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個周六，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阿爾馬格羅區的一家老棋社辦了場比賽。

每次來比賽的人還是那老幾位，他們弓著背，盯著棋盤。下棋的人都愛擺出一副審判世界的神氣，儘管他們其實只是在想怎麼吃掉對方的馬。

那天這個社區比賽裡來了個生人，快六十歲，德裔美國人，最後拿了第三名。其中一盤棋，他對面坐著一個小女孩。她低頭看著棋盤，手指捏著一枚棋子，遲遲沒有落下。她未必知道，坐在對面的人，習慣思考的從來不只是一盤棋的輸贏。

這個人是彼得·蒂爾，PayPal 聯創，Facebook 最早的外部投資人，川普陣營最闊綽的金主之一。

就在這兩個月，他剛從洛杉磯和邁阿密搬走，在美洲的另一邊落了腳。見了總統米萊和他的部長們，在富人區買下一座豪宅，把孩子送進了當地學校，還去看了河床對博卡的國家德比。

上個月的一個晚上，藉著燭光，他把一群阿根廷的經濟學家和知識分子請到家裡，聊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經濟，聊著聊著，話頭拐到了他最愛聊的末日和「敵基督」上去，幾位客人都不知該怎麼接這個話茬兒。

有錢人談末日和沒錢的人談末日，看著是同一件事，實則大相逕庭。

彼得·蒂爾搬來阿根廷，為的是在末日之前給自己留條後路。這不是頭一回了。

2011 年，他在紐西蘭累計停留僅僅十二天，就拿到了那個國家的國籍。按常理這不可能，但他拿到了部長特批。申請材料裡，他稱那地方是「烏托邦」，他太愛這裡了。

不過這份情深意濃藏得也挺深的。入籍的事他瞞了五六年，2017 年才被媒體曝出來。他在南島瓦納卡的湖邊買了四百多英畝地，在皇后鎮置了一套房。他還想在山坡裡鑿出一座住得下二十四口人的地下掩體，不過這個計畫在 2022 年被當地議會否決了。

也是那一年，他申請了馬耳他護照。

有錢人留後路，自古有之，不新鮮。羅馬貴族會在鄉下備著莊園，亂世可以躲一躲；近代富商在別國存著金條，本國出事還有處可退。

可新鮮的是，這種後路在今天留得越來越徹底了，有專業的團隊，有系統的方法論。國籍可以多備幾本，資產可以分散在幾個大陸，稅可以挑地方交，連政治氣候都能選一個最順自己心的。全球化本是為了讓貨物和資本自由流動，沒想到順手也給一小撮人帶來了一種過去只有神明才擁有的權利，他們現在可以選擇自己活在那個世界。

普通人遠走他鄉，是撕開半生，重新學一門語言，用口音在異鄉出賣自己，從頭向陌生人證明自己是個值得打交道的人，還得和親人分開很久甚至永別。

彼得·蒂爾在怕很多事。比如加州在討論對億萬富翁徵收一次性財富稅，比如北半球的戰爭風險越來越高，比如人工智慧可能會走向失控。

但他的害怕和普通人的害怕也不一樣。普通人也怕，怕財務問題，怕戰爭，怕一個行當被新技術一夜取代，怕孩子長大了連條穩當的路都找不著。只是這些怕，變不成第二本護照和南半球的一塊土地。

恐懼，人人都有。但恐懼能換來什麼，這件事從來不公平。

可他要逃離的這個美國，恰恰是他自己幫著建起來的。

彼得·蒂爾這大半輩子，其實都在跟同一個敵人較勁。他不信傳統政治，不信大多數人慢慢吵出來的妥協，不信國家這架老機器還有自我修復的能力。他要的是繞過去，另起一套系統。

