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危矣，依然夠硬

哈佛不投降。

剛剛過去的周一，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寫信回應了川普對這所學校的威脅，稱不會因為害怕報復，就“放棄受法律保護的核心原則”。

更早前的5月5日，美國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在社交媒體上發難，指責哈佛大學“系統性違反聯邦法律”、“嘲弄”美國高等教育體系。長達三頁的公開信中，她稱哈佛背棄了美國的理想，“將不再是一所享有公共資金支援的大學，而應轉為一所私營機構”。

隨後，麥克馬洪的公開信在網上傳出一個紅筆批改的版本，語法、拼寫和標點錯誤，被一一標註出來，這位“教育部長文化水平之低”，遭到了網友嘲諷。

這場民粹主義政府與精英教育的戰爭，已經瀰漫了近一個月。此前，川普政府成立了新工作組，先後暫停或凍結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西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高校的聯邦撥款，要求整改其校園管理、招生程序和人事任免等策略。而哈佛大學，作為其中歷史最悠久、最富有且成就最高者，第一個公開反抗，對峙聯邦政府。

就在4月21日，哈佛大學向美國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長達51頁的訴訟狀，稱川普政府利用凍結撥款作為威脅，“試圖控制哈佛大學的學術決策”。

校長艾倫·加伯在電視採訪中說，他不確定哈佛是否能贏，是否能承擔後續的經濟損失，但是哈佛不能妥協，“我們別無選擇”。

如果說，高等教育是美國皇冠上的明珠，那麼哈佛絕對是最亮眼的一顆。它培養了超160名諾貝爾獲獎者和8名美國總統，是全球教育和科研領域的旗幟，如今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中。而這危機，不僅僅來自川普。

01 別無選擇

“反種族主義”，是川普政府向各大高校施壓的由頭。

首當其衝的是反猶主義。2024年以巴衝突背景下，美國各地超40所高校爆發了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反對美國高校和政府忽視人道危機，“默許或支援以色列軍事行動”。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斷定這些高校對抗議活動處理不善，縱容“反猶主義”在學生之間蔓延。“哈佛在做什麼？這些‘學生’來自那裡，他們是誰，他們是如何進入哈佛的，甚至是如何進入美國的——為何充滿如此多的仇恨？”教育部長麥克馬洪寫道：“哈佛大學將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變成了笑話。它邀請外國學生來到校園，這些人行徑暴力，蔑視美國。”

他們要求：哈佛大學應該向聯邦政府共享所招聘教職工和所錄取學生的所有資料，接受政府審計，並立即關閉任何DEI（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相關項目等等。

麥克馬洪在信中指責，DEI項目是一項種族優待政策，大學本應該獎勵優異、弘揚卓越，如今卻“滋生歧視、助長仇恨與怨恨、將種族主義灌輸給美國青年”。

她還將指控的矛頭，對準了《哈佛法律評論》。這份期刊創辦於1887年，獨立於哈佛法學院，完全由哈佛學生編輯和管理，出版水平頗高，在法律學術界、司法體系乃至政治界都極具權威，可以視作美國“法律精英”的某種象徵。前任總統歐巴馬曾於1990年擔任總編輯，此外還有至少6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哈佛就讀期間曾是《哈佛法律評論》的成員。

5月5日，川普政府宣佈即將對《哈佛法律評論》展開調查，負責民權事務的聯邦政府官員克雷格·特雷納稱：“似乎在《哈佛法律評論》對文章的刊選標準中，作者的種族與文章質量同等重要。”哈佛大學校報將聯邦政府的一系列表態，解讀成對《哈佛法律評論》“歧視白人作者”的指控。

