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暗殺清單”到“灰色內戰”：明尼蘇達槍擊案與美國政治暴力演變

引言

2025 年 6 月 15 日凌晨，明尼蘇達州接連發生針對多名民主黨州議員及其家屬的槍擊案：前州眾議院議長梅麗莎·霍特曼及其丈夫當場身亡，州參議員約翰·霍夫曼與妻子重傷。嫌犯羅伊・貝爾特偽裝成警察，駕駛裝有爆閃燈的車輛，在九十分鐘內連續襲擊三處住宅，並在遺棄車輛和住處留下記載 45 名公職人員資訊的“暗殺清單”。州政府立即降半旗，司法部以可判處死刑的六項聯邦罪名起訴該槍手。案件表明，美國政治暴力正呈現三個明顯的新特徵：作案地點從公共空間轉向官員私宅，暴力主體由群體行動轉向單人策劃，極端化過程則依託網路資訊工具而大幅加速。情感極化使得部分民眾將政治對手視為威脅自身生存的“他者”，而數字平台同時為潛在襲擊者提供了目標資訊、戰術教學和心理強化。本文將回溯案件脈絡，分析這一獨狼式行刺的策劃手法與執法盲區，探討情感極化和隨機恐怖主義如何共同降低政治暴力門檻，並評估事件對明尼蘇達乃至全美地方政治生態和選舉安全的長期影響。

01

事件溯源與多維反應——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

1午夜敲門：91分鐘的連環襲擊

2025年6月15日凌晨2時04分，貝爾特駕駛一輛裝有警用爆閃燈的黑色SUV，抵達了民主黨州參議員約翰·霍夫曼（John Hoffman）位於尚普林（Champlin）的住所 。他身著戰術服、防彈背心，佩戴偽造的警察徽章，並用一張足以亂真的全頭矽膠面具掩蓋其真實面目。他以一套精心設計的劇本——高聲敲門並反覆呼喊“警察，開門！”——誘使霍夫曼夫婦打開了家門。在短暫的對峙後，貝爾特向霍夫曼及其妻子伊薇特（Yvette）連續射擊，導致兩人身受重傷。

僅僅20分鐘後，即凌晨2時24分，貝爾特驅車10英里（約16公里）抵達梅普爾格羅夫（Maple Grove），試圖對另一位民主黨籍公職人員（“Public Official 1”）的住宅發動襲擊。他再次使用了同樣的警察偽裝策略，但由於目標人物恰好外出度假，此次行動未能得手。

凌晨2時36分，在新霍普（New Hope），貝爾特將目標鎖定為州參議員安·雷斯特（Ann Rest）。此時，地方執法部門已因霍夫曼槍擊案而警覺，並派遣一名警官前往雷斯特住處進行安全巡查。該警官在現場發現了貝爾特的車輛，並一度誤認為其是前來執行同樣任務的同事。當警官試圖與貝爾特溝通時，後者毫無反應。警官遂先行前往雷斯特住宅確認安全，待其呼叫增援後返回時，貝爾特已經逃離。

約3時30分，布魯克林帕克（Brooklyn Park）警方抵達前州眾議院議長、民主黨資深領袖梅麗莎·霍特曼（Melissa Hortman）的住所時，貝爾特正在門前持槍掃射。衝突中，霍特曼及其丈夫馬克均身中數彈，不幸身亡。警方當場逼退持械闖入的貝爾特，他棄車徒步潛逃。在遺留車輛中，調查人員起獲了5件槍支（含半自動步槍）、大量裝填好的彈匣、戰術防彈衣、“Police”（警察）字樣假車牌、醫用急救包及睡眠眼罩等裝備。更引人警覺的是，車內和嫌犯住處發現多本筆記，記載了超過45名州和聯邦公職人員的姓名，大多為民主黨籍，還詳列了這些官員的住址和家庭成員姓名。“暗殺清單”中赫然多次出現霍特曼的名字，附註其家庭情況。

