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

94歲的巴菲特最近接受媒體採訪，罕見談及對關稅的看法，認為關稅類似一種戰爭行為，是在對消費者徵稅。事實上，巴菲特很早就開始關注和研究關稅。2003年，他和卡羅爾·盧米斯合著了一篇文章，探討如何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發表在《財富》雜誌上。除每年的股東信外，巴菲特極少以書面方式公開闡述對特定經濟問題的看法。在這篇文章中，巴菲特極具創意地提出並闡述了他的進口憑證方案，類似於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但又比碳排放權交易設想的提出早了好幾年。正如巴菲特所強調的，該方案既不會對貿易順差國施加懲罰性關稅，也不會針對特定行業和產品施加進口限制，同時還能增加全球貿易總額，在避免貿易戰的同時，實現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平衡。

關於美國的貿易赤字，我將發出警告，同時也將提出解決方案。但首先我要提及兩個理由，而你們可能會對其提出質疑。我得先承認，我對宏觀經濟的預測遠談不上成功。比如，過去二十多年，我非常擔憂通膨。由於對理解當前問題至關重要，我需要回溯到1987年，那時我公開承認我很擔憂我們日益增長的貿易赤字。正如你們所知，我們不僅熬過了通膨，經濟還更繁榮了。所以，關於貿易問題，說我喊了一次“狼來了”並不為過。然而，我將再次提醒你們“狼來了”，而這一次波克夏用真金白銀下了注。直到2002年春天，在我72年的人生中我從未購買過外匯。但從那時起，波克夏投資了幾種外幣，數額較大，持有至今。我不會透露投資細節，事實上，買了那些幣種幾乎談不上有多重要。重要的是它所隱含的意義：持有其他幣種相當於相信美元會貶值。

作為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投資人，我很希望我的判斷是錯的。波克夏從外匯交易中獲得利潤遠不及公司和我們股東從美元大幅貶值中錄得的損失。

作為波克夏的董事長，我需要以合乎邏輯的方式投資。關於貿易赤字問題，多年來我一直在提醒市場，但這一次我決定知行合一，因為我們的貿易赤字已經嚴重惡化，以致於我們國家的“淨資產”正以驚人的速度轉移到國外。

這種持續轉移會導致嚴重問題。為理解其中緣由，請隨我來一場想像之旅。有兩座並連的孤島，面積一樣大，一個名叫“揮霍島”，一個名叫“勤儉島”。土地是這兩座島嶼唯一的資本性資產。島上的人們生活在原始社會，只需要食物，也只生產食物。事實上，每天只需工作8個小時，每個島民就能產出足夠養活自己的食物。長期以來，他們就是這麼過活的。每座島嶼上的每個島民只要按照規定每天工作8個小時，就能保證自給自足。

不過，最終“勤儉島”上勤勞的島民決定進行儲蓄和投資，他們開始每天工作16小時。在這種模式下，他們工作8小時就足以餬口，多餘的同等數量的食物則開始出口給他們唯一的貿易方——“揮霍島”。“揮霍島”的居民對於這種轉變欣喜若狂，因為他們現在無需下苦力，卻仍可餬口。當然，這是有條件的，但對“揮霍島”的居民而言，這種條件似乎是無害的：作為交換食物的條件，“勤儉島”想要“揮霍島”發行的債券（當然，是以“揮霍島”的幣種發行的）。

隨著時間推移，“勤儉島”積累了大量債券，這意味著它對“揮霍島”的未來產出具有申索權。“揮霍島”的一些專家嗅到了危險的氣息。他們預見到，無論是稀釋多年積累下來的債務、償還債務，還是僅僅支付債務利息，最終都會讓“揮霍島”居民每天的工作時長超過8小時。然而，“揮霍島”居民沒有心情去聽這些負面資訊。

與此同時，“勤儉島”的居民開始變得焦慮。他們的疑問是，懶散的“揮霍島”能償還債務嗎？於是，“勤儉島”改變了策略：儘管他們繼續持有一些債券，但賣出了其中大部分給“揮霍島”的居民，並用獲得的投資收益以“揮霍島”的貨幣購買“揮霍島”的土地。最終，“勤儉島”擁有了整個“揮霍島”。此時，“揮霍島”的居民被迫達成一項難堪的交易：為了餬口，他們不僅每天必須工作8小時，因為他們已沒有可供交換的資產，還必須工作更長時間，以償還債務利息，以及支付“勤儉島”地租，因為他們的島嶼已經草率地賣給了“勤儉島”。最終，“揮霍島”不是因為被武力征服，而是因為賣掉自己而成為了殖民地。

