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梅：閩南方言在馬來西亞的傳承、發展與價值

閩南方言在馬來西亞的傳承、發展與價值

王曉梅（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繫馬來西亞雪邦43900）

由於馬來西亞華人中福建人數量佔優，閩南方言（當地稱福建話）成為華人社會的強勢方言之一，並與馬來語相互影響。吉蘭丹土生華人的福建話已經克里奧爾語化，與主流福建話差異很大，甚至不能通話；峇峇馬來語和巴剎馬來語是在語法上受到福建話影響的混合語；當今馬來語中的漢語藉詞，絕大部分來自福建話。馬來西亞華語包含許多閩南方言詞語，形成區別於其他地區的華語地域變體。檳城是馬來西亞福建文化的名片，而至今活力十足的檳城福建語則是檳城福建文化的象徵，是檳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閩南方言在馬來西亞既有工具性、資源性，也有遺產性。研究閩南方言與馬來語的接觸，不僅具有語言學上的意義，也可以為華人移民史研究提供佐證；重視對馬來西亞閩南方言及其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對於促進馬來西亞與閩南文化圈、華人文化圈及其經濟圈的連接，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引言

閩南方言（當地稱福建話）隨著福建移民南來，是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的漢語方言之一。由於人口、經濟等優勢，閩南方言是華人社會重要的文化遺產。而且，福建人[1]不僅在馬來西亞是人口最多的華人方言群，在新加坡、菲律賓等國也是當地華社重要的方言社群，福建話及其所承載的方言文化也受到華社的重視。新加坡的福建社群從2006年開始舉辦“福建文化節”，曾玲（2019：122）總結了方言社群文化節的特點：（1）文化節以社群方言為基本活動語言；（2）文化節的組織機構通常以社群總機構組織該社群的其他宗節方言社團；（3）的基本內容是演文化的基本內容是演文化。可見，以福建話為依託的閩南文化在東南亞有著深厚的基礎，東南亞的福建人“運用傳承自祖籍地的閩南文化資源，整合與建構了東南亞閩南社群結構和文化形態的歷史處理程序”，完成了從“閩南人”到“福建人”的轉變，從而形成了“福建在21世紀的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範圍的方言衰退時，有必要重新審視方言的影響和價值，重新審視全球化背景下方言在海外的地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方言的歷史和現實價值，進而充分利用馬來西亞現有的方言資源，在國際交流和經濟發展中受惠。

馬來西亞的國語是馬來語，人口最多的民族是馬來人，因此閩南方言一直與馬來語共存共處。馬來語[2]也是周邊國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的官方語言，當地的閩南方言同樣與馬來語有深度的接觸。因此研究馬來西亞閩南方言與馬來語的語言接觸有助於理解閩南方言在「馬來世界」的影響，也可以為未來跨國的語言接觸比較打下基礎。本文將重點介紹閩南方言與馬來語接觸所產生的混合語言，即峇峇馬來語、巴剎馬來語與吉蘭丹福建話；此外，也梳理馬新兩地馬來語中的閩南方言藉詞以及馬來西亞華語中的閩南方言藉詞，並討論這些藉詞對語言系統的影響。

研究閩南方言與馬來語的語言接觸不僅具有語言學意義，也是中華文明與馬來文明（伊斯蘭文明）相互借鑑的明證。郭熙（2024：5）指出，「華語文明具有和合性和非排他性，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隨著華人播遷到世界各地，與當地文明和睦為鄰；華人在傳承自己語言文化的同時，不斷促進與其他文明的互鑑」。從語言文明的角度來審視馬來西亞的閩南方言，它除了具備工具性（溝通工具與認同工具）、資源性、遺產性之外，也是中華文明的載體，它本身也是一種文明。本文後半部以檳城為例，闡釋閩南方言的文明屬性；然後結合語言的工具性、資源性、遺產性的角度分析閩南方言在跨國跨境交流與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指出福建話的價值。

