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Sphere 聯合創始人兼 CEO Michael Truell 所建構的 Cursor,不僅是當前增長最快的 AI 程式設計產品之一,更是未來“後程式碼時代”的早期形態。
當前 60 個人的團隊,在產品上線僅 20 個月時,Cursor 即實現了 1 億美元年化經常性收入,兩年之內增長至 3 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開發工具之一。支撐這一成就的,不只是程式碼生成能力的提升,更是對整個軟體開發流程的重構與再定義。
Michael 是在 AI 領域打磨了十年的技術人,早年在 MIT 主修數學與電腦,後在 Google 從事研究型工程工作。他對 AI 技術路徑與商業史都有深入理解。
在與海外科技博主 Lenny 的對話中,他清晰描繪了一個不同於主流假設的未來:程式碼不會被完全取代,但它將不再是人類主要的輸出對象。人們將以接近自然語言的方式表達他們對軟體功能與行為的設想,系統則負責將這些意圖轉化為可運行的程序邏輯。
他指出,如今主流對於 AI 程式設計未來的兩種設想都存在偏差。一種是認為開發方式將基本維持現狀,繼續依賴 TypeScript、Go、Rust 等語言建構程序;另一種則相信未來可以僅通過與聊天機器人對話,就完成整個開發流程。
談及 Cursor 的起點,Michael 回顧了兩個關鍵時刻:
第一個,是他們首次接觸 GitHub Copilot 的內部測試版本。這是他們第一次使用到真正實用的 AI 開發工具,它不僅不是噱頭,而且顯著提升了工作效率。
第二個時刻,是他們研讀了 OpenAI 與其他研究機構發佈的一系列 Scaling Law 論文。這些論文讓他們認識到:即使沒有新演算法,只要持續擴展模型參數與資料規模,AI 也會不斷進化。
在 2021 年末、2022 年初,他們堅定了一個判斷:AI 產品的時代真正到來了。但與大多數創業者圍繞“建構大模型”展開不同,Michael 和團隊試圖從知識工作的角度出發,反向思考在 AI 增強之下,各個具體工作場景會如何演變。
當時他們選了一個看似冷門的方向——機械工程。他們認為這個領域競爭小,問題空間明確,於是開始做 CAD 工具自動化。但很快他們發現,對機械工程缺乏足夠熱情,且缺乏資料語料,開發推進非常困難。
最終,他們決定回到最熟悉的領域:程式設計。雖然當時市場已有 Copilot、CodeWhisperer 等產品,但他們認為沒有人真正把願景推向極致。儘管這是最熱門、競爭最激烈的方向之一,但他們依然判斷“天花板”極高,足以支撐一家極具突破性的產品公司。他們放棄了“避開熱區”的策略,選擇了“在熱區做深”的路線。
Cursor 的核心決策之一,是不做外掛,而是建構一個完整的 IDE。在他們看來,現有 IDE 與編輯器的架構無法適配未來的開發方式與人機互動邏輯。
“我們希望能對整個介面擁有控制權,重新定義開發者與系統之間的互動介面。”這不僅是為了實現更自然的控制粒度,更是為了建構一套真正能承載下一代程式設計範式的系統底座。
Michael 同時認為,未來開發方式將是多形態並存的。有時 AI 像助手,在 Slack 或 issue tracker 中完成任務;有時則是 IDE 前台互動;也可能是背景執行某個流程,再前台迭代控制。這些都不矛盾,只要能讓使用者在全自動與手動控制之間靈活切換,就是合格的系統。
對於業界目前流行的“agent 熱”,他也表達了保留態度。完全將任務交給 AI 執行可能會使開發者變成“工程經理”,要不斷審查、批准、修改一群“很笨的實習生”的輸出。“我們並不相信那樣的路徑。最有效的方式是:將任務細化為多個步驟,讓 AI 一步步補全,而人類始終保持主導。”
Cursor 的早期版本完全從零開發,不依賴任何已有編輯器。最初他們只花了五周時間搭建出可用原型,並迅速替代自己原先的開發工具。整個從零寫程式碼到上線,僅用了三個月時間。發佈後超預期的使用者反饋促使他們快速迭代,最終在性能、體驗與開發速度之間找到平衡,轉而基於 VS Code 框架重構。
