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把錢花在投資上,現在要把錢更多地花在消費上了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中,對“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進行了闡述:
“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建立政府投資支援基礎性、公益性、長遠性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健全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體制機制,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完善激發社會資本投資活力和促進投資落地機制,形成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內生增長機制。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減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費,積極推進首發經濟。”
在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再次強調,以提振消費為重點擴大國內需求,經濟政策的著力點要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
在完整的內需體系中,投資和消費是有效互動的關係,今天的投資,是明天的消費供給。如何讓投資變成未來的有效供給,而非過剩的產能,是個尤為重要的問題。同時,還需要持續不斷擴大消費需求,與未來的供給實現動態平衡。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提振居民的消費信心,這不僅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還需要政府通過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將更多公共消費支出用於刺激家庭消費上。
而這也涉及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經濟傳統思維的改變。在過去,我們願意將更多的錢花在投資上,以期未來的回報。現在,我們需要改變思維,以花錢來刺激消費。
近年來,政府和社會各界已經有了明顯的思路改變。
在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了一項措施,明確由發改委牽頭安排3000億元左右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加力支援大規模裝置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也有許多政協委員、專家、學者提到,發放消費券來刺激消費,建議給予生育補貼,擴大醫療保障的範圍等。
針對完整的內需體系是什麼、當前國內對“內需”的誤解、政府投資如何帶動社會資本、公共消費如何刺激居民消費等問題,《財經》邀請到了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金融研究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史晉川,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進行解讀。
史晉川:“完整的內需體系”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理解,一個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涉及總供給和總需求這兩個方面。總供給背後是要素和技術,就是資本的投入、勞動的投入和技術的進步。總需求由三個方面組成,就是投資、消費、出口。其中,我們把出口稱之為外需。
我個人理解的完整的內需體系,是由國內投資和國內消費這兩部分有機組成的,兩者在宏觀經濟運行的過程當中是互動的,而在經濟運行中通過有效互動,能夠實現投資和消費及內需和外需的動態平衡。
張軍:內需既包括消費,也包括投資。從政府部門到媒體,到社會層面上,普通老百姓,許多人所說的內需乾脆就是消費,這是一個誤區。因為需求是用支出來衡量的,拿錢花到消費品的購買,還是花到資本品的購買,這兩個其實都是需求。
大家的印象裡,好像總是覺得我們消費不夠、投資多,多少也是個誤區。從統計上看,這些年我們的總消費支出肯定超過當年的投資支出。在中國的總消費支出裡,政府始終有比較大的公共消費支出,佔到了GDP(國內生產總值)大概在15%左右。但政府的公共開支當中有不少其實是為了家庭消費的。只是這個在我們統計口徑裡沒有算到居民的消費支出中,但是居民實際上享受到了公共消費服務,比如說治理環境、恢復生態,城市裡面的步道、公園,好多健身的設施,這些老百姓都去消費,這些都是政府花費的公益項目。
我們國家長期以來是把公共消費跟家庭消費分開的,這樣我們的家庭消費看上去就特別低,去年家庭消費佔GDP
38%左右,公共消費佔GDP大概有15%左右,其實這兩筆加起來,我們就有百分之五十幾總消費佔比了。
如果跟美國等發達國家去比,它們在70%以上,我們低很多。這是跨國比較中形成的一個印象,我們的居民消費佔比不夠高。但實際上也不見得,這裡涉及到跨國比較,有很多價格因素會影響資料,還有核算消費開支的口徑大小的問題,很複雜。比如住房消費就不太容易測算,因為絕大多數居民都沒有房租的資料,所以,統計局需要推算出來,出入很大。簡單的對比是要小心的。曾經有20年的時間裡我們的投資增速比較快,波動也大,居民消費的相對比重是有所下降的,但這些年趨於穩定了,甚至這兩年還出現了消費增速快於投資增速的情況。
我再說一個誤區,我們一直覺得要擴大內需,實際上我們的消費加投資佔GDP的比重已經是98%了,貿易順差現在也就差不多在2%左右。當我們說擴大內需的時候,好像是在說中國是以出口為主的,是靠外需、靠出口的,其實這也是個誤區。中國毫無疑問是個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當然,中國是個大國,內需將來依然是有擴大潛力的,也是需要進一步擴大的,這意味著我們將來的貿易順差有可能變成赤字的。
史晉川:投資具有兩重性。在投資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之前,它是總需求的一部分,比方說做一個基礎建設,一個大型的工業項目的投資,它會有土地的開發需求、基本建設各種物質投入的需求,還有僱傭勞動力的需求。所以投資在形成新的生產能力之前,投資是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一旦投資完成了,這個投資項目開始進入生產和營運階段,它就變成了一個增加供給的力量。很顯然,今天強調投資是需求,它明天就變成供給了。這個時候如果沒有新的需求包括消費需求跟上去,投資的結果就可能變成了供給能力過剩。所以我們就要十分重視,在今天、明天、後天這麼一個經濟運行的動態過程中,要使得投資既能夠拉動當前的需求,又能對未來產生有效供給,而避免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的結果。