[1] 福建人指的是源自福建省、講閩南方言的華人。

[2] 馬來語在不同國家的語言名稱有所不同，例如在印尼稱為印尼語。本文為行文方便統一稱為馬來語。

二、馬來西亞漢語方言傳承的相關研究

馬來西亞漢語方言傳承的研究往往圍繞著語言維護與語言轉用、方言與華語的競爭、多代同堂華人家庭的語言使用情況、祖語傳承等展開（Ting & Sussex 2002；Wang & Chong 2011；王曉梅2006；Kow 2003；郭熙熙熙2017）。也有研究以特定的漢語方言群為對象，考察影響該方言傳承的因素，如客家人（王曉梅，鄒嘉彥2006）、潮州人（王曉梅2016）、福州人（Ting & Sussex 2002）等。福建話方面的研究則集中在音韻描寫、言語社區構成等（楊迎楹2018，2019）。我們在調查吉隆坡華裔中學生的方言使用時，曾對福建人、廣東人、客家人、潮州人、福州人以及海南人進行比較（Wang & Chong 2011），發現215位福建人中只有16.3%以福建話為第一語言。郭熙（2003）早在2003年就已經指出，檳城越來越多的小孩已經不會說福建話了。這顯示福建話傳承情況不容樂觀。近年來，學界開始從祖語傳承的角度看待海外華語，郭熙（2017）指出祖語既可以指方言，又可以指民族共同語；而在解釋層面，方言傳承可以從其工具價值、資源價值、遺產價值、文明價值進行解釋（郭熙2024）。以上研究零星描寫了馬來西亞各地福建話的傳承情況，然而缺乏歷時的脈絡；此外，福建話在馬來西亞的發展情況也只是散見於各類研究中，缺乏統一的梳理。本文致力於以時間為脈絡，梳理福建話在馬來西亞的傳承與發展情況，並以郭熙（2024）的分析框架解釋福建話的在地傳播。

三、閩南方言的傳承與發展

19世紀大量閩粵籍華人移居東南亞。由於福建人數量佔優，福建話自然而然地成為華人社會的通用語。而且，隨著華人與馬來人長期深入接觸，福建話和馬來語相互影響，語言接觸逐漸形成巴剎馬來語（bahasa pasar）。其實，更早期的華人移民（主要是馬六甲的福建人）甚至與馬來人通婚，形成峇峇娘惹社群（土生華人社群），並且創造了混合語言峇太馬語（Baba Malay）；而馬來半島北部吉蘭丹州的福建人則與馬來人、泰巴人等通婚，形成吉蘭丹福建話，形成吉蘭丹福建話。即使是當今的馬來語仍然可以找到許多福建話藉詞。這些語言事實說明，福建話在馬來西亞（甚至是東南亞）影響很大，研究福建話與馬來語的接觸不僅具有語言學上的意義，也可以為華人移民史研究提供佐證。以下我們著重從吉蘭丹福建話、峇峇馬來語和巴剎馬來語、馬來語中的福建話藉詞以及馬來西亞華語中的閩南方言詞彙這4個方面，分析福建話在馬來西亞的傳承與發展。無論是混合語言的產生，或是閩南方言藉詞，都體現了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的特性，而與族群與身份認同相連的吉蘭丹福建話和峇峇馬來語更是認同工具。如果從語言的資源性和遺產性角度來看，它們是馬來西亞寶貴的文化遺產，反映了歷史上華人社會與馬來人社會的族群融合，是文化「活化石」。

（一）吉蘭丹福建話

吉蘭丹最早的華人移民可以回溯到13世紀，他們主要來自中國福建，與當地馬來人、泰人通婚，形成土生華人社群（Peranakan Chinese），目前大約有2萬人，佔吉蘭丹總人口的1%（Pue，Ong & Loo 2019）。吉蘭丹土生華人所說的福建話已經克里奧爾語化，含有大量泰語和馬來語的藉詞（Kershaw 1981），與主流福建話差異很大，甚至不能通話（Teo 2003）。 Pue，Ong & Loo（2019）對7位21～34歲吉蘭丹土生華人的訪談發現，馬來語對當地福建話影響很大。除了語調受到馬來語影響之外，吉蘭丹福建話的語序也深受馬來語影響。例如「外人」是lang gua（馬來語是orang luar），類似的例子還有chu kapong（甘榜屋）、sedak ciak（好吃）等（Pue，Ong & Loo 2019：44）。吉蘭丹福建話與吉蘭丹馬來語都是土生華人身份認同的標誌，他們也經常在兩種語言之間轉換，以強調吉蘭丹土生華人的身份。吉蘭丹福建話與峇峇馬來語一樣是語言接觸的結果，既有語言學研究價值，也是記錄早期福建人與馬來人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二）峇峇馬來語和巴剎馬來語

