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制度是第一生產力,而非科技

前言

1607年是中國的萬曆三十五年。這一年是明朝在北韓半島擊敗日本人的第十個年頭,朝廷威望在東亞如日中天,國勢繁花似錦,烈火烹油。在此前一年,李自成剛剛出生;

也是這一年,大明眼中不入流的島夷、靠賣羊毛為生、窮得蕩氣迴腸的英國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弗吉尼亞。

2024年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名單公佈。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因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的影響”的研究而獲獎。

英國的弗吉尼亞殖民地是他們重點研究對象之一,通過研究包括弗吉尼亞在內的眾多案例,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在此前在合作所寫的一系列論文,以及《國家的失敗》、《權力與進步:技術與繁榮的千年鬥爭》等書籍中論證:

制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非科技。


今年的三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一、

眼饞於在1492年發現新大陸的西班牙人賺的盆滿缽滿,窮逼島民英國仔在一百年後終於成立了類似於“東印度公司”的“弗吉尼亞公司”(全稱為倫敦城弗吉尼亞第一殖民地冒險家與殖民者公司),以舉國之力湊了三條破船,派出殖民者約翰史密斯等一百多人在弗吉尼亞亨利角登陸。

當年西班牙人皮薩羅在南美以180個征服者就滅了印加王國,英國仔覺得他們不比西班牙人差,西班牙人可以做的事,他們也可以!下船後就急匆匆的開始征服戰爭。


約翰史密斯船長


可接下來的事情發展卻遠遠超出英國仔的預料。

在南美,皮薩羅輕鬆俘虜了印加帝國的皇帝。在北美,英國殖民者的老大約翰史密斯在登陸的當年,卻被打得落花流水,連他本人都被來去如風的印第安漢子俘虜。

印加帝國皇帝給西班牙人進貢了禮物,希望得到釋放;而英國仔則給印第安人獻上禮物,換取了約翰史密斯的釋放。

眼見征服當地人這條路走不通,英國仔接著從西班牙人那裡取經。他們聽說西班牙人在南美弄來好多黃金,便也招來礦工,來弗吉尼亞發掘金礦。

苦心人,天不負,約翰史密斯終於挖出來一堆黃澄澄的礦石,並在1608年親自帶回英國。然後,經過鑑定,這批礦石是俗稱“愚人金”的黃鐵礦。

英國人崩潰了。但約翰史密斯是堅強的,就不信這個邪。他又研究起西班牙人的成功經驗,發現皮薩羅俘虜印加皇帝原來是靠欺騙,以會談為藉口約見,然後挾持對方。

約翰史密斯在九月份剛剛返回弗吉尼亞,就約見當地印第安人的部落頭子,也想搞“鴻門宴”。

令他沒想到的是,該頭領答覆:“你們的國王是國王,我也是國王,應該是你的國王來見我,不是我去見你們。”

但遠在天邊的英國國王不可能去拜會該部落頭子。於是印第安部落就對英國人展開赤裸裸的貿易戰,英國人再也不能從當地交易補給品。

約翰史密斯崩潰了,然後憤怒了。他組織新大陸的英國人發起了一次次進攻,並在第二年受了重傷,只得離開這個令他心碎的大陸。

這一年冬天的弗吉尼亞,500多英國人只剩下60個人活了下來。


弗吉尼亞的位置

二、

偉人曾這樣評價民國時期的買辦資本家,“資本主義是靠侵略和掠奪別的國家而積累資產的,他們敢侵略誰呀?...他們只能剝削本民族的百姓。”這句話放到弗吉尼亞那批英國仔身上同樣恰當,他們不願丟掉如同西班牙人的發財夢,只得不斷投入資金,並且運新人來弗吉尼亞。

但眼見打不過印第安好漢,他們就將剝削的目標放在同樣身處新大陸的自己人身上。

很快,弗吉尼亞公司實行了某種程度上的“計畫經濟”:所有土地歸集體(弗吉尼亞公司)所有,居民都住在營房裡,由公司發給規定的配給品。工作隊也由公司編排,各隊由一名公司代理人負責監督。

弗吉尼亞公司還定下嚴格的紀律,違反者動輒被施以死刑:

從殖民地逃走以投奔印第安人者,處死!

偷盜屬於公共的玉米穗者,處死!

私自出售商品給商船者,處死!

......

此法令一出,效果卻與預料大相逕庭:

越來越多英國仔們卻逃出殖民地,去投奔印第安人。而在戰場上打不過印第安人的弗吉尼亞公司,又怎麼可能把人從印第安人手裡要回來?

眼見印第安好漢們在“英奸”的幫助下,學會了新技術和戰術,戰力更加彪悍,弗吉尼亞公司高層慌了神。公司董事們清楚知道,再這麼搞下去,他們前十年砸鍋賣鐵的投入將血本無歸。

弗吉尼亞公司終於決定,不再搞集權那套,而是將權力分給每個移民,即實施所謂的“人人都有的權力制度”。他們從1618年開始,給每名男性殖民者五十英畝土地,每多一名家庭成員則再給五十英畝,甚至被帶至弗吉尼亞的僕人也併入計算。弗吉尼亞公司之前建的那些集體所有的房屋,也一併給了移民者。

第二年,弗吉尼亞議會成立,實際上賦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訂治理殖民地的法律與制度的權力。

