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與拼多多

1974 年，美國《財富》雜誌評價新加坡：「這個國家的管理方式，很像一家公司。」2017 年，黃錚說，「（拼多多）要做電商界的新加坡。」一個主權國家，一家商業公司，這兩個原本不搭的人和事，竟然有很多相同甚至相交之處。

雙面領袖：

在李光耀和黃崢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處於兩個極端的雙面性格：既腳踏實地，又著眼未來；既心態開放，又決策專權；既身段靈活，又固守原則；思想天馬行空，辦事現實主義；對跟隨者極度嚴厲，卻給予豐厚的福利；

1960 年代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積極吸引外資，建立高效開放金融系統，同時關閉了兩家批評政府的報紙，威脅要驅逐大通曼哈頓銀行高層。

李光耀給新加坡民眾提供廉價的住房，實現「居者有其屋。」他鼓勵新加坡人勤奮工作，制定嚴格的工作生活指導方針，管制工會權利、工人工資的漲幅，以保證勞動者的效率和紀律。甚至對大眾吃口香糖都要進行嚴厲處罰。

李光耀打造了亞洲卓越的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人才。但不鼓勵獨立思考，不允許批評政府，他把新加坡變成了經濟強國，但被批評犧牲了大眾自由。

李光耀任人唯賢，打造高效優秀的政府管理團隊，主張勤奮、廉潔、節約，嚴禁炫富。同時他知道，豐厚的收入才能讓有能力的人在政府就職，同時讓公職人員建立商業意識。根據《財富》雜誌報導，在1970 年代，在企業擔任董事的新加坡官員，每年最高可獲得約5萬美元的綜合報酬。

李光耀把務實主義發揮到極致。他曾說永遠不建立賭場，但後來食言了。被人質問時，他說我以前錯了。這很正常，因為要靈活調整，要適應時代。

李光耀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他既不是盲目搬運西方低效的民主。也不是教條式的追求毀滅性的平均主義。他天才式的把高效、透明開放、管制和共同富裕有機的結合起來。 《財富》雜誌在1974 年，稱他是“獨有的務實社會主義、自由資本主義和純粹的機會主義的混合體。” “李光耀的統治方式，就像新加坡公司的獨裁首席執行官一樣。”

而黃崢也有相似的一面。我把黃崢2015 年—2021 年的原創文章、財報會議溝通，部分相對專業的媒體訪談，總共200 多頁，反覆看了三遍。黃崢既是務實的企業家，也是天馬行空的哲學家。

根據《財經》晚點等媒體的報導，在拼多多上市後的全體員工會。員工提問，

第一個問題：“上市了會有雙休嗎？”黃崢回答：“沒有。”

第二個問題“（上市後）有期權嗎？”黃崢回答：“沒有。”

事實上，拼多多在上市之前的2015 年，曾經授予高階主管和員工大量期權，期權每年歸屬25%，4年後完全歸屬員工，但又加了3年的鎖定期，實際要7年後，才能賣出套現。其它如字節阿里京東等都不超過4年。

但同時，拼多多的薪水在業界是最高的，平均薪資比同業大廠高出30%，有些崗位的薪資待遇更是直接翻倍。根據獵頭的資料，D2-1級的應屆生，薪資收入60萬，最高能拿到近100萬。為什麼要這麼做？那就是為了整體高效的運轉，著眼於未來，而不是現在，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即使是短期的詬病和不理解。就像拼多多投資人段永平說的“看十年。”

劉強東在稱呼他的京東同事時，喜歡用「兄弟」這個詞，充滿豪放的江湖俠義風格。但這樣的詞，不可能從黃崢的嘴裡說出來。他就像一個冷靜而專業的科學家，永遠不會提水變油的故事。黃錚擁有多多46.8%股份，是最大股東，還有超級投票權。拼多多員工說黃崢“說過的話、做過的決定說一不二。”

黃錚說「創業第一年就有一名營運因為腐敗被送進監獄，當時我還辭退了三分之一的營運。拼多多未來會從人工選品到全部由演算法和機器來選擇。 「他相信制度，而不是人性，李光耀也是如此。

拼多多的文化一直是「本份」這個字，這也是段永平一直強調的。但拼多多的「僅退款」功能，卻飽受商家和媒體詬病。

黃崢在2017 年時，曾經寫過一篇「把資本主義倒過來」的文章。裡面解釋了拼多多的生意的原理。大概邏輯是：傳統的保險，是富人賣給窮人，促進了財富從窮人向富人的轉移，進一步放大了資本的力量。窮人向富人借貸，再去消費，生活成本遠高於富人。於是富人越富，窮人越窮。

拼多多的邏輯是倒置的，窮人賣保險給富人。一群普通消費者，聯合一起拼單，集體向同一個工廠主下單，獲得一定的折扣。這其實是富人（工廠主）向窮人反向購買保險，從而保證自己生產的確定性，窮人獲得了優惠折扣和商品。在他看來，“這是質的區別。”

李光耀和黃崢最大的差別是擔任一把手的時間。從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長達31年，67歲退休。和李光耀不一樣的是，黃崢並不留戀一把手的位子，拼多多成立僅5 年之後的2020 年7 月，黃崢卸任CEO。又過了8個月，2021 年3 月，黃崢又卸任了董事長，同時放棄了超級投票權，這一年他才41歲。提前卸任，看似是影響力的降低，實際上是對自己建立的團隊管理文化，對自己充分自信的體現。在這點上，黃崢非常不一般。