根據Shellabear（1913）的研究，峇峇馬來語作為馬來語的變體，早在15世紀就已經在新加坡、馬六甲和檳城的峇峇社群中使用。從語言學角度來看，峇峇馬來語是一種混合語，即克里奧爾語（Pakir 1986），其詞彙主要來自馬來語，而語法則受到福建話等語言的影響（Tan 1980；Pakir 1986；Thurgood 1998；Aye 2006；Lee 2014）。例如，Shellabear（1913：58）指出，峇峇馬來語中的所有格標記punya是受到福建話的影響而產生的。陳志明（Tan 1980）也指出，峇峇馬來語的人稱代詞系統受到福建話的影響，例如第一人稱代詞「我」是gua，第二人稱代詞「你」是lu，都是藉自福建話。 Bao & Aye（2010）分析了新加坡峇峇馬來語的主題句，指出福建話對這些結構的影響。雖然隨著峇峇社群的式微，峇峇馬來語逐漸衰退，甚至瀕危，但是它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對語言接觸研究的價值不容忽視。

與峇峇馬來語相近的還有巴剎馬來語。巴剎馬來語也是一種混合語，由於沒有母語說話人，所以是一種皮欽語。它的底層語言是馬來語、漢語（方言）和泰米爾語。其中詞彙主要來自馬來語，而語法多受漢語（方言）和泰米爾語影響（Asmah 2004）。就其使用而言，巴剎馬來語多用於市場（pasar音譯為“巴剎”），而且主要用於族際交際，即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之間的互動。巴剎馬來語仍然是活語言，是研究漢語（方言）與馬來語接觸的「活化石」。例如，所有格標誌punya在巴剎馬來語中表示3種語法關係：（1）領屬關係；（2）修飾關係；（3）名物化功能。 punya由一個普通動詞「擁有」逐漸虛化為巴剎馬來語中的虛詞，這種現象顯然是語言接觸的結果。在漢語與馬來語的早期接觸中，兩者語法之間的差異與衝突在巴剎馬來語中獲得瞭解決。就punya的例子來說，它主要受到漢語語法的影響，將漢語中表示所有格的“的/嘅/［e]”類推到巴剎馬來語中，並且一併將“的”的其他語法功能帶入。 punya的這些用法至今仍保留在馬來語口語中，這說明由punya構成的結構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王曉梅2012）。

（三）馬來語中的福建話藉詞

詞彙是語言中最活躍的成分，在多語言社會中，詞彙的借用直接反映文化的交融。馬來語中大量的福建話藉詞就反映了早期福建話對馬來語的影響。根據馬書迪與楊亞祿的統計（Mashudi kader & Yeong 1989，引自周凱琴2010），馬來語中有341個漢語藉詞，涵蓋飲食、稱謂、宗教、服飾等10個領域，其中95%來自福建話。這些藉詞仍然活躍的大概有90個，大多是名詞。唐根基（2016）統計了印尼語中的閩南方言藉詞共1397個，可見福建話對印尼語的影響很大。洪麗芬（2009）分析了漢語和馬來語的雙向詞彙借用之後，認為藉詞主要集中在福建話和馬來語。孔遠志（1995，轉引自周凱琴2010：32）收集了馬來語中1046個漢語藉詞，其中952個來自福建話，佔91%。可見，福建話是漢語詞彙輸入馬來語的主要來源。在語言接觸中從馬來語輸入漢語的詞彙卻是不對等的。根據周凱琴（2010）的統計，馬來語中的漢語藉詞有515個，而漢語中的馬來語藉詞只有109個。這種不平衡性主要體現在食品（例如bihun米粉、kuaci瓜子）和社會稱謂語的不對等（例如amoi阿妹、apek阿伯），反映的是交際的不同需求以及中馬文化的獨特性。

新加坡的情況也大致類似。周長楫、周清海（2000：174）統計了新加坡馬來語中藉自閩南方言的詞語，大約有200個。這些藉詞體現出5個特點：（1）數量多，分佈範圍廣，包含「地名節令、親屬稱謂、人品職業、食物器物、住宅建築、疾病、性質狀態、行為動作」等種類；（2）馬來語同時使用閩南方言藉詞和本族語詞彙；（3）馬來語基本採用音譯的方式借入閩南方言詞彙，並根據馬來語的音系特徵改造閩南方言藉詞的讀音；（4）有的閩南方言藉詞進入馬來語之後發生了詞義變化，如詞義範圍擴大、縮小或轉移等；（5）借入馬來語的閩語詞彙可以作為構詞語詞構成新的詞，例如susu，即為「奶茶」。

