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主宰一切,AI主宰資訊,普通人最後的出路是什麼?

著名科幻作家、賽博朋克開創者威廉·吉布森在《明日派對》中,借一個角色之口指出:

舊的歷史是敘事,是我們講述自己從何而來、經歷了什麼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會修訂這些敘事,事實上一直如此。歷史是可塑的,是解釋的問題。數位化並未改變這點,只是讓它變得太過明顯而無法忽視。

數字科技已經讓很多東西變得太過明顯,那些我們曾經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和堅不可摧的東西,認為是真實的東西,乃至真實的標準,以及世界運行的真實邏輯,都被解構了。一個人如果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那只能說,他實在是過於遲鈍了。

資訊時代,資訊的大爆炸,讓我們一下子看透了,過去所有由資訊編織的敘事和歷史,本質是如此的輕飄,便宜,且別有用心。

根據2022年的一項研究,推特上20%到30%的內容由機器人發佈,而這些機器人僅佔該平台使用者的5%。可以說,像推特這樣的平台本身就是一種機器人,它的演算法自動決定使用者看到什麼。

《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即將出版一本新書《樞紐:從石器時代到人工智慧的資訊網路簡史》。書中展望了未來幾十年,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絕大部分資訊,都可能是自動化生產和發佈的。

赫拉利認為,人類的歷史可能終結,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由人類主導的部分將會終結。

人工智慧系統可能會迅速“吞噬整個人類文化——我們數千年來創造的一切——消化它,然後開始噴湧出大量新的文化產物。”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談到,在我們正在進入的時代,資訊的真實性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事實上,個體也無力去甄別資訊。資訊的作用,主要在於製造敘事,人們所能觀察的到,或者借助機器可以捕捉到的,就是在資訊敘事驅動下,形成的情緒共振。

赫拉利同樣認為,資訊是否真實並不重要。《聖經》之所以能塑造歷史,是因為其中的故事說服了數十億人合作。

他建議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資訊:資訊是一種“社會紐帶”,能夠將人們組織成特定的“群體結構”(formation)。

但是,我懷疑,當人們的注意力不及金魚,個體的能量又與機器的算力完全無法相比,真實人類所能創造的資訊,根本不可能形成什麼有力的敘事,更不可能像《聖經》一樣塑造歷史。

在這個層面上,未來的歷史敘事,將主要有人工智慧來掌控。它們會反映並增益人類文明嗎?

對於普通個人來說,未來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而是人與機器。出路也許就是,通過發射有人類體溫和味道的資訊,去建構一種“真實的社會紐帶”。

分享《紐約客》最新的一篇文章,《資訊主宰一切的時代來臨了嗎》。

原文標題:Are We Living in the Age of Info-Determinism? 作者:Joshua Rothman


網路似乎正在以我們不喜歡且無法掌控的方式影響歷史處理程序。

21世紀初,中情局媒體分析師馬丁·古裡開始思考網際網路的政治影響。他在負責分析公開資訊的開源中心工作。隨著網路興起,僅關注傳統信源已顯落伍。大量網民線上發聲,他們的觀點足以撼動股市、左右選舉,甚至引發革命。

古裡後來寫道:“若不想忽視近乎無限的新信源,我就不能侷限於熟悉的權威管道。在這新形勢下,分析工作陷入了永久的不確定狀態。”

2014年,古裡在自出版的《公眾的反叛與權威的危機》中探討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後果。(2018年出版了更新版。)他認為,過去人們讀完報紙或看完新聞就能自認掌握了“時事”。但網際網路營造出總有更多資訊待瞭解的感覺——這“如同酸液,腐蝕著權威”。

如今,“每份總統聲明、每份情報評估、每篇大報調查,都突然顯得武斷,似乎更多源於道德偏好而非理性分析。”與此同時,由於每個人只能接觸網路的一小部分,傳統的大眾受眾正分裂成“活躍社群”——“圍繞共同興趣自發聚集的規模不一的群體”。

古裡認為,這些社群有個共同特點:他們樂於摧毀既定觀點,拆解權威論述。“每個專家都被一群業餘愛好者包圍,他們熱衷於抓錯處,嘲笑每個失敗的預測或政策,”古裡寫道。然而,“公眾只會反對,不會提出建議。”在網上論壇裡拆觀點容易,提新見解卻無關緊要。

掌權者對這些變化的反應令人不安。古裡認為,他們的總體策略是希望網際網路和“不守規矩的公眾”消失,盼望權威等級制度的黃金時代重現。領導者向網民宣講媒體素養,推動調整演算法。而網民則越發不願認真對待領導者、機構和專家。

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一個隨機網紅似乎比資深專家更可信;任何代表“體制”的人本質上都不值得信任。隨著權貴和公眾開始互相鄙視,他們陷入了“一個永久的失敗和否定循環”,古裡寫道。虛無主義——“認為現狀糟糕到破壞就是進步”——變得普遍。這種態度可能通過實際行動表現,也可能通過堅持自己有權說信任何話的方式體現,無論多麼荒謬。

2016年,川普當選總統後,我首次讀到《公眾的反叛》。許多博主稱這書有先見之明。我在多處與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古裡存在分歧,如對歐巴馬政府的評價和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看法。我也覺得這書低估了美國左派仍大體支援體制機構,而右派已不然這一事實。但我也發現他的分析很有啟發,此後一直在反覆思考這本書。

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親戚堅稱某些公立學校安裝了“人用貓砂盆”,方便那些“自認為是貓”的學生使用。“他怎麼會當真相信這種事?”我的朋友問道。想到古裡的觀點,我懷疑“相信”可能不是理解這種情況的正確方式。宣稱相信人用貓砂盆的存在,或許更應該被視為表明拒絕話語權威的一種方式。這就像在說,“沒人能告訴我該怎麼想。”

