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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選擇先摧毀美國人民生活再“擊敗”中國，但結局很可能是……
4月2日，川普宣佈，美國將對所有國家，特別是中國全面加征關稅。他此舉旨在提高美國經濟增速來縮小中國相對於美國在經濟增長方面的領先優勢。
但由於下文所分析的原因，川普的關稅政策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川普政府對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缺乏精準的認識。因此，下文將首先分析川普的關稅政策為何無法達成目標，其次將論述川普實際上能夠提高美國經濟增速的唯一途徑，以及任何試圖實現這一目標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和美國內政後果。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川普的真實策略是打敗美國人民，加大對他們的剝削，並利用這一勝利來攻擊中國。由此可見，挫敗川普當前針對美國民眾生活水平的攻勢，恰恰符合中國的利益。
在本系列上一篇文章《想知道川普的中國策略，先要明白美國經濟衰退的真相》裡，就川普第二任期試圖通過提高美國經濟增速來縮小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的領先優勢，進行了分析——我的另一篇文章《能否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有一個關鍵事實中國無法迴避》，也就此進行過分析。
上一篇文章的實證資料表明，在實踐中，美國提高其潛在中長期經濟增速的唯一途徑，是提高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嚴格說來，是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是指，一年新增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簡稱GFCF） 減去固定資本消耗（consumption of fixed capital)。 經濟事實表明，雖然從純粹抽象的理論角度來看，提高美國經濟增速的其他方法似乎是可行的，但實際上這些方法是行不通的（文末的附錄解釋了其中的原因）。
但是，正如下文所示，這一經濟事實與川普面臨的美國內政形勢以及地緣政治形勢息息相關。
一、川普試圖提高美國經濟增速，能達到目標嗎？
提高美國經濟增速與美國內政/地緣政治之間息息相關的原因是，如果不拓寬融資管道，那麼就無法提高美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1】用馬克思主義或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說，這必然需要增加“資本形成總額”或“儲蓄總額”——有必要指出的是，從經濟角度來說，儲蓄不僅僅包括居民儲蓄，還包括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後者通常為負數）。
以美國為例，居民儲蓄只佔總儲蓄的一小部分——僅佔國民總收入的3.7%，而總儲蓄佔國民總收入的17.7%。到目前為止，美國儲蓄/資本形成總額的最大來源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在計算淨儲蓄的時候，要將美國企業儲蓄本金的消耗考慮在內）。那麼問題來了，擴大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進而提高GDP增長所需的資本/儲蓄從何而來？
就本文目的而言，在分析這個問題時，沒有必要討論是儲蓄創造投資，還是投資創造儲蓄（如凱恩斯主義框架），或者一些其他決定兩者因素。只需注意，投資增加必然需要等額的儲蓄/資本形成總額增加。也就是說，川普只有在增加美國儲蓄/資本形成總額的情況下才能提高投資水平。
為研究由此產生的地緣政治態勢，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來源不僅有國內，也有國外。也就是說，美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增加可通過以下方式獲得資金：
（1）美國國內資本/儲蓄；
（2）其他國家創造的儲蓄/資本。
這一事實決定了美國政策選擇的地緣政治影響。因此，必須從它們相對的數量重要性方面對這兩個來源進行分析，還要分析針對它們所做政策選擇的政治和地緣政治影響。分析這些事實可以更清楚的理解川普的政策。
1.1 美國投資資金的兩大來源
從投資的最大來源儲蓄/資本形成總額開始。在美國和每個主要經濟體中，絕大多數儲蓄/資本形成總額都來自本國，因此將首先就此進行分析。
圖1呈現的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儲蓄淨額/資本形成淨額佔國民總收入比重比較。趨勢顯而易見。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儲蓄淨額/資本形成淨額佔國民總收入比重總體上相對較高，僅略有下降——從1950年的13.5%降至1965年的13.1%。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儲蓄淨額/資本形成淨額佔國民總收入比重開始了長達60年的大幅下降。