（四）馬來西亞華語中的閩南方言詞彙

馬來西亞華語深受閩、粵等方言的影響，詞彙層面尤為顯著。湯志祥（2019）梳理馬來西亞華語的詞彙系統，將來自閩粵等方言的藉詞視為中層語言藉詞，並且列舉了若干源自閩南方言的詞語，如“茶烏、厝、大伯公”等。這些馬來西亞華語的特有詞語，是區別於普通話、新加坡華語、台灣「國語」等的全球華語的地域變體，反映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特徵。近年來，我們在編纂《全球華語大詞典》（馬來西亞卷）的過程中，也著重對源自閩南方言的詞語進行了考察。據統計，馬來西亞華語中約有70個詞源自閩南方言，另有20個詞的語源定為閩粵客3種方言共有。

若從語意分佈分析，這些借入馬來西亞華語的閩南方言詞彙主要有以下幾類：（1）飲食類（共17個），如「薄餅、菜頭、茶烏、鼎邊糊、㗝呸、紅龜、肉骨茶」等； （2）民間信仰類（共9個），如「拜天公、大伯公、薦盒、糖塔、天公誕」等；（3）指稱類（共8個），如「暗牌、查某、雞婆、番客、頭家、頭家嫂、頭手、外家」； （4）俗語類（共3個），如「亂來、沒法度、黑白講」；（5）生活類（共10個），如「車頭、腳車、腳拘間、奎籠、馬打厝、暖爐、碗盞、五腳基、亞答厝」等；（ 6）動作性狀類（共9個），如「奧步、公司、夠力、美、怕輸、嗆聲、顯」等；（7）其他類（共14個），如「番山、古早、好康、好意頭、黑青、紅毛冊、哇噻」等。可以看出，這些字詞都帶有濃厚的閩南文化氣息，例如「厝」在閩南方言中指房子，進入馬來西亞華語後，構成「馬打厝」「亞答厝」。前者指警察局，由馬來語音譯藉詞「馬打」和閩南方言藉詞「厝」合璧而成；「亞答厝」指用亞答樹葉搭蓋屋頂的簡陋房屋，也是由馬來語加閩南方言構成的詞語。泰國等地華語還有「厝主」（房子的主人、房東）、「厝主奶」（房子的女主人、女房東）這樣的字眼（李宇明2016）。

閩南方言詞彙進入馬來西亞華語後，對後者的構詞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周長楫、周清海（2000：165～168）在分析閩南方言對新加坡華語的影響時概括了4種情況：（1）閩南方言詞語完全或部分替代華語詞語成為常用詞，如“面盆、三層肉衫”屬於完全替代，“寒衣、打風”單音節詞取代華語的雙音節詞，包括華語詞尾省略或實義語素省略兩種情況，前者如以“鴨”取代“鴨子”，後者如以“力”取代“力氣”；（3）改變華語詞的語素順序，如以“飯盒”取代“盒飯”；（4）改變華語詞的語義範圍，如“肥”人既可以用於動物。這4種情況在馬來西亞華語中也存在。此外，閩南方言對馬來西亞華語構詞的影響還包括一些源自閩南方言的準詞綴的產生，可視為第5種情況。例如，“紅毛”指“西方人、洋人”，“因西方人紅發碧眼，故名”；進入馬來西亞華語後，構詞能力強大，產出了一批與西洋、洋人有關的詞語，如“紅毛兵、紅毛冊、紅毛鬼、紅毛灰、紅毛樓、紅毛年、紅毛人、紅毛文化、紅毛人文另一個能產性較強的構詞語素是“番”，指“外國的、外族的”，馬來西亞華語中以“番”為構詞語素的詞語有“番邊、番客、番山、番茄、蕃薯、過番、過番客、半唐番、番婆、番石榴”。

四、馬來西亞的福建文化遺產－檳城福建話

馬來西亞福建人大概佔華人總人口的37.66%（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1），是最大的華人方言群，聚居區遍佈全馬各地，其中比較集中的福建人聚居區有檳城、馬六甲、巴生、古晉、峇株巴轄、適莊等（Tan 198012 2012）。而檳城可謂馬來西亞福建文化的一張名片，華人人口占市區總人口的66.76%（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01），可謂全馬之冠。另外，2007年檳城連同馬六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足以說明它的歷史文化地位。從地理位置來看，檳城與吉打、霹靂等州相鄰，因檳城福建話的影響而形成「北馬福建話社區」（楊迎楹2019）；檳城西鄰蘇門答臘島，與印尼棉蘭（也有大量福建人居住）等城市聯絡緊密，兩地華人來往密切，也形成印尼棉蘭（也有大量福建人居住）等城市聯絡緊密，兩地華人來往密切，也形成印尼棉蘭（也形成經濟鏈帶。

