個經濟特區中,廈門是唯一因台而設的經濟特區,也是中央對台政策和發展兩岸關係的試驗田、窗口和排頭兵。
廈門和台灣同屬閩南語文化圈,文化同宗同源。所以,廈門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台資的首選地。
歷史上,廈門與台灣之間的經貿往來更為久遠。兩地早在唐宋時期就有零星交往,到明清時期達到了貿易高潮。
1904年,廈門台商會正式成立,“台商”這個名字逐漸出現。
不過,由於兩岸人民難分彼此,所以不會有刻意的“台商”“廈商”之分。
解放之後,即便因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廈台經濟交往基本中斷,但相互間仍存在零星的走私貿易。
改革開放初期,廈門被賦予了很多特殊對台政策,但台商由於受台灣當局的限制,只得悄悄通過港澳及國外公司對廈門進行投資與合作。
1985年,第一家台資企業三德興公司在廈門成立。隨後,國務院又批准在杏林、海滄設立首批台商投資區,擁有3個國家級台商投資區的廈門,成為廣大台商青睞的投資福地。
九十年代,來廈投資的台商數量快速攀升,兩岸貿易往來也越發頻繁。
這個階段的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也步入新階段,1992年,兩岸兩會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1993年4月,“汪辜會談”又讓彼此間的關係更為親近。
1997年4月19日,隨著“盛達”號輪船從廈門起航,駛向了海峽對岸的高雄港,打破了兩岸48年的隔閡堅冰,開啟了兩岸間試點直航的大幕。
幾乎同一時間,廈門首屆對台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成功舉辦,成為自1979年兩岸恢復經貿關係以來,兩岸民間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經貿活動。
2001年,廈金航線正式開通,兩岸間實現了中斷52年的客運直航。
來自廈門的邀請以及龐大的內地市場,台商來的不僅越來越多,實力也更加雄厚。
2006年,台灣省最大、世界第三大的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製造商友達光伏來到廈門,引發無數台商企業爭相關注。
作為產業龍頭企業,友達光伏“現身說法”也吸引了冠捷科技、宸鴻科技、達運光伏等一批台灣企業相繼落戶廈門。
與此同時,廈門本土的企業迅速成長,上百家配套企業紛至沓來,電子顯示產業儼然一片茂密的森林,造就了廈門首條千億產業鏈。
台商也將廈門作為電子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基地進行量產後,再以零部件和半成品的形式,通過空運海運的方式出口到世界各地,產生互贏。
如今,全球約10%的液晶螢幕、全球20%的車載屏,出廠的8K以及曲面等高階電視螢幕,基本都來自廈門。
從台灣來到廈門投資發展的,既有友達光伏這類成熟企業,也有正新輪胎、來明工業、路達工業、春保鎢鋼等原本不知名,經過一輪輪增資擴產,逐漸做大做強的台企。
這些台企來到廈門,除了帶來技術和資金,還迅速帶動了上下游的配套產業落戶,並讓積體電路產業逐漸成為廈門新的經濟支柱。
台資企業的到來,構成了廈門外向型經濟的基本盤,城市經濟總量迅速擴大,2005年,其GDP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隨後一路攀升。
隨著國家賦予廈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等一大批創新試點任務後,廈門經濟再次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2010年、2013年、2017年,廈門GDP分別突破了2000億元、3000億元、4000億元。
2019年,廈門在四個經濟特區中,除了與深圳還有一定差距,但相比珠海和汕頭,優勢十分明顯。
資料顯示,2019年,廈門GDP達到了5995.04億元,比1980年增加了936倍,經濟總量居全國第33位,已接近珠海+汕頭GDP總和,一般性預算收入更是遠超珠海和汕頭之和。
近十年,台資企業數量急劇擴大,截至2023年3月,全市累計批准台資項目9929個,合同台資236.99億美元。
廈門的快速發展,除了作為兩岸融合中心,離不開大量台資企業落地生根。從2010年的3112家增加至2022年的8407家,十年間,台商一直是廈門外資企業隊伍中最龐大的陣營。
在此期間,廈門還通過金融互通,在兩岸貨幣業務合作上先行先試,帶動金融業以及服務業的迅猛發展。
資料顯示,廈門金融業從2000年的15%增加至2021年的20%,而包含法律、會計、稅務、廣告、諮詢、會議展覽在內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則從2%增加至10%,雙雙成為增速最快的兩大第三產業。
如果僅僅只是台資企業基地,廈門的發展可能也沒那麼快,關鍵是廈門還有另一個重要身份:繼上海、天津、大連之後,又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廈門開埠之前,福建的泉州、漳州因為港口經濟發達,一直是閩南地區的中心,廈門港只是從屬地位。
但作為貨運港口的條件,泉州、漳州遠不及海域開闊,港外又有諸多島嶼屏障的廈門港。