執法部門指出，貝爾特利用各類網站蒐集個人隱私資訊（例如住宅地址）並購買擬真面具等工具，顯然為這場精心策劃多月的連環謀殺做了充分準備。正如FBI在宣誓書中所述，貝爾特“展開了一場有計畫的跟蹤與暴力行動，旨在令明州議員及其家人心生恐懼，甚至傷亡”。經過兩日大規模搜捕，這名槍手最終被捕歸案。

這一系列行動的複雜性——從精心的前期偵察、目標篩選，到專業的裝備（改裝車輛、高度逼真的面具、戰術裝備），再到嚴謹的戰術執行（警察偽裝話術、多點攻擊路線）——使其遠遠超出了衝動型暴力犯罪的範疇。它所呈現的，更像是一次准軍事或情報式的行動。這表明，在美國國內政治語境下自我激進化的個體，其能力和心態已發生質變。襲擊者不再僅僅是一個憤怒的公民，而是一個將自己定位為執行政治任務的“士兵”。這種行動上的成熟度，使得此類威脅比組織鬆散的群體性抗議活動更加致命，也更難預測與防範。

2025 年 6 月 16 日，明尼阿波利斯，檢察官宣佈計畫以多項聯邦罪名起訴貝爾特，指控其殺害霍特曼及其丈夫馬克。照片中展示了在與貝爾特有關的車輛中發現的武器圖像 來源：路透社

2半旗下的政治迴響：兩黨譴責與輿論恐慌

在州一級，亨內平縣檢察官辦公室迅速以二級謀殺和二級謀殺未遂罪名對貝爾特提起訴訟，並明確表示將尋求大陪審團以一級謀殺罪名正式起訴他。一旦定罪，一級謀殺在明尼蘇達州意味著強制性的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 。

然而，事件迅速升級到聯邦層面。司法部介入，提出了六項聯邦指控，其中包括利用互動式電腦服務進行跟蹤以及在跟蹤過程中使用槍支謀殺等重罪。明尼蘇達州代理聯邦檢察官約瑟夫·湯普森（Joseph Thompson）在新聞發佈會上公開強調，這些聯邦指控為判處死刑提供了可能性。根據司法程序，聯邦案件將優先於州級案件進行審理。

明州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在案發當日下令全州政府大樓降半旗，對這一“出於政治動機的暗殺”表示震驚和哀痛，並讚揚霍特曼畢生致力於公共服務的奉獻精神。沃爾茲呼籲全民團結抵制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誓言凶手必將被繩之以法。兩黨主流政要也罕見地步調一致，在第一時間譴責襲擊“邪惡且無法容忍”。州眾議院共和黨籍少數黨領袖麗莎·德穆斯（Lisa Demuth）發表聲明，稱這一針對同事的行徑“令人心碎、超出言語”，她號召民眾為傷亡者家屬和仍在奮力抓捕嫌犯的警員祈禱。川普亦通過白宮聲明介入，譴責了這起“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並表示“絕不容忍”，同時指示司法部長和聯邦調查局（FBI）徹查此案。

然而，在官方同聲譴責的表象下，美國輿論場迅速滑向熟悉的黨派攻訐循環。部分共和黨支持者將此事與治安和心理健康問題掛鉤，質疑民主黨治下執法不力，甚至有陰謀論者無端暗示“是州長沃爾茲痛下黑手”；極右翼網紅人物更傳播謠言，稱霍特曼“因密謀倒戈共和黨”而遭滅口，或將嫌犯栽贓為州政府成員。這些毫無根據的詭謬言論在社交媒體發酵，加劇了保守陣營對官方說法的不信任。

與此同時，許多自由派人士將矛頭指向川普及右翼媒體，認為其長期煽動性的選舉陰謀論和仇恨標籤助長了貝爾特之流的極端行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就直言，必須正視“正在把個人推向極端的有毒力量”，號召兩黨共同遏制政治極化言論，並切實加強要員安保。

可以說，悲劇喚起了全國性的恐慌與反思：一方面，民眾對政治暴力的恐懼空前高漲；另一方面，兩黨內部圍繞責任歸因和應對之道再現分歧。主流輿論既有要求嚴懲兇徒、保護民主的共識，也潛藏著對立情緒的升溫。

