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Overtaken America中國已超越美國。川普的政策則確保我們永遠無法迎頭趕上保羅·克魯曼2025年10月15日1957年，蘇聯將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送入軌道。美國的反應近乎恐慌：當時冷戰正處於最緊張的階段，人們普遍擔憂蘇聯在科技領域佔據領先地位。回想起來，這些擔憂被誇大了。隨著蘇聯崩塌，我們才得知蘇聯經濟的發達程度遠低於許多人的預期。儘管如此，「斯普特尼克時刻」帶來的影響是有益的：美國向科學和高等教育領域投入大量資源，為其長期保持領先地位奠定了基礎。如今，美國的領先地位再次受到挑戰。從經濟實力來看，中國是一個比蘇聯強大得多的競爭對手。周一我指出，以實際價值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已大幅超過美國，一些讀者對此表示懷疑。事實是，購買力平價GDP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衡量標準，但如果這個概讀過於專業，不妨直接看看發電量──發電量與經濟發展水準高度相關。正如本文頂部的圖表所示，中國目前的發電量是美國的兩倍多。然而，我們非但沒有迎來又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反而陷入了一個“反向斯普特尼克時刻”。川普政府非但不承認美國面臨被中國的科技和經濟實力永久超越的風險，反而削減對科學研究的支援，並抨擊教育領域。以打擊「覺醒主義」和「深層政府」這些假想敵為名，本屆政府在關鍵領域極力阻礙發展，卻對加密貨幣產業等投機領域的貪婪訴求有求必應。川普對關鍵領域發起“戰爭”，其中最明顯、對未來十年影響最深遠的例子，便是他對再生能源的刻意打壓。川普推出的《宏大美麗法案》廢除了拜登政府針對再生能源的稅收激勵政策。目前，該政府正試圖叫停一個已接近完工、可為數十萬戶家庭供電的大型海上風電場，並取消70億美元的住宅太陽能電池板補貼。此外，一個本可為近200萬戶家庭供電的大型太陽能項目，似乎已被其成功扼殺。政府還取消了8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補貼（這些補貼大多流向民主黨執政的州），據稱還計畫再取消數百億美元補貼。儘管川普宣稱「鑽吧，寶貝，鑽吧」（，但由於政府的敵意，美國太陽能和風能的增長預期已受阻，甚至可能陷入停滯：在聯合國發表的冗長演講中，唐納德·川普堅稱中國並未使用風能：「他們用煤炭、用天然氣，幾乎什麼都用，就是不用風能。」我不知道川普的這些錯誤資訊來自何處——或許與告訴他“波特蘭正處於火海之中”的是同一批消息源。但現實情況如下：川普政府的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稱太陽能不可靠：「當太陽被雲層遮擋，或是太陽下山（幾乎每晚都會發生）時，你就無法獲得電力了。」身為全球科技最發達國家的能源部長，他竟然對電池技術突飛猛進所推動的能源革命一無所知。而這場革命此刻正在美國上演，例如在加州。以下是今年6月加州普通一天的電力供應情況：這種對發展的極度無知與敵意，根源何在？人們自然會將對再生能源和氣候科學的攻擊歸咎於化石燃料利益集團。此外，我們不應忘記，川普是一個心胸極度狹隘的人——他厭惡從自己的蘇格蘭高爾夫球場看到海上風力渦輪機的景象，這種厭惡根深蒂固。但這兩個因素都無法解釋本屆政府為何反對疫苗，也無法解釋其在其他許多領域對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攻擊。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皮特·赫格塞斯對「愚蠢」的推崇——抱歉，他稱之為「戰士精神」——並將其視為提升軍事力量的關鍵。這一觀點無視了21世紀戰爭的現實，而任何關注烏克蘭戰爭的人都能看清這一現實。在無人機和精準炮火主導的現代戰場上，這種「硬漢姿態」不僅毫無用處，反而有害。拋開特殊利益集團和川普的狹隘心胸不談，我認為還有一種更本能的情緒在作祟：美國國內有一個強大的派系，已對科學乃至專業知識產生了深深的敵意。過去十年間，共和黨對高等教育的支援率出現顯著下滑，這一資料便是有力證明：但事實是，對科學和專業知識的敵意，一直是美國傳統的一部分。還記得關於「斯科普斯猴子審判」的歷史課內容嗎？直到2007年，美國最高法院才通過一項裁決，禁止政治人物強迫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面對如今的最高法院，誰又能保證「神創論」不會捲土重來？「反科學主義」在宗教右派群體中極為普遍，而這個群體正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核心組成部分。然而，在過去幾十年裡，人文主義和科學探索的力量尚能戰勝「反科學主義」。部分原因在於，當時人們普遍認識到，美國的科學實力對國家安全和國家繁榮都至關重要。但現今的美國政府卻聲稱，透過對櫥櫃和浴室洗手台加征關稅、削弱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和環境保護署（EPA）的職能，就能保障國家安全。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在爭奪全球領導地位的競賽中正在輸給中國？不，我認為這場競賽本質上已經結束了。即便川普及其「破壞團隊」在2028年失去權力，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到那時美國已經落後太多，幾乎不可能再迎頭趕上。 （邸報）