但在 Michael 看來,真正的成功並不是初版的速度,而是其後持續的最佳化。他承認:“最初三個月版本其實並不好用,關鍵是我們始終保持偏執式的改進節奏。”這份持續最佳化的節奏,最終形成了 Cursor 非常穩定的增長軌跡。雖然初期並沒有明顯“起飛”的感覺,但指數曲線的積累效應,最終在多次迭代後爆發。
雖然 Cursor 的爆發看似源於某個關鍵功能或產品決策,但 Michael Truell 表示,真正的秘訣其實非常簡單:“每天跑在正確方向上”。
這聽起來平凡,但要持續做到,極其不易。每一個決策,每一個迭代細節,都是從使用者視角出發,不斷地貼近實際場景,不斷地做減法、做最佳化。他們從不寄希望於一次性的爆款,而是深信產品價值必須經得起持續使用與真實反饋的打磨。
與這種理念相呼應的是 Cursor 背後的技術路徑選擇。Michael 提到,團隊在最初建構 Cursor 時,完全沒有打算自己訓練模型。在他看來,當時已經有足夠強大的開源與商用基礎模型,投入算力、資金和人力去從零建構新模型,不僅成本高昂,而且方向偏離了他們真正關注的焦點:建構有用的工具、解決具體的問題。
但隨著產品深入迭代,他們逐漸意識到,已有的基礎模型雖然強大,卻無法滿足 Cursor 中的關鍵場景。這些模型大多是為通用對話、問答或文字任務訓練的,缺乏對“多檔案結構化程式碼編輯”這類問題的原生理解。
於是,他們開始在內部進行自研模型的嘗試。最初是某個具體功能對延遲要求極高,現有模型的呼叫不具備可行性;嘗試自己訓練後發現效果遠超預期。自此,自研模型逐步成為 Cursor 的核心組成,不僅支撐了關鍵功能,也成為團隊招募的重要方向。
Cursor 中有一個關鍵特性,就是對“下一步編輯行為”的預測。這在寫作中難以實現,但在程式碼場景中卻極具可能性。因為程序具有很強的上下文連貫性——開發者修改了某個函數或檔案之後,接下來的若干操作往往可預測。
Cursor 的模型正是基於這種上下文邏輯,推理出使用者下一步可能會修改的檔案、位置、結構,並以近乎無感延遲的速度提供補全建議。這不僅僅是 token 等級的補全,而是結構化的程式碼片段級預測,其背後完全依賴專為此場景訓練的自研模型,而非通用基礎模型。
在模型呼叫成本極高的現實下,這類自研模型還能大幅降低產品使用門檻。要做到這一點,模型必須具備兩個特性:響應快、成本低。
Cursor 要求每一次補全推理必須在 300 毫秒內完成,而且在長時間連續使用中,不能產生過高的資源消耗。這種硬性約束,使得他們必須掌控模型本身的設計與部署。
除了承擔核心互動功能,Cursor 的自研模型還承擔了另一類重要任務——作為“編排器”輔助呼叫大型模型。例如在程式碼庫規模龐大時,大型模型很難知道該關注那些檔案、那些模組、那些上下文。
Cursor 的模型會先進行一次搜尋與歸納,從整個程式碼庫中提取相關資訊,再將其投喂給主模型。這就像為 GPT、Claude、Gemini 等大模型建構了一個專業的“資訊投喂管道”,讓它們的表現更加精準。
而在模型輸出端,這些草圖式的程式碼修改建議,也會先由 Cursor 的自研模型進行處理與重寫,轉化為真正可執行、結構化的補丁。
這種以多個模型協作、各司其職的系統架構,正如 OpenAI 所稱的“模型整合”。Michael 並不執著於從零建構模型,而是極其務實地選擇了現成的開源模型作為起點,比如 LLaMA。
部分場景下,他們也會與閉源廠商合作,微調模型參數,使之適配特定任務。他強調,重要的不是模型底層結構是否掌控在自己手裡,而是能否獲得可操作的訓練和定製權,以服務於產品的實際需求。
隨著技術體系不斷完善,另一個問題也逐漸浮現:在這樣一個快速演進的賽道上,Cursor 的護城河在那裡?對於這個問題,Michael 的回答極為清醒。他不相信“產品繫結”和“合同鎖定”可以建構真正的長期防禦力。
與傳統的 B2B 軟體不同,AI 工具市場的門檻變化非常劇烈,使用者試錯成本低,對新工具的接受度高。他坦言,這不是一個對傳統巨頭有利的市場,反而是鼓勵新生公司持續試錯、快速迭代、爭奪使用者選擇權的土壤。
從這個角度看,Cursor 所能依賴的護城河,並不是模型控制權,也不是資料壟斷,而是“持續建構最優秀產品的能力”。
這個行業更像 90 年代的搜尋引擎,或更早期的 PC 行業,每一次改進都能帶來顯著收益,競爭壁壘來自於不斷迭代形成的“深度慣性”,以及團隊組織能力與產品打磨體系的優劣差。
