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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險！昏迷女子正要捐獻器官，醒了！差點被活摘，她現在完全康復了...
Danella Gallegos今年41歲，過得並不是很好。
前些年，她淪落到流浪街頭的地步，還差點死掉。
如今的她已經康復，卻覺得自己只要活著就已經挺幸運了，畢竟她已經見識過“地獄”的樣子。
2022年，Gallegos在新墨西哥州的街頭流浪，也不知是出了什麼問題，突然陷入了昏迷。有好心人把她送到了醫院，聯絡上了她的家人。
結果家人趕到時，只聽到醫生冷冰冰的死亡宣判：人沒救了，永遠康復不了了。
看不到任何希望，她的家人最終同意捐獻Gallegos的器官，另一邊，該州的捐贈中心也做好了準備。
就在這時，轉機出現了。
在Gallegos“死亡”前幾天，她的家人突然發現她的眼睛含著淚水，似乎還並沒有徹底死亡。
對此，捐贈中心的協調員卻表示：
你們想多了，只是流淚反射罷了，人早就沒救了。
捐獻手術當天，醫生們將Gallegos推到術前準備室，她的兩個姐姐握著她的手，強壓著情緒看著醫生撤掉她的生命維持系統。
可大姐感覺不對，因為她感覺自己握著的手突然動了一下。
醫生叫Gallegos眨眨眼，她真的眨了，房間裡爆發出陣陣驚呼。
捐贈中心的協調員此時依舊想要繼續“捐贈”，表示這只是反射，打點嗎啡減少她的活動就行了。醫生果斷拒絕，將她推出手術室，繼續為她治療。
醫生的決定挽救了Gallegos的生命，她最終完全康復。
兩年後，Gallegos向美國衛生部投訴了新墨西哥州捐獻中心，調查目前仍在進行中。
但醫院的一位資深ICU護士表示，當初醫院做出治療決定後，捐贈中心一直在給他們施壓：“他們只想得到器官，太激進了，令人作嘔。”
當然，捐贈中心否認了這一點，寫了封聲明稱不會干預醫療決策，患者應由醫院負責等等。
如今想到此事，Gallegos只覺得一陣陣後怕：“我感到非常幸運，昏迷期間，我只覺得非常害怕，沒有太多其他感覺。但一想到我的生命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結束，我就覺得很瘋狂。”
很可悲的是，Gallegos的遭遇如今在美國並不是很罕見。
上個月，《紐約時報》走訪了全美的多家醫院，得到的結果令人震驚：
橫跨19個州，多達55位醫務工作者見過至少一例自己覺得不妥的捐獻案例——這些捐獻者後來有的像Gallegos一樣康復了，但大多數就那麼死掉了。
多個州的醫務人員表示，曾看到捐贈中心協調員說服醫生給捐贈者注射嗎啡、異丙酚等藥物，以加速其死亡。
可他們真的需要死嗎？他們一定會死嗎？
2024年5月21日，Misty Hawkins正在阿拉巴馬州的家中吃午飯，她出生起就有一點輕微智障，吃三明治時意外被噎到了。
她的繼父叫了救護車，醫院最終也幫她拿掉了堵塞的食物，可耗費的時間過長，Hawkins仍大腦缺氧，一直昏迷，需要靠呼吸機維持生命。
她母親接到消息，急吼吼地從單位趕到醫院，卻聽到醫生說，Hawkins這輩子應該都不能自主呼吸了，現在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在療養院作為植物人了卻殘生，二是撤掉呼吸機，送她離開。她有72小時做選擇。
經過痛苦的權衡，母親最終認清了現實，她不想女兒一輩子受苦，體面地離開或許是更好的選擇。她還詢問了器官捐獻的相關事宜，希望這場悲劇能給世界帶來一點積極的影響。
阿拉巴馬州的採購組織“希望遺產”接手了這次捐贈。進行完檢測、選定了受體後，就安排了外包公司派外科醫生來摘取器官。
Hawkins被推進手術室，家人與她做了最後的告別。後來就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
Hawkins去的這家醫院是家三級創傷中心，很小，也很少處理器官捐獻。在手術室裡，醫院的醫生取下Hawkins的呼吸機，給她注射了鎮靜劑。103分鐘後宣佈她死亡，因為這個時間已經接近了器官存活的極限。
然後外包公司的外科醫生就進了手術室，等待5分鐘後開始手術（通用流程，等5分鐘確保心臟不會再跳）。
結果外科醫生打開胸腔，卻馬上看到Hawkins的心臟跳動起來。根據“希望遺產”的記錄，外科醫生還注意到她“隨後有喘息呼吸”。
外科醫生趕緊停下手術，離開了房間。另一位醫生給Hawkins縫合了傷口。12分鐘，Hawkins又一次被宣佈死亡。