根據最新資料，2024年第三季度，儲蓄淨額/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國民總收入比重僅為0.2%，接近於零。也就是說，按淨值計算，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美國國內資本幾乎沒有增加——幾乎所有的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都只是取代了固定資本消耗（折舊）。1965-2024年，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國民總收入比重下降12.9%，從13.1%大幅降至0.2%。
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主要依賴於國內資源融資的美國儲蓄淨額/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幾乎沒有增長。鑑於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相關性，美國經濟增速也同樣降至近乎為零。
1.2 美國的國際融資
但是，為了理解川普的應對之道，我們應該明白，美國的投資不僅可以在國內融資，還可以利用其他國家資本。要對此有正確的認識，就有必要瞭解經濟學中的一個簡單但又不能忽視的關係。那就是，根據定義，一國資本流入/流出必然對應該國經常帳戶差額，兩者呈反向關係。也就是說，國際收支逆差對應一國資本淨流入，國際收支順差對應一國資本淨流出。【2】
鑑於此，圖2呈現的是二戰後美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佔國民總收入比重比較。可以看出，直到1981年，除少數例外情況外，美國國際收支每年都處於順差狀態。也就是說，一直到1981，美國一直是資本淨輸出國。相比之下，1981年後，美國幾乎一直處於逆差狀態，即外來投資成為美國國內投資的主流。
以國內儲蓄總額/資本形成總額相同階段比較為例，1965-2024年，美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佔國民總收入比重從0.7%變為-3.8%。也就是說，美國從向其他國家輸出資本（國民總收入的0.7%），轉變為資本淨流入（國民總收入的3.8%），裡外相加佔國民總收入的4.5%。因此，利用外資，使得美國經濟得以避免因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太低而帶來的後果——這足以讓美國保持略高於2%的年均增速，而不至於陷入停滯。因此，外資的流入意味著，美國國內投資可以高於其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
1.3 利用外資無法彌補美國國內資本的下降
但是，就大幅提高美國經濟增速的可能性而言，將美國國內儲蓄/資本形成總額下降的資料與資本流入的資料進行比較就會明白，利用海外資本仍不足以完全彌補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的下降，也不足以大大縮小美國在經濟增速方面與中國的差距。
確切地說，1965-2024年，美國國內儲蓄/資本形成總額佔國民總收入比重下降12.9%，但同期國民總收入的4.5%從資本流出到資本流入，僅足以抵消這一下降的約三分之一。由於從外國輸入的資本不足以抵消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下降，因此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有所下降。如圖3所示，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從二戰後的峰值——1966年第一季度的11.3%降至2024年第四季度的4.9%。
鑑於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其必然結果是美國GDP增速逐漸放緩，從1969年的4.4%降至2024年的2.1%（見圖4）。正是美國經濟增長放緩這一現象，成了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中面臨的最根本問題。
2006年，美國資本流入佔國民總收入達到峰值，為5.8。美國因此而嚴重依賴海外資本，其他國家也因此向美國提供資本，但並沒有用於支援美國國內發展，這是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反過來，這場危機的劇烈衝擊導致美國陷入衰退，迫使美國減少了對外國資本的利用——到2013年，美國資本流入佔國民總收入比重降至2.0%。此後，美國資本流入佔國民總收入比重一直保持這一水平，直到2017年降至國民總收入的1.9%，然後再次開始急劇上升——根據最新資料，2024年前三季度已達到3.8%。
因此，過去七年，美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利用其他國家創造的資本，但這一規模不足以彌補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下降。
1.4 美國製造業回流嘗試失敗