Michael 提出一個核心觀點:當一個市場仍存在大量未被滿足的需求,仍有大量可以最佳化的技術結構時,持續研發本身就是最大的護城河。它不需要靠繫結使用者,而是依靠自身的不斷進化,獲得時間與質量上的累計優勢。
他強調,這種“進化護城河”並不排斥競爭,也不代表市場只有一個贏家。但在“建構全球通用軟體建構平台”這一命題下,最終的確可能誕生一家規模巨大的超級公司。
儘管未來很可能有多個產品共存,但如果問題是“誰能承載全球範圍內最大規模的程式碼邏輯轉譯任務”,那麼最終可能只剩一家公司。原因並不在於其他公司做得不好,而在於使用者自然會趨向於使用最通用、最穩定、最具上下文理解力的平台。在這個領域,產品質量和進化速度決定著市場集中度。
他進一步指出,不能以傳統 IDE 市場的碎片化經驗去判斷這一輪技術演化的格局。2010 年代的 IDE 市場“沒有人賺大錢”,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編輯器能力已經接近上限,能夠最佳化的部分只是語法高亮、偵錯程式整合、快捷導航等基礎功能。但今天,開發者工具正處於新的範式起點,這個起點的目標,不再是最佳化一個編輯器,而是重塑整個知識工作者的任務流與表達結構。
AI 程式設計工具的本質不是替代程式碼,而是提升人類指令的表達能力、壓縮從想法到實現的路徑。這是一個比傳統開發工具更大得多的市場,也是一個具備平台屬性的未來通道。在這個通道里,誰能夠提供最流暢、最可靠、最理解上下文的程式設計體驗,誰就有機會成為下一代“軟體建構基礎設施”的代名詞。
Lenny 提及 Microsoft Copilot 時,也帶出了當前一個典型問題:最早進入市場的公司是否具備持續引領的能力?Michael 承認,Copilot 曾是整個行業的靈感來源,尤其在最初版本發佈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開發互動方式。
但他認為,微軟並未真正延續其初始勢頭,這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結構性難題。最早開發 Copilot 的核心團隊人員變動頻繁,在大型組織中難以形成統一方向,產品路徑很容易被內部博弈與流程複雜性所稀釋。
更根本的是,這一市場本身對 incumbents 不友好。它不像企業級 CRM 或 ERP 系統那樣依賴整合與繫結,也不具備使用者粘性極強的“防切換成本”。使用者選擇完全基於體驗差異,這決定了“產品力”而非“銷售能力”將是決定性因素。在這樣一個動態、開放、高頻試錯的市場中,真正能勝出的公司,是那些能用產品每周迭代、每月進步,並持續向技術上限衝刺的創業團隊。
Cursor 當前所展現出的方向感與產品節奏,恰恰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回應。它並不靠“封閉”,而是靠“持續建構一個世界上最好用的開發工具”這一簡單、清晰但極難實現的使命,吸引了開發者的主動選擇。
在建構一個面向全球開發者的 AI IDE 平台過程中,Michael Truell 最在意的不是模型能力的極限,而是使用者如何理解並善用這些能力。
當被問及,如果他能坐在每一個首次使用 Cursor 的使用者旁邊,會給什麼建議時,他並沒有講解功能或操作技巧,而是強調了一種思維模式的建立——對模型“能與不能”的本能判斷力。
他坦率地承認,目前 Cursor 產品本身在引導使用者理解模型邊界方面做得還不夠。在沒有明確的提示軌道和互動反饋機制下,很多使用者容易陷入兩個極端:要麼對模型寄予過高期望,嘗試用一條提示解決複雜問題;要麼因為第一次結果不理想便徹底放棄。
他建議的方式是任務拆解,即通過“小提示–小生成”的方式逐步推進,與 AI 進行持續的雙向互動,從而獲得更穩定、更高品質的結果。
另一個建議則更具策略性。他鼓勵使用者在沒有業務壓力的 side project 中“放手一搏”,嘗試將 AI 能力推向極限。
在不影響主線工作的情況下,通過一整套實驗性的項目,去感受模型真正能完成多少,失敗的邊界在那裡。這種“摔跤式探索”能夠幫助開發者建立更準確的直覺,也能讓他們在未來面對正式項目時更有把握。
隨著模型版本持續更新,比如 GPT-4.0 或 Claude 的迭代上線,這種判斷力也需隨之更新。他希望未來 Cursor 的產品能夠內建一套引導機制,使使用者無需每次都自己摸索模型的“脾氣”和界限。但在今天,這仍然是使用者需要主觀積累的技能。