導讀你是否曾想過，我們習以為常的經濟成長、科技爆炸和生活水準的持續提升，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其實是個驚人的「例外」？為什麼照亮現代科學的閃電，劈在了17世紀的歐洲，而不是其他偉大的文明？主流解釋往往聚焦於制度、資本或地理。但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的代表作《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卻給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答案：現代經濟的起源，最深層的動力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變遷」。這不是關於藝術或文學的文化，而是關於「有用知識」的文化——整個社會，尤其是菁英階層，如何看待知識、如何獲得知識、以及相信知識能帶來怎樣的未來。今天，就讓我們跟隨這本書的指引，穿越回500年前的歐洲，揭開那場徹底改變人類命運的思想巨變的序幕。《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美] 喬爾莫克爾 著胡思捷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01. 中世紀的微光：為何修道士成了技術先鋒？在通常的敘事裡，中世紀是「黑暗時代」。但本書指出，這其實是被低估的技術勃發期。機械鐘、眼鏡、風車、鑄鐵、深耕犁……這些發明奠定了後來發展的基礎。更關鍵的是，當時掌控知識的精英——修道士們，對科技抱持驚人的熱情。像羅傑·培根這樣的修道士，本身就是頂尖的技術作家。書中引用了林恩懷特的論點：修道院是中世紀科技進步的先鋒。為什麼？因為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觀裡，科技活動被視為「為了幫助大眾，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這是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信念，認為人類有責任和權利去利用上帝所創造的一切。然而，問題在於：中世紀有技術，卻沒有可持續的成長。這些發明如曇花一現，未能形成連鎖反應。為什麼？本書一針見血地指出：因為這些進步多源自於工匠的「緘默知識」和偶然試錯，缺乏對背後科學原理的深刻理解。手藝可以改變世界，但若無系統的「命題知識」與之並行，進步很快就會陷入停滯。02. 大轉折點：「工業啟蒙」與文化的裂變那麼，轉折點在那裡？本書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工業啟蒙」。這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大約在哥倫佈到達新大陸後的兩個世紀。這是一個科學革命的時代，但真正關鍵的，是精英階層「信仰和態度」的根本性變化：有用知識的看法改變了：知識不再是用來註釋經典的，而是用來改善生活、創造財富的。獲得知識的方式改變了：從迷信權威，轉向觀察、實驗和實證。傳播知識的態度改變了：從秘傳、封閉，轉向開放、分享。這種新信仰催生了新制度（如皇家學會），新制度也反過來強化了新信仰。最終，在18世紀中葉，一種認為「科技可以驅動持續物質進步」的信念，成為了西方社會的共識。這才是工業革命得以發生的文化溫床。03. 致命的開放性：歐洲為何能「抄襲」全世界？本書揭示了歐洲文化一個至關重要的特質：對外來知識的極度開放和「抄襲」意願，且毫不羞愧。這與世界其他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作者引入了生物學概念—「傳播隔離機制」。許多社會都建有文化防火牆，認為外來者是野蠻的，沒什麼好學。例如，德川幕府下的日本和明清時期的中國，都對西方知識抱持著深刻的懷疑和選擇性接受。但歐洲呢？政治分裂和激烈競爭，迫使它們必須模仿對手，即使對方是異教徒或敵人。於是，大航海時代後，歐洲人如飢似渴地吸收全世界的有用知識：他們使用“阿拉伯數字”，喝“酒精”，學習“代數”。他們迷戀中國的瓷器、絲綢和漆器，掀起「中國風」熱潮。他們種植美洲的玉米、土豆，穿著印度的棉布，並最終在這些領域反超原產國。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被明確標註來自君士坦丁堡，然後被歐洲人改進。正如書中所說：“棉花和陶瓷工業，工業革命中的兩個典型產業，不僅反映出了歐洲對採用外國技術和產品的意願，而且表明他們對這種做法完全沒有絲毫的羞愧之情。”04. 屠神之戰：他們為何敢向「古人」的權威挑戰？開放是對外，而對內，歐洲發生了更深刻的革命：對古典權威的信念崩塌了。在1500年之前，亞裡斯多德、托勒密、蓋倫的學說與神學緊密結合，構成了不可挑戰的正統。懷疑經典，近乎褻瀆。但這一切從16世紀開始崩瓦解。本書生動地描繪了那些「文化企業家」驚世駭俗的言行：帕拉塞爾蘇斯當眾焚燒蓋倫的醫學經典，被稱為「醫學界的路德」。威廉·吉爾伯特在其著作《磁石論》開篇就宣稱，不引用希臘古人，因為他們的“錯誤像邪惡和有毒的植物一樣瘋長”，追隨托勒密的是“一群烏合之眾”。法蘭西斯·培根更是系統性地批判古典科學，稱希臘人的智慧只是“男孩的智慧”，呼籲建立基於實驗的新科學。推動這場「屠神之戰」的，是新工具帶來的新事實：望遠鏡讓伽利略看到了木星的衛星，宇宙不再以地球為中心。顯微鏡打開了微觀世界。氣壓計和真空幫浦證明了亞裡斯多德「自然厭惡真空」是錯的。解剖學發現蓋倫的人體結構描述漏洞百出。環球航行證實赤道附近可以居住，推翻了古典地理。古典教條與觀測事實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權威的聲望也被不可逆轉地摧毀。 「好奇心」從一種罪惡，變成了一種美德。05. 思想的市場：競爭如何催生偉大？本書另一個精闢的論述在於，它將早期現代的歐洲視為一個高度競爭的「思想市場」。在這裡，沒有唯一的真理仲裁者。亞裡斯多德主義者、原子論者、醫療化學家、蓋倫信徒……各種學說激烈交鋒。書籍可以被禁，但印刷術讓思想無法被徹底扼殺。伽利略的禁書在新教地區被大量翻印傳播。這個市場雖然不總是能迅速達成共識，但在證據確鑿、邏輯嚴密的問題上，「內容偏見」最終會發揮作用——人們會被更有說服力的觀點所說服。哈維的血液循環論、牛頓的力學體系，最後都贏得了市場。而推動這個市場的，還有一群被稱為「技藝愛好者」的貴族菁英。他們有錢有閒，出於好奇和榮譽感，投身於自然哲學研究，收集全球的「奇珍異寶」。他們為科學活動提供了資金、聲望和社會合法性，為後來的專業科學家鋪平了道路。結論：一場沒有保證的勝利讀完這本書的論述，你會形成一個強烈的印象：現代經濟的起源，並非由某種「必然性」所驅動。它不是歐洲人更聰明，或純粹由經濟利益使然。