這,就是美國所謂的民主制度的起源

弗吉尼亞的事也一再發生在英國仔在新大陸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上,從馬里蘭到卡羅萊納,再到巴爾的摩....,英國佬一再重複這個流程,即對外打不過印第安的好漢,對內剝削太狠之後移民就當“英奸”,最後只能殊途同歸都選擇“人人都有的權力制度”。


美國最初的十三個州

三、

以上,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榮·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森所論述的美國制度的起源。

通過這個故事,另外還有韓國北韓的條件相似但制度不同的一些例子,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得出結論:制度是第一生產力。

他們認為,制度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而不良的制度則會導致經濟停滯和貧困。

他們將制度分為兩種,一種是類似弗吉尼亞的“人人有其權”制度,叫做包容性政治制度。

另一種叫搾取性政治制度,像西班牙人在南美建立的殖民地一樣,其目的是剝削當地人口和資源,為少數精英謀利。


標紅處為西班牙帝國


具體來說,“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財產權保護)有助於長期經濟增長,而掠奪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專制、腐敗和資源掠奪)則會阻礙經濟發展。

本次諾貝爾獎得主在著作中稱,在人口稀少的地區殖民者傾向於建立“包容性制度”,以鼓勵更多歐洲人定居,這種制度為大多數人提供了經濟機會和政治權利。

他們通過研究大量案例,得出結論:殖民時期相對富裕的地區,只要實行搾取性政治制度,如今都成了最貧困的地區。而殖民時期相對貧困的地區,實行包容性政治制度,如今經濟卻繁榮起來。包容性制度能夠給每個人帶來長期利益,為經濟帶來持續性的繁榮,而搾取性制度只能給統治精英帶來短期利益,卻會抑制創新,限制經濟長期發展。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包容性政治制度,還是搾取性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一個足夠有力的政府,才配談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只有當這個政府有足夠力量將其想實行的制度貫徹到基層,才有資格選擇採取是搾取或是包容。比如索馬利亞這個國家,其權力雖然足夠分散,但政府的力量微弱,連搾取都做不到。這也解釋了,為何印度的權力足夠分散,但發展卻很遲緩。(這段話是貓智深個人的理解)

三、

然而,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理論有一個明顯漏洞。

朴正熙時代的韓國以及蘇聯的例子證明,即使採取所謂的壓榨性制度,但在政治權力壟斷並且中央集權的條件下,稍微提升法治水平、提高產權保護的強度、並且引入市場經濟制度,就能促進經濟增長。

比如蘇聯,無論其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但該國從1930年到1960年間長達三十年間實現了年均約6%的國民收入增長。


實力強大的蘇聯


針對這一漏洞,這三位經濟學家辯解:

計畫經濟在短期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無法解決。一是個人的激勵問題,大鍋飯造成人人搭便車的現象;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問題,已經吃進去的再吐出來就難了。

這兩個問題是他們所謂的“搾取性制度”無法克服的弊端,從而得出的結論:計畫經濟在短期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無法使經濟持續增長。

他們認為,當“搾取性制度”被採用後,經濟增長中的收益不僅滿足一小撮統治者的需求,並且統治者還可以有足夠的資源來鎮壓反對者,以此來維持該制度。也就是說,凡搾取性制度必然意味著政治上的集權。


四、

本次諾獎得主還認為,對於國家的發展,科技遠遠不如制度重要。

在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西蒙·約翰遜合著的《權力與進步:技術與繁榮的千年鬥爭》一書中,他們認為一千年來的歷史和當代證據都表明,進步取決於技術應用方式的選擇,而非技術本身。

書名中的“權力與進步”直接點出了主題,即科技進步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涉及權力如何在社會中分配。作者們批評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技術進步必然帶來社會的普遍繁榮。在現實中,科技進步往往只是讓少數精英獲益,而大多數普通民眾卻沒有享受到成果。

書中詳細介紹,組織生產和交流的新方式既可以服務於精英利益,也可以成為廣泛繁榮的基礎。比如,歐洲中世紀農業技術進步所產生的財富被貴族們攫取,用於建造宏偉的大教堂,而農民們卻一直處於飢餓的邊緣。

他們認為只有包容性的制度才能促進科技進步。在《國家的失敗》一生中,作者介紹稱發明創造需要實現產業化,才能推動社會進步,而背後需要金融的支撐。但在搾取性政治制度中,金融產業成為統治者的特權,加重了整個社會的成本。

在愛迪生那個年代,採用包容性制度的美國在1914年的銀行數目達到27864家,美國發明家有現成的資金管道幫助其開創自己的事業。此外,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意味可獲得相當低利率的資本。

同時期,採用搾取性政治制度的墨西哥只有四十二家銀行,其中兩家控制著所有銀行資產的60%。和美國競爭激烈的環境不同,墨西哥銀行業幾乎沒有競爭可言。缺乏競爭意味銀行可以向顧客收取很高的利率,並且通過只借錢給有權勢和已經很富有的人。


美國在1914年的銀行數目達到27864家

五、

針對這些西方諾獎得主的歪理,中國的經濟學家也進行了批駁。

尤其針對那本廣為流傳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楊虎濤針鋒相對的寫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失敗》一文,敏銳的找到其漏洞。

楊虎濤在該文中一針見血的指出,國富國窮不存在唯一的成功方案。他認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只是制度決定論的一個極致的、荒謬的翻版,如何發揮國家和社會的作用去創造最適合的條件並不存在一個唯一的成功方案。 (貓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