對於常被問到的另一個問題——這類工具究竟更適合初級工程師,還是高級工程師——Michael 給出了精確的分類描述。
他指出,初級開發者往往更傾向於“完全依賴 AI”,試圖用它完成整個開發流程;而高級工程師則可能因經驗豐富而低估 AI,未能充分探索其潛力。前者的問題是“依賴太多”,後者的問題是“探索太少”。
他也強調,某些公司內部的資深技術團隊,尤其是專注於 Developer Experience 的架構師等級人才,實際上是最積極擁抱這類工具的一群人。他們既懂系統複雜性,又關注工具效率,因此往往在 AI 程式設計場景中取得最佳效果。
在他看來,最理想的使用者畫像並非初學者,也非已固化流程的老手,而是那些“資深但尚未僵化”的中段工程師——具備系統理解力,同時對新方法保持好奇和開放。
當被問到,如果能回到最初創辦 Cursor 的那一年,會對自己說什麼建議時,Michael 選擇了一個並不技術化的回答——招聘。他反覆強調,“找到對的人”是僅次於產品本身的最重要工作。
尤其在早期,組建一支世界級的工程和研究團隊,不僅是產品質量的保障,也是組織專注力、節奏和文化的決定性因素。他所尋找的人才,必須兼具技術好奇心、實驗意願,以及在浮躁環境中保持冷靜判斷的能力。
他回憶道,Cursor 在招聘過程中曾走過很多彎路。一開始,他們過於看重“高光履歷”,傾向於招來自名校、年紀輕、擁有標準成功路徑的年輕人。但最終他們意識到,真正合適的人才往往不在這些傳統範本中。相反,那些職業生涯稍晚、經驗高度匹配、技術判斷力成熟的人,反而是推動團隊飛躍的關鍵力量。
在招聘流程上,他們逐漸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最核心的是一項為期兩天的“工作測試”制度。候選人需要在規定時間內,與團隊共處並完成一個高度貼近真實項目的任務。
這個流程看似繁重,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僅可擴展,還顯著提升了團隊的判斷精準性。它不僅考察了候選人的程式碼能力,也測試了協作溝通、思維方式和動手能力,甚至也幫助候選人判斷“是否願意與這支團隊長期共事”。
“共事式面試”機制,逐漸演化為 Cursor 團隊文化的一部分。他們將招聘過程視為一種雙向選擇,而非單向評估。在公司尚未被市場廣泛認知、產品尚未成熟時,團隊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吸引力。
他坦言,早期許多員工的加入,源自於一次甚至多次的共處經歷,而非對薪酬或估值的判斷。如今,這一制度仍被保留並運用於每一位新候選人。Cursor 的團隊規模目前仍保持在 60 人左右,這一數字在很多 SaaS 公司中已算精簡。
Michael 指出,他們有意保持了這種精幹配置,尤其是在非技術崗位的擴張上保持克制。他承認,未來一定會擴大團隊,以增強客戶支援和營運能力,但就目前而言,他們依舊是一家高度工程、研究和設計驅動的公司。
談到如何在 AI 行業日新月異的發佈節奏中保持專注,Michael 並不依賴複雜的組織制度。
他認為,組織文化的根基在於招人本身。如果能招到那些理性、專注、不被熱點情緒左右的人,團隊自然會擁有良好的節奏感。他坦承 Cursor 仍然有改進空間,但整體來看,他們在“只關注做出卓越產品”的文化引導上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很多公司試圖通過流程與組織設計解決的問題,其實可以通過“找對人”提前避免。他們的開發流程極為簡潔,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團隊中成員普遍具備自律性和協作精神。他特別強調了一個共同的心理特質:對外界喧囂擁有“免疫力”。
這種免疫力並非天然存在,而是在長期行業經驗中逐漸形成的。早在 2021 年、2022 年,Cursor 團隊就已在 AI 程式設計方向上進行探索。當時 GPT-3 還沒有 Instruct 版本,DALL·E 和 Stable Diffusion 尚未公開,整個生成式 AI 行業還處於技術萌芽期。