它是一系列獨特文化要素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耦合」：源自中世紀的、對操控自然的正面態度。大航海帶來的全球視野和致命開放性。對古典權威的徹底懷疑和背叛。高度競爭的思想市場制度。印刷術、新工具帶來的「事實」革命。作者強調，這不是一場命中註定的勝利。文化企業家（如培根、伽利略）的成功，是與保守勢力不斷鬥爭的結果，充滿了偶然性。其他社會在面對類似衝擊時（如明清中國、德川日本），選擇了保守與內斂。而歐洲，恰好在那幾個世紀裡，完成了一次文化的“適應輻射”，就像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一樣，新思想、新物種（科學方法、進步信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湧現，最終為工業革命準備好了所有的文化條件。《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不僅是一本經濟史著作，它更是一部關於思想、勇氣和開放如何塑造現代世界的宏大敘事。它告訴我們，經濟成長最深的根，紮在文化的土壤裡。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為何能活在今天這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如果你對「李約瑟之謎」和「大分流」充滿好奇，如果你相信思想的力量能夠改變世界——那麼，這本書絕對是你書架上不可或缺的珍藏。 （IMI財經觀察）

台北時間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美國西北大學的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以及法蘭西學院的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布朗大學的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闡釋”。這次的頒獎，將經濟增長理論的兩個核心分支——宏大的歷史敘事與精密的數學模型——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在人工智慧浪潮席捲全球、地緣政治重塑產業格局的今天，重溫和深思三位巨擘的洞見，對於尋求高品質發展的中國而言，無疑是恰逢其時！01 熊彼特的幽靈要理解本次諾獎的意義，我們必須回到思想的源頭——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這位特立獨行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在一個世紀前就提出了“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一顛覆性概念。1942年，熊彼特寫下煌煌巨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將資本主義描繪成一個“從內部不斷革命化經濟結構”的動態過程，即舊的被不斷摧毀，新的被不斷創造。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並非源於價格的短期波動或市場的自我均衡，而是來自企業家引入的“新組合”——無論是新產品、新工藝、新市場，還是新的組織形式——這就是創新。這種創新過程如同“經年不息的狂風”，它摧毀了馬車伕的飯碗，卻創造了汽車工業的繁榮。熊彼特的理論極具洞察力，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更像是一個生動的隱喻，而非一個可供分析的嚴謹理論。它提出了“是什麼”，卻沒有完全解答“為什麼”和“怎麼樣”。而這正是今年三位獲獎者的工作價值所在：莫基爾探尋創新得以持續的文化與制度根基；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則用精準的數學語言，建構了可計算的動力學模型。02 喬爾·莫基爾的歷史羅盤我們首先來看喬爾·莫基爾，作為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學家，他主要研究工業革命前後的歐洲，試圖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為何持續的經濟增長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是例外而非通則，卻在過去兩百年成為可能？莫基爾的核心洞見在於，他提出了“有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的概念，並將其劃分為兩大類：1，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即關於自然規律和現象的科學知識，回答“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這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基礎科學。2，指令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即關於如何操作的技術、工藝和配方，回答“怎麼做”的問題。這類似於應用技術和工程訣竅。在莫基爾看來，工業革命前的創新大多依賴於工匠的經驗和試錯，即指令性知識的緩慢積累。然而，要實現持續的、自我驅動的增長，兩種知識必須形成正反饋循環。在工業革命時期，歐洲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知識生態”：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和工匠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科學原理被用來解釋和改進技術，而技術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又反過來催生了新的科學探索。