但是，美國現在長期依賴外資，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宏觀經濟和政治上的不良後果。由於外資流入對應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且兩者呈反向關係，因此外資淨流入必然意味著美國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反過來，到目前為止，國際收支的最大組成部分是有形貿易。因此，如果美國大規模利用外資，那麼它必然會出現巨額貿易逆差，這意味著美國大量進口國外的產品，這必然會給本國工業和製造業生產帶來下行壓力。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美國製造業生產回流的嘗試徹底失敗。如圖5所示，美國製造業生產指數現在明顯低於17年前的水平——2025年1月的水平比2007年12月的峰值低8.7%。
美國製造業產出下降的政治後果也很明顯。它推動了美國“鐵鏽地帶”的擴大，即美國整個傳統製造業地區的工作崗位被永久性地淘汰。如圖6所示，自200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下降26%，即下降逾四分之一。
川普引入保護性貿易關稅，一是為了扭轉美國製造業回流這種徹底失敗的局面，二是因為他周圍的勢力認為這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三是為了在政治上吸引美國工人階級，儘管他的這種做法給美國工人階級帶來了毀滅性影響。
那麼問題來了，川普扭轉這一局面（借助他的關稅政策大幅提高美國經濟增速，從而推動美國政治重回穩定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有多大？
1.5 川普的關稅政策事與願違
上述關係清楚地表明了，川普利用關稅戰重振美國經濟的企圖，與他的意願背道而馳且缺乏連貫性，而且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地緣政治影響，並給美國國內帶來政治副作用。
川普的關稅政策的一些直接宏觀經濟影響是眾所周知的。比如，關稅將使美國國內這些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商能夠在保持競爭力的同時提高價格，這同樣也會引發通貨膨脹，從而降低美國民眾生活水平。
但是，隨之而來的連鎖反應並不廣為人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聯準會決定有必要通過加息來應對通貨膨脹，這將給短期利率帶來上行壓力。如果美國國債的購買者認為他們需要更高的名義利率來補償更高的通膨，這也會給長期利率帶來上行壓力。這種加息往往會減緩美國經濟增速——當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將減輕通膨壓力。
也就是說，短期通膨的負面效應可能會通過經濟增長放緩抵消。但增長放緩本身顯然大家不願意看到的。因此，通貨膨脹、增長放緩和利率上升的疊加效應最終將由整體經濟形勢決定，但這些只是不同負面影響的疊加效應而已。
更為根本的矛盾是，川普的貿易政策會對上述決定美國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產生影響。川普的意圖是利用關稅來削減美國貿易赤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中佔比大大的是貿易逆差——在有完整資料可查的最近一年——2023年，商品和服務貿易佔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比重為87%。因此，如果在削減美國貿易逆差方面取得任何重大成功，將會使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大幅減少。
但是，由於國際收支逆差對應資本流入，削減國際收支逆差將減少美國資本流入。因此，除非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等額或更大程度增加，否則削減美國貿易逆差將削減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的融資資金。而且，由於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相關性，美國經濟增長也將放緩。
總之，關於川普的關稅政策：
1）川普的目標是削減美國貿易逆差，因為貿易是美國國際收支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這意味著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但是，這意味著削減美國資本流入。除非美國國內發生其他抵消事項，否則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將削減可用於投資美國的資本，進而減緩其經濟增速。隨著美國加征關稅和其他國家採取反制措施對美國進行報復，這也將加劇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緊張局勢。
2）但是，如果美國利用國外資本為其投資融資的情況沒有減少，那麼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美國能夠維持其投資水平。但其國際收支逆差不會減少，鑑於貿易是國際收支逆差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川普無法達到目標，那就是不可能削減美國貿易逆差。
1.6 外國資本流入不足以抵消美國國內儲蓄下降
上述關於美國貿易和國際收支逆差的兩種情況，那一種會發生或者美國經濟過度依賴外來資本的狀況是否會基本保持現狀，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無論是從經濟角度還是從其對美國內政方面的影響來看，都存在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就是，從實際可想像的角度來看，僅僅依靠來自國外的資本流入以及相應的美國國際收支變化，是否足以推動美國經濟實現重大復甦並加速增長？答案是否定的，而這會帶來根本性的影響。