他們經歷了圖像生成的爆發、對話模型的普及、GPT-4 的發佈、多模態架構的演進、視訊生成的興起……但這些看似熱鬧的技術潮流中,真正對產品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其實極少。
這種對“結構性創新”與“表面噪音”的分辨能力,成為他們維持專注的重要心理基礎。他將這種方式與過去十年深度學習研究界的演進進行類比:雖然每年有無數新論文問世,但真正推動 AI 前進的,是極少數優雅而根本性的結構突破。
回顧整個技術範式的變遷,Michael 認為,當前 AI 的發展正處在一個極為深刻的轉折點。
外界常常陷入兩個極端:一部分人認為 AI 革命即將降臨,幾乎一夜之間顛覆一切;另一部分人則將其視為炒作、泡沫、不足為道。而他的判斷是,AI 將成為比個人電腦更深遠的範式轉移,但這一過程將是一個“多年代”的持續演進。
這場演進並不依賴於某一個系統、某一種技術路線,而是由大量細分問題的獨立解決所組成。有的是科學問題,比如模型如何理解更多資料類型、更快速地運行、更高效地學習;有的是互動問題,比如人類如何與 AI 協作、如何定義權限邊界、如何建立信任機制;有的是應用問題,比如模型如何真正改變現實工作流程、如何在不確定性中提供可控輸出。
在這場演進中,他認為會出現一類關鍵企業——專注於某一知識工作場景的 AI 工具公司。這類公司將深度整合基礎模型,也可能自主開發核心模組,同時建構最合適的人機協作體驗。他們不會只是“模型呼叫器”,而是將技術與產品結構打磨到極致,從而成長為新一代平台企業。這類公司將不僅提升使用者效率,更可能成為推動 AI 技術演化的主要力量。
Michael 希望 Cursor 能成為這類公司中的一員,同時他也期待看到在設計、法律、市場等更多知識工作領域中,出現一批同樣專注、紮實、技術深度與產品敏銳度兼具的 AI 創業者。未來不屬於炒作者,而屬於那些真正解構問題、重塑工具、理解人與技術關係的建設者。
他還指出,2025 年對 Cursor 來說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打造行業裡最好的產品,二是將其大規模推廣出去。他形容當前的狀態為一場“土地爭奪戰”:市場中絕大多數人尚未接觸這類工具,或者仍在使用更新緩慢的替代品。因此他們正在加大對市場、銷售、客戶支援等方面的投入,同時也持續尋找那些能夠從技術層面推動產品邊界的優秀人才。
談及 AI 對工程崗位的影響,Michael 給出的回答頗具冷靜。他不認為工程師會被快速取代,相反,他認為工程師在 AI 驅動的未來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短期內,程式設計方式會發生巨大變化,但很難想像軟體開發會突然變成一個“只需輸入需求,系統就自動完成”的過程。AI 確實能讓人類從低層級的繁瑣實現中解放出來,但方向、意圖、結構設計等核心決策,仍必須由專業開發者把控。
這種判斷也意味著,隨著軟體建構效率大幅提升,需求端的彈性將被徹底釋放。換句話說,軟體本身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建構,成本大幅下降,最終帶來的是整個市場規模的擴張。更多問題可以被建模,更多流程可以被系統化,更多組織會嘗試定製自己的內部工具,而不是接受通用方案。
他用一段親身經歷說明了這一點。在他早年參與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中,團隊當時亟需建構一套適配內部流程的工具系統,但市面上的方案並不匹配,自己開發的效率也非常有限,結果是絕大部分需求被擱置。
這種場景在各行各業中仍普遍存在,說明軟體開發的門檻依然很高。如果那一天做軟體像移動檔案、編輯幻燈片一樣簡單,那釋放出來的,將是一個全新的應用時代。
最後,他強調 AI 不會減少工程師數量,反而會使得工程崗位的結構發生變化。那些善於與 AI 協作、能夠理解系統邏輯、具備產品直覺的工程師,將在新一代工作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 (有新Ne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