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貨幣美元在國外也被廣泛使用,需求增加的結果是匯率偏高,美元升值,出口競爭力就會下降,貿易收支往往出現逆差。美國最有可能失去軸心貨幣的情境是,自己發動的關稅戰爭和債務膨脹引發美國的信譽崩塌……
軸心貨幣美元在國外也被廣泛使用,需求增加的結果是匯率偏高,美元升值,出口競爭力就會下降,貿易收支往往出現逆差。美國最有可能失去軸心貨幣的情境是,自己發動的關稅戰爭和債務膨脹引發美國的信譽崩塌……
仿照發達國家合作扭轉美元升值的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試圖重建貨幣和貿易秩序的氛圍正在川普政府內加強,稱之為“廣場協議2.0”。軸心貨幣的重要性和好處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美國的不滿將指向世界。這是在比40年前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中重現的“美國VS世界”格局。前方將看到的是沒有軸心貨幣的世界嗎?
4月25日,在美國華盛頓白宮西側的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裡,美國大型避險基金城堡投資(Citadel)等十幾家主要金融機構的負責人接連現身。他們訪問的對像是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EA)的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
多國進行聯合干預,人為引導美元、日元、歐元、人民幣等貨幣匯率,遏制美元過度升值。被稱為“廣場協議2.0”或“海湖莊園協議”的這一構想正是米蘭在2024年秋季率先提出的。對於米蘭這個從3月開始擔任CEA主席的關鍵人物的呼籲,金融高管不可能不做出回應。
這是一次秘密會議,其存在並未公開。有分析認為會議的目的是就嚴重動盪的美國金融市場交換意見,一位金融相關人士坦言,“從米蘭身上感受到了危險”。市場因無法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不確定性而恐懼。
美國從自由貿易轉向以關稅為武器的保護主義,施壓日本和歐洲等同盟國增加軍費。此外,還發出會推動廣場協議2.0的公開的貨幣貶值論。如果從“保衛軸心貨幣美元”的角度來看,川普政府那些看似沒有常識的做法也就容易理解了。
解讀這一切的關鍵在於米蘭喜歡使用的“特裡芬困境”。那就是軸心貨幣在國外也被廣泛使用,需求增加的結果是匯率偏高。如果本國貨幣升值,出口競爭力就會下降,貿易收支往往出現逆差。由於軸心貨幣國處於逆差,陷入世界越繁榮、軸心貨幣的需求就越高、匯率進一步升值的螺旋。
也就是說,作為軸心貨幣國所承擔的國際社會的穩定,與本國經濟的穩健增長在理論上是不可能兼顧的。1960年代比利時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提出的兩難邏輯同樣適用於今天的美國。
為了維持美元作為結算、投資、儲備資產的中心這一軸心貨幣地位,美國有必要持續向國外大量供應美元。美國因背負長期經常項目逆差和財政赤字這一雙重赤字而做到了這一點。
40年前,飽受雙重赤字困擾的美國與日歐合作簽訂的是廣場協議。如今,雙重赤字的演變與廣場協議前夕的局面令人不安地重疊在一起。
不同之處在於規模。1985年當時美國的貿易逆差為1200億美元,到2024年達到1.2兆美元,財政赤字從2100億美元增加到1.8兆美元。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美國雙重赤字的規模明顯增加。
法國經濟和財政部前部長勒梅爾把將俄羅斯各銀行排除在美元結算體系之外的制裁稱之為“金融核武器”。可以看出對美元的依賴程度非常之高。對此尋求代價的想法與重現廣場協議的方案聯絡在了一起。
從長遠來看,美國最嚴重的問題應是安全保障。軸心貨幣和國防是不可分割的。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會議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全面勝利的美國主導。英國由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被稱為“Bancor”的超主權貨幣,但遭到美國的反對,最終美元獲得了軸心貨幣的地位。
正如米蘭所說:“經濟學家太不考慮國防了”。因資金集中而升值的美元削弱了美國的出口競爭力,進而削弱美國的製造業本身。這種論點認為,鋼鐵、汽車、造船等行業的衰退將成為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安全保障的弱點。
美國已經沒有餘力去保護同盟國。希望各國承擔相應的負擔,一起保護作為西方共同財產的軸心貨幣美元的價值。川普發動的脫離常識的關稅戰可以說是美國的悲痛呼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意是保護美元的行動卻會對美元造成打擊。美國最有可能失去軸心貨幣的情境是,自己發動的關稅戰爭和債務膨脹引發美國的信譽崩塌。
在匯聚全球資金的倫敦金融街,最近的話題是“脫離美元”。一家投資公司表示,“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感受到美元貶值的風險,正在要求調整持有的資產”。穆迪評級5月16日下調了美國的信用評級,給予美國最高評級主要評級機構變為0。
為了擺脫巨大的兩難困境,美國和美元已開始走上可能導致自我毀滅的道路。即使“廣場協議2.0”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美國所懷有的憤怒也不會輕易平息。世介面對這種會傷害自身的危險賭博無法置身事外。 (日經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