校長艾倫·加伯於5月6日在採訪中回應，打擊校園反猶主義，的確是哈佛大學的挑戰，他承認這是個“真正的問題”，但聯邦政府“解決問題的方法卻令人反感”。

讓政府有權審查學生錄取記錄、干涉教職工的聘請，甚至決定課程該講什麼、課題組該研究什麼——“這些要求表面上與反猶主義相關，實則是對哈佛‘思想環境’的直接干預”，嚴重威脅了哈佛作為一所私立學術機構的核心價值，他寫道。

況且，“打擊反猶主義”與“凍結聯邦撥款”之間的邏輯關係，加伯認為並不成立。數十億的聯邦撥款大都以合同和協議的形式來支援相關研究，主要用於兩個方面：一是最前沿的醫學研究，如阿爾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糖尿病的療法；二是美國國家的核心戰略領域的研究，如人工智慧、工程學和量子科學。

“如果政府選擇退出這些合作，不僅將危及數百萬人的健康與福祉，也會衝擊國家的經濟安全與活力。”他又強調：“特別是和中國的競爭。”

02 左右分歧

“這並非有關反猶主義，而是威權主義。”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安德魯·克雷斯波說，他認為川普的施壓早有預謀。這位美國總統早在競選階段就說過，他不喜歡美國大學教授所教授的內容，上台以後會讓他們改變，“否則就讓大學流產”。

這一屆美國政府對高等院校深刻的敵意的確蓄謀已久。早在2023年，現任美國副總統范斯在美國保守派智庫的一次論壇發言上就說過：“如果我們想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做點什麼，我們就必須誠實而強力地攻擊這個國家的大學。”

川普政府對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的施壓，與其說是真誠希望解決校園中的種族主義困境，不如說是美國政壇左右翼勢力之爭的又一個主要戰場。

近年來，美國政壇呈現出一種趨勢：民主黨越來越成為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和少數族裔選民的政黨，而共和黨則更傾向於吸引未完成大學的美國白人。這其中，高校、媒體和好萊塢影視行業，是左翼人士高度集中的職業領域。而在保守派人士看來，高校在左翼意識形態的運作中特別扮演了“孵化器”的作用。

2023年的一則統計資料稱，77%的哈佛大學教授承認自己是自由派，保守派只有不到3%。加伯也承認，他們的教職工和學生明顯缺乏意識形態多樣性，“外界的看法是，我們幾乎是個全左翼機構”。

保守派在高校陣營中的聲勢減弱，是過去50年中愈發顯著的發展趨勢。據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統計，1969年，美國高校中還有27%的教師屬於保守派，而到了1999年，這個比例已下降至12%。

同時，保守派教師更傾向於在特定類型的研究機構任職，如宗教和軍事領域，這使得美國最好的私立大學，特別是常青藤院校，“幾乎成了一黨派的天下”，一些媒體如此形容。

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里克·C·博克在一篇題目為《美國人為什麼痛恨哈佛》的文章中寫道，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自由派教授往往是保守派的10倍甚至是15倍。許多著名大學的院系中，幾乎或完全沒有一個重要的保守思想體系，他承認，“這對於思想討論來說並不理想”。

博克認為，這一分化並非教授招聘中的刻意歧視，而主要是“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傾向於選擇學術生涯的結果”。這種趨勢並非被大學所塑造，早在學生上大學之前就已開始。大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支援墮胎、支援管制槍支、願意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付諸努力，自然而然更傾向於支援左翼政黨主張。

久而久之，左翼人士選擇學術深造，學術領域被左翼思想塑造，塑成了一個結構性門檻。保守派人士如果想在此結構下取得成就，就愈發困難了。

但無論原因為何，左翼思想對高等院校的佔領，長期以來為保守派所不滿。他們對“重塑高等教育”的呼聲此起彼伏、從未停歇。

“我們在高等教育的支出比任何國家都多——他們把我們的孩子變成激進分子……這不是教育，是洗腦。”川普曾在多個場合如此表態。

2023年11月，川普曾宣稱，要建立一個名叫“美國學院”的線上教育機構，提供“免費的世界級教育”，授予人們“相當於”學士學位的證書。他向選民保證，“美國學院”的授課內容將是“嚴格非政治性的，不允許覺醒或聖戰”。