莫基爾的研究也證明，一個開放、寬容、鼓勵思想交流和質疑權威的社會文化，是創新之樹得以枝繁葉茂的土壤。制度保障（如專利法）和激勵機制固然重要，但更深層次的，是一種追求進步的信念和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文化。他的歷史分析為我們理解為何某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成為創新高地，而另一些則陷入停滯，提供了深刻的歷史鏡鑑。03 阿吉翁與豪伊特建構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的工作，則是對熊彼特思想最重要的一次現代化和形式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如索洛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一個“外生”變數——如同上帝的禮物，從模型外部給定，無法解釋其來源。這顯然無法令人滿意。而以保羅·羅默（Paul Romer）等為先驅的“內生增長理論”則試圖將技術進步的動力放到模型內部來解釋。阿吉翁和豪伊特在1992年發表的開創性論文，正是內生增長理論中“熊彼特學派”的奠基之作。他們建構了一個優美的數學模型，數學公式咱們就不放了，但是其核心思想如下：增長的引擎是“質量階梯”：經濟增長表現為產品或技術質量的不斷提升。創新來自逐利動機：企業投入研發，是為了創造出更高品質的產品來取代現有市場領導者，從而獲得暫時的壟斷利潤。創造與破壞並存：每一次成功的創新，都意味著對前一代技術和相應企業的“創造性破壞”。這種破壞是增長的必要代價。政策與制度至關重要：模型的增長率並非天定，而是受到專利保護強度、市場競爭程度、教育水平和金融市場效率等一系列可由政策影響的因素決定。阿吉翁和豪伊特及其後續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極具啟發性的政策洞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競爭與創新的“倒U型關係”。他們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完全壟斷或過度激烈的競爭都不利於創新。在競爭不足時，領先企業缺乏“逃離競爭”的動力去創新；而在競爭過於激烈時，創新成功後的利潤又太低，無法覆蓋研發成本，從而削弱了創新激勵。因此，維持一個適度的競爭環境，是激發創新的關鍵所在。他們的框架將熊彼特的思想從一個哲學洞見，轉變為一個強大的分析工具箱，讓政策制定者可以具體地探討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來培育一個持續創新的經濟體。04 駕馭破壞性創新三位諾獎得主的理論之所以在今天顯得尤為重要，是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創造性破壞”空前加速的時代。人工智慧，特別是生成式AI，無疑是當下最典型的創造性破壞力量。它正在自動化許多認知性工作，對內容創作、軟體程式設計、客戶服務等行業造成巨大衝擊。根據麥肯錫的報告，到2030年，全球多達30%的工作小時可能會被自動化。然而，正如歷史所揭示的，技術在摧毀舊崗位的同時，也在創造全新的崗位和產業。阿吉翁等人的框架提醒我們，應對AI衝擊的關鍵，不在於阻止破壞的發生，而在於如何通過教育改革、終身學習體系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勞動者適應轉型，並抓住AI帶來的新機遇。此外，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下，技術競爭成為大國博弈的核心。莫基爾的理論強調了開放交流對於“有用知識”傳播的重要性，這對於當前一些逆全球化和“脫鉤”的思潮提出了警示。而阿吉翁-豪伊特的模型則為理解不同國家的創新模式提供了視角。例如，他們區分了兩種創新模式：一種是模仿和改進（接近技術前沿的國家），另一種是前沿創新。這兩種模式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援（即“適配性增長政策”）。這對於思考中國如何在堅持開放合作的同時，建構自主可控的創新體系，具有深刻的啟示。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是痛苦的。技術變革會加劇收入不平等，因為創新的收益往往不成比例地流向資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勞動者，而被替代的勞動者則可能面臨失業和收入下降的困境。這也正是當前許多社會矛盾的根源所在。三位獲獎者的工作同樣也涉及到了這一部分，他們的理論框架強調，一個成功的創新驅動型經濟體，必須輔之以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和包容性政策。這包括：對人的投資：大力發展教育和職業再培訓體系，提升勞動力的適應能力。健全的保障體系：提供失業保險、社會救助等，為在轉型中受損的群體提供緩衝。競爭與監管的平衡：實施有效的反壟斷政策，防止創新巨頭扼殺新的競爭，同時確保創新成果能夠以更低的價格惠及消費者。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對“創新”經濟學的又一次致敬。喬爾·莫基爾以其深邃的歷史眼光，為我們展示了創新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則用精巧的數學模型，揭示了創新之樹開花結果的內在機制。他們的工作共同描繪了人類社會如何通過一場持續的“創造性破壞”，掙脫了千年的停滯，走向了今天的繁榮。正如諾獎委員會主席所言：“獲獎者的工作表明，經濟增長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必須維護創造性破壞背後的機制，這樣才不會再次陷入停滯。”理解並善用“創造性破壞”這股力量，在鼓勵顛覆性創新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緩衝其社會衝擊，將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課題。您覺得呢？ (TOP創新區研究院)

