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 | 中國能否憑藉人工智慧，終結長達600年的產業轉移史？

能否終結數百年產業轉移史，這是人工智慧的一場“大考”

全球產業轉移與海權變動

“人工智慧賦能製造業”這個話題，讓我聯想到了全球產業轉移。眾所周知，狹義上的“全球產業轉移”是指二戰以來的產業轉移現象，但廣義上來看，全球生產與貿易中心的轉移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一直存在，而且這種產業轉移與海權變動密切相關。

從這個角度來看，二戰後的“全球產業轉移”是過去六百年全球生產中心轉移歷程的一部分。歷史上，東亞本來就是全球產業的核心，宋元時期尤為突出，明代也是如此，清代稍微弱一些。而東亞成為全球產業的核心原因在於這裡的人勤奮努力，擅長生產絲綢、瓷器等稀缺產品。

但是明代放棄了大規模遠洋航海政策，改變了歷史的處理程序。“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正是在同一時期，正是在同一時期，歐洲憑藉海權地位崛起。各國早期的航海都是所謂的小航海，比如中國的商人和艦隊的活動範圍主要侷限於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歐洲人最早開發的是地中海航線，誕生了諸如熱那亞、威尼斯等地中海海上強權。

隨後歐洲開啟了大航海時代，海權中心逐步轉移到葡萄牙和伊比利亞半島，並在那裡建成了新的全球貿易生產中心。荷蘭人隨後搶走了他們的江山，然後英國人登場。大約到了19世紀末，全球的生產貿易中心轉移到了美國的東海岸。再過了幾十年，等到二戰前夕，全球生產貿易中心又轉移到了西海岸。

二戰後，全球生產貿易中心開始向日本轉移。但以當時日本的體量，他們已經無法完全容納這個中心了，這個中心很快就擴散到了曾經的殖民地，也就是亞洲四小龍。但1992年之後，在鄧小平同志的帶領下，中國把這個積累了五六百年、基於海權的生產中心吸引到了中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

製造業中心的轉移歷史就是中國主動放棄海權，歐洲文明則抓住了海權時代的機遇，建設了自己的生產貿易中心，並在內部實現這一中心在不同國家之間的轉移。二戰後將這個中心轉移到了東亞，最後落戶中國東南。

人工智慧與產業轉移的終結

近幾十年來，日本提出“雁行模式”，中國台灣企業家提出“微笑曲線”理論，都是從不同角度解釋產業轉移過程。但整體而言，大家都認可一個假設，那就是當本地要素價格大幅上升時，產業生產中心便會隨之遷移。

於是，我就想提出一個問題：隨著人工智慧的日益成熟和發展，中國能否真正終結這一產業轉移的過程？自古以來，實現產業自動化一直是人類的夢想——人性本就渴望更多享受、減少勞動，而對“懶”的追求正是推動技術進步的源動力之一。

如今，在江浙地區以及深圳、東莞等地，已經出現“黑燈工廠”——工廠可以二十四小時連續生產，僅需少數技術人員在空調房內通過監控指標即可正常運行，無需深入車間實際操作。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的工業生產是否還會重演“當原生產地人工成本達到目標地五至十倍時，產業便自動轉移”的歷史規律？

我們都知道，自2012年起，便有一部分原本在中國的製造業向越南、印度等地轉移，且在上一輪貿易戰之後，這一趨勢還有加速之勢。當然，遷出中國的主體並非中資企業，而是蘋果與亞馬遜等跨國產業鏈，以及台資、韓資和新加坡資本。所以能否憑藉人工智慧終結這段長達六百年的產業轉移史，對我們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認為，這恰恰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復興並不難，因為我們已經回到世界的中心；偉大復興的難點在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們歷經百年才迎來復興，現在的關鍵在於，這股復興之勢是曇花一現，還是能夠常葆青春？

因此，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我認為相關研究必須兼顧兩大問題：一是如何擊敗美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圍堵；二是如何對抗產業轉移的“重力”，讓下一代繼承我們的成就，令印度等國承接中國產業轉移的夢想落空。

我認為，前者相對容易——美帝國已顯衰老，其“天命”已經臨近終結；但後者更為艱難。爭奪世界產業中心並非一個雙贏，而是一場零和博弈：誰掌控了製造業的核心，誰就處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如果我們能依靠人工智慧，打破“升級製造業+轉移產業以持續降低成本”的固有模式，就能終結產業轉移的處理程序。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答案並不簡單。