而建立這一線上教育機構的資金來源，就來自於“徵稅、罰款和起訴”私立大學的捐贈基金——這與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謀而合。

03 信任危機

一個客觀趨勢是，美國人正在對高等教育失去信心。

皮尤研究中心一項調查發現，只有一半的美國成年人認為高等教育對美國的發展有利，還有38%的成年人甚至認為，高等教育對美國“產生了負面影響”——批評者大都是共和黨支持者。

儘管如此，高等教育，特別是精英大學的一紙文憑，依然對美國人的就業、收入和在職業領域取得的成就高低有著顯著關聯。

一項研究曾統計了26198名分屬於30個不同領域的“高成就者”，如總統、四星上將、聯邦法官、諾貝爾獲得者、上市公司CEO等等。他們之中的54%曾就讀於被列為精英高校的34所高校，而其中就讀於哈佛大學的，佔比高達16%。這意味著，哈佛大學畢業生在傑出成就者中出現的頻率高達常態的80倍，這被美國人稱之為“哈佛效應”。

在此現狀下，即使是對現行高等教育再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都會支援自己的子女向常青藤院校提交入學申請。而精英高校在美國社會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資源壟斷地位，也滋生了無數招生醜聞。

2019年3月，美國聯邦司法部宣佈破獲一起大規模大學招生欺詐案，涉及50名富豪家庭，總金額超2500萬美元，牽連了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南加州大學等6所精英高校。這些富豪家庭向一家“諮詢公司”付費，幫助自己的子女偽造運動員身份、偽造標準化考試成績，最終獲取了入學資格。

案情一經報導，就在美國社會激起了震怒，這揭開美國精英教育體系結構性不公的一角。

富人可以通過金錢賄賂獲取錄取通知書，而對於家境貧寒的學生來說，光是四年的學費貸款就高昂得令人卻步。據紐約聯準會資料，截至2022年底，數百萬美國人的學生貸款債務總額已超1.6兆美元，構成了一個不可小覷的債務泡沫。

一種精英階層的自我複製和代際傳遞，在精英高校的現行招錄體系中逐漸成型：據哈佛校報統計，哈佛大學的2025屆畢業生中，約26%的學生表示，他們的家庭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上——這個數字高於94%的美國家庭。

對於一些美國人來說，這種階層傳遞，似乎又若即若離地與某種特定政治主張繫結在一起，階層與政見的分歧彼此疊加，由此激發了對高等教育的廣泛敵視。

儘管自由派人士同樣在為高等教育的學費削減而奔走呼籲：美國前總統拜登在任期間，就將“減輕美國人沉重的學生貸款債務”作為他重要的執政目標之一；坐擁530億美元捐贈資金的哈佛大學也推出了學費減免政策，如果家庭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下，哈佛大學會免除一切學費並提供助學支援。

然而，並不是所有精英高校都擁有和哈佛一樣龐大的捐贈基金，更諷刺的是，由於聯邦政府的施壓，聯邦撥款的凍結又會將它們繼續推往債務的深淵。勤工儉學的學子和家庭，會成為這場對峙的最終受害者和代價承擔者。

在採訪中，加伯承認，增加校園中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必要的。他回想起自己1976年進入哈佛讀書的時候，當時校園思想交流的氛圍更融洽、友善，“不像今天這般，難以與不熟悉的人展開對重要議題的討論。這是個巨大的損失。”

但他依然選擇捍衛哈佛大學的學術獨立性，捍衛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美國人說話的權利、信仰的權利和請願政府的權利。

哈佛大學幾個世紀以來的卓越不是靠“從不犯錯”來的，“我們通過改正錯誤、轉變方向、批評自我取得了成功。”他說，“這就是我們如今需要做的。”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