她母親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希望遺產”的電話。一位協調員告訴她，Hawkins的器官最終沒有被使用，但沒有告訴她詳情，醫院也沒有。
直到一年多後，《紐約時報》進行調查走訪，她母親才終於知道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後來，《紐時》請了5位重症監護專家分別審查Hawkins的病歷，而專家們不約而同地表示，她的心臟在等待期後重新跳動幾乎是不可能的。早有研究顯示，一旦生命維持系統被撤銷，人類的心臟在5分鐘後不能自行恢復跳動。
最讓他們震驚的是Hawkins還有呼吸的跡象，這意味著她至少還有輕微的腦補活動，也就是說，宣佈她死亡很可能為時過早。
不出預料，幾家涉事機構——醫院、“希望遺產”、外包公司——均擺出一副“不負責，不予置評”的樣子。只有Hawkins的母親難以接受，一年多過去了，她依舊每天跟女兒說話，把她的臥室佈置得和生前一模一樣，好像她沒有離開。
類似地，2023年的邁阿密，一位頸部骨折的患者在捐獻前開始哭泣，死死咬住了呼吸管。一名捐獻機構的工作人員覺得很明顯，他不想死，但最終，醫生給他注射了鎮定劑，撤掉了生命維持系統，靜靜等他死掉，然後摘除了器官。
在西弗吉尼亞，一名27歲男子因車禍而癱瘓，鎮靜劑剛剛消退，就有捐獻中心的人把他推進手術室，問他要不要捐獻器官。
他通過眨眼來交流，表示自己不同意。但捐獻中心的協調員還是希望他捐......
此案的醫生表示，像他這樣經歷過鎮靜的決定根本說明不了什麼，除非等鎮靜完全消退，給他做一次全面的神經檢查，才能確定他是否足夠清醒，有沒有能力做決定。換言之，那時候詢問他是否同意捐獻根本就是不合倫理的。
“真是場災難，處理得完完全全不合適，”一位醫生在和同事的簡訊中斥道。
兩天后，病人自主決定撤掉生命維持系統，離開了人世，最終也沒有捐獻器官。
其實受創的也不只是病人和家屬而已，有些醫護人員見證了一些堪稱“草菅人命”的案例，心裡也會受不了。
比如Bryany Duff，科羅拉多州的一位外科技師，曾見過一位病人死得不明不白。她記得她是一個中年女子，之前還能哭，還能四處張望。但最終醫生給她打了鎮定劑，撤掉了她的呼吸機。
她幾小時後去世了，更悲劇的是，她死去的時間不在器官捐獻的時間窗口內，所以器官也沒用上。Duff感到強烈的衝擊：她好像白死了。
“我感覺，如果她能多用一段時間呼吸機，她可能就挺過來了，”Duff說，“我感覺自己像是參與了一場謀殺。”
在這之後，Duff辭掉了工作，暫時離開了醫療行業。
那麼，這一樁樁無比草台的“捐贈”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呢？
這和美國的器官移植系統有關。前些年，美國的大多數捐贈器官來自腦死亡者，但現在卻越來越依賴“循環死亡捐獻”，簡而言之，就是心臟停跳。
循環死亡和腦死亡的患者區別還是很大的；
後者是已經腦死亡，靠著生命維持系統維持著器官的活性；
前者通常處於昏迷狀態，也靠生命維持系統活著，但還有一定程度的腦部活動。
他們最終能不能活下來是未知數，只是醫生通過經驗判斷這人肯定活不了了。隨後醫生會詢問家屬是否同意捐獻，一旦同意就撤掉呼吸機，等待病人心臟停跳。
但最大的問題在於：只要是人的判斷，就會有出錯的可能。
去年，循環死亡捐獻已經佔了所有器官捐獻的三分之一，達到約2萬個器官，是五年前的三倍。
到了這個基數，就算醫生出錯的可能性很低，“冤死”的病人數量也不可忽視了。
這其實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去年《神經創傷》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簡單來說，醫生如果覺得病人挺過來的希望不大，會在病人進入ICU後和家屬探討預後問題：他們是想讓病人活，還是終止生命維持？
大多數患者最終的確會去世，但繼續使用生命支援系統的患者有42%都恢復得不錯，能夠一定程度上恢復獨立生活，少數患者甚至可以完全康復。
說穿了，醫生的判斷有時候並不一定準確，多用一段時間呼吸機，說不定有奇效。
可美國現在的器官捐獻缺口太大，有10萬多人正在等待移植，許多人到死也未必能等到合適的器官。
而在去年，移植系統卻創下了移植數量記錄，主要就歸功於循環死亡捐獻......
一方面，這確實救了很多人的命；
但另一方，它是否合乎倫理，恐怕是一個需要再爭論很久很久的問題........ (英國那些事兒)