當然，有人認為，“揮霍島”必須持續償還給“勤儉島”的未來產出的現值，僅僅等於“勤儉島”因為放棄土地使用權而應得的價值，因此，雙方都沒有吃虧。然而，由於一整代“揮霍島”的居民吃了“免費的午餐”，未來的“揮霍島”居民將持續償還先人留下的債務。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講，出現了相當顯著的“代際不平等”。

我們還可以用家庭來舉例說明。假設我，華倫·巴菲特，一生所有的負債都能由我的後代幫我償還，無論是用物品、服務還是利息償還。這種情況可被視為發生在巴菲特家族與債權人之間的公平交易。然而，巴菲特的後代可能不會贊同這樣的交易（他們也許甚至會試圖違約，但願他們別這樣做）。

讓我們再想想這兩座島嶼：面對越來越多的應付利息，“揮霍島”的政府遲早會決定採取高通膨政策，也即是說，發行更多“揮霍島債券”來稀釋債務的價值。畢竟，“揮霍島”政府有理由認為，那些煩人的“揮霍島債券”只不過擁有對“揮霍島”貨幣某個特定金額的申索權，而不是對某個特定價值的貨幣金額的申索權。簡而言之，讓“揮霍島”貨幣貶值會減輕財政負擔。

這就是為什麼我——作為“勤儉島”的居民——寧願選擇直接擁有“揮霍島”的土地，也不願意擁有“揮霍島”政府的債券的原因。從道義上講，大多數負債纍纍的政府很難從債權人那裡奪回失去的土地，卻很容易稀釋債券持有人的購買力。相比武力搶劫，悄悄打劫更容易。島嶼的例子與美國有什麼關係嗎？簡而言之，二戰之後直到1970年代早期，我們一直奉行“勤儉島”式的運作模式，通常出口大於進口。同時，我們還將貿易盈餘投資於海外。結果，我們的淨投資——也即，我們持有的海外資產減去海外持有的美國資產——從1950年的370億美元提高到了1970年的680億美元（政府所使用的統計口逕自修訂之後是保持一致的）。簡而言之，那個時期我們國家的“淨資產”整體上是由境內財富加上海外持有的一部分財富構成的。

此外，由於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是一個淨資產為正的國家，我們意識到，基於不斷積累的貿易盈餘，美國的淨投資收益成為了可投資資產的第二大來源。我們的財政狀況與那些既能存錢又能將儲蓄用於再投資的工薪階層很相似。

1970年代末，美國的貿易形勢發生逆轉，貿易赤字開始出現，最初佔到了GDP的1%。這並不令人擔憂，尤其是因為淨投資收益仍是正數。事實上，由於存在複利效應，我們的淨資產餘額在1980年代創下了360億美元的新高。

然而，從那開始，我們一直在走下坡路。過去5年，淨投資收益加速下滑。如今，我們每年的貿易赤字超過了GDP的4%。同樣糟糕的是，其他國家持有美國的資產比美國持有其他國家的資產多出2.5兆美元。有一部分體現為其他國家持有美國政府債券和私人企業債券，還有一部分體現為持有美國的房產和股權。

實際上，我們國家就像是一個擁有廣袤農場的極為富有的家庭。為了消費超出我們產出水平4%的商品——也即貿易赤字金額——我們每天既要出售農場的一部分，又要繼續增加我們的負債。

為了更好地理解國外政府持有我們2.5兆美元資產這件事，我們可以將它與12兆市值的美國股市，或者與相同金額的美國居民房產價值，或者與我估算的總價值為50兆美元的國家財富作比較。這些比較表明，我們轉移給海外國家的財富是不可忽視的，佔到了我們國家財富的5%。

然而，更重要的是，基於當前的貿易赤字水平，海外國家持有的中國資產每年增長約500億美元，這意味著增長的貿易赤字每年會讓海外國家持有的中國資產佔中國財富的比例增加1個百分點。隨著海外持有的中國資產的增長，中國每年實現的淨投資收益會流到海外。這將讓我們向海外國家支付不斷增加的紅利和利息，而不像以前那樣收到海外國家支付給我們的紅利和利息。我們已經進入負複利世界——再見，美好的過往。你好，焦慮的未來。

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維持巨額的持續增長的貿易赤字。到了某個時點，過度消費的國家將會受到匯率波動的制約，債權國也不再願意繼續為過度消費國提供更多債務。事實上，正如我們在最近幾十年所看到的，很多揮霍無度國家遇到了這種情況，突然之間就陷入了債務危機。