他很早就把「逃離政治」當成一門學問來做。所謂「逃離政治」，不是指隱居，也不是犬儒，而是利用資本和技術，在政府權力的長臂還沒伸展到的地方，重新建立一套自己的規則。

2009 年他寫過一篇文章，說自己再也不信自由和民主能夠並存，真正的出路得去網路、公海和太空裡找。在他的設想裡，PayPal 不只是個支付工具，更是一種世界貨幣；Facebook 也不只是個同學錄，更像是一場在網際網路空間建國的試驗。

可到頭來，「逃離政治」這件事，又被他做成了政治本身。因為只要世界上還有稅、有邊境、有選票、有監管，政治就會追上來。於是他從繞開政治，變成了押注政治。

2016 年，矽谷大佬們大多躲著川普走，彼得·蒂爾是少數幾個站出來的，還親自跑到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替他站台。後台，他又出錢又出力，把一個當年在耶魯法學院聽過他演講、後來又在他公司裡做過事的年輕人，一程一程托舉上去，先進了參議院，後進了白宮。那個人叫范斯，是現在的美國副總統。甚至有人說共和黨早就不是共和黨了，應該叫蒂爾黨。

把一個自己人扶上美國權力的頂點，又轉身逃離這個國家，原因正是他最愛聊的那個詞：敵基督。

他口中的敵基督，不是那種青面獠牙的惡魔，恰恰相反，他笑容可掬，張口閉口談著和平與愛。這個人會沒日沒夜地拿那些人人都怕的東西嚇唬你，比如 AI 失控、核戰爭、氣候災難，到最後，你會被嚇得心甘情願地把自由雙手奉上，只求他給你一個安穩。

等天下人都把自由交上去，整個世界就能被一隻手攥住了，末日也就到了。他在一次舊金山的講座裡說，美國既是攔著末日的那堵牆，又是末日本身。

搬去阿根廷，他對外說的理由是稅，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項財富稅，加州正討論著沖億萬富翁來征，他要趕在它落地前，利索地把自己和加州的稅務關係切乾淨。這個理由體面，也好說出口，挺適合在飯桌上講出來的。

可他準備後路準備了十五年，手裡好幾本護照，在南半球有房子有地，不至於為了一筆稅就連夜搬家，那筆錢他出得起，犯不著多到地球的另一頭。稅務問題更像一個說辭，真正讓他害怕的，是自己曾經想要的東西正在長成一頭不受他個人控制的巨獸。低監管變成弱公共約束，反官僚變成更衝動的強人政治，技術效率變成移民執法和國家安全的資料機器。

他要逃離的，不是一個和自己毫無關係的美國，而是他最初的理想被現實翻譯之後的美國。

這頭巨獸不是只存在於敵基督的宗教隱喻裡。它有公司，有合同，有介面，也有一個名字：Palantir。

彼得·蒂爾不只是個會給自己留後路的人，他還造了這隻眼睛，專門用來看著那些留不了後路的人。

他是 Palantir 的聯創和董事長。這家公司 2003 年在加州帕羅奧圖成立，種子輪拿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風險投資部門 In-Q-Tel 的錢。

911 之後，彼得·蒂爾相信，如果當年各家情報機構早就把資料打通，或許能攔下那場恐怖襲擊。這個想法本身是真誠的，很多影響世界的事情一開始的目的都很真誠。

公司名字出自托爾金的《魔戒》，那顆能看到遠方的水晶球。在書裡，這可不是個好東西。其中一顆落入了黑暗魔君索倫的手裡，他就用它去窺探、動搖、腐蝕對手。中招最深的是白袍巫師薩魯曼，這位本該最有智慧的法師，盯著水晶球，被一步步說動，最後背叛了同伴。

那顆水晶球確實能讓你看到遠方，看到真相，但你看到的都是索倫讓你看到的。

給公司起這名字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這層意思。

五角大樓、北約、移民執法局、聯邦調查局都在用 Palantir 的軟體。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花了大約三千萬美元請它做了一套 ImmigrationOS 系統，能更有「效率」地發現、追蹤、處置目標，是大規模驅逐的關鍵。