一方面，現在我們必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意味著各種要素價格上漲；另一方面，我們要推進“綠水青山”建設，強化環保要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出，要大規模建設“投資於人”的經濟——這必然需要將更多資源用於人才與技術的培養和支援，同時減少對全球消費者和資本的財政補貼，這也就意味著加稅並提升公共服務成本。

在成本普遍上升之際，我們還要抗拒產業自然轉移的重力作用。這正是討論人工智慧對製造業意義時，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戰略問題。

大模型背後的意識形態主導權之爭

第二個問題，則關係到我們的政治安全與意識形態。本來我打算邀請一位朋友做演講——他曾任全球最強圖形大模型企業 Midjourney 的中國區負責人，但因為他現在的公司即將上市，今日無法來到現場。

在交談中，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句話是：“語言大模型的底層是價值觀；圖形人工智慧的底層是審美。”簡單來說，當你與大語言模型互動、並向它提問善惡時，他會告訴你什麼東西是善什麼東西是惡，對你的價值觀產生影響。當你與圖形大模型互動，輸入“漂亮”這一關鍵詞時，它會在“高鼻樑”“小眼睛”等要素間做出選擇，而其輸出結果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接收者的審美。因此，一旦我們掌握了全球大模型的主導權，就等於掌握了全球價值觀與審美的主導權。

但是今天，我想再補充第三句話：視訊大模型的底層是敘事和話語權。借助AI，現在我們可以一鍵生成中東、南亞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種的影像，但視訊所講述的故事套路卻大同小異。昨晚，我與一位專注“文化出海”的企業家交談，他坦言：翟老師，我現在做的，就是將中國那些諸如“千億霸總愛上絕經的我”之類的短影片推向海外。

為此，他高薪聘請了一批美歐寫手。同時他根據人工智慧測試計算出的、最能吸引40至50歲中年女性的故事核心，讓這些寫手把這種短影片的場景從深圳改為洛杉磯、紐約或巴黎，批次生產短影片出口。當然他們也可以把中國的狐妖傳說取代為吸血鬼、狼人等題材，再進行複製。這樣的短影片出海模式不僅穩賺不賠，甚至可以實現“血賺”，收割大量西方“韭菜”。

這類視訊正是掌握了故事傳播的話語權、敘事結構與邏輯框架，實質上對目標受眾進行了“催眠”——時間一長，便會上癮且無力抗拒。而相同的邏輯可以延伸到視訊大模型上。

從這一意義上講，誰掌控了語言大模型、圖形大模型與視訊大模型的主導權，誰控制了相關資料、演算法與算力，誰就能掌握21世紀的意識形態主導權。畢竟，所謂意識形態，即通過價值觀、審美與敘事結構塑造人們的認知——一旦塑造了大眾認知，你就獲得了“合法性”，而所有與你不同的聲音都會被貼上“非法”標籤；你則成了“神”，他人淪為“鬼”。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川普最近為何不斷自我打臉、不斷去保TikTok的原因，因為TikTok對川普太重要了。川普在與美國政壇建制派，尤其是與民主黨的“自由民主敘事”對抗時，除了MAGA派及其在新教基層組織的動員管道外，唯有TikTok能打破民主黨絕對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機器——因為TikTok的演算法相對獨立。

因此，中美兩國在大模型領域爭奪全球市場，本質上是在競爭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意識形態主導權。也因此，我們需要把人工智慧主導權問題上升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去討論。

人工智慧也將對國家治理產生革命性衝擊，剛剛在互動中，我們提到了反腐問題。以後反腐將變得十分簡單，現在買賣各種東西都可以實名制，用各種巨量資料就能篩選出貪污機率較高的人員。

同時，借助巨量資料與AI，不僅能簡化反腐流程，還能推動政府治理扁平化。各級公務員可根據自身職責，通過政務大模型直接理解最高領導層發出的相關檔案的意圖、工作規劃與指導意見，使領導意圖更迅速地貫徹到基層，如此一來，自古以來皇權、相權與官僚體系的博弈或將因人工智慧的落地而終結。