然而，美國享有特權。事實上，只要我們願意，我們仍可以像今天一樣增加貿易赤字，因為我們過去的財務行為堪稱典範，因為我們十分富有。沒人質疑我們的償還能力和意願，我們仍有很多資產可以用來交換消費品。換句話說，我們的國家信用卡允許我們透支瞠目結舌的債務。然而，信用額度不是無限的。

現在是時候停止用資產換消費品了。我有一計可資助力。我的方案聽上去像兒戲，但實際上它可以被視為關稅的代名詞。不過，這種關稅保留了自由市場的大多數優點，既不會保護特定的產業，也不會懲罰特定的國家，也不會激起貿易戰爭。該方案將增加我們的出口，也許還將有助於增加全球貿易額。它將平衡我們的帳目，而無需造成美元大幅貶值。我相信，其他方案均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為實現貿易平衡，我們將向所有美國出口商發行一種我稱為“進口憑證”（Import Certificate,ICs）的東西，該憑證的金額與出口商的出口金額相同。然後，每個出口商將向想要把產品賣到美國的相關方——要麼是海外出口商，要麼是本地進口商——出售該憑證。例如，為了進口100萬美元的產品，進口商就需要購買進口憑證，從而與美國出口商出口價值100萬美元的產品金額相對應。這必然會導致一種結果：貿易平衡。

由於我們每個月的出口總額為800億美元，進口憑證每月可以發行800億。當然，進口憑證可以在流動性充裕的市場上交易。市場競爭將決定，那些出口產品到美國的相關方會購買進口憑證，並願意為此支付多少價格。（在我的設想中，憑證的有效期很短，或許只有6個月，這樣投機者沒有動機去囤積居奇。）

為便於解釋，讓我們假設每張憑證以10美分出售。也即是說，出口商每出口1美元的產品，該產品將隱含10美分的憑證價值。如果其他條件相同，這意味著，相較於在國內出售產品，一家美國製造商通過出口自己的產品可以多賺10%，這多出來的10%來自該廠商出售進口憑證的收益。

在我看來，很多出口商會將其作為成本的抵扣項，這可以讓他們降低在出口市場中的銷售價格。大宗商品類的產品尤其喜歡這種降價行為。比如，如果鋁在美國的售價是66美分每磅，而進口憑證價格佔商品售價的10%，那麼國內鋁製造商就可以以每磅60美分的價格（含運輸費用）銷往國際市場，並且仍能獲得同樣的利潤率。在這一情景中，美國的出口產品就會變得更有競爭力，出口金額也會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就業崗位也會增加。

當然，對於出口產品給我們的相關方而言，他們會面臨挑戰。但無論我們採取那種貿易解決方案，他們都是我們要針對的對象。毫無疑問，解決方案肯定會有的。（正如Herb Stein所說，“如果事情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它總歸會停下來。”）某種程度上講，進口憑證方案會給到賣產品給我們的國家更大的靈活度，因為該方案不懲罰特定的行業或產品。最終，自由市場會決定那些產品會出口到美國，誰會在美國銷售這些產品。進口憑證只會決定進口商品的銷售總額。

為闡明該方案會對進口產生什麼影響，我們可以設想一輛汽車現在進入了美國，進口價格是20000美元。在該方案下，假設進口憑證的價格為商品價格的10%，進口商的成本價格就會提高到22000美元。如果市場對這款汽車的需求極其旺盛，該進口商可以設法將支付進口憑證的費用全部轉嫁給美國消費者。然而，在一般情況下，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外國生產商會部分吸收進口憑證的費用，也即2000美元的一部分。

進口憑證方案不存在免費的午餐：它對美國消費者有一些負面影響。大多數進口商品的價格會上漲，而對於某些競爭激烈的產品，那怕是在美國生產，價格也會上漲。進口憑證的費用，不論是全部還是部分承擔，通常被視作是在對消費者徵稅。這是一種嚴重的缺陷。但如果任由美元持續貶值，或者對特定產品增加關稅，或者對特定產品施加配額限制，都會有缺陷，而且這些做法在我看來成功的機率更小。總之，如果我們放任不管，把我們國家更多的淨資產交換出去，這種代價肯定比美國銷售者今天為進口商品承擔稍高一些的價格要大得多。

我相信進口憑證方案會很快讓美國貿易實現平衡，這種平衡遠大於當前的出口金額，也遠小於當前的進口金額。這種憑證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增強我們的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同時自由市場將最終決定美國的那個產業具有全球“比較優勢”。