但本質上，他們是一樣的，就是在合適的時間，做了自己覺得合適的事。但這樣的人，註定會極度孤獨。

長期和短期：

他們都為了長期利益，追求短期的高效。這聽起來很矛盾，但只有極少數人能理解和做到，分寸極難拿捏。追求高效率的第一要訣，就是時間成本不能太高。不能花太多時間在流程和討論上。無止盡的討論將會陷入民主的內耗。為了實現所謂民主，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實現民主後的成果。最大受益者是部分參與制定遊戲規則的人，而不是大眾。這就是民主的悖論。

但若忽略流程，一味追求高效，失去平衡，可能陷入短視的獨裁，造成毀滅性後果。這就需要高超的平衡。有學者稱李光耀是“柔性獨裁主義。”

亨利·基辛格評論說：“李光耀的願景是，一個國家不僅要生存下去，還要通過卓越而獲勝。卓越的智慧、紀律和獨創性將取代資源。”

不管是新加坡，還是拼多多，從創業到發展，都是在搭建平台，完善設施，制定規則，吸引商家和使用者，完成交易和服務，賺取利潤，解決糾紛。它們的生意都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新加坡上半場賣的是位置，做的是國際貿易和流通的生意。當時的優勢是無可取代的地緣位置，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亞洲與大洋洲，是全球國際貿易的最重要節點之一。全球的公司、資本、商品在這流通和交易，都相當於電商的流量紅利。新加坡透過流量賺取巨額利潤。

下半場賣的是安心和信心，做的是制度和資本的生意。由於國際環境變化，地緣政治和大國衝突，這時優勢是制度信心和財富安全。讓人和錢敢來，安心投資，放心置業。

黃崢在2018 年接受央視訪談時說，電商的上半場是流量之爭，招募商家，賣商品給使用者，本質是資訊交換。但隨著獲取流量的成本越來越高，這個套路已經過時了，不會長久。拼多多是電商的下半場，目標「按人匹配商品，為消費者提供快樂和性價比高的產品。」「未來的拼多多應該是一個現實和虛擬相結合的Costco 和迪士尼的結合。」不僅是消費，關鍵是開心和快樂。而管理這些的，大部分是技術手段，而不是人為介入。換句話說，拼多多的下半場和新加坡一樣，重點也是制度和人心。

有邊界的集權：

新加坡剛成立之初，強敵環繞，連飲用水都要從馬來西亞購買，這樣的生存環境下，李光耀必須集權，同時為了平衡，為了發展經濟，適應市場規律，他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主動請歐美跨國公司的主管，擔任政府經濟發展局的顧問，學習如何管理企業，而不是逼迫企業服從政權。

新加坡的淡馬錫、新加坡航空等國營企業，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公司代表。他們成功的關鍵在於「政治隔離」 ，政府只是作為風險投資人的角色，只出資，有控制權，但不干預管理。新加坡國營企業率先建立董事會、獨立董事制度，建立嚴格的破產機制，完全依照市場經濟規則運作。

儘管要求政府官員廉潔奉公，但李光耀不會粗暴的一刀切。他鼓勵公職人員和企業家交朋友，建立現代化的商業意識，邀請企業家出任政府官員。商人林金山擔任了政府住建局主席、財政部長等要職，是公認的傑出領導人之一。

拼多多時，阿里京東唯品會等都已經上市，這樣的創業環境，也迫使黃崢必須適應中國的電商和創業環境，用自己的方法參與競爭，而不是依賴盲目燒錢購買流量的傳統方式。 “在中國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任何地方桌子都是滿的。” “他們爭的是地盤，我要的是錯位。”

黃錚說，「永遠關注價值創造，做電商界的新加坡。如果一家電商就是一個國家，那麼追求國民富裕或許可以理解為追求使用者購物體驗的不斷最佳化。從決心做電商平台的那一刻起，拼多多人就面臨著與巨頭共舞的局面。

黃崢在管理拼多多時，抓大放異彩小，採用極簡模式，拼多多從2015 年成立，到2018 年上市第二天，只開過兩次全體員工大會。內部員工只知道自己部門的同事資訊，其他架構一無所知。這讓我想起了2017年，我參加一次網路會議時，遇到了一個阿里的P8總監，他有個助理專門跟著遞名片。

但黃錚並不執著於專權，從他41歲就徹底卸任，就可以看出。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探討過佛學量子力學邏輯學等，得出的結論是：「1. 世界人生整體是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精確度量的，是測不準的，是不確定的。沒有任何人是完美的，沒有任何交班完美的，那就主動求變，這是最佳的平衡。

他高度讚賞李光耀和其領導的新加坡。 2017 年，黃錚在新經濟100 人CEO 峰會時談拼多多，「做電商界的新加坡。」他多次公開表達自己非常喜歡新加坡，也對它有很深的研究。 「新加坡本身就很像一個公司，在周邊很差的環境下實現了國民富裕。而且，因為它小，所以它創造了一個模式——在本國存放的資產只佔它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資產分佈在中國、美國。

新加坡國內市場很小，國營企業必須進入國際市場上競爭和發展。淡馬錫、新航都是優秀的全球跨國企業樣本。他在上市時說，「拼多多是根植中國、根植上海的公司，但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在將來輻射全球，讓新電商這一模式，為世界所用，為全球消費者所享。 「拼多多的海外版temu,是迄今為止中國企業出海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目前僅次於亞馬遜。 （南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