要瞭解其中的原因，就有必要指出，根據最新資料，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國民總收入比重為3.8%。2006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國民總收入比重達到美國有史以來的峰值，為5.8%，這是20世紀90年代初和21世紀初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持續擴大的累積效應。5.8%的佔比如此之高，以至於破壞了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並且是2007年開始發酵並在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之一。
即使美國國際收支逆差能夠從目前的水平再次擴大到這一峰值水平（考慮到上次達到這種逆差時所產生的危機，這種可能性極小），美國資本流入佔比也只會增長2%。也就是說，美國利用資本流入的比重將從佔國民總收入的3.8%升至5.8%。要實現這一點，必然需要擴大美國貿易逆差，而這將給美國製造業生產和就業帶來巨大的下行壓力——這與川普設定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但是，就這種情況的實際結果而言，正如《想知道川普的中國策略，先要明白美國經濟衰退的真相》中顯示的相關性表明，美國需要投資GDP的3.5%才能實現1%的GDP增長（見該文圖9）。因此，如果外國資本流入佔比達到2%，那麼僅會使美國GDP增長0.67%。
這會有所幫助，但遠不足以縮小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增長率差距——按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為2.17%，所以增長0.67%也僅會升至2.84%，這仍然遠遠落後於2024年中國GDP增速——5.0%。
因此，純粹從數量上看，美國資本投資水平要提高到足以縮小美中增長率差距的程度，不能依靠利用外國資本，而必須主要依靠來自國內的資本形成總額/儲蓄。
那麼，關鍵的事實問題是，美國這樣的資源從何而來？正如下文所示，這決定了它們對美國內政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
二、川普提高經濟增長有那些辦法？
要瞭解這些經濟過程對國內政治造成的影響，就有必要指出，資本形成總額/儲蓄和消費加起來必然佔國內經濟100%。因此，提高美國資本形成總額/儲蓄佔GDP比重必然降低美國消費佔GDP比重。關鍵的問題是，在研究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特別是政治影響時，應該減少那些形式的消費？
為分析這一點，有必要指出，在技術經濟學術語中，消費的含義比日常語言中的“消費”更廣泛——後者側重於居民消費，如食品、住房、娛樂等。但從經濟角度來看，消費只是任何被消耗掉的產品或服務，而非生產投入。舉一個相關的例子，軍事支出是一種消費形式，因為軍事支出和裝備並非生產投入。
如果提高美國資本形成總額/儲蓄佔GDP比重，必然要相應降低消費佔比，那麼不同形式的消費之間的差異顯然會對美國的生活水平產生巨大影響。如果降低食品、住房、娛樂、旅行、度假等支出佔GDP比重，那麼這意味著維持美國民眾生活水平的消費佔比也會降低。但是，如果降低軍事支出佔GDP比重，即便消費佔比總體下降，並不意味著民眾生活水平會下降。
2.1 川普提高美國經濟增長有兩個妙招
一旦對這一分析框架進行剖析，就能理解川普所面臨的國內經濟選擇。有一些改革會大幅提高美國經濟增速，但不會降低用於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消費佔比。一旦瞭解這一點，就會明白，美國有一些政策能夠用於增加儲蓄/資本形成總額的資源，但不會涉及降低構成美國生活水平基礎的那部分消費佔比。特別是就美國經濟的各個重要領域而言，這些政策包括：
第一，軍費支出。
根據美國官方資料，美國軍費支出佔GDP的3.7%，但實際資料要高得多，因為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沒有歸類為軍費支出（例如，軍事養老金被記錄為非軍費支出，而實際上它們是軍費支出的一部分）。2022年的一項詳細研究發現，雖然美國官方預算顯示2022年美國軍費支出為7660億美元，但實際上這一數字為15370億美元。即使是美國官方公佈的數字（佔GDP的3.7%,），也遠高於北約設定的軍費支出目標（佔GDP的2%）。
將美國軍費支出從佔GDP的3.7%降至北約的目標（佔GDP的2.0%），將釋放GDP的1.7%用於增加固定資本形成淨額，而居民消費佔美國GDP比重不會降低。上文所述的相關性表明，美國需要投資GDP的3.5%才能實現1%的GDP增長。因此，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增長1.7%，預計將使美國GDP年均增長近0.5個百分點。
第二個重要領域是美國效率極低的私立醫療體系。