該方案不會被淨出口國採納，因為它們的進口憑證沒有價值。那些貿易順差很大的國家會用其他方式進行報復嗎？該方案會開啟新的“斯姆特-霍利”（Smoot-Hawley）關稅戰爭嗎？（參見文後譯註） 大機率不會。在斯姆特-霍利時期，我們擁有不可持續的貿易盈餘，而且還希望持續為繼。如今，我們貿易赤字已具有破壞性影響，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狀況。

幾十年來，全球各國都在與眼花繚亂、朝令夕改的懲罰性關稅、出口補貼、配額限制、匯率錨定美元之類的政策作鬥爭。主要的貿易順差國採取了諸多打壓進口和鼓勵出口的政策，試圖積累更大的貿易盈餘，但並未引發大規模的貿易戰爭。顯然，即便我們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赤字國致力於實現貿易平衡，貿易盈餘國也不會輕易就範。從過往來看，主要出口國家的行為是很理性的，它們還會繼續擴大貿易盈餘，儘管它們總是試圖讓我們相信它們會削減盈餘。

進口憑證方案很可能帶來的結果是，在最初的裝模做樣之後，淨出口國家將鼓勵從我們國家進口商品。以中國為例，如今它每年向我們出口140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而只從我們這裡進口250億美元。如果實施進口憑證方案，中國將通過每年購買1150億美元的憑證來填補差額。不過，這有可能導致中國減少對美國的出口，或者增加對我們的進口，從而減少對進口憑證的需求。對我們而言，中國增加進口可能是我們最喜聞樂見的，我們應該期待事態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如果我們的出口增長了，進口憑證的供給也會相應增長，它們的市場價格就會下跌。事實上，如果我們的出口顯著增長，進口憑證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值錢，整個方案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我們需要展現出執行該方案的堅定決心，這樣主要出口國家很快就會消除阻礙它們從我們國家進口的機制和政策。

為了實施進口憑證方案，我們可以有幾年過渡期，有意維持相對較小的貿易逆差，從而讓其他國家能夠有時間調整其政策，逐漸實現我們的目標。在實施這一方案期間，我們的政府可以每個月拍賣“獎勵性”的進口憑證，或者乾脆免費贈送給那些需要增加對我們出口的欠發達國家。這種做法相當於是一種對外援助，可能會特別見效，並且得到受益國的感激。

最後我要再次提醒你們，我以前喊過一次“狼來了”。一般而言，對美國前景持悲觀看法的人往往會被打臉。我們國家總是讓那些對我們經濟潛力或經濟韌性持質疑態度的人顯得愚不可及。很多悲觀的預言家低估了我們解決困難問題的體制機制。我們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和經濟體。

但我相信，貿易赤字確實是一個問題，它將考驗我們尋求解決方案的能力。讓美元溫和貶值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是的，貶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我們的貿易逆差，但尚不足以阻止我們國家的淨資產外流，以及由此導致的我們對外投資虧損的持續增長。

或許還有其他方案比我的方案更有效。然而，一廂情願及其“同伴”——吮吸拇指（thumb sucking）（參見文後譯註）顯然不是解決之道。就我目前所知，我們亟需採取行動阻止我們國家的財富快速外流，而進口憑證似乎是代價最小且最具確定性的解決方案。一定要記住，貿易赤字非小事：比如，以當前其他國家對美國淨投資的速度，每年我們上市公司市值的將近4%會被這些國家買下或持有。

在波克夏，當我們評估投資機會時，我的合夥人查理·芒格總是建議我們留意他常開的一個玩笑：“我只想知道我將在那裡死去，這樣我就永遠不會去那裡。”我們的貿易政策制訂者應當牢記這個玩笑，避免讓我們國家成為“揮霍島”。

華倫·巴菲特是波克夏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卡羅爾·盧米斯是《財富》雜誌特約編輯，也是波克夏的股東，與巴菲特合著了本文。

譯註：

1、據維基百科，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是一項在美國實施保護主義貿易政策的法律，該法案由參議員裡德·斯姆特和眾議員威爾斯·C·霍利發起，於1930年6月17日經赫伯特·胡佛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案將20000多種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該法案規定的關稅是美國歷史上第二高，僅低於1828年的關稅。法案通過之後，許多國家對美國採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導致大蕭條時期美國進出口減少67%。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一致認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通過是導致美歐之間貿易規模從1929年的歷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歷史低位的催化劑，也是大蕭條的開始。

2、查理·芒格發明的術語，指當你需要採取行動的時候，卻什麼都不做。 (心智與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