當拒絕知識成為一種政治行為時,社會如何運轉?古裡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為了修復機構與公眾間的裂痕:比如,政府機構可以利用技術提高透明度,失望的選民則可能對領導人改善生活的能力抱有更實際的期望。

然而,他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並非解決問題(這可能無解);他只是想描述這個問題。除非出現某種巨大變革,否則很難想像網際網路會成為達成共識的場所;同樣難以想像公民會重新迷戀媒體並重拾對權威的信任。

他總結道:“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體制將持續失去合法性。大規模消亡的合法性敘事不留任何犯錯餘地,也沒有剩餘的公眾善意可用。任何火星都可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引爆任何政治體系。”

十年前,古裡出版《公眾的反叛》時,資訊世界最顯著的變化是突然湧現大量有權發聲的人。尤瓦爾·諾亞·赫拉利在新書《樞紐:從石器時代到人工智慧的資訊網路簡史》(即將出版,譯註)中展望了未來幾十年,屆時我們在網上遇到的許多聲音可能是自動化的。

他寫道:“我們討論的可能是人類歷史的終結。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由人類主導部分的終結。”人工智慧系統可能會迅速“吞噬整個人類文化——我們數千年來創造的一切——消化它,然後開始噴湧出大量新的文化產物。”

他接著說:

我們生活在文化的繭中,通過文化棱鏡體驗現實。記者報導和朋友意見塑造我們的政治觀點。童話和電影影響我們的性行為。甚至我們走路和呼吸的方式也受文化傳統影響,如軍人的紀律和僧侶的冥想。直到最近,我們生活的文化繭還是由其他人類編織的。未來,它將越來越多地由電腦設計。

為了讓我們理解這些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赫拉利認為採用新的“資訊”定義會有幫助。我們習慣將資訊視為表徵性的——即一條資訊代表現實,可能真可能假。但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資訊:它是一種“社會紐帶”,能夠將人們組織成特定的“群體結構”(formation)。

從這角度看,資訊是否真實並不重要。《聖經》之所以能塑造歷史,是因為其中的故事說服了數十億人合作。官方記錄雖只描述了我們生活的部分方面,卻創造了政府與公民間的關係。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從芸芸眾生中凝聚出了忠實粉絲。當新資訊出現時,新的社會關係就會形成。

當人工智慧系統開始將人們編入結構時,會發生什麼?通過觀察已經在前人工智慧網際網路上發生的事,我們可以窺見可能的結果。

赫拉利引用了數字情報公司Similarweb 2022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推特上20%到30%的內容由機器人發佈,而機器人僅佔該平台使用者的5%。可以說,像推特這樣的平台本身就是一種機器人,它的演算法自動決定使用者看到什麼。

因此,在這樣的平台上,機器人群與超級機器人互動,而人類則在一旁閱讀回應。如果這種現象被放大——而且機器人和演算法能進行智能對話——可能的結果就是赫拉利所說的“數字無政府狀態”。機器間的對話將塑造關於人類的討論。“公共領域將被電腦生成的假新聞淹沒,公民將無法分辨他們是在與人類朋友還是操縱性機器對話,關於最基本的討論規則或最基本事實將不再有共識。”

為應對這可能的未來,赫拉利主張發展一種強有力的“電腦政治”,以此保護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他認為,我們應該禁止電腦冒充人類,要求人工智慧系統對使用者盡責。監管機構應該評估關鍵演算法,個人應有權要求解釋人工智慧影響其生活的決定。

然而,他承認,即使實施這些改革,仍有理由懷疑“民主與21世紀資訊網路結構是否相容”。小規模民主容易實現;俱樂部成員或小鎮居民選舉新領導不成問題。但大規模民主依賴大眾機構——大眾媒體、教育和文化——這些機構很可能隨人工智慧到來而分裂或變異。一個資訊時代繁榮的政體可能難以在下一時代生存。

這就是所謂的資訊決定論:認為資訊在世界上的流動方式實際上是一張我們難以擺脫的網。認真對待這種觀點的一個原因是,它由來已久。1999年,小說家威廉·吉布森在《明日派對》中描繪了一個角色,他反思了資訊無限世界中事物的流動性:

他當然被教導說歷史已經終結,如同地理一樣。舊意義上的歷史本身就是個歷史概念。舊的歷史是敘事,是我們講述自己從何而來、經歷了什麼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會修訂這些敘事,事實上一直如此。歷史是可塑的,是解釋的問題。數位化並未改變這點,只是讓它變得太過明顯而無法忽視。

關鍵在最後一步。隨著資訊的密度、速度和流動性增加,我們越發意識到它在生活中的作用——也越發懷疑它。

《明日派對》是部近未來科幻小說:它所結束的三部曲始於2006年左右。現實中,2006年推特誕生,臉書向非學生開放並建立新聞源;Google收購YouTube,《時代》雜誌將“你”——即線上個人,集合起來“從少數人手中奪權的多數人”——評為“年度人物”。

小說家列夫·格羅斯曼在那期雜誌中寫道:“我們已準備就緒。我們準備用來自巴格達、波士頓和北京的原始資訊來平衡預先消化的新聞。僅看YouTube視訊的背景——那些凌亂的臥室和玩具散落的地下室——你就能比看1000小時電視節目學到更多關於美國人生活的知識。”

當時,資訊決定論令人興奮。如今,它儼然成了一個我們必須克服的挑戰,否則後果難料。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