檳城福建話可說是檳城福建文化的象徵（郭熙2003）。它與吉蘭丹福建話一樣，深受馬來語的影響；又因其海峽殖民地的歷史而融入許多英語詞彙（吳文芯2014；楊迎楹2018）。例如，在檳城福建話使用率較高的馬來語藉詞有manik（珠子）、tapis（過濾）、gatal（癢）、geli（噁心）等（楊迎楹2018：57）。檳城福建話雖然源自中國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但是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產生了很多不同於漳泉閩南方言的特點，例如一字多讀現象（楊迎楹2018）。它已成為檳城人身份認同的標誌，也具有語言學研究的價值，是檳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相對於其他方言，檳城福建話的語言活力指數較高，表現為使用領域較廣、代際傳承較好、年輕人福建話語言能力較強。我們調查檳城獨中生的語言使用情況（王曉梅2006），[3] 41.6%的調查對象（共811人）自報會的第一語言是福建話；在巴剎（82.1%）、餐廳（74.2%）、診所（56.6%）、百貨公司（50.2%）使用福建話的比例都超過50%，這個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州；福建話在家庭的使用比例非常高，60%的調查對象與祖父母說福建話，56.5%跟父母說福建話，46.2%與兄姐說福建話。楊迎楹（2018）對北馬地區（玻璃市、吉打、檳島、威省、太平）的福建人做過類似的調查（共459人），結果發現64.5%的福建人的母語是福建話；其中檳島和威省的調查對像很強建話能力的比例都很高，分別為94. 2%和88.3%；他們使用福建話的主要場域是巴剎、路邊攤和小販中心；調查對象認為自己所說的福建話是“北馬福建話”或“檳城福建話”，而且超過八成的人覺得這種福建話很親切，這種特別的腔調應該保持（楊迎楹2019）。

檳城福建話的活力也表現在其他方言群自願習得福建話。我們在檳城浮羅山背的調查顯示，當地的客家人基本上都會福建話，他們認為福建話通行於檳城，是謀生的手段之一，有很強的工具性（Wang 2017）。楊迎楹（2018）在北馬5個地區的調查也得到類似的結果，19%的廣東人、19.1%的潮州人、13.1%的客家人轉用福建話為母語。這些實證研究都說明福建話是檳城乃至北馬地區的強勢漢語方言。

[3] 近年來，檳城中學生的方言能力有下降的趨勢。為了挽救方言，檳城鍾靈獨中2019年開始允許學生在校園使用方言交談。

五、馬來西亞閩南方言價值分析

語言作為一種社會資源，是有價值的，能夠為語言使用者帶來一定利益。 Ruiz（1984）基於語言資源觀將語言價值簡單地分為內在語言價值和外在語言價值，前者指的是與語言相關的文化傳承、社區關係、代際交際、認同建構等，而後者則指與語言相關的國家安全、外交、軍事行動、商業運作、媒體、公共關係等。外在價值多指語言的實際應用價值，具體表現為外交發展、商業運行、民族和諧等方面；而內在價值則指語言的文化價值、情感價值等，具體表現為身份認同、文化傳承、宗教應用等面向（王曉梅2021）。語言價值的相關論述與郭熙（2024）對華語的工具性、資源性和遺產性的闡述基本一致。本節將郭熙的分析架構套用到馬來西亞閩南方言的分析，指出閩南方言（福建話）的工具性、資源性和遺產性以及與其內在和外在價值的對應關係。

（一）福建話的工具性

首先，福建話是福建人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是重要的認同工具。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華人的方言群認同逐漸走向淡化（麥留芳1985），但是，福建人作為馬來西亞華人最大的方言群，其民系認同仍然是很強的，而方言依然是認同的基礎。我們曾經在柔佛州調查了福建人、客家人和潮州人的方言維護與轉用情況，若依語言轉用的程度由低到高排列的話，其次序為福建人、潮州人和客家人（王曉梅，鄒嘉彥2006）。這說明柔佛州福建人的語言忠誠度是很高的。我們也曾對馬來西亞各州獨中生[4]的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做過大規模的調查（王曉梅2006），發現雪蘭莪州和檳城州的獨中生對於各自方言群的認同度相當高，50%左右的人認為一定要會說自己的籍貫方言。而巴生和檳城的強勢方言均為福建話，而且維護程度相對於其他地區是比較好的。我們也曾在印尼的棉蘭和泗水做過福建話語言活力的調查（王曉梅，祝家豐2017），當調查對像被問到「對於會說福建話，你是否感到自豪？」這個問題時，有64.9%的福建人給出了正面的回答。這說明當地的福建人是基本認同福建話與福建人身份認同之間的關聯的。