因此,上世紀80年代,廈門成為經濟特區後,很快就因港口優勢勝出,率先接軌世界。
2012年,隨著國家“支援廈門加快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政策出台,廈門因服務於福建、江西等內陸省份以及對台“三通”需要,再次贏得了新的機遇。
此時,泉州由於外貿航線網路覆蓋率較低,鞋、帽、成衣、石材要想出口,只能“捨近求遠”依賴廈門;而作為“國家級外向型農業示範區”的漳州,80%的外貿出口也必須通過廈門口岸。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許多沿海城市依靠外向型經濟迅速崛起,廈門也成為這場遊戲的受益者。
2022年,廈門港躍升為世界第十四大集裝箱港口,遠遠超過第57位的福州港和第91位的泉州港。
作為國內唯一能夠實現“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無縫銜接的城市,從廈門出發的貨物向東可以從海上抵達台灣及東南亞等地區,向西可通過中歐班列橫跨歐亞大陸去往中亞和歐洲。
港口和貿易優勢疊加背景下,外貿經濟便成為支撐廈門跨越性增長的支柱。2022年,廈門進出口總額為9226億元,躋身全國前十大外貿城市,排名第八。
不過,廈門外貿依存度過高的狀況,也為其經濟增速埋下了隱患。
2018年,廈門、福州、泉州的全口徑稅收總收入(扣除海關代徵)分別為1159億元、1037億元、811億元,而同期廈門、福州、泉州的GDP分別為4791億元、8516億元、8467億元。
這意味著,廈門每創造1億元的GDP,就會帶來2400萬元的稅收,是福州的2倍,泉州的2.5倍左右。
廈門的優勢就是,在其吸引台商投資期間,也吸引了福建全省龍頭企業來此開展總部經濟。
從觀音山到五緣灣一帶的沿海商務區,既有安踏、九牧王、瑞幸咖啡、美圖秀秀、美柚、億聯網路等大型企業總部,也有中綠集團、恆安集團、中交海西投資、英藍集團、復興集團等大型企業的海西區域總部的身影。
遙望鼓浪嶼的“廈門外灘”鷺江道,更雲集了第一太平戴維斯、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等一大批國內外知名企業總部於此。
總計超過1300家企業總部在廈門安家落戶,已形成海峽西岸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的商務營運中心。
面積並不大的廈門,為何能吸引那麼多企業駐足並“安營紮寨”?
對於企業而言,廈門海島環境優美,無論人才還是資本都願意“孔雀東南飛”。截至2023年末,廈門常住人口已達到532.70萬人,相比20年前增加了約300萬人。
企業發展離不開雄厚人口基數帶來的人才儲備,也更需要便利的物流和交通保障。
而廈門港的優勢地位以及“海陸空”立體化的交通條件,使得企業無論對外出口還是向內開拓市場,都很方便。
不過,企業都是“無利不起早”,更顯著的原因是2008年之前,廈門作為經濟特區,宣佈落戶當地的企業可享15%的所得稅優惠。這是省會福州,還是工業強市泉州,還有國內其他省市都不能比的政策優勢。
雖然後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逐漸統一,廈門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也漸漸取消,但廈門依然以“總部經濟”戰略,自掏腰包不斷最佳化財稅支援、人才建設、金融環境、保障總部企業空間載體等。
圍繞廈門“總部經濟”,一大批配套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諮詢公司等服務體系早已成熟,更讓企業離不開當地。
隨著大企業紮根,國內其他企業慕名而來,一大批與城市產業發展關聯度高的總部企業來廈落戶、深耕,直接帶動了行業上下游企業發展,使得廈門“總部經濟”的乘數效應快速放大,經濟也因此進入了正循環通道。
截至2020年,廈門市現有總部性質的企業(企業集團)共127家,共設立商事主體1057家,納稅總額181.5億元,利潤總額佔廈門市企業利潤總額的47.8%。
同時,“總部經濟”還為廈門帶來超過20萬個就業崗位,成為拉動廈門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廈門那時也正式提出總部經濟發展目標,“力爭到2025年新增總部企業超過100家,總部經濟營收和利潤均超過全市企業的一半,稅收收入達到全市稅收收入30%,成為國際知名、海絲沿線和東南沿海領先的總部經濟核心區”。
如今看來,這個目標有些懸。
2023年上半年,廈門市GDP規模3726.43億元,僅增長1.2%,在28個公佈資料的主要城市中處於墊底,而且是唯一一個增速在2%以下的主要城市,引發關注。
到2023年底,廈門GDP最終公佈資料為8066.49億元,增速3.1%,在全國主要城市增速排名倒數。且固定資產投資僅比上年增長0.5%,也是近些年來最低。
有人將其GDP突然失速,解讀為與之前高增長基數有關。
2022年,廈門GDP為7802.66億元,增長4.4%,與西安並列副省級城市第一。
不過,這顯然不能解釋全部原因。
廈門與同樣失速的東莞一樣,表面看都是工業與出口拖了後腿。
資料顯示:2023年,廈門第一產業增加值10.48億元,下降4%;第二產業增加值1413.93億元,下降6.2%;第三產業增加值2302.02億元,增長6.4%。第一產業(農林牧副業)和第二產業(廣義製造業)都在下降,特別是第二產業下滑得厲害。