「效率」是一個狡猾的詞。沒有人好意思說自己反對效率，可效率後面往往還會跟著一串問題，比如「更有效率」是對誰而言的、省掉的是誰的時間、被加速處置的是誰的命運。

對富豪而言，效率意味著少一點稅務摩擦，多一條後路。對執法部門而言，效率意味著更快識別、更快追蹤、更快處置。但是對一個被系統盯上的人來說，效率可能意味著他沒有解釋和申訴的機會，而且整個過程資料完備，程序合規。

於是我們能看到，同一個人，一邊在給自己留後路，備好了護照、莊園、安全屋，隨時可以「消失」；而與此同時，他造了一盞巨大的聚光燈，把所有留不下後路的人照得纖毫畢見。他怕有一天世界被一隻手攥住，可他造的，恰恰是能幫人把世界攥住的那隻手。

造出了那隻手，他還得替自己找一個那隻手搆不著的角落。彼得·蒂爾挑中阿根廷有他的道理。這裡遠離北半球可能燃起的戰火，草原廣袤，巴塔哥尼亞的幅員遼闊能給他一種安全感。但更關鍵的，是這個國家正卯足了勁把自己改造成一個讓外人願意進來、願意存錢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阿根廷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1913 年，它比法國、德國還有錢，人均產出直追加拿大。那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黃金年代，歐洲移民成群結隊地來，歌劇院、林蔭道、巴黎式的老公寓一棟棟建起來。

然後是長達百年的衰落。一輪接一輪的惡性通膨把貨幣變成廢紙。2001 年，政府一紙令下，凍結了全體國民的銀行帳戶，美元存款想動，得先換成正在貶值的比索再說。

這道法令有個外號叫「corralito」，這個詞本來指的是圈牲口的圍欄，也指嬰兒的護欄。

這兩層釋義擺在一起可太妥帖了。一個國家，把全體國民的錢，像圈牲口一樣圈起來，同時還溫柔地解釋，這是為了保護你，你是國家的乖孩子。那時很多人走上街去抗議，人群中，每十個乖孩子，有七個是窮孩子。

如今，這個曾把自己公民的錢封鎖起來的國家，要把自己包裝成保險櫃，招呼別人來存錢。

米萊上台，把低稅收、放鬆管制、親美、招商、反官僚打造成招牌。這位自稱「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總統，競選道具是一把電鋸，象徵著砍預算，砍部委，砍掉國家身上一切贅肉，讓市場重新進來當家作主。他的內閣首席部長阿多爾尼甚至在國會上說：「全世界那些受夠高稅收、高監管，想要逃離本國的億萬富翁，歡迎來到阿根廷。」

但資本來，是要來定價的。跟著錢一起進門的，還有他定義「進步」「現代」「該讓誰過好日子」的新的一套大道理。錢走到那兒，這套大道理就跟著走到那兒。

更有意思的是，阿根廷並不是一片技術真空。它不是一片沒有演算法、沒有模型、沒有國家工程的荒地。

五月下旬，阿根廷人力資本部發佈了一套叫「社會數字孿生」的計畫，米萊親自站台，準備用 AI 把整個社會複製成一個模型，把來自各級政府和私人管道的資料統統喂進去，蒸餾出一個虛擬阿根廷，讓政策在落地之前能先預演一遍看看效果。

阿根廷官方說自己「搶在了未來前面」，米萊總統說「未來不等人。」

它目前還只是一個模糊的計畫。預算、供應商、資料來源、監督機制，都沒有講清楚。也正因為沒有講清楚，才會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真的試圖把社會壓縮成可以預測、模擬和提前干預的模型，真實的人類會變成什麼樣？

王小波寫過《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一隻肉豬，主人替它安排好了一切，安排它吃飯、睡覺、長肉、被屠宰。從養豬場的角度來看，這個安排非常合理、非常高效。豬本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但不影響這份安排。豬之所以是豬，在於它沒辦法拒絕別人替它做的安排，不能說不同意，不能管對方要一個解釋。

「社會數字孿生」和養豬場其實挺像的。區別是安排的對像是人，是由演算法安排的，被安排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了，甚至可能還會覺得這是一種關懷。