02

演化動力——從情感極化到隨機恐怖主義

1情感極化與合法性遞減的惡性螺旋

理解貝爾特式暴力的根源，必須首先理解一個核心概念：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根據美國西北大學政策研究所（IPR）等機構的研究，情感極化並非指民眾在政策議題上的立場分歧，而是指普通黨派支持者對敵對政黨成員發自內心的厭惡、不信任和憎恨 。其主要驅動力並非對本黨的“熱愛”，而是對另一方的“憎惡”。在這種現象下，黨派身份超越了政治偏好，演變為一種與種族、宗教、地理等緊密捆綁的“超級身份”（mega-identity），將政治對手視為完全不同的社會群體。

這種深度的情感對立，為極端行為創造了一個危險的“許可結構”。當政治對手不再被視為擁有不同意見的同胞，而是威脅自身生存方式的“他者”時，使用非常規手段的心理門檻便大大降低。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4年10月大選前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86%的選民認為，川普和哈里斯的支持者在“基本事實”上都無法達成一致。 更令人警惕的是，這種對立情緒正轉化為對暴力的默許。《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引用的一項2021年研究發現，在國會山騷亂之後，仍有56%的共和黨人同意“如果民選領袖不能保護美國，人民必須自己動手，即使這意味著採取暴力行動”。同一研究還指出，到2021年2月，有五分之一的共和黨人和13%的民主黨人認為，為實現政治目標而立即採取暴力是正當的 。這意味著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已將暴力視為政治工具箱中的一個選項。

情感極化不僅僅是製造敵意，它從根本上重塑了個體感知政治現實的方式，成為政治暴力的“作業系統”。首先，它導致非人化。它將政治對手從“意見不同者”轉變為不合法、具有威脅性乃至“邪惡”的外部集團 。這種心理上的疏遠，是實施暴力的必要前提。其次，它 引發合法性危機。

當對“另一方”的信任崩塌時，對他們所參與的整個民主程序的信任也隨之瓦解。選舉、法院、立法機構不再被視為中立的仲裁者，而被看作是敵人用來鞏固權力的工具。最後，它為法外手段正名。當民主程序被視為非法時，“非常規”或暴力手段就不再僅僅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被感知的、為求自保的“必要之舉”。貝爾特的暗殺行動，正是這一邏輯鏈條的終極體現：如果整個體系被一個邪惡實體所控制，那麼個體就必須在體系之外採取行動來“拯救”它。

2模式升級：從國會山到住宅暗殺

在與上一波群體性暴力相比，近期美國政治暴力的模式出現“升級”：從群眾騷亂轉向定點清除，從國會山前的明火執仗演變為寓於社區街道的“住宅暗殺”。2021年1月6日發生的國會山騷亂，是典型的群體動員式暴力：一大批總統支持者在號召下聚眾衝擊聯邦立法機關，以阻撓選舉認證。彼時執法部門雖準備不足，但事後加強了重要場所的安保，對大規模集會和極端組織活動嚴加防範。

然而，本案中貝爾特單兵作戰、夜半入戶行兇的模式，卻揭示了另一個執法盲區。他沒有公開號召煽動，也非臨時起意的憤怒暴民，而是經過長時間策劃、精確鎖定個人目標的“獨狼”。這種“家庭化”襲擊令傳統安保體系措手不及：國會警察和州議會的警衛再嚴密，也難以及時保護每一位分散各地的議員住所；地方警方平日主要應對街頭犯罪，對冒充自己人的政治刺客更是防不勝防。此次慘劇後，國會參議院立即要求加強對明州等地議員的人身保護。多州也緊急調整要員防護策略，例如將議員家庭住址從公開網站撤下、為活動安排安全警戒等。

對比群體性暴力事件，這類小規模、隱匿式的定點襲擊更難通過情報預警撲滅於萌芽——它不依賴公開串聯的大型陰謀，而可能只是潛伏於網路和內心的孤立決心。貝爾特案發前沒有明顯的公開威脅言論，即使曾同受害者在州就業委員會共事，也未引起特別注意。可以說，美國執法機關過去數年聚焦防範“大規模暴亂”和暴恐團體，但面對這種“本土潛伏者”發動的私人領域政治謀殺，尚缺乏成熟的應對機制。