內卷究竟是創造性破壞發生前的的黑暗，還是偏離了健康創新軌道的發展陷阱？某種程度上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是近年來很罕見的，可以較好回答當下經濟市場熱點的一次理論成果展示，比如其可以有效回答“川普經濟學”、“政府對經濟的引導作用”、“貿易技術壁壘”、“供給端內耗”、“AI替代潮”、“數字貨幣對傳統金融衝擊”等諸多現象型問題！其實近年來，人類的經濟學已經走進了Y型分叉之中，一條無限接近統計學和線性規劃，主要依託數學建模和環境假設，試圖突破古典經濟學，創造新的宏觀範疇！而另一條，則無限接近於心理學和管理學，主要是行為經濟學的各類分支，主攻各類微觀，比如最近大火的情緒經濟學！但從2024年的制度經濟學開始，似乎經濟學的發展有了新的變化，人們開始關注於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因素研究，而本次公佈的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也不例外，其授予了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們解釋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其中，一半獎金授予莫基爾，以表彰其“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半獎金則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不過，由此可見，人類現在的主要經濟問題，是想弄清楚在當下如何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一、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核心理論解析（1）莫基爾：有用知識的積累機制產生了經濟增長的基礎莫基爾通過經濟史研究發現，工業革命的核心動力在於 “有用知識” 的持續流動。他將知識分為 “命題性知識”（知道 “為什麼”）和 “規範性知識”（知道 “怎麼做”），並指出兩者的正反饋機制是技術突破的關鍵。例如，17 世紀歐洲的 “培根計畫” 通過科學實驗和知識擴散，為蒸汽機等技術創新奠定了基礎。此外，他強調製度環境（如專利保護）和文化價值觀（如對科學的包容）是知識積累的必要條件，這也是繼1987年羅默和盧卡斯提出新增長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該理論的第二次ia，開始解決所謂技術進步黑箱的問題！莫基爾（2）阿吉翁與豪伊特：創造性破壞的動態模型！兩人在熊彼特理論基礎上建構了數學模型，揭示創新通過 “創造性破壞” 實現持續增長的機制：我們看到，市場上不斷有新企業通過技術突破淘汰舊企業，釋放資源並推動產業升級。例如，新能源汽車對燃油車的替代不僅創造了新產業鏈，還迫使傳統車企轉型，形成 “熊彼特效應”。他們提出的 “競爭與創新倒 U 形關係” 理論指出，競爭不足會抑制創新，但過度競爭（如無底線價格戰形成內卷）會壓縮利潤，導致研發投入下降，最終扼殺創新，摧毀整個工業體系。阿吉翁二、內卷的本質：創造性破壞的扭曲形態從三位學者的理論視角審視，內卷並非創造性破壞的必經階段，而是創新生態失衡的產物，其本質是偏離健康競爭軌道的發展陷阱：他們提出了內卷的根源問題：競爭失序與知識積累斷層！他們看到了過度競爭的惡性循環：當市場競爭超過阿吉翁 - 豪伊特模型中的 “黃金平衡點”，企業被迫陷入價格戰，利潤被侵蝕後無力投入研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曾因 17 家車企同時湧入導致價格戰，部分企業研發投入佔比從 8% 降至 3%。其次，他們還發現知識積累機制會失效：莫基爾強調的 “有用知識” 需通過教育、科研和技術擴散形成生態。但內卷中企業傾向於模仿而非創新，導致命題性知識（基礎科學）與規範性知識（應用技術）脫節。例如，某些製造業品牌，依靠產業叢集長期依賴代工模式，缺乏核心技術突破。但同時，內卷與創造性破壞也有著本質區別！具體而言，創造性破壞是價值重構：其核心是通過技術突破開闢新市場，例如智慧型手機淘汰功能機的過程中，蘋果不僅顛覆了產品形態，還催生了移動網際網路生態。而內卷是存量博弈：企業在既有賽道中爭奪有限資源，例如外賣平台通過補貼搶佔市場份額，但未提升配送效率或使用者體驗，最終導致行業整體虧損。作為政府必須幫助企業和行業在創造性破壞中實現良性的選擇！三、本次諾獎理論的侷限性與未來挑戰三位學者的研究為理解創新提供了重要框架，但其理論在現實應用中仍面臨以下挑戰：（1）制度環境的路徑依賴：莫基爾強調製度對知識積累的作用，但未充分考慮開發中國家制度變遷的複雜性。例如，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可能導致 “創新成果易被模仿” 的內卷痛點。（2）社會成本的忽視：創造性破壞伴隨失業、區域經濟失衡等社會代價。例如，傳統車企轉型可能導致底特律式的產業衰退，但阿吉翁 - 豪伊特模型未提出系統性解決方案。（3）技術壟斷的反創新效應：當科技巨頭通過專利壁壘阻礙競爭時，創造性破壞可能被扭曲。例如，美國科技公司通過 “專利叢林” 策略壓制初創企業，這與理論假設的自由競爭環境相悖。說到底，歷史環境中，人類大部分時間都是依賴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實現經濟增長，但當下的環境裡，巨頭壟斷、脫實向虛等問題一直困擾人類經濟的發展！從未來去看！如何結合 AI、巨量資料等技術發展，研究如何通過反壟斷、行業自律等手段將競爭控制在 “倒 U 形曲線” 的最優區間是關鍵！鑑莫基爾的 “有用知識” 理論，各經濟體都需強化基礎研究投入，並通過產學研合作促進知識轉化，並積極開放知識的共享！並且參考北歐國家經驗，建立 “創新保險” 和再培訓體系，緩解創造性破壞的陣痛。例如，丹麥的 “靈活保障” 制度允許企業裁員，但要求政府提供免費職業培訓，不要讓技術進步的成果向上，痛苦向下，任何的創新，都是為了讓人們的日子變的更好！ (聞號說經濟)