科技為民 VS 右翼加速主義

最後，我想說一件事。黃靖老師在發言中提到了三個人，柯蒂斯·雅文、彼得·蒂爾與埃隆·馬斯克，這幾位之所以敢於倡導“右翼加速主義”理論，正是由於人工智慧近年來的快速進步。而由此，“右翼加速主義”已經成為川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重大區別。

川普第一任期的主要矛盾發生在MAGA派和潛藏在其政府內部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派系之間，所以他當時的政策經常出現左右互搏的情況。但是在第二任期，除了與建制派有所關聯的內閣人士，比如國務卿外，川普內閣中的共和黨建制派幾乎已經被清除，也正因如此，現在為止公眾對本屆國務卿的感知度並不強。可以說，美國西海岸的“科技右翼”正在力圖全面控股川普的第二任期。

他們為此投入巨額資金——馬斯克個人即捐出3億美元，連同西海岸科技界與幣圈的捐款，才使川普重返白宮。入主白宮後，現在川普內閣的博弈變得愈發耐人尋味。

談及美國主流意識形態，我認同黃靖老師提到的“加速主義”概念，但須明確，此處指“右翼加速主義”或“極右翼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

這個“右翼加速主義”的思想源頭頗具戲劇性：來自20世紀90年代英國華威大學一位頗不順遂、帶有精神病傾向的年輕哲學教師——尼克·蘭德。他憑藉此觀點俘獲了柯蒂斯·雅文、彼得·蒂爾與埃隆·馬斯克等美國西海岸科技圈、創業者和科技資本家的關注。他們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使用者名稱喜歡加一個後綴名，標註自己是“加速主義”。凡是有這個後綴的，都是“右翼加速主義”的信徒。

這群人非常瘋狂，並自詡“黑暗啟蒙”（Dark Enlightenment）。他們認為，過去百餘年由左翼政治推動的“進步處理程序”非但未使人類更好，反而將我們引向滅亡、落後與愚昧，這種“左翼加速”是對群氓和愚昧的大眾的迎合與討好。

因此，他們認為“歷史的真正前進方向”應當是將發展重心放在精英身上：讓那些最聰明、最能幹、最富冒險精神、最具統治力的精英，依託人工智慧與腦機介面的賦能，成為新的“超人”。“超人”應該多生孩子，所以可以多簽婚前協議，繁衍十數至二十餘名後代，使其家族永續掌握資本、科技、掌握更聰明的大腦以及最關鍵的掌握人工智慧，用以統治世界。

這正是“黑暗啟蒙”——當今世界最具權勢集團之一所奉行的主流意識形態。

相比之下，中國也強調需要推動科技的加速進步，但我們的“加速主義”是中左翼的“加速主義”。我們主張資本向善發展：如果資本整天想著怎麼把老百姓盆盆罐罐裡最後一個鋼鏰都奪走，那麼我們必須敲打敲打資本了。我們不反資本，而是提醒資本，資本發展必須兼顧收益和倫理，兼顧政治公平和效益，而非單純追求利潤。

正因如此，有人將中國的實踐稱為“左翼加速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科技向善”，“技術為民”。

我們正步入21世紀中期。回望1925-1930年代，當時世界有三大意識形態競爭：以英國為代表的已衰落的自由主義；以納粹德國為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極右翼法西斯主義）；以及以蘇聯為代表的左翼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三種治國模式、三大力量互相角逐的結果是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聯手擊敗了極右翼國家社會主義，那就是1940年代發生的那場世界大戰。這場大戰幾乎決定了從二戰到現在為止的全球格局。

而此時此刻，世界上醞釀著新的“三大意識形態”正在形成：首先，是以美國民主黨為代表、已顯衰落的新自由主義。我們現在能感覺到美國的民主黨、歐洲主義政黨正在瑟瑟發抖，他們感覺老百姓、人民群眾拋棄了他們。

然後就是兩種加速主義。一種是“右翼加速主義”，以精英為中心，信仰科技與自由的力量，摒棄法律、制度、倫理和傳統歷史敘事，致力於徹底改造人類歷史。還有一種是中國的以人民為中心，基於對人民的關懷發展科技的“中左翼加速主義”，我願意稱之為“民本主義”。

站在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正見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人工智慧浪潮中演進。讓我們攜手期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這場大變局的進一步發展。謝謝大家！ (東方學刊F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