美國醫療支出佔GDP比重遠高於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關於預期壽命和醫療支出的最新國際可比資料，2021年，美國醫療支出佔GDP比重為17.4%，而德國為12.9%，英國為12.4%，法國為12.3%。但是，美國預期壽命為76.3歲，法國為82.3歲，德國為80.8歲，英國為80.7歲——美國預期壽命比法國短6.0歲，比德國短4.5歲，比英國短4.4歲。也就是說，美國醫療支出佔GDP比重遠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但預期壽命卻要低得多。這說明，美國醫療體系效率極低！
例如，如果美國能夠達到德國那樣的效率水平，這幾乎肯定意味著要用公立醫療服務取代美國的私立醫療服務，那樣將會釋放出相當於GDP的4.5%的資金，這些資金可用於增加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同時不會降低美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如上文所述，美國需要投資GDP的3.5%才能實現1%的GDP增長，這意味著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提高4.5%，預計將使美國年度GDP增長1.3%。
如果美國既將軍費支出削減至北約設定的水平，又替換掉效率低下的醫療體系，並將其（這兩項舉措合計佔美國GDP的6.2%）轉用到固定資本形成淨額，那麼預計美國GDP將大約增長1.8%。再加上按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2.2%的美國GDP年均增速，預計美國GDP年均增速將增至4.0%——這會使美國增速非常接近中國的5.0%。
因此，可以看出，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在不降低事關美國民眾生活水平的消費佔比的情況下，大幅提高美國經濟增速沒有不可踰越的障礙。也就是說，美國當然可以通過改革大幅提高其GDP增速，而不會降低構成美國生活水平基礎的消費佔比。此外，由於居民消費增長與GDP增長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預計美國生活水平將因這些政策而大幅提高。
2.2為什麼川普不會實施這樣的改革？
儘管美國的此類改革從經濟角度來看是完全可行的，但遺憾的是，它們不會發生，至少在川普執政期間不會，因為從政治角度而言，這些改革需要在整體政策上做出重大改變。
1）削減軍費支出將需要一個不那麼激進的外交政策和更少的戰爭支出。
2) 美國是唯一一個擁有私立而非公立醫療體系的主要發達經濟體。要對美國醫療服務進行改革，使其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醫療體系一樣高效，幾乎肯定會要求轉向公立醫療體系——這意味著要解決美國強大的私立醫療企業的既得利益問題。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川普政府會試圖推行此類改革，種種跡象表明情況正相反。
2.2.1川普不可能削減軍費支出
源於美國經濟現狀的最直接地緣政治與政治後果，集中體現於軍費開支領域。而川普宣稱的目標是通過下文所述的方式維持並可能提升美國的軍事霸權。在這一框架內，美國軍費支出的絕對水平純粹是一個戰術問題，前提是美國的軍事霸權得以維持或增強。因此，川普原則上可以考慮削減美國軍費支出，因為如上文所分析的，這將有助於提高美國經濟增速，但前提是這些削減不會危及美國所享有的軍事優勢。這解釋了川普在外交政策領域的諸多舉措。
首先是關於烏克蘭戰爭和歐洲的問題。最直接的是，美國意識到北約在烏克蘭戰爭中正在失利，正試圖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借此也希望分化中俄關係。但這一戰略框架在於，美國希望西歐國家增加軍費支出，這樣美國就有可能減少其在歐洲的軍事投入，並重新部署更多軍事資源來對付中國。
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2月1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烏克蘭防務聯絡小組會議上，就美國對烏新政策發表重要講話時所說：“美國優先在太平洋地區對中國進行戰爭威懾，認識到資源稀缺的現實，並進行資源權衡，以確保威懾不會失敗……當美國把注意力轉移到這些威脅上時，歐洲盟友必須在前線發揮主導作用。我們可以共同創造一種分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在歐洲和太平洋的比較優勢。”
赫格塞思關於“威懾戰爭”的言論虛偽至極——這實際上是美國針對中國藉機擴充軍備。但他的言論表明，美國不希望削弱北約在歐洲的力量，而只是希望歐洲承擔更大的軍事負擔，以便美國能夠重新部署更多軍事力量對付中國。
美國在一戰、二戰、抗美援朝戰爭、越戰、911之後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軍費開支，以2024年美元計算
其次，川普含糊地提到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各自削減50%軍費，乍一看這似乎是“熱愛和平”的表現，但分析其實際影響就會發現並非如此。20世紀70年代，當美國和蘇聯的軍力大致相當時，對等比例削減雙方軍費是合適的——例如，這實際上體現在《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以及《中導條約》之中。但如今，美國的軍費支出遠遠超過中國或俄羅斯。因此，美國、中國和俄羅斯軍費支出按相同比例削減，只會鞏固美國的優勢地位。