“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這幾年，我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了快進鍵。生成式AI從論文走進現實，不到兩年，便讓語言、藝術、法律、教育、金融等領域重新洗牌。彷彿都在驗證熊彼特那句一百年前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創造性的破壞。”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在關心什麼呢？當人工智慧也能創造的時候，經濟增長的引擎是不是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國家應該如何釐清創新、競爭和增長之間的關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前，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秘書長也是有意在賣關子，在宣佈得獎名單的時候，先拋出一個關鍵詞“創造性破壞”，然後停頓了幾秒，翻頁，念出今年三位得獎者的姓名：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以及喬爾·莫基爾。三位經濟學獎獲得獎者在這樣的語境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25年頒給“創新驅動增長”這個方向，就顯得意味深長。潮二代出身的經濟學家先說說阿吉翁。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國經濟學家，和布朗大學教授豪伊特合作了數十年，一起系統性地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的內生增長模型。他的個人經歷頗具傳奇色彩。阿吉翁出生於巴黎，母親加布麗埃·阿吉翁是法國時尚品牌蔻依Chloé的創始人。這個品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引領了巴黎輕奢風潮，卡爾·拉格斐早年就是該品牌的首席設計師。可以說，他一出生，就站在時尚與財富的浪尖。他的人生本應當在左岸的咖啡館與藝術沙龍之間左右逢源，而不是在數理經濟的推導式中徜徉。但命運似乎總愛反諷，阿吉翁選擇了經濟學，選擇了模型，選擇了冷靜的推理。他曾經來過筆者博士讀書的學校——圖盧茲經濟學院訪問過一段時間，也給我們講過課，指點過論文。他身上不僅帶著一種典型的巴黎式傲氣，那種相信自己是房間裡最聰明的人的自信；還帶有傳統富貴之家的疏離感。但是，傲氣和疏離的背後，阿吉翁在經濟學方面驚人的工作熱情和理論直覺是掩蓋不住的。菲利普·阿吉翁創造性破壞阿吉翁的貢獻主要在創新增長理論，熟悉經濟學理論的人此時都不免提出一個問題——他和熊彼特有什麼區別？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提出於20世紀初。它的意思是：技術創新會摧毀舊的產業結構，讓新企業取代舊企業，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這個觀點很有力量，卻缺乏實操性。因為熊彼得的觀點只描述了一個現象、一個趨勢，但是具體到如何來促進“創造性的破壞”，促進的度又是什麼？就算是想推出政策，也要知道政策應該怎麼設計才行。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貢獻便在於，他們把熊彼得的思想從經濟哲學變成了嚴格證明的數理模型，並且給出了對現實有著深刻影響的洞見。長期以來，對於“創新是怎麼被激勵的”，經濟學界一直有兩個觀點：熊彼特認為創新需要市場力量，因為當企業有了市場力量，就可以賺取大量的利潤，就可以規劃長遠，而競爭會削弱創新；但是肯尼斯·阿羅則認為競爭者更有創新動力，因為壟斷者創新經常會得不償失——自己成功了，也不過是原地踏步，即便是失敗了，如果競爭者沒有成功的話，依然保有壟斷地位。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好像也都不全面。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吉翁和豪伊特利用熊彼特的觀點建構了一個動態壟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整個經濟由許多平行的行業組成，每個行業在任意時刻都有一家壟斷企業，每個環節的潛在競爭者也在持續研發，一旦研發成功，新企業產品質量更高，就取代了舊企業，形成新的壟斷。就這樣，經濟增長就成了一連串“微型革命”的結果：每次創新都會提升生產率，但同時也會讓舊的技術體系消亡。增長，不再是資本積累的自然延伸，而是一場永無休止的創新接力賽。這個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見：一方面，創新是有收益的，創新會讓挑戰者成為新的壟斷者，通過專利保護和商業機密的方式，來讓自己的創新收穫市場回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市場上大家都在創新，企業好不容易成為壟斷者了，沒幾天就被其他人給“創造性破壞”了，那還投資做什麼創新呢？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斷言：創新和專利保護過猶不及。恐懼與希望2005年，他們更進一步，提出了“倒U型曲線”來解釋競爭和創新的關係，完成了對阿羅和熊彼特觀點的統一概括。具體來說，壟斷者和挑戰者對創新的態度都是複雜的。壟斷者的創新動力在於手握利潤和資源，阻力在“壟斷者創新成功等於白費”，甚至有可能削弱自己的壟斷收益。挑戰者創新動力在於一旦成功就可以一舉成名，收穫一個屬於自己的市場；但阻力在於，當競爭太激烈時候，就算自己成功了，成功後的收益期過短，自己很快會被新的挑戰者擠下去。如圖所示：左邊是無法戰勝的壟斷者，右邊則是超級激烈的競爭。當競爭過少的時候，壟斷者很安全，因此也沒有必要投入多來進行研發，創新比較慢；而競爭強度太大的時候，競爭者會覺得自己就算成功了也很快就會被別人超越，所以創新動機也不高。