[4] 「獨中」是華文獨立中學的簡稱，主要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提倡中華文化的傳承與推廣。獨中在馬來西亞屬於私立中學，不受政府的資助，畢業文憑也不受政府承認。

（二）福建話的遺產性

其次，福建話是文化傳承的工具。如前所述，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福建人已將原鄉的閩南文化發展為多元的福建文化，實現了在地化的建構（曾玲2019）。近年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內部開始意識到漢語方言的歷史文化價值，會館和民間組織開始號召華社保護方言、傳承文化。張吉安發起了“鄉音考古”項目[5]，採集馬來西亞的方言語音，製作“有聲數據庫”，以記錄鄉音的方式延續馬來西亞的鄉土文化。以方言為載體的文化形式主要有方言戲曲，例如粵曲、客家山歌等；福建人的戲曲有福建歌謠、南音、歌仔戲、提線木偶等。鑑於閩南文化在海內外的發展，曾玲（2019）提出「文化閩南」的概念，主張從文化而非地域的角度研究閩南文化，這樣就可以將世界各地的閩南文化整合在一起。

[5] 計畫開始於2005年，由文化工作者張吉安推動，到馬來西亞各地採集與記錄鄉音、歌謠等。

（三）福建話的資源性

首先是福建話的商業價值。語言資源的商業價值不言而喻，指的是與語言和語言使用相關聯的經濟價值。隨著近年來語言經濟和語言服務研究的興起，語言的經濟價值已經備受肯定，語言產業紛紛創立，基於語言能力的經濟獎勵也屢見不鮮（李現樂2010）。福建話的經濟價值顯而易見，它曾經是東南亞華人社會的通用語言，目前仍能連接中國的福建南部、台灣等地區和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可謂「閩南文化圈」的紐帶、「閩南經濟圈」的橋樑。

其次是福建話的外交價值。語言資源的外在價值也體現在宏觀的國家安全、外交、軍事戰略。近年來，語言學界為支援「一帶一路」倡議而提出「語言通、民心通」的口號，正是認清了語言在區域發展戰略中的作用。馬來西亞處於「一帶一路」的重要位置，與周邊國家的確已經實現了「語言通」。而福建話是區域通行語言之一，與馬來西亞華語相比，它更有「鄉情」。我們在馬來西亞進行的多項語言調查中都發現，馬來西亞華人對方言都懷著特殊的情感，覺得方言親切、友好，是與原鄉情感連接的紐帶，也是溝通海外華人的工具，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尤其重要。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福建話的工具性與遺產性對應語言價值分析的內在價值，而福建話的資源性對應語言價值分析的外在價值。

六、結語

以上我們整理了馬來西亞閩南方言的傳承與發展情況，並從工具性、資源性、遺產性、文明性角度分析了閩南方言在馬來西亞的影響與價值。結合近年來學界的華語觀從工具觀到資源觀、遺產觀、文明觀的演變（郭熙2024），我們認為對閩南方言的認識情況也大致如此。早期的閩南方言作為溝通工具以及認同工具在華人社會中使用，目前我們認識到海外閩南方言也具備很強的資源性和遺產性，作為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存在於海外華人社會。此外，馬來西亞的閩南方言傳承相對理想，檳城等地作為福建文化的代表城市，在福建話的維護上相當成功。與閩南方言傳承相伴的是閩南文化（福建文化）的傳承，例如以閩南方言為載體的歌仔戲、童謠等。而這些都屬於廣義的文明範疇（郭熙2024）。海外閩南方言與海外華語一樣都具有「不可再生性」與「文化韌性」（郭熙，雷朔2022），重視包括福建話在內的方言資源及其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對於促進馬來西亞與閩南文化圈、華人文化圈及其經濟圈的連接，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周邊國家如印尼、新加坡、菲律賓等國的福建話也具備工具性、資源性、遺產性與文明性，將來可作為一條福建話鏈帶一併分析。 （語言戰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