貝爾特作為一個沒有明確證據顯示其參與有組織極端團體的個體 ，其激進化路徑契合了“隨機恐怖主義”（Stochastic Terrorism）的理論模型。該理論由風險分析師和犯罪學家提出，指的是公眾人物或有影響力者利用大眾傳播媒介，持續地對特定群體進行妖魔化、非人化的言語攻擊，雖然沒有直接下達暴力指令，但使得暴力事件的發生在統計學上變得可以預測。這一模式的關鍵在於，煽動者可以保持“貌似合理的否認”（plausible deniability），聲稱自己從未號召暴力。在這個模型中，“隨機恐怖分子”可以是某位具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而實施暴力的“獨狼”，則是被其言論所“啟動”的執行者。

貝爾特的案例正是這一理論的現實寫照。他的作案準備高度依賴數字工具。聯邦起訴書明確指出，他利用了“基於網際網路的人物搜尋引擎”來蒐集目標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員資訊，為他的“暗殺清單”提供情報支援。他的個人背景——據報導持有強烈的反墮胎立場並支援川普 ——使他恰好處於被煽動性政治言論密集轟炸的人群之中。他缺乏與正式極端組織的聯絡，這非但不是反證，反而恰恰是隨機恐怖主義模型的核心特徵。他不需要直接的命令，他被瀰漫在資訊環境中的仇恨氛圍所動員。

如果說歷史上煽動性言論的傳播受限於演講者的音量或傳單的發行量，那麼現代網際網路則將隨機恐怖主義“工業化”了。其機制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規模化：單一信源的煽動性言論，可以在瞬間通過社交媒體觸及數百萬乃至上億受眾。二是自我強化：演算法驅動的“資訊繭房”和線上社群，會不斷過濾、重複並強化妖魔化的資訊，為使用者建構一個與現實脫節的、高度極化的“擬態環境”。 三是操作化：輸送激進意識形態的網際網路，也同時提供了將其付諸行動的全套工具——從線上地圖、公共記錄資料庫、資料掮客，到關於戰術、裝備的各類教學。貝爾特利用網路搜尋工具建構其攻擊目標包 ，就是最典型的例證。網際網路已不再僅僅是宣傳工具，它已經演變成一個集激進化、動員和行動策劃於一體的全功能平台。

03

對明州政壇與美國政治文化的長尾衝擊

這起暗殺式槍擊案為美國地方政治參與敲響警鐘：基層民主的開放性與公職人員的人身安全陷入緊張拉鋸。霍特曼遇害促使鄰州北達科他立即從議會官網撤下議員家庭住址，新墨西哥州議會也緊急遮蔽了所有議員的住宅資訊。多州相繼出台保護官員隱私的措施，例如科羅拉多州州務卿下令臨時關閉競選財務資料庫，以刪除31位官員的家庭聯絡資料；威斯康星州議會罕見要求在近期立法會議上增加安檢和警力，以應對潛在威脅。

這些舉措體現了民主制度的兩難平衡：一方面，人民選出的代表理應保持對選民的開放透明，傾聽民意、方便公眾接觸；另一方面，在極端風險升高的當下，公開個人資訊無異於讓民選官員時刻暴露於危險之中。北達科他一位郡治安官坦言，這是“在公開與安全之間走鋼絲”——官員希望親民，但也擔心家人安危。

過去，美國各級議會大廈很多都實行對公眾“敞開大門”的傳統（例如威斯康星州州議會多年沒有安檢和門禁），這被視為民主親和力的象徵。但霍特曼案後，一些地方開始醞釀更嚴格的准入限制和安檢措施，其直接影響是草根參政和公共參與的門檻提高。普通民眾現在更難直接見到官員本人與之交流，而有志競選地方公職的人也不得不考慮額外的安保成本、甚至生命風險。短期來看，此事件可能對選民行為產生微妙影響：有人因憤懣與不安更積極投票，以表明對政治暴力的譴責與捍衛民主的決心；也有人因為恐懼退縮，減少線下政治集會和競選活動的參與。