最好的區間是在中間，也就是適度競爭的時候，此時，壟斷者有危機感，競爭者有希望感。當競爭剛好激烈到讓現有企業擔憂、又不足以讓創新回報歸零時，企業反而會加大研發投入，希望逃離競爭，重新獲得領先。他們把這種機制稱為“逃離競爭效應”。換句話說，恐懼與希望的平衡，才是創新的原動力。這一點不僅僅宏觀上成立，其實微觀上也一樣的：如果一項工作特別難，我們可能沒什麼動力去做；如果一項工作特別容易，我們可能也沒什麼動力。只有落在中間的時候，有挑戰又有希望的時候，我們就更有動力去做它。這套理論後來被廣泛應用到專利制度、智慧財產權保護、反壟斷政策、教育投資等領域的研究中。甚至如今我們討論AI監管、平台治理、產業叢集的政策問題，幾乎都能在“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找到邏輯雛形。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覺得諾獎獲得者的年齡偏大，批評說經濟學獎是養老獎，其實是有點冤枉了。像阿吉翁和豪伊特，令他們今年得獎的工作，在1992年就已經有了。經濟與現實高度相關，往往需要經歷長時間的檢驗，包括學術界和工業界的理解、認可和執行，才能愈發地認定其價值。反壟斷，也要反內卷和那些專注於書齋的理論大師不同，阿吉翁並不是一位只待在模型裡的經濟學家。他很入世，對於政府應該如何塑造創新這個問題，他的答案簡單而深刻：“政府不能創造增長，但能創造適合增長的制度環境。”在他的著作《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他提出政府的任務不是替代市場，而是維持創新的張力。即讓現實落在倒U型的高點：反壟斷不是為了消滅大公司，而是確保它們永遠有競爭者；補貼的意義也不是單純的撒錢搞創新，而是讓創新風險在社會層面得到合理分擔。這些思想的延伸，也讓阿吉翁成為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經濟政策顧問之一。他曾任法國總統經濟顧問團成員，多次參與歐盟創新政策的制定。可以說，他在現實世界中，也試圖讓“創造性破壞”變得更具“建設性”。把“阿吉翁-豪伊特”的框架應用到現實，它給我們最直接的提醒就是：創新最旺盛的區間來自適度競爭。反壟斷的核心，不是“一刀切”地解散大公司，而是維護進入的可能性與可爭奪性；規模本身有時能帶來學習曲線和研發外溢，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由封鎖式優勢導致的排他與惰性，而非規模這一形式。同樣，反內卷也並不等於限制一切競爭。單純的價格戰與補貼戰會壓縮創新的淨回報期，把行業推向“倒U型”的右端，形成“看似熱鬧、實則削弱研發”的創新陷阱。更可取的做法，是把競爭從過強拉回到能支撐長期研發計畫的區間：允許合理利潤，鼓勵差異化與技術路線之爭，淡化單一價格維度的惡性博弈。在政策組合上，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對通用性強、前沿不確定性高的技術領域，長期而透明的研發支援可以與開放的市場進入平行：前者為投入托底，後者避免技術路徑被單點封鎖。兩者合力，能夠激發阿吉翁-豪伊特的逃離競爭效應，讓既有者不敢躺平，讓後來者看得見機會。只有這樣，創新才會更有持續性。畢竟，創新的種子既不生於壟斷的凍原，也不長在內卷的火海；它需要一片競爭恰到好處的溫床。後記：歷史與現實與以往三位學者屬於統一領域理論的開發者不同，今年的經濟學諾獎並非由三個人平分，而是阿吉翁和豪伊特共享一半的獎勵，莫基爾則獨享另一半。美國西北大學任教的莫基爾，嚴格來說是經濟史學家，長期研究思想、制度與技術之間的互動。他試圖在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創新為何會成為一種長期的社會常態？”他並不滿足於“英國有煤、荷蘭有貿易”這樣的物質解釋，而是追問思想與制度如何塑造了一個“允許試錯、容忍失敗並且能獎勵新知”的文化基底。喬爾·莫基爾把兩路工作擺在一起看，分獎金的意圖就清楚了：阿吉翁和豪伊特告訴我們“創新如何轉化為增長”——在一個給定的制度環境裡，企業如何在競爭與壟斷之間進行研發佈局；莫基爾告訴我們“何以會有這種制度環境本身”——思想與規則如何讓知識得以積累、交流與復用。一個給出“發動機如何運轉”的工程圖，一個追溯“發動機為何被造出並持續保養”的歷史帳。兩相交叉，恰好把創新的作用一路從工業革命鋪到AI時代，形成了全景圖。也正因為如此，今年的諾獎並不是單純給一個模型或給一部經濟史書。它用一次不對稱的獎金分配，試圖告訴我們：增長既需要嚴格的機制，也需要寬闊的文明背景。把微觀激勵與宏觀文化拼在一起，我們才看得見現代經濟的真正齒輪。 (吳曉波頻道)

瑞典皇家科學院周一宣佈，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因其關於創新與“創造性破壞”力量如何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研究成果，榮獲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年79歲的莫基爾現任美國西北大學教授，他將獨享1100萬瑞典克朗獎金的一半。69歲的阿吉翁在巴黎的法蘭西公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以及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教職。79歲的豪伊特供職於美國布朗大學。經濟何以持續增長？諾貝爾獎官方在頒獎詞中寫道：“2025年經濟學獎得主們向我們揭示：經濟持續增長並非理所當然。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經濟停滯而非增長才是常態。他們的研究表明，我們必須警惕並抵制那些威脅持續增長的因素…若不能應對這些威脅，曾帶給我們持續增長的‘創造性破壞’機制或將停擺——屆時我們將不得不重新適應經濟停滯。”經濟史學家莫基爾因其研究工業革命及後續時期創新如何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而獲獎，使諾貝爾經濟學獎連續第四年帶有顯著的經濟史學元素。