事實上，按相同比例削減軍費很可能會顯著增強美國的軍事優勢，因為川普政府已經批准了極其昂貴的新項目，比如為美國建造“鐵穹”導彈防禦系統。從軍事角度來講，這實際上是在試圖建立美國的“先發制人” 核打擊能力， 即能一次性消滅對手核力量，從而有效地防止對方實施致命的報復性打擊的能力。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類似一步是，美國單方面退出了《中導條約》和《反導條約》。
由於擊敗這種“鐵穹”的最簡單方法是增加用於攻擊它的導彈/核彈頭的數量，所以如果俄羅斯和中國削減核武器/導彈數量，美國將對“鐵穹”獲得成功更有信心，從而增加美國發動先發制人打擊的誘惑。
因此，即便從理論上來說（更不用說考慮更實際的問題了），美國提出的唯一公平的軍備削減方案應該是讓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軍費支出大致處於同等水平。但這恰恰是川普未曾提出的。相反，他只是在利用全世界人民對和平的渴望，也就是總體上希望將軍事支出維持在最低限度的願望，來掩蓋其旨在鞏固甚至增強美國軍事主導地位的提議。
當然，決定中國軍費支出水平的只能是中國自己，它會掌握足夠資訊來做出精準決策，而非其他人。不過，醉翁之意不在酒，外界能夠瞭解川普提議的意圖。
由於川普只會以維持或增強美國軍事主導地位的方式來削減軍費，而其他國家也不太可能同意以維持或增強美國軍事霸權的方式來相互削減軍費，因此實際上川普不會削減美國軍費。
2.2.2美國在醫療支出上的預算衝突
談到美國的醫療體系，川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花了大量時間試圖推翻“歐巴馬醫改”中有限的改革措施（但未成功）。因此，沒有理由相信，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川普會在第二個任期內推行任何重大的醫療改革。
但是，川普目前正在國會推進的經濟政策將引發一場圍繞美國醫療支出水平的鬥爭。正如《華盛頓郵報》在分析美國眾議院首次就此進行投票時指出：
“217票對215票的投票結果拉開了一場激烈爭鬥的序幕……爭鬥的焦點是削減那些聯邦項目，以部分為大幅減稅計畫提供資金，而該減稅計畫的最大受益者將是美國富人……”
“決議要求削減2兆美元支出……但沒有具體說明應該削減那些項目，儘管共和黨高層已經將醫療補助和針對美國貧困人口的糧食援助計畫作為目標。它還指示增加約3000億美元用於邊境執法和國防項目……”
“那些處於搖擺選區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不會贊成一項可能導致大幅削減醫療補助計畫和食品券的方案。該決議指示負責監督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的能源和商務委員會找到至少8800億美元的削減方案。雖然一些共和黨人否認他們會削減針對窮人的方案，但他們呼籲籌集的收入數額幾乎肯定需要對其中至少一個計畫進行一些削減……”
“民主黨人認為，無論眾議院共和黨人最終提出何種立法方案，其中可能包含的削減醫療補助計畫的內容都將成為一個極為突出的政治攻擊點，這類似於共和黨2018年以廢除《平價醫療法案》（歐巴馬醫改）為由開展競選活動時的做法 。”
“（削減的錢）必須來自醫療補助計畫，必須來自《平價醫療法案》的保費，’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眾議員、預算委員會資深成員布倫丹·博伊爾表示，‘因為這是你唯一能找到8800億美元的地方。’”
2.3 降低居民和社會保障消費成為最後選擇
但是，如果川普將削減軍費支出和改革美國醫療體系排除在外，那麼提高美國投資佔GDP比重和降低消費水平，實際上就只能通過降低美國用於居民消費和社會保障的消費佔比來實現。
這意味著，至少在短期內，這將衝擊美國的生活水平，而這種衝擊會像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實際工資下降削弱其支援率一樣，削弱川普的政治支援率。和拜登一樣，川普的首個總統任期也因其民眾支援率低而結束，這是由於美國經濟增長極為緩慢帶來的後果。就川普的案例而言，這一情況最終因喬治·弗洛伊德遭種族主義謀殺後引發的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而激化。這一系列事件促使大量黑人和其它社會階層民眾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投票反對川普。
因此，由於川普實際上拒絕削減美國用於軍事或效率極低的醫療體系的支出佔比，並且考慮到提高美國經濟增速的唯一途徑是提高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川普若想設法提高美國經濟增速，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用於維持美國生活水平的消費佔比。這一現實構成了美國經濟政策與其政治及地緣政治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
三、川普政策的地緣政治影響
這些處理程序對美國地緣政治和外交政策，進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有何影響？關稅的地緣政治效應眾所周知，因此此處無需贅述——它們只會增加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衝突。
川普政策對美國內政產生的影響與地緣政治關係之間最為直接且最為重要的相互關聯在於，抵制川普試圖降低美國生活水平的行動越成功，川普增加軍費支出的空間就越小。這與二戰後美國曆次戰爭及擴充軍備過程如出一轍——如圖7所示，美國在擴充軍備期間增加軍費支出佔GDP比重，而後由於戰爭失敗以及國內民眾反對，又被迫削減軍費支出。