考慮到第一產業佔GDP比重很小,只有0.4%,所以這部分影響可以忽略。
而2023年廈門第二產業(廣義工業)下降了2.8%,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居然為0。
要知道,第二產業中的電腦、通訊和其他電子裝置製造業一直是廈門主要工業支柱,2022年總產值達到2936.14億元,是廈門唯一的千億產業,佔廈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35.3%。
但相比之前一年,這兩項資料都出現下滑——2021年分別為產值3042.73億元、佔比37.0%。
其中不乏大環境影響下,行業低迷、產業轉移等因素影響,廈門也因此備受衝擊。
比如廈門最引以為傲的液晶螢幕產量,從高峰期年產1.46億片到去年已下降至4460萬片;手機產量方面,高峰期廈門年產3592.45萬台,2023年則僅為166萬台,可謂斷崖式下降。
可以說,電子資訊產業後勁不足,嚴重拖累了廈門經濟增長速度。
再看出口,2023年,廈門實際使用外資19.33億美元,下降了11.1%。2021年實際使用外資21.26億美元,2022年為22.12億美元。
作為國家批覆的首個兩岸產業創新發展的新引擎、科技創新合作的新高地、社會人文交流的新樞紐、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廈門的外資比例很大部分來自台資項目。
2022年,外資在廈門投資項目1141個,其中台資項目711個,佔比62.3%。
但也是從2022年開始,許多協議台資項目並沒有到位。2022年,廈門合同利用外資65.8億美元,台資30.69億美元,佔比46.6%,但那年實際利用外資22.12億美元,台資只有0.4億美元。
這說明有大量台資項目資金都未能到位,至於原因眾所周知。
廈門的外貿依賴度有相當大的比重是靠對台貿易,出口下滑自然也對其外貿收入造成了嚴重影響。
以上可能是廈門增速在主要城市中持續墊底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是廈門這座城市產業不足的現實問題。
雖然廈門一直在規劃“6+1”條千億產業叢集,但目前規模以上工業產業類別中,千億產業只有1個,即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電腦、通訊和其他電子裝置製造業。
這實在與廈門副省級兼計畫單列市的特殊地位不匹配,畢竟泉州就有5個千億產業,同樣經濟失速的東莞有7個,東南地區的佛山有9個……
甚至,就算拿廈門最強的電子資訊產業,其3000億的規模與其他競爭城市相比,也不值一提。
2023年,深圳電子資訊產業產值達2.52兆元,佔全國六分之一;其次是蘇州(13441.1億元),東莞第三(9476億元)。
雖然在文旅的帶動下,廈門的服務業發展迅速,但從其產業構成來說,缺乏工業實力為支撐的科技、金融等領域的服務,很難真正得到有效的增長機會。
更何況,廈門引以為傲的旅遊收入,其實並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突出。
2019年,廈門旅遊業收入為1656億元,期間受到疫情影響有著較大波動,到2022年旅遊業全面放開時,廈門旅遊業收入已降至855.17億元。
2023年,廈門旅遊業收入超1567億元,福建省內第一,但依然沒有超過2019年巔峰時期。
可即便是2019年,廈門當時的旅遊收入也未能躋身全國前十行列,並不出色。
畢竟,在如今到處發展文旅產業的環境中,“網紅”型的旅遊城市實在太多了。
客觀來說,廈門只有1700平方公里的面積,又是海島城市,腹地面積有限,決定了這座城市的發展方向,必定要產業升級,緊緊抓住產業新機遇。
因此,廈門也提出了著力建構“4+4+6”現代化產業體系,打造產業發展“新藍海”:即做優做強電子資訊、機械裝備、商貿物流、金融服務4大支柱產業叢集,培育壯大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文旅創意4個戰略性新興產業,前瞻佈局第三代半導體、未來網路、前沿戰略材料、氫能與儲能、基因與生物技術、深海空天開發6個未來產業。
目標和戰略都有了,但這些產業體系能否真正成型,又何時可以對廈門經濟增長帶來推動作用,只能靠時間檢驗了。
換個角度來看,僅靠冰冷的GDP衡量一座城市發展,其實並不全面。
特別是對廈門這個被譽為“慢城”的城市來說,從昔日的海防前線,歷經四十多年發展,這座城市的風、聲音和畫面,早已逐漸幻化成為中國城市在現代化語境下的一種投影。
生活在廈門的易中天曾有一個經典的比喻:
北京是老大,是一個家庭的主心骨,拿主意的;上海是老二,能賺錢的;而廣州是老三,闖新路的,是近代革命與改革的起源地;而廈門是中國的“嬌女”,她“一面偎依在媽媽的懷抱裡,一面伸出兩隻小腳丫去戲水”,“祖國母親甚至不忍心讓她挑起過重的擔子,卻又從來不曾冷落過她”。
城市最大的功能是讓生活在這裡的人感覺溫暖和舒適,除了經濟和產業發展之外,廈門城市建設規劃可圈可點,市民綜合幸福指數超高,環境優美,為世人公認。
或許,廈門並不一定需要通過不斷追趕對手來證明自己。
城市發展自有其內在邏輯,舒服不舒服,開心不開心,只有身在城中的人最有發言權。
慢下來的生活,一樣令人嚮往。 (礪石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