一旦投資和消費的這種動態平衡出了問題,如果今天的投資不足,明天就會供給不足,就會出現供不應求,發生通貨膨脹;相反,如果今天的投資過度,明天就會供大於求,就會發生通貨緊縮,經濟不景氣。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去彌補供求缺口,促使投資和消費的動態平衡。
史晉川: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勞動收入在完整的內需體系當中的雙重性。
如果國民經濟是以國際循環為主,那就意味著中國的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絕大部分都是出口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勞動者的收入,主要指工資性收入,只是構成企業的生產成本。成本越低,價格就可以越低,產品的出口就越有競爭力。
我們現在正在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新格局,這個時候就要認識到企業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是有兩重性的,它既是企業的成本,也是企業產品的市場需求。企業在國內生產和銷售,你的產品要賣得出去,就需要人家有錢來形成需求。國內市場的需求是取決於國內各種經濟主體的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性的收入對消費需求是很重要的,勞動者的收入比較高,就意味著市場的消費需求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企業在擴大消費需求的過程當中,要更加注重用科學技術進步去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把收益的增量做大的情況下,企業可以有更多的利潤,工人也能有更多的勞動收入,企業的產品在國內的市場需求就增加,市場就擴大,內循環就暢通了,產品也就銷售出去了。
史晉川:在這方面有兩個措施可以實施:第一,降低宏觀稅負,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增加居民的收入,讓居民有錢花;第二,積極改善政府開支結構,把更多的公共開支投入到社會保障,比方說教育、醫療、養老,以及其他公共事業中,這就會讓居民覺得敢花錢。
如果老百姓一天到晚想著社會保障有關的這些問題,他有了錢也不敢多花,他會去做預防性儲蓄,去存更多的錢。如果政府的公共開支結構最佳化,把更多的錢用到基本的社會保障上去,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的範圍,提高社會保障的力度,這樣就可以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的這種傾向,提高居民的消費意願和消費支出。
張軍:居民的消費意願跟預防性的儲蓄動機有關。現在多數家庭對未來要負擔的支出壓力有比較充分的估計,所以除非預計到未來的收入會增長更快,否則就不會擴大現在的消費支出。要改善居民的消費意願,我覺得首先需要政府在家庭上面的支出有持續的大幅度的增加。通俗地講,花在家庭上的錢越多,家庭的消費開支越多。所謂擴大消費,需要每個家庭對消費支出有更強的傾向或意願,他們願意增大今天的消費支出。
這個就回到政府政策怎麼平衡投資跟消費的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整個財政支出需要更多向家庭傾斜。現在再去花更多錢去做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推出越來越多的投資項目是不明智的、不理智的,很多基建投資也沒有什麼好的財務回報。多數情況下會變成負債,最終減少居民的收入。因為現階段不是20年前了,20年前我們投資機會還是很多的,去投點什麼都有回報,最終可以增加居民收入。
與其再去搞大規模基建投資,不如減少一些可有可無的投資項目,把這些錢花到家庭中,這不是說每個家庭平均獲得等量的來自政府的補助,而是政府花更多的錢去針對性地解決現在普通家庭面臨的那些沉重負擔和支出壓力,相對於去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
比如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結婚,不願意生孩子,這個時候特別需要出台有力度的支援性的政策,要花錢鼓勵生育。我們去年出生了大概不到1000萬的孩子,比如我們為每一個小孩一年提供2萬元補貼,一年才2000億元。少子化對我們整個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小孩多了,消費開銷就多了,消費品、服務購買,比如教育、幼托、護理各方面都上去了。
不要小看這些數字,看上去並不大,但政府花了這點錢,就意味著經濟當中的相當多的需求會派生出來,很多領域和經濟部門會因為政府花了這個錢而受益,因為它產生的需求是連續的,流量的循環會有個倍數,會有好幾倍的擴大。政府為每個新生兒花了2萬元,但是家庭未來可能會花6萬元、8萬元、10萬元、12萬元……所以它對需求的影響力非常大。
但這2000億元拿去投資,可能對我們經濟的影響就沒那麼大了。之前我們有很多投資項目的花費都浪費掉了,很多項目最後即便做成了,也閒置在那裡,沒有對經濟產生實質性效果,甚至於變成了債務,也造成了很嚴重的腐敗。
很多人好像覺得消費的東西錢花掉就沒有了,投資的東西錢花下去,還有東西在,這種思維是很可怕的。從長期來看,這個實物量的思維是很危險的,因為宏觀經濟是流量循環的,還是要在循環中實現平衡的。如果決策者在經濟方面太注重實物量的建設,沒有流量循環的思維,有時候經濟反而會走向蕭條。
張軍: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我覺得已經開始有明顯的思路上的改變。
這個《決定》不是一個具體的改革方案,它是一個原則性的東西。到最後我們要看能出台什麼樣的支援消費、鼓勵家庭消費支出、改變政府預算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具體改革文字。
總書記說的老百姓急難愁盼的問題,養老、教育、醫療這些壓力很大,政府要出台相應的政策,比如要有一定的對家庭的補貼標準。今年全國兩會,有一些委員代表提出,學齡前的兒童,75歲以上的老人,看病能不能免費;還有教育,有很多人提出我們基礎教育現在九年,能不能再增加三年,這個既可以擴大當期消費,也可以緩解老百姓後顧之憂,減輕未來的支出壓力。
史晉川:城市化既可以拉動投資,也可以刺激消費。
很坦然地說,我們現在的城市化外延迅速擴張的勢頭已經開始收斂了。我們現在已經是67%的城市化。中國這麼一個人口大國,它不可能像一些發達國家,城市人口達到90%以上。未來我們的城市人口大概能到75%-80%左右。
但是我們的城市化的深度,還是有很大的空間。比如我們現在的城市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六七十,還有30%是非戶籍人口,要把他們完全納入城市化處理程序,就要把他們變成戶籍人口。
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甚至取消嚴格的戶籍制度,就是把現在的絕大部分新市民變成跟城市戶籍人口一樣,能夠享受到城市化的紅利,這裡有多少工作要做。這是城市化的內涵深化,在這個過程中,既可以拉動投資,也可以刺激消費,是建設完整的內需體系的巨大推動力。(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