1）在朝鮮戰爭期間，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對美軍取得軍事勝利，加上擴充軍備給美國經濟帶來沉重負擔，這使得艾森豪威爾得出戰爭必須結束的結論。這一戰略失敗之後，美國軍費支出佔GDP比重隨之下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初。
2）後來，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再次提高軍事支出佔GDP比重。但越南軍民在中國和蘇聯的援助下進行頑強抵抗，加上戰爭帶來的經濟成本，徹底摧毀了約翰遜的聲望，使美國國內陷入政治動盪，並使尼克松得出結論，要穩定局勢，就必須尋求與中國緩和關係並結束這場戰爭 。
3）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起初這一行動頗受歡迎，但後來卻變得極不得人心。如上文所述，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對國外資本的依賴達到頂峰，使得美國被迫削減軍費支出佔GDP比重。
4）如圖7所示，美國軍費支出佔GDP比重目前處於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但川普表示，他希望增加軍費支出，用於推行諸如“鐵穹”導彈防禦系統之類的政策以對付中國。抵制降低美國生活水平的行動越成功，川普增加軍費支出的空間就越小。
而且，美國民眾對川普降低美國生活水平的行動進行抵制，客觀上符合中國以及所有受到美國威脅的其他國家的利益。
也就是說，美國內政局勢和地緣政治形勢息息相關。
結語
總結來說，正如之前文章《想知道川普的中國策略，先要明白美國經濟衰退的真相》中所指出的，試圖評估川普的主觀意圖並非首要關注點。如果不能精準分析美國經濟真相，即輕信川普和美國媒體的宣傳，那麼將不僅具有誤導性，還會造成破壞性影響。根據對美國經濟真相及影響美國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的分析，得出如下明確的結論。
1）通過短期消費刺激措施等手段不可能顯著提高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速。與其他主要經濟體一樣，只有通過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才有可能提高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速。
2）美國目前的固定投資水平使其陷入緩慢增長態勢（年均增速僅略高於2%），遠低於中國的5.0%。
3）雖然美國試圖減緩中國經濟增速，使其增速降至美國水平，但它沒有辦法強迫中國這樣做。也就是說，它不能“謀殺”中國（就像它早些時候對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所做的那樣）。美國只能寄希望於說服中國主動減緩經濟增速，進行經濟“自殺”。具體做法是大幅提高消費佔中國GDP比重，從而大幅降低投資水平。拙文《能否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有一個關鍵事實中國無法迴避》對此有詳細分析。
4）如果美國不能減緩中國經濟增速，那麼美國縮小與中國增長率差距的唯一途徑就是提高本國經濟增速。但是，這需要提高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因此，美國必須為此找到融資來源。
5）美國利用國外資本為自己的投資融資是對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的有益補充，但就提高美國經濟增速而言，這遠遠不足以替代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
6）4月2日川普宣佈的關稅政策缺乏連貫性，無法大幅提高美國經濟增速。但是，他的關稅政策將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因此，正如中國外交部所強調的那樣，中國對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支援，是美國這一政策的明確替代方案，對其他國家來說更具經濟效益，因此也更具吸引力。為應對這一局面，美國無疑會越來越多地對其他國家採取勒索、制裁等手段，試圖迫使他們減少與中國之間互惠互利的經貿往來。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吸引力和美國的政治壓力之間的碰撞，將成為國際形勢最核心的特徵之一。
7）只有大幅降低美國消費佔GDP比重，提高投資佔GDP比重，才能提高美國經濟增速。美國內政形勢以及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影響，將受到美國消費佔GDP比重下降形式的深刻影響。
8）美國有些改革舉措能夠在不降低用於民眾生活水平的消費佔比的情況下，將大量資源從消費領域轉移到投資領域。就規模而言，最重要的是減少軍費支出佔GDP比重和/或對效率極低的美國醫療體系進行合理化改革。但川普不會推行這兩項改革，因為削減軍費支出需要美國採取不那麼激進的外交政策；而在醫療方面，則需要解決美國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問題，川普並未表現出願意直面這些問題的跡象。