莫基爾指出，要推動經濟不斷增長，持續不斷的“有用知識”流動是必要條件。若創新要以自我生成的方式持續發生，人們不僅要知道“某物可行”，還必須理解“它為何可行”。這也是為什麼工業革命前的新發現難以被進一步發展。著眼於技術變革的影響，莫基爾指出，實現持續增長需要滿足三個前提條件：第一，科學與技術的共同演進——人們必須理解事物為何能夠運作；第二，機械技能的普及與提升；第三，社會必須對潛在的顛覆性變革保持開放態度。隨後在199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阿吉翁和豪伊特為所謂的”創造性破壞”建構了一個數學模型：當更新更好的產品進入市場時，銷售舊產品的企業就會遭受損失。這種創新代表著新事物的誕生，因此具有創造性。但同時它也具有破壞性，因為技術過時的公司會被市場淘汰。該模型對經濟政策制定具有直接指導意義，可用於校準研發補貼政策，並最佳化針對技術變革中失業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阿吉翁和豪伊特還曾合著《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一書。對於這些獲獎研究的意義，史丹佛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慧（HAI）研究院數字經濟研究顧問劉弘捷博士評論稱：“這些獲獎者的研究，揭示了創新成為增長的內生力量——經濟增長不再被視為外生奇蹟，而是制度、競爭與知識累積的系統結果。同時制度決定創新生態，競爭、教育、科研投入與產權保護共同塑造創新持續性。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變革的關鍵在於‘讓創新自我再生產’。”新科諾獎得主批評川普關稅作為3名獲獎得主中唯一常駐歐洲的學者，阿吉翁在周一的記者會上也被問及美國關稅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威脅。他直言“不喜歡美國的保護主義浪潮，不利於世界經濟增長和創新”，同時也在發佈會上強調“開放是增長的驅動力。任何阻礙開放的因素都會成為增長的絆腳石。因此我看到當前正在積聚的烏雲，正在推動貿易壁壘和封閉政策。”他還強調，需要在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並促進人工智慧領域的競爭。他警告稱，若缺乏審慎監管，“超級明星”企業可能會壟斷該領域，阻礙未來競爭者的進入。 (科創日報)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 202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解釋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使用歷史資料作為一種手段，以揭示持續增長成為新常態的原因。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也研究了持續增長背後的機制。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們建構了一個數學模型，用於描述所謂的“創造性破壞”：當一種新的、更好的產品進入市場時，銷售舊產品的公司就會遭受損失。“解釋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西北大學“確定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國巴黎公學院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法國巴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英國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布朗大學，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1946年出生於荷蘭萊頓。1974年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西北大學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年出生於法國巴黎。1987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1946年出生於加拿大。1973年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西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市布朗大學教授。獎金金額：1100萬瑞典克朗，其中一半歸Joel Mokyr所有，另一半由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共同獲得。 (科學家雜誌)

即便身處動盪的當下，也很難想像截然不同的未來。各國的國運確實會改變，而且變化通常很劇烈。政治是會產生後果的。因此，我們應當創造性地思考這些後果可能是什麼，以及那些將親身經歷這些後果的人們會如何評價我們。 作為一名慣於從長遠角度研究增長與停滯的經濟學者，我可以想像自己在2050年如何回顧美國歷史。當然，故事還未發生，但它的走向可能大致如下。 “美國世紀”難維持 美國的衰落髮生得很突然，令人始料未及。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而在21世紀頭幾十年裡，美國更是看似勢不可擋。隨著美國在人工智慧（AI）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其經濟看起來很穩健，註定會超越仍未從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中走出來的西歐對手。因此，當美國經濟在21世紀30年代初停止增長甚至落後於歐洲時，大家都頗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