模型最愛規律，最怵例外。可人的日子，幾乎全是例外湊成的。一個孩子停了課，未必是因為家裡不重視唸書，也許是父母病了，是搬了家，是欠了債；一個人丟了工作，未必是懶，也許是整個行業忽然被取代了，是年紀過了35歲，是家裡有個離不開人的老人。

這些理由都沒法量化，塞不進規範的表格里。可一個人值不值得被幫一把，恰恰就藏在這些塞不進去的東西里。把這些一刀切，資料是會變得乾淨，效率是會得到提高。但那個人也不見了，變成了一個規規矩矩的資料點，在模型裡安安靜靜地，等待一個對他來說合理的安排。

而且，預測要是沒了邊界，就會變成命令。今天能算出你「可能需要幫助」，明天就能算出你「可能會惹麻煩」，後天就可能算出你這一家子「不值得再投入資源」。

把這幾件事擺在一起，我們能看到這個時代大致的輪廓。

有一類人，在這個時代越來越輕盈，可以隨時消失，隨時閃現在另一個地方，好像他們和土地、制度，以及和普通人的命運之間，都沒有什麼關聯。

還有一類人，越來越笨重，重到那兒都去不了，每走一步都要留下腳印，重到他們的一切「公民行為」，比如居住、消費、社交，都在被記錄、被分析、被預測、被提前安排。

可系統看見普通人的，是風險、機率、資料，不是難處、委屈和深夜失眠的孤獨。被機器完整記錄，和被一個社會真正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未來仍然也是。

回頭看那場燭光晚宴。蒂爾談敵基督，談他對極權的恐懼，這擔憂不是假的。可他害怕的那個世界，有很大一塊大陸，正是他自己出錢出力壘起來的。

一個人可以真誠地害怕某件事，同時真誠地推動著它到來，並且對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保持一種真誠的視而不見，並且給自己留了一道後門。

這個時代把少數人的恐懼，悄悄包裝成了所有人的未來。富翁怕交稅，於是「監管」成了枷鎖；資本嫌共識形成太慢，於是「公共討論」成了低效的代名詞；利維坦怕失控，於是越來越多活生生的人被變成資料，喂給一台替他們預判命運的機器。

這是一種把強者的經驗錯當成所有人經驗的問題。一個有退路的人，自然覺得世界該跑得更快，反正他不怕被甩下去；一個能影響規則的人，自然覺得規則越少越好，反正他的安穩從不只靠規則。可很多人的安穩，偏偏就來自那些笨重、緩慢、麻煩的舊制度，它們是很多人在這個世界上站穩腳跟的地基。

當它們被一刀刀砍掉的時候，最先摔跟頭的，不會是棋桌上的那位富翁，而會是富翁對面的普通人。

那個孩子也在算著下一步，可那只是棋盤裡的下一步，輸了把棋子重新擺一盤便是。

彼得·蒂爾算的下一步，會落進制度裡，落進那些沒有重來機會的人的日子裡。他在阿根廷尋他的落子處，米萊政府用系統替所有人走棋。而那個和彼得·蒂爾下棋的孩子，將來某天也許會發現，自己的房租、自己的病、自己被系統誤判的那一回，早已是別人棋局裡的一格。那盤棋她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下的，她也掀不了桌。

就像王小波筆下的那隻豬，沒有人問過它願不願意活在別人替它設定好的命運裡，可那隻豬最後跑掉了。

它學會了模仿糖廠的汽笛，每天上午十點跳上房頂叫喚，比真正的收工汽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地裡的人聽見了，便提前扛著農具回來。領導開會，把它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三十多人拿著手槍和火槍，分成兩路圍捕它。它在兩撥人的火力之間繞了幾個圈，找準一個空子，一頭衝了出去。

未來不是不能來。只是在它來之前，總得有人替我們問一句：這個未來，到底是給誰準備的？ (動察B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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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爾逃往阿根廷，躲避一個他親手加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