9）由於川普不會削減軍費支出，也不會解決美國醫療體系的低效問題，因此為了提高美國經濟增速，他別無選擇，只能試圖降低用於維持美國生活水平的消費佔比。也就是說，川普將降低美國大多數民眾的生活品質，從而引發民眾對此舉的政治抵制。
10）因此，這些問題決定了美國政治鬥爭的客觀性質。當然，在當前時期，這並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而是重大改革和美國軍事侵略手段最大化之間的鬥爭。美國國內局勢的這種發展將產生重大的地緣政治影響。
11）維持美國目前的低增長態勢，將加劇美國國內社會和政治緊張局勢。
12）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川普正在對美國民眾生活水平發起攻擊，以維持美國高昂的軍費支出。如果川普成功地降低了用於維持美國生活水平的消費佔比，這將加大他增加美國軍費支出的難度。相反，若美國民眾生活品質得到保障，就會增加削減美國軍費支出的壓力。因此，那些受到美國威脅的國家，樂見美國民眾成功抵制川普發起的對其生活水平的攻擊。
13）從短期來看，美國經濟近年來一直以高於其長期增速的速度增長，但根據經濟周期的正常運行規律，2025年美國經濟增長將有所放緩——放緩的程度取決於多種影響，包括川普的關稅和其他經濟政策，因為實證資料顯示，沒有任何單一GDP構成要素對美國GDP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
14）因此，如果中國順利實現了“GDP預計增長5%左右”的經濟目標，那麼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增長領先優勢可能會有所擴大。
15）從中長期來看，美國無法提高其經濟增速，縮小與中國的增長率差距，除非它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而這將由美國政治局勢決定。因此，這是美國經濟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關鍵變數。
以上結論源於對美國經濟現實狀況及其與政治、地緣政治相互關聯的深入分析。它們表明：川普政府於4月2日宣佈的關稅政策，根本無力解決美國經濟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其核心戰略目標實則是通過使美國民眾承受嚴重挫敗，從而強化對中國的戰略攻勢。
附錄：
從技術層面解釋為什麼除了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任何其他方法都無法成功提高美國潛在經濟增速。
純粹從理論上來說，單純用代數形式表達，除了增加資本投資外，似乎還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大幅提高美國GDP增速。這是因為GDP增長公式通過增長核演算法表示：
GDP growth = CK+ CL + CTFP
其中，CK=資本（資本服務）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CL=勞動力投入（勞動工時增加加上勞動力質量改善）對GDP增長的貢獻，CTFP=全要素生產率對GDP增長的貢獻。但一旦代入實際資料就會發現，實際上只有增加資本投入才能確保美國GDP大幅增長。這是因為：
1）資本投入是美國GDP增長的最大來源，其貢獻率為58%，其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為0.95。也就是說，資本投入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最高，並且具有極高的確定性。
2）勞動力投入是美國GDP增長的第二大來源（其貢獻率為33%），其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僅為0.51。這意味著，勞動力投入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僅處於中低水平，勞動力投入對對GDP增長的遠低於資本投入。
3）全要素生產率與美國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0.63%，處於中等水平，但其貢獻率微乎其微（僅為9%）。也即是說，全要素生產率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不大，即便它有所提高，也只會拉動美國GDP小幅增長。
因此，在實踐中，只有增加資本投入才既具有高度確定性，並會對美國GDP增長做出重大貢獻。
《想知道川普的中國策略，先要明白美國經濟衰退的真相》中有關於這方面的詳細資料。
有些讀者可能會驚訝地發現，全要素生產率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如此之小。這是因為不幸的是，部分中國媒體的認知沒有與時俱進地跟上糾正了索洛最初的增長核算公式一處錯誤的現代增長核演算法。有關這方面的詳細分析，請見拙文《中國經濟增長核演算法要與時俱進》。
註釋
【1】應當指出的是，從國民帳戶的角度看，需要通過儲蓄/資本形成總額來融資的投資既包括固定投資，也包括庫存變動。但是，庫存變動佔比太小，無法抵消佔GDP比重極大的固定投資——1965年庫存變動佔美國GDP比重為1.2%，2024年則為0.2%。
【2】根據定義，國際收支必須要平衡。因此，公式如下：
經常帳戶（CA）+資本和金融帳戶（KA）=0
因此
CA = −KA
因此，經常帳戶逆差（-CA）對應資本/金融帳戶盈餘（+KA），這意味著資本淨流入。同樣，經常帳戶順差對應資本淨流出。 (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