學界研究表明，政治暴力的陰影會壓抑部分民主參與，例如曾有三成選務人員在2020年選後表示感到人身不安全而考慮退出工作。在明尼蘇達，下屆選舉的投票率與候選人光譜是否受此事衝擊，還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基層政治生態已被注入一劑寒意，如何在保證安全的同時不讓民主變得疏離，將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對的新課題。

從明州政壇到全國黨派版圖，此案可能催化議題重排與陣營互信的進一步塌陷。2026年，明尼蘇達將迎來州長選舉，兩黨競選綱領中“安全 vs. 自由”的張力預計將顯著升溫。民主黨陣營或許側重強化對本土極端主義的打擊、呼籲更嚴格的槍支管控和言論規範，以確保公共安全；共和黨方面則可能強調保障官員自衛權利（例如鼓勵議員配槍自保）、反對過度限制民眾資訊獲取和集會自由，以捍衛傳統自由價值。

事實上，在本案後通過的各州隱私保護法案中，不乏共和黨控制州主動推進的例子（如路易斯安那州立法允許官員要求移除本人資料），表明安全訴求超越黨派受到重視。但另一方面，雙方對於威脅源頭的認知依舊對立：民主黨人傾向於將暴力歸咎於右翼陰謀論和槍支氾濫，共和黨人則強調精神健康問題和個案因素，不願將其與自身政治言論掛鉤。可以預見，在未來選戰中，彼此的不信任會借題發揮：共和黨可能指責民主黨沒能保護好本州高官，要求“law and order”（法律與秩序）回歸；民主黨則反擊共和黨放縱極端言論釀禍，號召選民反對“煽動仇恨的人”掌權。這種零和話語將進一步侵蝕兩黨互信，使得競選議題向生存安全傾斜——從政策之爭演變為對“誰能保我平安”的較量。

更深層次的隱憂在於，明尼蘇達槍擊案凸顯美國民主的合法性危機正在滑向《民主雜誌》所謂的“灰色內戰”。這個概念描述的是一種非全面武裝衝突卻持續內耗的危險狀態：政治衝突不像內戰那樣明朗宣戰，卻充斥著暗殺、恐嚇、綁架等零星暴力，民主競爭淪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近年來，從針對選舉官員的死亡威脅激增，到密歇根州州長險遭綁架，再到本案中議員家中遇襲，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朝這種灰色地帶滑行。民主制度賴以運轉的基本共識——承認對手合法性、遵守和平競爭規則——正在被侵蝕。當一方陣營中相當比例的人認為“如果對手贏得選舉，美國將不復存在”，他們就不再視對手為合法的競爭者，而是存亡敵人。於是，程序性的民主博弈讓位於生存賽邏輯：輸不起、等不得，甚至不惜破壞規則求勝。這種心態正是內戰前夜最危險的訊號之一。

研究者雷切爾·克萊因菲爾德指出，美國近年政治暴力呈“去組織化”趨勢，即多數暴力行徑由無正式組織背景的個體完成。這意味著暴力更難被監控預防，卻也反映出一種草根層面的撕裂：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正願意支援或原諒政治暴力，只要他們認定那有助於己方陣營。在這樣的社會心理土壤下，民主選舉不再被視為和平解決爭端的唯一途徑，反而可能被看作另一種“戰場”。“灰色內戰”狀態下，制度性的制衡和妥協機制失靈，取而代之的是每一次選舉都被等同於對國家命運的豪賭，每場政治鬥爭都帶著你死我活的味道。

明尼蘇達槍擊案將美國政治暴力的風險從“可預見”推向“日常化”。在情感極化的社會土壤裡，一名裝備精良的獨行者即可撬動整個政治安全架構的脆弱點：官員私人住所以及家屬的人身安全。案件暴露出的資訊洩露、執法協同不足和輿論放大效應，提醒各級政府必須在保護公眾參與度與加強要員安保之間重新校準平衡。未來美國能否遏制政治暴力的擴散，將取決於制度韌性與社會自我修復能力能否同步發揮作用；明尼蘇達的悲劇只是敲響了警鐘，後續應對才真正考驗美國政治的健康度。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